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記憶與日常：資本主義與東亞批判研究：哈若圖寧選集

畢生鑽研馬克思學說的西方歷史學家
以「日常生活」視角透析現代性
抨擊新帝國主義與新法西斯主義

哈若圖寧（Harry Harootunian）為美國學界重要的日本研究學者，曾以意識型態批判方法及比較研究，帶動一波新興的日本研究，挑戰傳統方法學。此外，他長期關注區域研究及後殖民研究、全球化研究的結構性盲點，並不時提出關於歷史書寫之評述。出生於1929年的哈若圖寧至今治學不輟，2015年末方才出版Marx after Marx，為近年馬克思研究一大盛事。

本書特色
本書選譯其學術生涯中具有代表性的數篇論文，藉機反思：以亞洲為焦點的研究，如何與其他地域互為參照，而歷史研究又如何看待理論與實證檔案之間的關係，如何深化對於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的自省。本書並邀得國外東亞研究學者及馬克思主義專家，析論哈若圖寧曾提出的問題，並探究這些問題在此刻的意義。

哈若圖寧結合批判理論與文化資料分析的日本研究，是東亞研究、歷史學研究不容忽視的方法框架。他以「日常生活」視角透析現代性、他對「時間性」做為區域研究方法倫理的堅持、以及他對現下新帝國主義與新法西斯主義的抨擊，更值得研究現當代的人文學、社會科學學者與學生參考。

名家導言
從哈若圖寧的眼中看來，這些歷史批判全都被誤導了。──Hyun Ok Park（加拿大約克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哈若圖寧不只敦促我們放棄生產模式階段論，也期待我們重思撐架生產的時間與歷史觀。──Massimiliano Tomba（美國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意識史系教授）

他的著述企圖摸索出一條可以超越失敗主義決定論的路徑。──Viren Murthy（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歷史系副教授）

作者／哈若圖寧（Harry Harootunian）

Harry Harootunian教授的學術生涯已超過半個世紀。他於1958年在美國密西根大學取得歷史學博士，爾後曾在芝加哥大學執教二十餘年，被授予Max Palevsky 歷史與文明冠名教授職銜，並擔任過東亞語言與文明系及歷史系系主任。離開芝大後，Harootunian教授轉往紐約大學，任職於歷史系及東亞研究系。退休後，曾在杜克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授課。除了教學，Harootunian教授擔任過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編輯及Critical Inquiry共同主編。他在2003年當選美國人文與科學學院院士。Harootunian教授的專長領域為日本近現代史及思想史、歷史哲學、馬克思主義，出版過的專書包括Toward Restoration: The Growth of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in Tokugawa Jap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Things Seen and Unseen: 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Tokugawa Nativ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History’s Disquiet: Modernity, Cultural Practice, and the Question of Everyday Lif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Overcome by Modernity: History, Culture, and Community in Interwar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Marx after Marx: History and Time in the Expansion of Capit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編者／陳春燕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編者／劉紀蕙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編者前言
我們和Harry Harootunian 教授結緣，始於2012 年6 月，他受交大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以及社文所之邀，前來參加「馬克思主義在東亞」國際學術工作坊，發表主題演講“Deprovincializing Marx”； 師大英語系期刊Concentric: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把握機會，為他舉辦了一場名為“Exigency of Time”的座談會。老先生當時已經八十多歲，神采奕奕，言語鋒利，對學術論辯執著熱情。
Harootunian 教授師承John Whitney Hall，後者被公認是二十世紀後半葉在西方學界更新日本研究的先驅人物。如果說他的老師協助促成日本研究在美國學院的專業化、建制化，Harootunian 教授則是長久以來對所屬學科保持高度自覺，對日本史研究、東亞研究都不時直言批判。
Harootunian 教授在日本研究奠定地位之作是他早期出版的兩本關於德川幕府時期的專書（1970 年的Toward Restoration: The Growth of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in Tokugawa Japan；1988 年的Things Seen and Unseen: 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Tokugawa Nativism）：兩者皆探討明治維新前二、三十年間日本知識分子為尋索日本定位所做的思想選擇及政治建言。及至2000 年，Harootunian 教授一口氣推出兩本關於現代性的專書（History’s Disquiet: Modernity, Cultural Practice, and the Question of Everyday Life；Overcome by Modernity: History, Culture, and Community in Interwar Japan），將歐洲與日本思想家回應現代性的方式相互參照，宏觀處理資本主義在全球不同社會所製造的騷動，尤其是其中形式類似的發展不均。他在這些書中，也竭力開發現在幾乎可稱得上是他個人標誌研究的「日常性」、「時間性」之說：「日常性」是平凡之人可能逃脫資本主義霸制的出口，而「時間性」則可作為透析資本制度之下不均衡情況的方法。
兩年前，他又推出新書Marx after Marx: History and Time in the Expansion of Capitalism，整理了他畢生鑽研馬克思學說的心得，試圖將注意力拉到馬克思（早期）思想的全球視野及其在此時此刻的適用性。
Harootunian 教授的學術成就格外令人尊敬之處，在於他一方面立基於日本近、現代思想史，一方面廣博涉獵世界不同地區的現、當代思想─換言之，日本案例並非只在日本史學框架內言之成理，也具有比較研究之意義。這是我們相信他的著述值得引介至此間學界的主因。
這本選集所收錄的，是Harootunian 教授從1990 年代中期以來發表過的幾篇重要論文。上述貫穿他學思取徑的幾大軸線，在每篇論文透過不同細節加以深化。第一部分「歷史、時間與資本主義」收錄兩篇文章：〈班雅明效應〉一文申論班雅明這位對他有著深遠影響的歷史唯物論者的歷史實踐概念；〈追憶歷史當前時刻〉則從「後九一一」脈絡出發，上溯後冷戰、冷戰時期，再上溯至現代，批判不同時間節點上普遍知識界對「歷史」的錯誤認知，並揭示「不同時代之同時性」這個更值得參考的時間性觀點。
本書第二部分「區域研究、冷戰與東亞」亦亟欲闡釋不同時間秩序在特定歷史定點同時有效的立論，但處理方式是環繞區域研究，檢視並批判區域研究（乃至於人文學科）近年急於空間轉向、忽略時間性所造成的思索盲點：〈對可比較性與空間－時間問題的一些思考〉重返幾位西方時間哲學家，探看他們所提議的非同時代時間節奏共振共在的論說；〈區域研究之後〉則在批判區域研究之餘，以日本為例，將線性時間觀的主流地位歸因於資本主義時間性的強勢。
本書第三部分「日本與世界史」則結合關於「日常性」與「時間性」的觀察軸線，聚焦於日本思想史的脈絡，並且放大看待日本二十世紀初期知識界對於日本自身歷史地位的焦慮與反思：〈內建曖昧〉先討論了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幾位代表性日本哲人如何各自從文學、美學、哲學角度建構他們所以為的大時代之下存在之道，繼而延伸至戰後時期日本社會對過往的記憶與遺忘；〈哲學與回應性〉則定焦於京都學派哲學家在一歷史關鍵當下針對歷史價值所做的討論；〈將馬克思「去地方化」〉再以日本思想家為範例，但目的是批評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眼界只限歐洲、讓馬克思學說故步自封的問題。
這本選集成書，或許在時間表上稱不上即知即行，但我們在這些年間持續與Harootunian 教授私下交流，持續關注他的研究動態，也知道他直至最近，近九十高齡，依舊治學、講學不輟。本書末篇〈將馬克思「去地方化」〉正是他數年前在交大「馬克思主義」工作坊所發表的演講，而其內容精髓，與他的新書Marx after Marx是一致的，我們也算等到他思想豐收之時最精華的一些言論。

編者前言
Harry Harootunian序─「我們的現代性」／我們的歷史
Hyun Ok Park導言─「問題出在資本主義！」：論哈若圖寧的時間
Massimiliano Tomba導言─將馬克思「去地方化」：談哈若圖寧對馬克思的解讀
Viren Murthy導言─再思歷史的界限：哈若圖寧對德川國學的解讀
文章出處
I 歷史、時間與資本主義
1.班雅明效應：現代主義、重複，以及通往不同文化想像之路
2.追憶歷史當前時刻
II 區域研究、冷戰與東亞
3.對可比較性與空間―時間問題的一些思考
4.區域研究之後，「關於低度發展的記憶」
III 日本與世界史
5.內建曖昧：日本現代史中現代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延續
6.哲學與回應性：京都學派與世界史的靈光片刻
7.將馬克思「去地方化」：省思一個文化主流

Harry Harootunian序
「我們的現代性」／我們的歷史
陳春燕　譯

收錄在這本書中的論文呈現的是一段漫長歲月裡觸角廣泛的興趣─包括日本的文化史及思想史、與之相關的後設理論（meta-theory）難題及詮釋策略等。但這些文章同時也透露了對某一特定議題始終如一的執著。事實上，我是一直到著手進行（如今完成了）一項書寫計畫，試圖重建我父母逃離1915至1916年亞美尼亞滅族事件的過程，我才意外地透悟了我個人這一生的學思使命。我的父母很早便下定決心，絕口不向我和兩個姊姊提及當年經歷。手邊欠缺可供參考的檔案（例如父母和親戚之間的書信），當年照片也幾乎付之闕如，我能做的，僅止於回返一個我幾乎毫無所知的時代，將一些我並不認識的人的生命─他們在一個艱難時局裡的每日經歷─重組起來。身為歷史學家，我先前的研究以及我父母倖存經歷之間如果有任何連結（註1），便是提醒我去認清，我們都必須處理歷史與記憶、事件與經歷、世界歷史性（world historicality，通常濃縮於國家形式中）與日常生活之間的相遇，甚至是不時的衝突。在這樣的處理過程中，激發這個體會的，是歷史敘事與日常性之間難以忽視的距離：歷史敘事由世界歷史堂而皇之的事件性（eventfulness）所主導，在全球舞台上由民族國家予以實踐；而日常性（everydayness）則坐落於重複的例行事務中，幾無可資一書的大事，其節奏也難以融入國家形式。假使前者宣稱握有可靠的歷史知識，後者則構成了回憶與瞬間即逝之經驗的儲藏庫。兩者之間的距離，關乎不同的印象存留（retention）與認知模式，差異甚大。這一點，一言以蔽之，正如學者羅絲（Kristin Ross）所謂「被構思之事物」（the conceived）與「被經歷之事物」（the lived）之間的差別。
然而，吸引我注意的日常性，並非僅是個欠缺世界歷史事件性的無聊所在。它之所以有資格和歷史相提並論，是因為它的認知模式能肯定無法逆轉的時間，這與歷史所堅持鞏固的線性時間背道而馳。兩者之間的緊張，在國家致力於線性進程時便凸顯了出來─此一線性行進軌道猶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所稱的「單向街」，在其中，過去永遠已成過去；相較之下，日常性則是將至未至，且各種過去的痕跡在其中同時並存，持續與當前時刻（the present）融合、互動。在這個衝撞中，日常性揭示了一種容易被輕忽的特殊不均衡（un-evenness）、不平等情況，一大群默默無聞之人每天生活在這樣的不均等之下，受制於國家歷史─國家歷史總是嗜好製造均衡發展的形象，抹除各種時間性雜沓並在的狀況，忽略不平等生活的窘境。
雖然這樣的衝突發生在所有資本主義已經建立其生產模式的地方，其效應在歐美之外區域尤其顯著，特別是前殖民地或較晚獨立、較晚接觸資本主義的地區。但必須一提的是，不均衡狀況即便在已臻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也至為真實。身為一個離散社群移民家庭的小孩，跟其他千千萬萬相同處境的孩子一樣，這種日常生活裡的不均衡、不平等深深烙印在我的記憶中，彷彿那些都是資本制度下的自然狀況，毫無質疑的空間，因為它發生時也從未遭到質問。這樣的經驗，在多數的歷史敘事中都被略過，被一種平均值估算方式加以處置，雖被納入統計數字，但不被重視，始終沒有身分。國家歷史削弱日常經驗，將其視為歷史的深長暗影，甚至借助它作為某種條件，致力彰顯世界歷史舞台上的大事件，排除其他選項。於是，日常性便從歷史當中被移除，它豐富的記憶與經驗寶庫原本體現的是不同過去時間性的混融，如今卻只被限縮於特定的當前時刻，如愛倫坡（Edgar Allan Poe）小說中的失竊信件一般，一直在我們眼前，卻未被看見。不均衡、不平等存在於世界各地眾多微不足道之人的日常現實中卻未被察覺，其緣由是它被某種經濟發展理論錯認為終將進化、往均衡發展之終極目標邁進的一個時序階段。在此同時，這樣的誤判卻也成了某種成長比較的依準，將遲後發展地區鎖死在一道必須無止盡向前追趕的行進路徑上，期盼最後能夠達陣。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我們見證了記憶和經驗被大量製造，要求認可，其規模前所未見。歷史與記憶之間的衝突扞格開始出現，是因為一種新的社會空間的成形，無論是在世界中心或是殖民邊陲地帶，此種新興社會形構所標誌的是被經歷的每日生活，有別於國家形式。在二戰之前，對於經驗與記憶的討論，僅限於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班雅明幾位理論家，但他們的說法很明顯無法見容於歷史。記憶與經驗爆量的現象，早為班雅明所觀察到：那是對於現代資本主義式生活所帶來的驚嚇體驗的一種回應，對其創造與毀滅節奏的回應。戰後年代則充斥著追憶、紀念的訴求，意在還原前不久才發生的大屠殺事例。而若要提供對於事件更具說服力的解釋，事件的規模最好從每日生活的層面─經驗的層面─被理解。但這些對傳統歷史敘事而言都是隱性甚或不相容的。發生於過去、訴說不盡的人類罪行，嵌入了我們歷史意識的前端，突破傳統歷史研究的疆界，溢出所能被承受的界線，甚至占據公共場域，主導著我們對當前時刻的論述。不只是過去的罪行，甚至在歐美之外、在資本主義的擴張及滲透之下被迫改變的世界各地，也深化了這樣的效應：各個不同的過去拒絕銷聲匿跡，於是彼此對抗，而新的歷史意識開始成形，在其中，集體記憶要求得到充分的重視。這些固執不願退散的過往，生成了大批的記憶，分屬不同地方的不同群體，他們或者遭逢過民族解放鬥爭，或者曾歷經解殖民所帶來的大規模遷徙。新興國家誕生，製造了大量的新歷史論述，進而迫使既定歷史不再能繼續述說單一版本、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
我希望本書所收錄的論文能夠展示，我如何嘗試修補歷史與記憶、事件與經驗之間出現的分裂，將它們的不同形式拉近，構築成某種不均等且帶有紛雜樣貌、並非全然和諧的合體。我在這過程中謹守的理念，是對於二分法邏輯的克服或挑戰─包括主體／客體、個人／群體、文本／行動等二元配對─以避免就此墮入無法跨越的二律背反，導致無從消弭的矛盾。假使歷史分析、文化分析的目的向來都是要找到某種管道，將記憶以及述說事件的公共歷史結合起來，那麼它的方法包括了去辨識到這當中有個奠立於某種本體論根柢的基礎，提倡詮釋工作的差異化，但卻是一種共享的差異化（shared differentiation of interpretative labor），而非這個詮釋工作的勞力分割（division of interpretative labor）─以此串聯「被構思的」與「被經歷的」事物。由此，我試圖重新設定上述關於歷史與日常性的認識論命題：前者，以哲學家呂格爾（Paul Ricoeur）的說法，致力於追尋真理，將真理客觀化為只往一個方向行進、乾脆的編年史；然而後者則必須誠實，不能受到時間方向的侷限。假使觀看的視角是由歷史與歷史性事物（the historical）決定，日常性便退場成了朦朧不清的剪影，輪廓難以辨認；但假使觀點偏好的是日常性、經驗與記憶，歷史性事物則變得模糊。我們面對的是兩種認知模式、兩種時間性。兩者必須不斷被串連在一起：一邊，是歷史冀望還原過去的企圖，是被排列成規則線性順序的歷史發展；另一邊，則是記憶對時間所做的不斷折返。我們必須將兩者結合起來。
當歷史知識霸勢遇上經驗的表述或回溯而得的記憶，前者最終總是導向對於事實的驗證，勝過主體源自五官印象的感應。經驗是立即的、短暫的，而記憶在時間上是不準確的；至於歷史知識則可宣稱具有更高地位，因其對應著可以測量的時間，而這個可測量時間也確保了它的實證權威。這些彼此衝突的時間形式，它們之間的競逐體現於民族國家（歷史）以及工業資本主義之下新的每日生活（記憶、經驗）等等不同的概念範疇：後者除了是個極少（即使曾經）被完成的經驗發生的所在，亦是集體記憶聚結、抵拒民族國家收編的位置。然而弔詭的是，歷史與記憶／經驗卻共享著當前時刻這個空間：歷史在此回首探看往事，而記憶／經驗則堅持過去仍未消逝。
在我們這個年代，正是這樣尚未被剔除汰盡的記憶殘餘，得以片刻地逃脫資本主義現代性所製造的新穎事物之否定性（negativity），及其既破壞又創造的強勁能力。事實上，社會形構中的不平均時間層疊讓我們得以掌握，在當前時刻的共時框架中，不平等關係與發展究竟扮演何種角色。這個我們或可稱為歷史當前時刻（the historical present）的時間性，給我們機會解開一個填滿了混雜、交錯歷史與記憶時間的當前時刻，展示它的非同時性（non-contemporaneity），或說是時間上的不協調。簡言之，集子裡這些論文的立論走向，都是被一個不知何為單向街的信念所導引。
我要感謝交通大學的劉紀蕙教授與臺灣大學的陳春燕教授：謝謝她們提議翻譯這些論文，並執行這項中文出版計畫。

註1. 我父母的倖存經驗，不只包括了逃離土耳其在安那托利亞（Anatolia，即小亞細亞）對基督教少數族群的屠殺政策，也包括了在1920年代及緊接著的世界經濟大蕭條景況下在美國境內以弱勢離散身分存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