孤獨的音樂旅者：田豐傳（簡體書）

兩年前，雪鈞小兄來我家，談及想為當代中國重要作曲家——田豐寫傳并征詢我的意見時，我持支持態度。兩年后的2013年初春，也就是在田豐誕辰八十周年前夕，當三十多萬字的《田豐傳》書稿放在我案頭并請我作序時，我心里為之一震。
為音樂家寫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是因為，音樂寫作不同于其他文學創作。文學大家蕭伯納就曾說：“音樂寫作(或樂評家)必須由具有相當功底和成就的人士來擔任。除了具備良好的常識和對這世界的豐富認知這項基本條件之外，一個音樂作家還應該具備三個主要條件：一是必須具有高尚精深的音樂審美鑒賞力和趣味；二呢，必須是個熟練的寫家；再則必須是個有經驗的作者；到處都能找到這三項中缺一少二的作者，但只有這三項的完整結合才是優秀音樂作家所必不可少的”。正因為如此，目前國內還鮮見令人信服的音樂家傳記作家。
顯然，雪鈞小兄已跨越了橫亙在音樂寫作路上的障礙。這與他從事新聞工作幾十年來所積累下來的采訪經驗和方法有關。在近十年中，他單獨采訪了五六十位中外最知名的作曲家、指揮家、演奏家和歌唱家，這從他已經出版的訪談錄《離上帝最近的人》一書中可知曉；當然，還得益于他長期來對音樂的專注和癡迷，以及對音樂寫作的激情。幾十年來，他愛樂如癡，不僅接觸大量的古典音樂作品，為了了解作曲家的創作背景和動機、作品的深刻內涵以及和音樂家的個性，他長期來堅持廣泛閱讀偉大作曲家、音樂家的傳記，從中汲取養料，作出自己的藝術判斷，提出自己的見解，發表了不少鮮活有個性的音樂文章。有了這種藝術與文學的積累，《田豐傳》一書的出版也就有了注腳。
《田豐傳》讓我看到了一個傳記作者對一個他所陌生的寫作對象從初識——認知——深入——客觀——熱忱的寫作過程；一本傳記著作誕生背后的艱辛，以及作者對藝術家的尊重所體現出的嚴謹的寫作態度。
書中有一段話，使我頗為感動：“……我進入了一年零七個月的漫長采訪與寫作。在將近一年時間中，我無數次往返云南、北京進行采訪。在海口、武漢、重慶、南京、上海、西安等地追蹤那些重要的見證者，在田豐生前工作過生活過的地方，尋訪了六十多位他的生前好友、同事及親屬，在這些親歷者的口中，尋找他那鮮活的蹤跡。并且閱讀了幾乎所有涉獵田豐的文字資料，查看了十幾本參考書，然后進行綜合分析寫作。……面對逾百小時的訪談錄音，在近一年中，我埋首案頭，陷入了痛苦的“分娩”之中。幾乎每一個小時的采訪錄音，都得耗時四五個小時進行整理歸類，分析考證與思考。我患上了‘錄音恐懼癥’，以至于一聽到錄音聲就高度神經質，坐立不安，逃離電腦，這聲音太折磨人。在漫長的文字游戲中，我恍如走進了一條黑暗的隧道而見不到光亮。許多個深夜，寂靜的書房里，只有我家那只白貓，乖順地趴在我的書桌上陪伴著我。而我唯一的快樂，就是眼見不斷在增厚的書稿……”
我們想想，這對一個采訪費用完全需要自籌、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和時間后又毫無利益可言的傳記作者來說，他的付出是多么大，他對音樂的熱情有多么深？
在傳記中，我還看到，作者力爭將一個才華橫溢的作曲大家還原為凡人，讓人們看到偶像的原生態。使你靠近他，就像靠近任何一個平常人一樣。在他的筆下，“所有大師們的磨難、榮耀和挫折的經歷，其實與我們所有人并無二致”。
我們常常可以見到，在不少寫音樂家的文章中，要么是充滿著詳盡的作品注釋和結構分析，乃至管弦樂配器法的細節，而忽視了那些鮮活而有生活氣息的真實細節，仿佛音樂創作者和演奏者的個性與其創作和演奏毫無關系；要么充斥著大量的個人隱私或緋聞或逸事來抓人眼球，增加賣點，這是一個誤區。
而《田豐傳》則不同。洋洋灑灑十二章節，再現了一個“有血有肉的田豐；一個與常人一樣有著七情六欲、激情浪漫的田豐；一個天真的可愛的田豐；一個客觀真實的田豐。”顯然如雪鈞小兄所說：“寫單調、蒼白的文獻或資料式的文章，不符合我的興趣和寫作方式，我努力不讓自己走那條路。于是我下筆時盡量避開那些深奧與枯燥的音樂技法。而我需要做的是：選擇的主角他或她，必須是具有很高藝術造詣以及聲望的公眾人物；哪些元素讓故事在本質上變得更有趣，具有持續的吸引力？文章如何能生猛鮮活，具有活靈活現的品質等等。”
我與田豐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交往是在1997年。那年，應廣東省有關方面邀請，我與喬羽和田豐一起合作，為慶祝香港回歸，創作一臺音樂會。為此，我與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原部長朱小丹等人相約，在昆明會合后，來到地處安寧市的田豐傳習館考察。那時的田豐神采奕奕，他醞釀已久的“一個偉大的文化夢想”塵埃落定，成為現實。
傳習館非常簡陋但充滿活力，盡管沒有任何財產、沒有整潔明亮的教室、鋼琴與樂器等教具、沒有課本及教材，以及它的未來前途將如何，可它擁有云南一些少數民族珍貴的民間藝術瑰寶。這些瑰寶，全在民間藝人的心里、口中和腳下。
當然，傳習館的最大資源還在于，有一個非同一般、隨時都在發現與挖掘民間瑰寶的音樂家，那就是田豐本人。田豐的客廳兼飯廳里，懸掛了一幅字：“有根就是福”。在他那由豬圈改造成的臥室兼琴房里，鋼琴上方也懸掛著一幅字：‘心靜則遠，心潔則堅’，我想這就是田豐做事做人的準則。田豐當時對我們介紹說：“云南民族文化傳習館是一所最貧窮也是一所最富裕的學校，是一所最平凡也是一所最偉大的學校。結論如何，將留給后人去評說。”他為民族民間“源文化”做出的努力和犧牲，深深地打動了我們每一個人。
那次合作，我們非常愉快，音樂會也很成功。很多年后我又去廣東，回憶起當年與田豐合作往事時，現任廣東省省長的朱小丹在發言中，動情地緬懷這位遠去天國的作曲家。
如上所述，田豐是一位值得紀念的中國當代重要作曲家。他才華橫溢，激情似火，一生寫出了許多音樂大眾喜聞樂見的作品。創作于1970年的交響合唱《為毛主席詩詞譜曲五首》，便是新中國成立后涌現出來的精品力作。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田豐被浩瀚深厚的云南民族文化藝術所震撼，為此，他遠離北京，十幾年扎根云南，創作出合唱組曲《云南風情》、大型樂舞《愛的足跡》和《紅土情》等力作。其中，《云南風情》于1994年被國家評為《二十世紀華人音樂經典》。
作為當代中國重要的作曲家，田豐雖然辭世已經十二年，但他留下大量的音樂遺產，猶為重要的是，作曲家超越音樂本身，開啟了捍衛中華民族“源文化”的先河。他創辦的“云南民族文化傳習館”，向全社會提出了“保護原生態文化”的嚴肅命題，昭示了一位藝術家在人類文化傳承的危機時代的責任與風范。在當今充滿浮躁和急功近利的社會中，這種為藝術獻身的精神、對藝術的無比虔誠精神以及他不受任何利益驅使、讓“藝術自然流淌”的創作形態，實在難能可貴，是年輕一代音樂家的楷模。
作為“原生態”藝術的倡導者，他對民間藝術的發掘、保護與傳承等方面的遠見卓識，很多年后，終于使“原生態”在中國音樂史上有了一席之地。
《田豐傳》一書中寫道：“田豐之前的云南，是個素材基地，電影《五朵金花》《阿詩瑪》等，都是外省市的藝術家在云南采風后，運用‘云南元素’創作出的優秀作品。為此本土藝術家們悲哀自己永遠只是邊緣化的產物。恰恰是田豐，發現了‘農民音樂根文化’的巨大價值，他拯救了一大批美妙悅耳、地地道道的少數民族民間歌舞，使它們免遭行將毀滅的厄運，成為人類的藝術財產。”
事實也如此，這些寶貴的民問文化藝術財富，使而今的云南在經濟發展中大受其益、云南的少數民族大得其益、云南的藝術家大得其益。正因為如此，田豐對于云南人乃至中國人來說，是個不該被忘卻的大作曲家。
傳記中總結田豐“對活著的少數民族源文化的發掘、保護與傳承的超前意識，乃至身先垂范的悲壯之舉，使云南藝術家掀起了一場改變意識，重新認知與審視本土文化藝術價值的‘頭腦風暴’。這些文化精英的意識大轉型，直接推進了云南民族文化藝術的進程，乃至中國民族音樂史的進程”的觀點，我對此贊同。
為中國當代出類拔萃的藝術家、音樂家作傳，原本是我們文化部門應該做的事。然而遺憾的是，長期來，這項工作被疏忽了。
就拿田豐來說，他一生很低調，晚年時一心撲在云南民族文化傳習館里，他極少接受媒體采訪，鮮有書信、文章、音像等資料留世，近年來，國內外專家學者對田豐作品的研究方興未艾，可他許多作品的創作背景與動機，迄今仍是一個尚未揭開的謎，這令研究者們頗感頭疼。
雪鈞小兄的勤筆勞作，彌補了當前中國重要作曲家傳記匱乏的某些不足。我以為，這樣的傳記，不僅僅是音樂家的傳記，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它紀錄的某個時期的一段歷史，也是對音樂史上那些重要人物的某些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