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瑜文選（簡體書）

我們的經濟學現狀
建國六十多年來，我國出現過兩個一邊倒，一個是建國初期即提出的“向蘇聯一邊倒”，在理論界到處都充斥著蘇聯學者的觀點和計劃經濟理論。讀的書，主要是蘇聯出版的第二版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這種一邊倒的傾向，從建國初期，一直延續了三十年。結果，我國的計劃經濟未能取得成功。另一個是我們開始搞市場經濟時的“向歐美一邊倒”。在理論界，特別是經濟和金融領域的一部分專家和學者，言必稱歐美，數典忘祖。在理論界到處充斥著西方經濟學家和金融專家的觀點和西方經濟學理論。讀的書，主要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馬歇爾和曼昆的《經濟學原理》、以及凱恩斯和薩繆爾遜的“經濟學教程”，一直延續至今。
這兩種傾向，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多年來我們沒有著力創建從我國經濟和金融發展實際出發的、本土的、民族的、切合中國經濟發展實際需要的理論。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沒有自己的經濟理論，就等于沒有主見，只好總是聽別人的話，跟別人走。這就是我國經濟學領域和金融領域在較長一段時期內的現狀。 理論創新的阻力 多年以來直到目前，在我國同時存在著三種教條主義，這對今天的理論創新、科學地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都是極為不利的。一是“食經不化”的老教條主義，或稱之為東教條主義；二是“食洋不化”的洋教條主義，或稱之為西教條主義；三是“食古不化”的舊教條主義，或稱之為古教條主義。這三種教條同創新是背道而馳的，因為它們讓人們喪失獨立思考的精神和自主創新的能力。
老教條主義的基本特征，是一切從定義和公式出發，而不是從實際出發，不與時俱進，把某些具體結論當作萬古不變的教條。它輕視實踐，割裂理論與實踐、理論與時代的聯系。洋教條主義是迷信西方，崇洋媚外，抄襲和套用西方的學術思想和模式，削中國實踐之足，去適應西方經濟模式之履。古教條主義是不能做到古為今用、推陳出新，一味地強調古代的、自然經濟的觀點和模式，教條主義地對待歷史文化傳統，不能區分歷史文化傳統中的精華與糟粕，主張全面繼承，試圖從古代社會形態中尋求現代社會發展的途徑。“東”、“西”、“古”教條主義的共同特點是思想僵化，一切從書本、定義和公式出發，不從實際出發，不顧及時代的特征，隔斷理論與實踐、理論與時代的聯系，否認思想和理論要隨著實踐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從而成為我們理論創新的嚴重阻力。
我們必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消除“東”、“西”、“古”三種教條主義的影響，克服理論創新道路上的阻力。
我們尤其應以科學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正確地繼承和創新馬克思主義。為此，我們必須徹底肅清老教條主義的影響。因為，老教條主義窒息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生機和活力，從根本上封閉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的道路。馬克思、恩格斯一貫把實踐看作是自己理論產生、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強調與時俱進，強調自己理論的運用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同時，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反復強調要把他們的理論與各國具體實踐相結合，提醒人們“必須考慮到各國的制度、因素和傳統”。也正是在與各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日益民族化和世界化。列寧把具體情況具體分析視為馬克思主義的靈魂，把這些原則在某些細節上加以改變，正確適應于民族的和國家的差別，針對這些差別正確的加以運用。
本文集將以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踐相結合，從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角度，來詮釋和總結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經驗，對中國今后的經濟發展和世界經濟發展產生積極地影響，逐步形成科學的、系統的和完整的社會主義社會經濟建設理論。這也是我出版本文集的初衷。
新時代基本特征
當前，世界經濟正處于一個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在世界性金融危機影響的形勢下，世界各個國家、地區和企業面臨一個共同的任務，就是尋找新的經濟發展方式和新的經濟增長極。這是因為，進入新世紀，世界經濟形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國家、地區和企業發展的經濟背景較之上個世紀有了本質的不同。世界經濟的發展，呈現出三個嶄新的特征。
第一，進入新世紀，市場經濟已經完成了由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的過渡。市場經濟已經進入以買方為主的發展階段，這標志著賣方占主導地位的時代已經結束，買方占主導地位的時代已經到來。在這一發展階段里，作為買方的消費者，成為市場競爭的最終決定性力量。因為消費者既是市場經濟的主人，又是給經濟發展注入新的資本動力的源泉。誰能夠贏得最多的消費者，誰就擁有最大的市場和巨額資金的注入。在以買方為主的發展階段，消費對生產和經濟發展的制約作用日益突顯。換言之，消費和消費資本成為新世紀經濟發展的關鍵資源和主導力量。因此，國家、地區和企業在今后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必須高度重視消費和消費資本的重大作用。
第二，國民經濟知識化水平越來越高。每個經濟元素包含的知識和科技含量的比重越來越大，知識和科技成果對社會經濟發展鼬作用日益突顯，這標志著世界經濟已經進入知識經濟發展階段。在這一階段里，知識生產率日益成為國家、地區和企業競爭的關鍵要素，而不再是以體力勞動為主的勞動生產率。在新世紀，人們深刻地認識到：人類社會生產過程包括兩個過程，即物質笙產過程和知識生產過程。知識生產過程的產品，有力地推動著國家、地區和企業的經濟發展，成為一種嶄新的資本力量，形成一個新的資本形態，即知識資本。而且，與傳統的貨幣資本不同，知識資本是一種清潔的、無污染的資本，它可以無限的復制，對貨幣資本發揮著點石成金的倍加效應，它將創造出比貨幣資本更高的利潤率。所以，在新世紀，國家、地區和企業的經濟發展，必須高度重視知識和知識資本的重大作用。
第三，長期以來堅持單一依靠貨幣資本發展經濟的傳統的市場經濟理論已經過時，已經不能充分適應新時期經濟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標志著單一貨幣資本主宰經濟發展的時代已經結束，而消費資本發揮主導作用、多種資本共同推動經濟發展的時代已經到來。人們可以清楚的看到，依靠單一貨幣資本發展經濟，忽視知識資本，特別是忽視消費資本作用的傳統經濟發展方式存在著嚴重的欠缺和弊端。也充分說明，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連同它的金融模式、企業制度和商業模式，在流行幾個世紀之后，已經走到盡頭，已經難以為繼，它已不適應今后世界經濟發展的需要。 建設原創理論 中國和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的實踐都已充分說明：用單一貨幣資本發展經濟，以犧牲資源和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發展的經濟增長方式已經走到盡頭。還不僅如此，伴隨這種經濟增長方式所形成的傳統的市場經濟理論也已進入終結時期。如果繼續沿用過去的市場經濟理論詮釋今天的經濟，分析今后的發展，并以此為基礎規劃今后的經濟運行，顯然是不適宜的。那將會使我們犯一種人們常說的時代錯位和適用理論不當的錯誤，會導致今后的經濟運行走回頭路、停滯不前，甚至會誤導今后的經濟發展。
市場經濟已經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我們應當用新的市場經濟理論，尤其應當用自主創新的經濟理論，作為今后經濟發展的理論導向。在這里，我還要強調指出，在以買方為主的市場經濟發展階段里，消費資本論應當是首要的和最重要的資本理論，也是市場經濟理論的重大創新。消費資本論，是新的市場經濟理論形成的標志。新的市場經濟理論認為，完整的市場經濟的資本構成應包括貨幣資本、知識資本和消費資本三種資本，而不是唯一的貨幣資本。因此，解決國家、地區和企業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資金問題，總的思路應當是：(1)繼續充實貨幣資本，(2)高度倚重知識資本，(3)大力開拓消費資本。同時，經濟發展方式也應該是多元的。由單一的貨幣資本發展經濟的傳統發展方式，轉化為貨幣資本和知識資本相結合的發展方式，再轉化為“消費資本導向、知識資本創新、貨幣資本推動”的三種資本融合、聯動的新型發展方式，是全世界各個市場經濟國家經濟發展所必然遵循的總的趨勢，也是國家、地區和企業經濟發展方式的選擇方向。
經濟科學是一門歷史科學。每個時期都會出現新的代表人物，根據時代的進步和實踐的發展，對以前的經濟理論進行創新，提出新的理論作為新時期經濟發展的理論導向。在世紀之交，在新舊歷史交替時期提出新的市場經濟理論來代替舊的傳統的市場經濟理論，用新的經濟發展方式和新的商業模式代替舊的經濟發展方式和舊的商業模．式，以新的市場經濟理論作為國家、地區和企業經濟發展的理論導向，這是歷史的必然。 中國話語權 促進世界經濟發展是世界各國的共同責任，每個國家都有責任把本國發展經濟的成功經驗貢獻出來。我們中國也不例外。我們也要把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的理論總結貢獻給世界，對世界經濟的發展產生積極影響。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本身就是對世界經濟的重大貢獻。很多有識之士認為中國經濟發展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中國的國際地位在迅速提升，我們要珍惜我們取得的成就，看到它對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同時，在世界上要有我們自己的話語權。就世界經濟如何發展問題應該有各種不同的聲音，也應該有中國的聲音和話語權。中國成功經驗的理論表述，就是中國的聲音和話語權，代表著中國的主張。
同時，我們必須認識到話語是形式，是表現；思想是內容，是實質。話語體系是伴隨思想理論體系的確立而形成的。在打造中國話語權和中國話語體系時，我們應當堅持繼承和創新，不斷地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我國的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才能使我們站在理論研究的制高點。
本文選將從中國經濟發展取得成功經驗的實際出發，用中國的理論研究成果解讀中國實踐和中國道路，表述中國本土化的、原創的市場經濟理論，提出中國的理論主張，體現中國的話語權和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語言體系。
新世紀以來，我寫了不少有關新市場經濟理論和新市場經濟發展模式的文章。選出了集中體現最新經濟理論研究成果的59篇文章，編成文選，做出我們自己的理論總結，并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向全世界進行闡述。
在本書的編纂過程中，得到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全國人大第九屆、第十屆常務委員長成思危、其他有關專家和領導方嘉德、楊福昌、趙登舉、白文慶、桓玉珊、國林、鄭志鵬以及我的同事劉振堂、初炳英、馮玉林、楊謹鴻、孫尚斌、馬仲良、溫崇珍、曲玉琳、許榕生、由長科、陳和權等，青年學者李元元、于磊、陳洵、李璐、李春佳、丁書杰、李桂玲等也參與了文章的搜集與編撰整理工作，在此一并致以謝忱。
陳瑜
2013年3月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