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釗卷（簡體書）

導言

論中國當道者皆革命黨
讀《革命軍》
駁《革命駁議》
箴奴隸
說君
《孫逸仙》自序
《中等國文典》自序
告學部
何謂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
告代表團
欲利用吾國昏憒政府果外人之心理乎
言論自由與報律
國會萬能說
論中國政黨內閣當應時發生
帝國統一黨黨名質疑
中國應即組織之政黨其性質當如何
論政黨之作用及其進行之法
論資政院議員當采政黨部勒之法
問何種政府始能操縱議會
論畸形內閣
政黨內閣者政治自然之趨勢而亦將為中國政治自然之趨勢者也
政黨政治果適於今日之中國乎
何謂政黨
何謂內閣
何謂政黨內閣
政黨內閣與非政黨內閣之別
政黨內閣果優於非政黨內閣乎
論反對清帝遜位條件事
共和略說
新總統與內閣政治
論行政裁判所之不當設
政黨與黨綱
上海何故發生多數之黨派乎
國體與政體之別
論平民政治
論統一黨
論報律
論同盟會
平民政治之真詮
《臨時約法》與人民自由權
參議院今日之地位
論參議院之職權
論特設平政院與自由原理不兼容
再論參議院今日之地位
再論國體與政體之別
統一聯邦兩主義之真詮
北京之政情有何憲法上之意味乎
一院制之主張
總統責任制
中央集權之真詮
再論北京之政情有何憲法上之意味乎
吾國政治現象之怪特
論吾國責任內閣制之難速成
政治之新經驗
唐總理出京之真相與民國憲法之前途
總統與總理權限問題
論參議院與行政部之關係
再論總統權限問題
組織內閣談
論國務院官制與內閣制
政黨政治之唯一條件
法律改造論
政黨內閣談
論政綱與運動選舉關係
政黨政治與新聞
政黨組織案
論同盟會員堅不入閣事
黨爭中憲法問題
論議會與法廷之關係
說本報之態度
毀黨造黨說
毀黨造黨之意見
民選各省行政長官之討論
毀黨造黨之意見二
集權分權論者之第一謬誤
再論分權集權
地方分權與邏輯
總統責任問題
再論總統責任問題
《獨立周報》發端
章行嚴與楊懷中書
變更政制之商榷
《約法》與統治權
政府責任與議會解散權
主權與統治權
主權限說
政本
讀嚴幾道《民約平議》
國家與責任
政力向背論
調和立國論
聯邦論
學理上之聯邦論
復辟平議
政治與社會
共和平議
國家與我
帝政駁議
民國本計論
評梁任公之國體論
《甲寅日刊》發端
國教問題
一院制之主張
理想之一院制
創設特別國務會議增造不管部之國務員議
論行政裁判
章教授士釗之演說詞
新時代之青年
新思潮與調和
裁兵與造法
造邦
論代議制何以不適於中國
首論
首辯答徐佛蘇
業治論
業治與農
評新文化運動
元首寄生論
非黨
再論非黨
三論非黨
農國辨
農治述意
毀法辨
代議非易案
停辦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呈文
創辦國立編譯館呈文
創設國立女子大學呈文
說
答適之
說分
疏解義
原化
文俚平議
評新文學運動
反動辨
合法辨
再疏解義
創設教授院議
特定學區議
答稚暉先生
再答吳稚暉先生
三答稚暉先生
吳敬恒——梁啟超——陳獨秀
論南京倡投壺禮事
黨治駁義
何故農村立國
論業治
文論
《茀羅乙德敘傳》譯序
《情為語變之原論》譯序
《邏輯指要》自序

章士釗年譜簡編

導言




（一）
章士釗，字行嚴，一生筆名甚多，有黃帝子孫之嫡派黃中黃、支那漢族黃中黃、黃中黃、愛讀《革命軍》者、章邱生、青桐、爛柯山人、民質、秋桐、孤桐、卯、韓民青、初到歐洲者等。中國近現代史上著名報人、社會活動家、思想家、學者和律師。1881年出生於湖南省長沙府善化縣。自幼隨長兄士瑛受教，14歲時偶然在長沙買到一部永州刻《柳宗元文集》，從此喜歡上柳文。以後他憑借這“鳥柳文”（吳稚暉語）操筆論政，卷起一股股論潮。直到晚年還寫出了洋洋數百萬言的《柳文指要》。
17歲那年，受生計所迫，章士釗不得已中斷學業，幹起了“為童子師”的塾師職業，以所得束脩補貼家用。1901年到長沙東鄉和佳衝老屋讀書。當時老屋前庭有兩株桐樹，東隅老桐葉重影濃，蒼然氣古；西隅少桐皮青幹直，生機勃勃。讀書空閑，他經常到庭院走動，這兩株桐樹便成相伴之物。時間一久，他發現桐樹有許多長處，而最明顯的莫過於那不屈不阿的直德。他尤其鐘愛那株皮青幹直的少桐，於是便自號“青桐子”，隱然以少桐自命。
孤桐：《字說》，《甲寅周刊》第1卷第1號（1925年7月18日），第5頁。以後他曾使用“青桐”、“秋桐”、“孤桐”等筆名，早年的經歷在其生命的歷程中留下了深沉的烙印。在此期間，由於用功甚苦，竟至得了咯血症。後在大姊的勸說和資助下，離家遠遊，從此離開故土，登上了近現代中國的歷史舞臺。
（二）
1901年秋天，章士釗攜四弟來到湖北省城武昌，報考湖北自強學堂。因誤了考期，未能入學。進退維谷之際，他們得到同鄉、舊時同學王闿憲的幫助，到兩湖書院同齋共讀。在此，他首次遇到了黃興。1902年，章士釗順江東下，到南京報考江南陸師學堂。在考試中，他以“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為題作文，傷時切弊，辭趣妙敏，博得學堂總辦俞明震的賞識，一舉中的。
1903年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年代。在此之前，盡管清政府已經腐朽不堪，但愛國救亡一直是時代的主旋律，因此，由知識界領導的愛國運動此伏彼起；在此之後，由於上述愛國運動不受到清政府的鎮壓和破壞，愛國潮流迅速被共和革命的浪潮所取代。
此時彌漫於東京、上海的革命熱潮已經波及了南京。作為江南陸師學堂“學魁”的章士釗，主張“廢學救國”，並與林力山等30余名學生毅然退學，奔赴上海，“蟻附愛國學社，公言革命”
章士釗：《與黃克強相交始末》，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二），第138頁，北京，中華書局，1962。。在此，章士釗結識了章太炎，並受到器重。同年4月，留學日本的鄒容、張繼和陳獨秀因懲罰湖北留學生監督姚文甫而被迫秘密回國。陳獨秀返回家鄉安徽，鄒容和張繼則留在了上海中國教育會。章太炎在日本時就與張繼相識，此時又和章士釗及鄒容相識。四人雖然年齡有一定的差距，但共同的志向、愛好，使他們很快便成為至友。
上海地區風潮的涌動，使許多人參加到革命陣營中來，並最終釀成了“蘇報案”。
《蘇報》創刊於1896年，原由胡璋（鐵梅）主持，聘當時滬上著名文人鄒弢為主筆，但胡璋推其日籍妻子生駒悅出面在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注冊。由於該報內容平淡，虧折過多，被迫轉售。1900年，湖南退職官僚陳範將其接辦過來。在其主持下，該報很快便由變法而保皇，由保皇而革命。
1903年5月，陳範聘請年僅23歲的章士釗擔任《蘇報》主筆，並聘請章太炎、蔣維喬、吳稚暉分任撰述。章士釗對該報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並刊發了大量鼓吹革命排滿的文章。在撰寫的《論中國當道者皆革命黨》一文中，他利用清朝政府內部的矛盾，通過具體事實說明，清朝統治者的所作所為，完全是在官逼民反，是在製造革命黨。在《駁〈革命駁議〉》一文中，他批駁了汪康年在《中外日報》發表的《革命駁議》一文，強調革命之權，國民操之，欲革命則竟革命，任何人都不能阻擋這一歷史潮流。
《蘇報》激烈的排滿革命言論引起了清朝統治者的忌恨。6月25日，到達上海的江南陸師學堂前總辦俞明震，當著吳稚暉的面委婉勸說《蘇報》改變態度，並出示捕人命令，暗示有關人員躲避。不料，蘇報館竟不買這個帳。26日，該報刊出論說，點名譴責俞明震。27、28日，《蘇報》又刊出論說《論仇滿生》，宣布革命之事不可一日緩。29日，該報又摘選章太炎的《駁康有為書》中一段，冠以《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係》標題刊出，矛頭直刺光緒皇帝。至此，蘇報案已是在劫難逃。蘇報案結案後，章士釗編寫了《蘇報案紀事》（又名《癸卯大獄記》）一書，逐日記載了蘇報案發生的經過。
1903年6月初，留日學生組織的軍國民教育會派往湖南的“運動員”黃興從日本回到上海。蘇報案後，章士釗放下筆桿子，和黃興一起到處奔波，籌集款項，二人於11月4日在長沙和劉揆一等共同發起成立華興會。
1903年8月，章士釗與謝曉石、張繼、何靡施、盧和生、陳去病等人在上海共同創辦了《國民日日報》。該報繼承《蘇報》宣傳排滿革命的傳統，先後刊登了大量鼓吹反清革命的文字。因此，“發刊未久，風行一時，時人咸稱為《蘇報》第二”
馮自由：《上海國民日日報和警鐘報》，《革命逸史》（初集），第135頁，北京，中華書局，1981。。在該報上，章士釗先後發表了《箴奴隸》、《說君》等文章。在《箴奴隸》一文中，他將奴隸置於與國民對立的地位，並將奴隸分為“鈍根奴隸”和“利根奴隸”、“形式之奴隸”和“理想之奴隸”數種。在他看來，在當時四萬萬國人中，其“不為奴隸之傾向者，惟強盜與社會黨二者而已”
《箴奴隸》，《國民日日報匯編》第1集，第23~24頁，上海，東大陸圖書譯印局，1904。。他還考察了中國之所以會有如此眾多的奴隸而國民的原因。在《說君》一文中，他開宗明義指出：“‘君’也者，成立於野蠻時代，發達於半開化時代，而消滅於極文明時代。”
《說君》，《國民日日報匯編》第1集，第26頁。文章考察了君主的由來及為君的方法，分析了君主制帶來的禍患。可惜文章僅刊登不到一半，即因篇幅太長，不合報刊“社說”體例而中止。
此外，章士釗還創辦了東大陸圖書譯印局，先後出版《黃帝魂》、《孫逸仙》、《沈藎》、《攘書》、《保國歌》、《國民日日報匯編》等宣傳反滿革命書籍。其中《孫逸仙》一書譯自日本宮崎滔天所著《三十三年之夢》。原書本來是作者前半生的自傳，經過節譯，竟成了孫中山的早期革命史。在為該書撰寫的自序中，章士釗指出：“孫逸仙者，近今談革命者之初祖，實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者所同認。”他表示，自己之所以著錄此書，標之曰“孫逸仙”，並不是為了給孫中山個人樹碑立傳，歌功頌德。 “孫逸仙者，非一氏之私號，乃新中國新發現之名詞也。有孫逸仙，而中國始可為，則孫逸仙者，實中國過渡虛懸薄之隱針”
黃中黃（章士釗）譯：《孫逸仙》，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一），第90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該書出版後，“一時風行天下，人人爭看，竟成鼓吹革命之有力著述”
章士釗：《疏〈黃帝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一），第243頁，北京，中華書局，1961。。
1904年10月黃興在長沙發動起義失敗後，在黃吉亭牧師的幫助下逃回上海。章士釗則先後租賃四處招待所，供辦報和革命黨人使用。此前，黃興曾在湖南設立同仇會，以聯絡洪幫弟兄，後又別樹愛國協會於上海，招邀內層志士，推楊篤生主持，而以章士釗為副會長。當時議論的所謂革命計劃，以暴動為主，而輔以暗殺。不久，萬福華刺殺王之春失敗，因章士釗一時疏忽，導致眾多革命黨人被捕。經多方營救出獄後，紛紛逃避，章士釗亦逃往日本東京，“上海之局，暫告結束”
章士釗：《與黃克強相交始末》，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二），第141頁。。

（三）
來到東京後，章士釗結識了湘籍留日學生宋教仁、陳天華、劉揆一和職業革命黨人孫中山。在此期間，他的思想開始發生重大變化。導致這種變化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上海事件的刺激。上海之獄，給章士釗很大的刺激。在他看來，因為自己“才短力脆，輕妄致敵”，才連累同志被捕，於心不安；二是亡命日本後，看到日本社會經濟的發展，他深感革命黨人“未達壯年，了學殖，人眾茫然主，事到不知所裁，眼前失機猶小，將來誤事必大”。他決定“假數年之力，隱消大過之媒”
章士釗：《與黃克強相交始末》，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二），第142頁。。之後便“漸謝孫黃，不與交往”
孤桐：《答稚暉先生》，《甲寅周刊》第1卷第22號（1925年12月12日），第7頁。。
1905年8月20日，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孫中山被選為總理，黃興被選為執行部庶務，協助孫中山工作。許多留日學生紛紛加入同盟會，但章士釗對此卻動於衷。孫、黃曾勸其加入，結果被婉言謝絕。在他看來：“際茲大黨初建，應以分工為務，量其才力，資其性分，緩急文武，各任所宜。”因此他向孫、黃建議，將革命黨人分為兩部分，“大隊趨重實行，小隊容其攻苦”
章士釗：《與黃克強相交始末》，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二），第142頁。。這當然不可能得到孫、黃二人的贊同，因同盟會初建，革命力量本來就比較弱小，力量一分，勢必會對革命活動造成不利影響。但章士釗堅持本議，雙方辯論，久而不決。孫、黃二人勸說失敗後，又托與其“風義最篤”、且同住新宿的革命黨人章太炎、孫毓筠勸說，仍遭拒絕。章、孫二人見勸說效，便采取強制措施，將其誘至一室，禁閉起來，規定，如果不在盟約上署名，便不得出廬室一步,“如是者持兩晝夜”
孤桐：《答稚暉先生》，《甲寅周刊》第1卷第22號（1925年12月12日），第7頁。。不料章士釗不改初衷。章太炎派同盟會女會員、孫中山的英文秘書吳弱男前往勸說，不料勸說未果，吳反成了章之未婚妻，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黃興見事成僵局，只得表示體諒章之“本懷”，並向其他革命黨人保證章士釗絕對“忠純不二”，同意“聽憑自擇”，於是“眾亦釋然”
章士釗：《與黃克強相交始末》，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二），第142頁。。
章士釗退出革命後，努力補習英語和數學等課程，準備赴英國留學。在此期間，他利用為實踐女學湖南籍留日女生講授國文的機會，以姚鼐的《古文辭類纂》為基礎，結合“西文規律”，於1907年編成《初等國文典》（後改名《中等國文典》）一書，由東京多文社出版，上海普及書局發行。該書雖然只討論了詞法部分，但因為它不僅繼承發展了《馬氏文通》的文法體系，而且語言曉暢，清淺宜人，成為繼《馬氏文通》之後的又一部重要的文法著作。到1930年，該書已先後印行16次，產生了極為廣泛的社會影響。
1907年夏，章士釗由東京經上海赴英國，進入阿伯丁大學政治法律系，同時兼攻邏輯。1909年《帝國日報》在北京創刊後，章士釗在求學的同時，以秋桐的筆名在該報上發表了大量文章，宣傳西方政治理論，鼓吹政黨政治，指導國內的立憲運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何謂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國會萬能說》、《中國應即組織之政黨其性質當如何》、《論政黨之作用及其進行之法》及“政黨政治六論”（包括《政黨政治果適於今日之中國乎——政黨政治論之一》、《何謂政黨——政黨政治論之二》、《何謂內閣——政黨政治論之三》、《何謂政黨內閣——政黨政治論之四》、《政黨內閣與非政黨內閣之別——政黨政治論之五》、《政黨內閣果優於非政黨內閣乎——政黨政治論之六》）。在以上諸文中，他指出英國的憲政精神即在“自征其稅”四字，故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英國的國會包括君主和上下院三大種族，“舍一則不成為巴力門”
秋桐：《國會萬能說》，《帝國日報》1911年1月18、19、20號。，而其權力，乃至限。對中國當時究竟是否適合政黨政治，什麼是政黨，什麼是內閣，什麼是政黨內閣，政黨內閣與非政黨內閣的區別等一系列問題做了比較詳細的回答。這些文章在國內產生了廣泛影響，宋教仁民國初年熱衷議會政治，與此有著直接的關係。
武昌起義爆發後，正在蘇格蘭大學攻讀碩士學位的章士釗，雖離畢業不到一個學期，仍應路過英國的孫中山的邀請，毅然放棄獲得學位的機會回國，擬出任臨時政府秘書長。待章士釗回到南京，胡漢民已經就任臨時政府秘書長。當時同盟會的機關報《民立報》正缺人手，章表示願做主筆，負責該報的於右任大喜過望，遂正式邀其加盟民立報社。
1912年2月11日，章士釗在《民立報》上發表《章行嚴啟事》。這則啟事的刊登，標志著章士釗正式入主《民立報》，這也是他與同盟會的最後一次合作。在此期間他先後在《民立報》上發表《論反對清帝遜位條件事》、《共和略說》、《論行政裁判所之不當設》、《政黨與黨綱》、《國體與政體之別》、《論平民政治》、《〈臨時約法〉與人民自由權》、《統一聯邦兩主義之真詮》、《一院制之主張》、《中央集權之真詮》、《毀黨造黨說》等一系列文章。就其要點而言，主要包括：（一）反對極端共和主義，主張建立平民國家，貴族（精英）政府。（二）主張內閣制，反對總統制。（三）主張一院制，反對兩院制。（四）鼓吹政黨政治和毀黨造黨說。（五）捍衛《臨時約法》，保護公民的人身自由，等等。其中所謂的“毀黨造黨”，實即依照英國兩黨制改造當時中國擾攘的多黨政治。當時宋教仁等將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即與此一主張有莫大關係。這一時期，章士釗的政論文章冰清玉潤，產生了極好的影響，一時與汪精衛齊名。有人甚至戲言，“欲錮二人於高山，使操言論權”
行嚴：《農治述意》，《新聞報》1924年1月11日。。
由於章士釗始終堅持英國的自由主義精神，在政治理念上與同盟會發生原則分歧，因而不斷遭到來自革命黨方面的攻擊。在這種情況下，遂於1912年8月離開《民立報》，和王生共同創辦了《獨立周報》,繼續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清末章士釗在《帝國日報》上發表文章時皆用秋桐的筆名，加入《民立報》後，所發文章，皆用行嚴本名。此次和同盟會發生分歧後，一些人說其這樣做是故意隱瞞前情，若有隱圖。所以章士釗在《獨立周報》上發表的文章，率用秋桐前名，以示畏。
查章士釗在《獨立周報》期間，除發表發刊辭及《章行嚴與楊懷中書》外，共發表其他各類文章26篇。就其內容來說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關於政見商榷會；（二）內閣制與總統制；（三）對主權問題的討論和對《約法》的批評；（四）制憲問題。此外，他還就國稅與地方稅的劃分辦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見。
對章士釗在《獨立周報》發表的文章，錢基博曾說：“士釗既名重一時，出其凌空之筆，抉發政情，語語為人所欲出而不得出，其文遂入人心，為人人所愛誦，不啻英倫之艾狄生焉。”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錢基博卷》，第509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據李大釗說，他從此時便開始追慕章士釗。但章士釗對自己這一時期文章的評價卻不怎麼高，說：“吾勤勤執筆，仍舊貫，然光氣一落千丈矣。”
章士釗：《與黃克強相交始末》，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二），第143頁。章士釗的文章之所以在這一時期“光氣一落萬丈”，除了其興趣逐漸轉移外，還和他在當時所持的觀點有關。後來得知王生暗中接受袁世凱的津貼，章士釗便“意興索然”，文章的數量也日益少起來。
1912年9月，黃興應袁世凱之邀北上，臨行之前，曾邀章士釗同行，結果被婉言謝絕。實際上當時章士釗四面受攻，“困群疑罪謗之中”，也不想久留上海，“願北首燕路，一看形勢”
章士釗：《與黃克強相交始末》，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二），第143頁。；同時，袁世凱得知章士釗主張修憲，也曾通過孫毓筠招其入京。只是因為與同盟會的關係鬧得太僵，不願給黃興增添麻煩，章士釗才故意不與同行。
1912年冬，章士釗將《獨立周報》的事務略事安排後，只身北上。在此之前，即1912年11月，北京政府教育總長範源廉未經章士釗同意即宣布任命其為北京大學校長。當年剛滿32虛歲的章士釗自問不足擔當此職，來到北京後，專門向範源廉面辭。範源廉不同意，並扶病上門敦勸，章士釗堅辭不就。事懸數月，據說還是袁世凱幫助說情，章士釗才得以於該年12月“解職”。在舊識楊度的多次勸說下，章士釗被迫偕楊往謁袁世凱。章夫人吳弱男系晚清淮軍慶字營統領吳長慶的孫女，而吳長慶不僅與袁凱的養父袁保慶有“兄弟之好”，還是袁世凱的舊時幕主，是其騰達前的接納者、發現者、提攜者。在得知章士釗的身份後，袁世凱甚是高興，對章說：“君自家人，有所見，恣言毋隱。”並對章“禮意稠疊，一惟士釗之意，欲總長，總長之；欲公使，公使之；舍館廣狹惟擇，財計支用限；所責於士釗者，亦憲法為之主持而已”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錢基博卷》，第509頁。。既然章士釗被袁世凱視為親信，因此也就“與袁跡日近，稍稍預袁秘事”。時在上海的吳弱男聞訊，便致函章士釗，說：“男子立名當自致，依妻黨進，非夫也。”“革命黨不得自污為裙帶官”，促其南下。袁世凱為留住章士釗，親自致函吳弱男，召吳進京，並騰出其在錫拉胡同的舊宅，讓章居住。章士釗已經同意，並南下與吳弱男面商，竟遭到吳弱男的拒絕。吳弱男還致函袁世凱，“謂四伯（四伯是袁在家時通家往來之舊稱——編者注）宜愛人以德”
《孤桐雜記》，《甲寅周刊》第1卷第17號（1925年11月7日），第20頁。，此事遂不了了之。
在京期間，章士釗親眼目睹了“士不悅學，乘機逐利，視政治為兒戲，從淫賭為生涯”的社會腐敗現象，並寫下了《箴北京》一文。不久，宋教仁案發，袁世凱賊喊捉賊，竟誣稱黃興為兇手。與宋、黃二人交情甚厚的章士釗當然不會相信，他對袁世凱的這種流氓行為極為憤怒，“不對而出”。次日，便只身“潛赴東站，獨馳返滬”
章士釗：《與黃克強相交始末》，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二），第143～147頁。，參加二次革命，當時的“討袁通電”就是章士釗代黃興草擬的。贛寧之役，士氣消沉，開戰不久，形勢便已了然。一天晚上，黃、章二人相對愁苦，黃興說：“程雪樓逃出圍城，妄自通電，利害雖異，交誼何存？君何不到滬責之，加以禁制？”
章士釗：《與黃克強相交始末》，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二），第147頁。黃興的目的，是要章士釗逃出重圍，對此，章士釗心知肚明，卻也可奈何。次日，章士釗與黃興揮淚告別，返回上海。軍事抵抗失敗後，黃興自殺未成，在日本人保護下逃亡東京。
（四）
二次革命失敗後，逃亡日本的孫中山，總結以往革命失敗的教訓，認為革命事業最重要的是立黨，只有以革命黨為根本，才有望重振精神，拯救革命。1913年9月27日，在東京籌組中華革命黨。黃興等一批同盟會、國民黨中的骨幹力量，由於早與孫中山在革命方略問題上存在分歧，再則也不意孫中山關於服從個人和入黨辦法的規定，未再加入中華革命黨。為避免黨內糾紛，黃興前往美國遊歷。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留在日本而未加入中華革命黨的部分國民黨人，於1914年8月在東京成立“歐事研究會”。章士釗既未加入中華革命黨，也未加入歐事研究會，但其政見與歐事研究會相近。在日本，他創辦了《甲寅月刊》。這份刊物被認為是歐事研究會的喉舌。
《甲寅月刊》俗稱《甲寅雜志》，於1914年5月10日在日本東京創刊，到1915年10月10日停刊，共發行10號。其辦刊宗旨，“以條陳時弊，樸實說理為主旨……一面為社會寫實，一面為社會陳情”。根據這一指導思想，該刊開辟有“論說”、“時評”、“評論之評論”、“通信”、“論壇”、“文苑”（包括“文錄”、“詩錄”）、“叢談”、“小說”等欄目。章士釗先後在《甲寅雜志》上發表了《政本》、《讀嚴幾道〈民約平議〉》、《國家與責任》、《政力向背論》、《調和立國論》、《學理上之聯邦論》、《復辟平議》、《政治與社會》、《共和平議》、《國家與我》、《帝政駁議》、《民國本計論》、《評梁任公之國體論》等政論文章，鼓吹為政有容，政治調和，反對袁世凱復辟和梁啟超的開明專制論，宣傳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後來他將這些文章，連同此前發表在《獨立周報》上的部分文章和此後發表在《甲寅日刊》上的部分文章，合編為《甲寅雜志存稿》，於1922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1915年底護國戰爭爆發，海外革命黨人紛紛回國參加討袁斗爭。次年5月，歐事研究會與進步黨人在廣東肇慶成立護國軍軍務院，岑春煊主其事，章士釗任秘書長。在此後相當一段時間內，章一直是岑的代言人。6月，袁世凱暴病而亡，黎元洪繼任總統，恢復《臨時約法》，重開國會。軍務院亦隨之撤銷。1917年，章士釗應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之邀，出任北京大學教授，兼圖書館主任。隨後，他將留英同學楊昌濟推薦給蔡元培，將圖書館主任一職讓給李大釗。同年，他將《甲寅》復刊，改為日刊，並約李大釗、高一涵擔任主筆。
《甲寅日刊》是一份日報。1917年1月28日創刊，6月19日停刊。每日發行，周末亦不停刊。該報每號6個版面，其中第一版為社論，第二、三版為命令、中外要聞、時評、外電、車站紀事，第四、五版為廣告，第六版為文學（包括文苑、東來紀事、小說、隨筆、來稿等）。在為該報撰寫的《發端》中，章士釗沒有去寫《甲寅日刊》創辦的緣起，卻提出了兩個非常重要的觀點，即“尊今”和“重我”。所謂“尊今”，是指“今”或者說現在所處的環境既不可能逃離，又非理想之域，因此必須面對現實，運用調和之策，改造現實。所謂“重我”，即面對現實，勇敢地承擔自己的責任，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這是章士釗為《甲寅日刊》確定的辦報方針。在該報上章士釗共發表社論18篇，時評9篇，數量遠在李大釗、高一涵之下。
《甲寅月刊》和《甲寅日刊》時期構成中國現代思想史、文學史上的“前甲寅”時期。
“前甲寅”時期是章士釗政論文的成熟期。1920年羅家倫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平心而論，《甲寅》在民國三四年的時候，實在是一種代表時代精神的雜志。政論的文章，到那個時期趨於最完備的境界。即以文體而論，則其論調既‘華夷文學’
以曾國藩、李慈銘、葉德輝、王闿運為代表。的自大心，又策士文學
以龔自珍、魏源、康有為為代表。的浮泛氣，而且文字的組織上又形中受了西洋文法的影響，所以格外覺得精密。”
羅家倫：《近代中國文學思想的變遷》，《新潮》（合訂本）第2卷第5號（1920年9月1日），第872~873頁。1922年，胡適進一步指出：“自一九五年到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這十年是政論文章的發達時期。這一時代的代表作家是章士釗。……他的文章的長處在於文法謹嚴，論理完足。……他的文章有章炳麟的謹嚴與修飾，而沒有他的古僻；條理可比梁啟超，而沒有他的堆砌。他的文章與嚴復最接近；但他自己能譯西洋政論家法理學家的書，故不須模仿嚴復。”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適文存》第2集，第214頁，合肥，黃山書社，1996。胡適還將這一文學流派稱之謂“甲寅派”（實為前期“甲寅派”）。
前期“甲寅派”不僅是個文學流派，同時也是一個思想流派。這一時期章士釗的調和思想也漸趨成熟。他不僅在《政本》、《政力向背論》和《調和立國論》等文章中系統闡述了“相抵”、“有容”、“相讓”的調和思想，其追隨者李大釗、高一涵、李劍農等也先後發表《辟偽調和》、《調和之法則》、《調和賸言》、《調和私解》、《調和之本義》等文章，對章士釗的調和思想進行翼護和發展。
章士釗還意中為後來的新文化運動播下了火種。對此，常乃惪有過詳細討論，他在1922年出版的《中國思想小史》中寫道：“培植這個新文化運動的種子的人是誰？陳獨秀嗎？不是。胡適嗎？不是。那麼究竟是誰呢？我的答案是章士釗。”“民四、民五，正是政治上極黑暗的時代，梁啟超在《大中華》上已主張拋棄政治，專從社會改造入手，章士釗在《甲寅》上駁他的議論，仍主張應注意政治。後來的文化運動是跟著梁啟超的主張走的，章士釗的主張似乎失敗，但梁啟超雖然主張從社會入手，他卻並沒有給後來的文化運動指出新路，章士釗雖然也並不知道新文化運動是甚麼，但他意間卻替後來的運動預備下幾個基礎。”具體來說就是“理想的鼓吹”、“邏輯式的文章”、“注意文學小說”、“正確的翻譯”、“通信式的討論”，其中除第二點後來的新文化運動未能充分注意外，其余都是由《甲寅》引伸其緒而到《新青年》出版以後才發揮光大的，“故我們認《甲寅》為新文化運動的鼻祖，並不算過甚之辭”
常乃惪：《中國思想小史》，第179~181頁，上海，中華書局，1922。。這一觀點得到了學術界的認同。1939年張君勱在為《邏輯指要》作的序中則將這一時期的章士釗比之於開創魏晉玄學之風的向秀：“《晉書·向秀傳》曰：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方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為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吾以為行嚴先生之性格，清悟遠識，又何殊向秀？其傳播歐洲學說，能發明奇趣，使讀者超然心悟，又何殊向秀？即其文格言之，豈不直追魏晉，而與時下文章之粗厲鄙俗者，何可同日語哉！”
張君勱：《〈邏輯指要〉序》，章士釗：《邏輯指要》，重慶，時代精神社，1943。
護國軍軍務院撤銷後，南北矛盾並沒有消除。之後雙方在國會內部展開激烈斗爭。這些矛盾和斗爭後來又集中反映在府院之爭上。1917年，圍繞參戰問題，雙方矛盾表面化。段祺瑞召集以皖系軍閥為骨幹的十余省督軍在北京舉行“督軍會議”，脅迫黎元洪同意將對德參戰案提交國會討論，同時指使軍警流氓數千人組成所謂“公民請願團”包圍國會，要求通過參戰案。黎元洪在美國駐華公使的指使下，下令將段祺瑞免職。段則馳赴天津，指使皖、奉、浙、魯、陜、黑和直隸八省督軍宣布脫離中央，並在天津設立各省總參謀部，準備武力倒黎。別有用心的張勛借口進京調停，乘機擁溥儀復辟。段祺瑞則借機在馬廠誓師，發兵驅逐張勛，重新掌權。
段祺瑞上臺後，拒絕恢復《臨時約法》和國會，孫中山遂舉起護法旗幟，在廣州召開非常國會，成立軍政府，發起護法戰爭。但護法軍政府內部矛盾重。1918年5月，護法軍政府進行改組，實行總裁合議制，而以岑春煊為主。岑上臺後，急電章士釗南下相助。1919年春，南北和談在上海舉行，章士釗作為南方議和代表，隨唐紹儀赴滬出席會議。
這一時期，章士釗逐漸由主張政治調和轉向主張新舊調和。1917年5月，他在東京中國留學生組織的神州學會發表的演講中就指出：“從前歐洲思想之變遷，乃食文藝復興之賜，現在思想，仍略含有復古的臭味。吾國將來革新事業，創造新知，與修明古學，二者關聯極切，必當同時並舉。”
行嚴：《歐洲最近思潮與吾人之覺悟》，《東方雜志》第14卷第12號（1917年12月15日），第9頁。稍後，他在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會改組會和北京大學成立20周年紀念會上發表的演講中繼續就新舊調和問題系統發表了自己的看法，這些演講稿曾刊於《北京大學日刊》和《國立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冊》。其中在北京大學舉行的成立20周年紀念會上的演講稿經增改後以《進化與調和》為名重刊於《甲寅周刊》。1919年9月27日，章士釗應邀在上海寰球中國學生會發表的演講中，再次對其新舊調和思想作了進一步的闡述，他還將自己演講的要旨概括為兩句話：“一曰新舊調和，一曰社會自決。”
《新時代之青年——章行嚴君在寰球中國學生會之演說》，《東方雜志》第16卷第11號（1919年11月15日），第164頁。章士釗的新舊調和主張引起了新思潮陣營的猛烈批評。為了響應這些批評，他在廣州師範學校演講時以《新思潮與調和》為題，對新思潮與新舊調和的關係做了系統討論。新文化運動以反傳統為主旨，而撬動這場運動的章士釗此時卻主張新舊調和，這使其站到了運動的對立面。不過，章士釗真正走向“反動”，即回歸文化保守主義，則是在1921年歐遊之後。
（五）
1920年6月，毛澤東和蔡和森為組織新民學會會員留法勤工儉學事上門求助，章隨手從湖南督軍趙恒惕為之劃撥的在滬活動經費中提出兩萬元交給二人。10月，孫中山聯合唐繼堯發動討桂戰爭，岑春煊被迫宣布下野，章士釗也隨之而去。廣州非常國會以其附逆，決定將其開除。1921年章士釗在黎元洪的資助下赴歐洲考察，回國後出任北京農業專門學校校長。1923年曹錕賄選，作為議員的章士釗不願自貨，南下上海，並出任上海《新聞報》主筆。這一時期，他先後在《申報》、《新聞報》等報刊上發表《論代議制何以不適於中國》、《首論》、《首辯答徐佛蘇》、《業治論》、《業治與農》、《評新文化運動》、《元首寄生論》、《非黨》、《再論非黨》、《三論非黨》、《農國辨》、《農治述意》等文章。這些文章後來經其刪削結集，於1929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取名《長沙章氏叢稿》(癸甲集)。
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囚禁曹錕，段祺瑞重新執政。曾經反對過段祺瑞的章士釗，此時竟應邀北上，出任執政府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不免讓人大跌眼鏡。與此同時，他第三次恢復了《甲寅》。不過此時的《甲寅》已不是月刊，也不是日刊，而是周刊。早在當年1月5日，章士釗就在上海《申報》上刊出《創辦〈甲寅周刊〉招股廣告》：“吾國政情群態，日趨繁邃，新思異見，相應以興，宜覓相當之徑途，使之表見。邇來京滬各地之輿論機關，日刊月刊，組織初備。惟介乎二者之間，時之遲速，篇之廣狹，質之凝流，各各合度，而又政治學藝，眾流齊匯，夾敘夾議，趣味濃深，中流以上，不寓目，如英之《司配鐵特》，美之《新共和》等周刊之品，尚未有聞。士釗……擬創辦一規模較備，適於營業之周刊，顏曰《甲寅》。以昔年曾為是志，頗廣流傳，雖文士之結習未忘，冀讀者是遺愛猶在。股額定十萬元，每股五元，計二萬股，不分零幣。……招足半額，始行開辦。”這個廣告曾惹得陳獨秀差點笑掉大牙。陳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更奇怪的是他（指章士釗）近來忽然登報發起集資十萬元辦《甲寅周刊》。行嚴君！以十萬元辦一周刊，在歐美大工業資本社會原不算什麼，連工業後進的日本還不配，何況中國？”
陳獨秀：《夷場上的農村立國》，《陳獨秀文章選編》中冊，第405頁，北京，三聯書店，1984。出乎意料的是，章士釗還真的把《甲寅周刊》辦起來了。該刊於1925年7月18日創刊，每周一號。1926年3月26日出完第36期後，曾停刊半年，1927年4月2日出版第45號後停刊。《甲寅周刊》先後辟有“時評”、“論說”、“征文”、“特載”、“通訊”、“雜記”（後改為“孤桐雜記”）、“光宣點將錄”、“書林叢訊”、“說林”、“章氏墨學”、“邏輯”、“揣籥錄”、“清華園題解記”、“詩錄”、“文錄”等欄目。
在《甲寅周刊》上，章士釗先後以孤桐的筆名和本名發表了《代議非易案》、《創辦國立編譯館呈文》、《創設國立女子大學呈文》、《說》、《答適之》、《疏解義》、《文俚平議》、《評新文學運動》、《反動辨》、《再疏解義》、《創設教授院議》、《特定學區議》、《答稚暉先生》、《再答稚暉先生》、《三答稚暉先生》、《論南京倡投壺禮事》、《何故農村立國》、《論業治》等文章。
《新聞報》和《甲寅周刊》時期構成中國現代思想史、文學史上的“後甲寅”時期。
這一時期章士釗雖然在政治上仍未放棄自由主義，但在文化上已經完全回歸保守主義。縱觀這一時期章士釗的思想，已經不再是主張政治調和或新舊調和，而是在精神上主張以農業立國；在制度上預言代議制度不適於中國，並試圖改造之；在文化上反對新文化運動，特別是白話文學；在教育上主張恢復讀經和整頓學風。吳稚暉曾用普通大門上貼的春聯，即“敦詩說禮，孝弟力田”八個字來概括其“全般政策”
稚暉：《章士釗——陳獨秀——梁啟超》，《京報副刊》第393號（1926年1月23日），第157頁。。新思潮陣營更將其視為新文化運動的攔路虎，稱其為“老虎總長”，稱《甲寅周刊》為“老虎報”。
曾幾何時，章士釗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播種者，操筆弄政，一次次攪動了中國思想界，譽滿天下；到如今成了新文化運動的反對者，並通過《甲寅周刊》在其周圍形成一個文化保守主義群體，不時攪起一股股論潮，招來新思潮陣營一次次的批評、責難甚至詛咒，謗滿天下。其文字的魅力也遠非昔日可比。當時就有一位讀者在來信中指出：“此章君乙丑之文，非甲寅之文也……甲寅之歲，章君為文，乃流居異域，處士橫議之文也。今年乙丑，章君為文，乃執政府兼長兩部，臺閣之文章也。文固出於一人，而時地不同矣。”
《不佞——通訊》，《甲寅周刊》第1卷第27號（1926年1月16日），第20～21頁。
1926年，北京發生三一八慘案。其中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自治會職員劉和珍是在遭受槍擊後被執政府衛兵用木棍捶打致死。作為製造慘案的主謀之一，章士釗在民眾的聲討聲中與段祺瑞一起，被趕下政治舞臺。1928年北伐成功，南北統一，章士釗遭南京國民政府通緝，被迫攜眷出遊英、比、德等國。其間他曾翻譯出版了德國科侖大學教授師辟伯的《情為語變之原論》和弗洛伊德的自傳，向國內介紹精神分析學說。血有時可以染紅頂子，有時也可以淹死人。三一八慘案中死難學生的血在某種意義上淹死了章士釗，他從此退出了報界，退出了思想界，退出了歷史舞臺，而且再也沒能回來。

（六）
1930年，章士釗受張學良之邀，出任東北大學文學院教授。九一八事變後流寓上海，執律師業，並加入青幫，成為杜公館的座上客。其間曾出庭為陳獨秀做罪辯護，名震一時。1936年應華北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之邀北上，出任該委員會下屬的法制委員會主席委員。七七事變後攜眷先後避往天津、上海。1938年3月，偽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在南京成立。舊時同僚梁鴻志為拉其下水，未經同意便公布其為偽維新政府司法院院長。章士釗在杜月笙的幫助下匆匆離滬，避往香港。次年，輾轉來到陪都重慶，出席國民參政會，受到蔣介石接見。其間先後遊歷桂林、西安、蘭州，出版《桂遊詞鈔》、《入秦草》等詩集和《邏輯指要》。抗戰勝利後回滬，復執律師業。其間曾為漢奸梁鴻志、周佛海、殷汝耕等做辯護。1949年春兩次被李宗仁任命為和談代表，隨國民黨代表團赴北平參與國共談判。談判破裂後滯留未歸。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歷任全國政協第一屆委員，第二、三屆常務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屆代表，第三屆常委會委員，政務院法制委員會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等職，多次為國家和平統一奔走，並在毛澤東的幫助下再版《邏輯指要》、出版《柳文指要》等著作。1973年病逝於香港，終年93歲。

（七）
1925年章士釗在與吳稚暉論戰時曾對自己做過一番剖析：“章士釗者，一篤於個性，不存機心，情理交戰，迭為勝負之人也。惟篤於個性也，故其行動，不肯受黨派之羈絆，而一生黨。人次第以同盟會、政聞社、政學會擬議之。此見仇者之讕言，不足信也。惟不存機心也，視天下之事，不可為。勝負之數，瞢然不知。有時為人暗算，肝膽胡越，彼乃不信，一旦勢異，負盡天下之謗而亦悔。不論何事，是非榮辱，均自當之。生平未嘗發言尤人，此考之二十年來之言論而可知也。情與理者，如車之兩輪，皆為釗所托命。不可得兼，迷惑立生；輕重相權，恒見乖牾。大抵三十五歲以前，理恒勝情；三十五歲以後，情恒勝理。說者謂於血氣之盛衰有關，事或然也。……釗為人短處，在所騖多而成事少，一議未了，又顧之他，事需力行，已輒不耐，以是行事徑塗，修短久暫，若慧星然，至一定。又其人寡決斷，乏條理，大事不甚糊塗，而小事極其糊塗。雖有時觀過可以知仁，而貞固不足以幹事。宜乎浮名滿天下，而天下一人以事業許之。”
孤桐：《答稚暉先生》，《甲寅周刊》第1卷第22號（1925年12月12日），第6～10頁。話說得雖不免負氣，聽起來卻也情真意切，頗足動人。
但是在當時很少有人會傾聽章士釗的訴說，“後甲寅”時代的陰霾幾乎完全籠罩了其“前甲寅”時代的光輝。1930年，陳子展在《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一書中寫道：“平心論之：章士釗的‘前甲寅’，使人知道中國文學在‘古文範圍以內的革新’，最好的成績不過如此，為後來的文學革命，暗示一個新的方向，自有其時代上的價值。他的‘後甲寅’，若是僅從文化上文學上種種新的運動而生的流弊，有所指示，有所糾正，未嘗沒有一二獨到之處，可為末流的藥石。但他想根本推翻這種種新的生機，新的勢力，仍然要維持四千年來君相師儒續續用力恢弘的東西。所以他努力的結果，似乎一方面只能表示這是他最後一次的奮斗，他的生命最終的光焰；另一方面只能代表數的學士大夫之流在文字上在學術思想上失去了舊日權威的悲哀，代表數的趕不上時代前進的落伍者思古戀舊的悲哀，為新潮卷沒的悲哀！”
陳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第313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人未蓋棺，已有了定論。
面對這種狀況，也曾有人為其鳴不平。如曾經參加過新文化運動的王森然，1934年就曾在其所撰寫的《章士釗傳》中寫道：“章行嚴氏，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詬，恐易世而未能湔之。今之吠影吠聲，以丑詆之，舉以異於元祐、紹興時之於荊公也。其有譽之者，不過賞其文辭；稍進者，亦不過嘉其勇於任事。余獨怪夫以政見之不同，黨同伐異，莫之能勝，乃架虛辭以蔑人私德，此村婦野子之窮技，不意其出於賢士大夫也。於先生事業之宏遠偉大，莫或見及；而其高尚之人格，則益如良璞之霾於深礦，永劫莫發其光晶也。嗚呼！吾為此傳，亦不禁廢筆而慟矣。”
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評傳》，第283頁，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的確，這不是一般的悲慟，而是一種“以不世出之術，而蒙天下之詬”，且“易世而未能湔”的徹骨之痛！歷史很情，章士釗未能擺脫這一宿命。1949年之後，其在臺灣幾乎不齒於士林，陳敬之就曾在所著《新文學運動的阻力》一書中以“窮斯濫矣章士釗”為題，對其人品極盡謾罵之能事，說其“由自‘試’充革命志士開始，中一變而為投機政客，再變而為幫閑文人，生平所行所為，誠可謂文人行之尤”
陳敬之：《新文學運動的阻力》，第145頁，臺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80。。在大陸，章雖然貴為政協委員、人大代表，但在魯迅的光輝照射下，“落水狗”這件緊身衣始終套在其身上，至死未能完全擺脫。
擺脫過往的恩怨，站在後五四的角度來看，章士釗平生所為，除參與製造三一八慘案一事不可原諒外，其他均在可理解範圍內，且有不少閃光之處。綜觀章氏一生，帶有許多戲劇性特點：首先是多變。早年秉持激進主義，激烈鼓吹反滿革命；留學英國期間，醉心於英國憲政理論；武昌起義爆發後毅然回國，繼續鼓吹政黨政治，並試圖仿照英國兩黨制改造當時國內擾攘的多黨政治；二次革命失敗後轉向調和主義，鼓吹為政有容、調和立國和新舊調和；歐戰結束又回歸文化保守主義，鼓吹以農立國，反對代議制和新文化運動，提倡尊孔讀經。但論如何變，章士釗有自己的底線，即不背叛國家、民族。抗戰時期，其舊日朋僚乃至對手，如梁鴻志、殷汝耕、唐紹儀、周作人等相繼淪為漢奸，而他幾乎每次都能在危險來臨前借機遠飏，做到不立危墻之下。其次是自詡不黨，追求獨立。不黨是真，獨立卻未做得到。章氏一生，不僅未曾獨立，相反卻先後追隨岑春煊，依附段祺瑞和杜月笙。前者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章氏本人的個性特點，後者則揭示了近代中國社會一個規律性特點：知識分子在經濟地位獨立之前，不可能完全獲得政治上的獨立。

（八）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章士釗是與梁啟超齊名的文章家，尤其以邏輯文著稱於時。他常常縱筆所至，動輒數萬言。加之平生勤勉，筆耕不輟，上天眷顧，得享高壽，因此著作量極大。受篇幅限制，本書收錄文字，時間上以1903年至1927年這一時期為重點，內容上以政治、文化等方面帶有原創性的政論文為主，不求面面俱到，但求系統、深入，其中部分為《章士釗全集》所未收。除此之外，但凡關於外交、經濟等方面的政論文章、時評、詩詞、書信、公文、議案、回憶錄等，概不收錄。學術著作，僅收錄幾篇重要的書序。通過閱讀本書，可以比較系統、深入地了解章士釗的政治、文化思想，粗略了解其學術成就，切身體會其邏輯文的寫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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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編選本文集的過程中，曾參考過章含之等人編輯的《章士釗全集》、白吉庵的《章士釗傳》和袁景華的《章士釗先生年譜》，在此一並致謝。此外，曾經跟我攻讀碩士學位的中山大學副教授於梅舫博士，在得知我遇到困難時，毫不遲疑地放下手頭工作，伸出援助之手，幫助董理書稿，並點校近10萬字，在此特致謝忱！當然文責自負，如果發現本書存在任何錯舛之處，均由我一人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