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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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魯迅的一生中,
在江南的水鄉、北京的胡同、上海的街頭巷尾與魯迅相遇。
褪去了幾十年的重重時光,
剝落了形形色色的符號和意義,
你也許會發現一個平常如你我的魯迅。
有點自私,有點多疑,有點愛錢,有點世俗,
也有愛,有孤獨,有迷茫,有走投無路……
不要試著去定義什麼,
放下頭腦中固有的魯迅形象,
讓我們跟隨作者開始一段時光之旅,
邂逅一個素面朝天的魯迅。
在江南的水鄉、北京的胡同、上海的街頭巷尾與魯迅相遇。
褪去了幾十年的重重時光,
剝落了形形色色的符號和意義,
你也許會發現一個平常如你我的魯迅。
有點自私,有點多疑,有點愛錢,有點世俗,
也有愛,有孤獨,有迷茫,有走投無路……
不要試著去定義什麼,
放下頭腦中固有的魯迅形象,
讓我們跟隨作者開始一段時光之旅,
邂逅一個素面朝天的魯迅。
作者簡介
李伶伶,傳記作家,著有傳記作品二十多種,近五百萬字,傳主有京劇藝術家、革命家、法學家、建筑學家、科學家、文學家、翻譯家等,曾獲中國圖書獎、中國傳記文學獎、江蘇省紫金山文學獎、江蘇十年報告文學獎一等獎、金陵文學獎一等獎等。
名人/編輯推薦
想不想去看看魯迅先生走過、住過、寫過的地方?每一次選擇、落腳和再一次啟程,都是一場苦苦的靈魂拷問,一番艱難的思想突圍。本書以魯迅一生足跡所至的十個城市為綱,用他的情感、思想與這些城市乘除,展現魯迅人生和性格的多重側面,與他進行一場跨時空的神交。
序
1936年10月19日上午,周作人按部就班地去學校上班。來到學校,走進課堂,他宣布:“今早家兄不幸在上海病逝,不好意思,對不起了,今天的課就不上了。”離開學校,他叫上在北京圖書館工作的友人宋子佩一塊兒去了西三條魯迅住處,見母親魯瑞和大嫂朱安。魯迅對母親魯瑞一向很敬佩,他曾很驕傲地說:我的母親如果年輕二三十歲,或許能成為女英雄。一看見周作人和宋子佩同時出現在自己面前,魯瑞就猜到,久居上海的魯迅出事了。周、宋實話實說,告訴魯瑞(還有朱安):“魯迅今天凌晨去世了。”
魯瑞沒有哭,照她自己的說法:“我倒不哭。不過兩腿發抖得厲害,簡直不能獨自舉步了。”表面上越表現得堅強,越顯她內心的巨大悲傷。魯迅的朋友孫伏園去看她,她對他說:“論壽,五十六歲也不算短了,只是我的壽太長了些,譬如我去年死了,今年不是什么也不知道了么。”面對一撥撥前來悼念的友朋,魯瑞不流一滴眼淚,很平和很鎮靜地追思他的愛兒:
“大先生所以死得這樣早,都是因為太勞苦,又好生氣,他罵人雖然罵得很厲害,但是都是人家去惹他的。他在未寫罵人的文章以前,自己已氣得死去活來,所以他實在是氣極了才罵人的。”
魯瑞總結得不錯。因為工作辛苦而積勞,因為被壓迫被“圍剿”而生氣,魯迅在1935年的時候身體狀況每況愈下,主要是肺部有毛病。他沒有稍作停歇,反而好像擔心不久于人世似的更加努力工作。年底,他爭分奪秒地編輯自己的小說、雜文集。然后,他用48篇雜文組成的《且介亭雜文二集》迎來了新的一年——1936年。瞿秋白被殺害后,魯迅一直惦記著要為他出版一部遺集以告慰他在天之靈,最后確定的瞿秋白文集定名《海上述林》,分上下兩卷,上卷《辨林》,下卷《藻林》,魯迅親自作序,還一字一句地校改。遺憾的是,他只看到上卷出版,卻無法看到下卷問世。同時,他花了不少工夫,費了不少精力,終于讓專門刊登翻譯作品的《譯文》得以復刊。
從許廣平的一段回憶中可以感知病中的魯迅仍然渾身豎著利刺:“今年的一整個夏天,正是魯迅先生被病纏繞得透不過氣來的時光,許多愛護他的人,都為了這個消息著急。然而病狀有些好起來了。在那個時候,他說出一個夢:‘他走出去,他見兩旁埋伏著兩個人,打算給他攻擊,他想:你們要當著我生病的時候攻擊我?不要緊,我身邊還有匕首呢,投出去擲在敵人身上。’他夢后不久,病更減輕了。一切的征候逐漸消滅了。他可以稍稍散步些時,可以有力氣拔出身邊的匕首投向敵人,還可以看看電影,生活生活。”
但魯迅對自己的病狀心知肚明,他對友人坦言他的病“其實是不會痊愈的”,因此他在1936年9月的時候,寫了一篇遺囑式的文章,直接取名《死》。其中最讓人震撼的“囑咐”:一則“一個都不寬恕”——他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他至死沒有寬恕曾經與他打過筆仗的陳西瀅、梁實秋,還有其他人。他就是這樣一個人,不容忍、不茍且,有時還有些冷漠有些尖刻,但的確很少有人一以貫之地做到像他那樣的強硬、堅持、不妥協;一則“忘記我”——他的“可利用”價值注定他難以被人忘記。幾十年來,他被樹為“旗幟”,他被奉為“神”和“圣”,他的小說被視為新文化運動的標桿,他的雜文被當作插在敵人心臟的尖刀;魯迅博物館、紀念館、紀念室在他的足跡所經過的許多地方生根開花,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學校、公園、道路遍布各地;沒有人沒有讀過他的文章,沒有人不知道他的名字,沒有人不會吟誦他的名句。他的一切,“經典”了一代又一代。他身后的熱鬧似乎補償了他生前的寂寞,但這“補償”未必是他需要的。后人違背了他的遺愿,不僅沒有忘記他,反而用異乎尋常的嘈雜和喧囂將他包圍和侵吞,讓他一刻也未得安生和清靜。
魯瑞沒有哭,照她自己的說法:“我倒不哭。不過兩腿發抖得厲害,簡直不能獨自舉步了。”表面上越表現得堅強,越顯她內心的巨大悲傷。魯迅的朋友孫伏園去看她,她對他說:“論壽,五十六歲也不算短了,只是我的壽太長了些,譬如我去年死了,今年不是什么也不知道了么。”面對一撥撥前來悼念的友朋,魯瑞不流一滴眼淚,很平和很鎮靜地追思他的愛兒:
“大先生所以死得這樣早,都是因為太勞苦,又好生氣,他罵人雖然罵得很厲害,但是都是人家去惹他的。他在未寫罵人的文章以前,自己已氣得死去活來,所以他實在是氣極了才罵人的。”
魯瑞總結得不錯。因為工作辛苦而積勞,因為被壓迫被“圍剿”而生氣,魯迅在1935年的時候身體狀況每況愈下,主要是肺部有毛病。他沒有稍作停歇,反而好像擔心不久于人世似的更加努力工作。年底,他爭分奪秒地編輯自己的小說、雜文集。然后,他用48篇雜文組成的《且介亭雜文二集》迎來了新的一年——1936年。瞿秋白被殺害后,魯迅一直惦記著要為他出版一部遺集以告慰他在天之靈,最后確定的瞿秋白文集定名《海上述林》,分上下兩卷,上卷《辨林》,下卷《藻林》,魯迅親自作序,還一字一句地校改。遺憾的是,他只看到上卷出版,卻無法看到下卷問世。同時,他花了不少工夫,費了不少精力,終于讓專門刊登翻譯作品的《譯文》得以復刊。
從許廣平的一段回憶中可以感知病中的魯迅仍然渾身豎著利刺:“今年的一整個夏天,正是魯迅先生被病纏繞得透不過氣來的時光,許多愛護他的人,都為了這個消息著急。然而病狀有些好起來了。在那個時候,他說出一個夢:‘他走出去,他見兩旁埋伏著兩個人,打算給他攻擊,他想:你們要當著我生病的時候攻擊我?不要緊,我身邊還有匕首呢,投出去擲在敵人身上。’他夢后不久,病更減輕了。一切的征候逐漸消滅了。他可以稍稍散步些時,可以有力氣拔出身邊的匕首投向敵人,還可以看看電影,生活生活。”
但魯迅對自己的病狀心知肚明,他對友人坦言他的病“其實是不會痊愈的”,因此他在1936年9月的時候,寫了一篇遺囑式的文章,直接取名《死》。其中最讓人震撼的“囑咐”:一則“一個都不寬恕”——他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他至死沒有寬恕曾經與他打過筆仗的陳西瀅、梁實秋,還有其他人。他就是這樣一個人,不容忍、不茍且,有時還有些冷漠有些尖刻,但的確很少有人一以貫之地做到像他那樣的強硬、堅持、不妥協;一則“忘記我”——他的“可利用”價值注定他難以被人忘記。幾十年來,他被樹為“旗幟”,他被奉為“神”和“圣”,他的小說被視為新文化運動的標桿,他的雜文被當作插在敵人心臟的尖刀;魯迅博物館、紀念館、紀念室在他的足跡所經過的許多地方生根開花,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學校、公園、道路遍布各地;沒有人沒有讀過他的文章,沒有人不知道他的名字,沒有人不會吟誦他的名句。他的一切,“經典”了一代又一代。他身后的熱鬧似乎補償了他生前的寂寞,但這“補償”未必是他需要的。后人違背了他的遺愿,不僅沒有忘記他,反而用異乎尋常的嘈雜和喧囂將他包圍和侵吞,讓他一刻也未得安生和清靜。
目次
紹興
周家老臺門
周家新臺門
長慶寺
三味書屋
安橋頭朝北臺門
皇甫莊旗桿臺門
小皋埠當臺門
恒濟當鋪
土谷祠
咸亨酒店
南京
江南水師學堂
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礦路學堂
東京
弘文學院
仙臺
醫學專科學校
又東京
獨逸語(德語)學會的獨逸語學校
伏見館
中越館
“伍舍”
杭州
浙江兩級師范學堂
又紹興
紹興府中學堂
山會初級師范學堂
又南京
臨時政府教育部
北京
北洋政府教育部
紹興會館
新街口北大街公用庫胡同內八道灣胡同11號
山本醫院
磚塔胡同61號
西三條21號
北京女子師范大學
鐵獅子胡同1號
廈門
廈門大學
廣州
中山大學“大鐘樓”
白云樓26號二樓
上海
景云里23號、18號、17號
“左聯”會址
拉摩斯公寓
內山書店
大陸新村9號
跋
周家老臺門
周家新臺門
長慶寺
三味書屋
安橋頭朝北臺門
皇甫莊旗桿臺門
小皋埠當臺門
恒濟當鋪
土谷祠
咸亨酒店
南京
江南水師學堂
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礦路學堂
東京
弘文學院
仙臺
醫學專科學校
又東京
獨逸語(德語)學會的獨逸語學校
伏見館
中越館
“伍舍”
杭州
浙江兩級師范學堂
又紹興
紹興府中學堂
山會初級師范學堂
又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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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北洋政府教育部
紹興會館
新街口北大街公用庫胡同內八道灣胡同11號
山本醫院
磚塔胡同61號
西三條21號
北京女子師范大學
鐵獅子胡同1號
廈門
廈門大學
廣州
中山大學“大鐘樓”
白云樓26號二樓
上海
景云里23號、18號、17號
“左聯”會址
拉摩斯公寓
內山書店
大陸新村9號
跋
書摘/試閱
在民间,王金发有“中国的罗宾汉”的美誉,而鲁迅的一个“绿林大学出身”,毫不留情地将他划归到了“强盗”的行列。
知鲁迅者必识范爱农和王金发。若要了解范爱农,读鲁迅的《范爱农》即可,他因鲁迅而得以在历史上留名,其实他和阿Q一样只是鲁迅笔下的人物,只不过阿Q是虚构的,而他是真实存在的;若想了解王金发,仅读鲁迅的《范爱农》《论“费厄沷赖”应该缓行》是不够的。从对历史的贡献来说,没有鲁迅,直接参与革了满清的命的革命党人王金发也应该被记载在功劳簿上,但鲁迅的光辉太耀眼、历史又太无情且势利,使他一直不得不依附于鲁迅而存在于历史之中。即便我们不苟同这样的“存在”,但也不能不无奈地承认,太多人知道王金发这个人,只缘于鲁迅,缘于鲁迅的文章。
1907年的某一天,在日本东京的一家客店里,像以往一样,包括鲁迅在内的留学生们抢着看当天的报纸《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二六新闻》。一条来自中国的新闻让他们一怔:“安徽巡抚恩铭被JoShikiRin刺杀,刺客就擒。”大家议论纷纷,探究刺客的中文名字,很快便弄明白他叫徐锡麟,也是绍兴人。刺杀朝廷命官是杀头重罪,果然不久消息传来,徐锡麟被杀,而且被恩铭的亲兵挖了心炒了吃了。这样的残忍,难免不群情激愤。浙江同乡会随即召开,会上,大家弔烈士、骂满洲,有人主张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清政府的惨无人道;有人反对,认为人都死了,这电报打得毫无意义。
在《范爱农》里,“我”是主张打电报的,范爱农是反方。如果不假思索地径自把“我”当作鲁迅,那就很不幸地上了作为小说家的鲁迅的当了——这里,他用了小说的笔法,虚构了矛盾冲突的双方。现实中的鲁迅和文章中的“我”正好相反,也是反对打电报的。“我”把范爱农反对打电报的行为认作“很可恶”,理由是作为徐锡麟的学生,先生死了,学生却害怕打一个电报,“简直不是人”。对这样“不是人”的人,“我”很过激地以为要革命,首先要革的就是范爱农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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