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斯克：希特勒-史達林關鍵決戰時刻

希特勒的顢頇不安 VS 史達林的豁達冷靜
領導者的個性和決策模式，如何影響戰爭結果？

庫斯克打的不只是兵力，還是打科技、打國力。
蘇德戰爭的分水嶺

1943年春季和初夏，庫斯克，烏克蘭草原的突出地帶。希特勒、史達林兩人都面臨著庫斯克「衛城」作戰的戰略難題。

這場被後世稱為「二戰最大的會戰」，不管在規模和殘酷的程度上都達到了空前的地步。「通常我們的戰車中彈時，先是一聲深深長長的爆炸，然後是汽油被引爆的轟然巨響。感謝上帝，因為那聲音太大，使我們聽不到戰車乘員的尖叫聲。」（德軍戰車兵回憶）希特勒的裝甲部隊第一次沒有突破蘇聯的戰線，相反地最後被擊敗。庫斯克之後，俄軍奪下戰場上的主動權，從此再也不曾失去；他們更建立了日益強大的壓倒性物質優勢，大到德軍機動部隊靠戰術上的靈活運用也無法彌補。

這是二次大戰中一場決定性的會戰，庫斯克會戰之後，德軍完全喪失了戰略主動權。這場坦克大決戰，為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戰車會戰及空中戰鬥，也被視為歐洲東部戰線最後的關鍵轉捩點，是歷史進程的分水嶺。希特勒在庫斯克的戰敗與史達林的勝利，兩者一進一退的變化，最終對二戰及戰後的世界格局造成關鍵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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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和史達林，兩個大獨裁者面對生死存亡的時刻，如何做出他們最好的判斷？本書最精彩的是，作者探索兩人不同的指揮方式，分析他們在指揮觀念上的差異，如何對戰爭結果產生影響。

希特勒和史達林兩人在獨裁統治上並不是「敵人」。他們都欣賞對方的殘酷，也相互學習對方的手法，對彼此都保有一種「尊敬」。同時，希特勒和史達林各自發展出符合其性格的指揮模式：當希特勒和將領間陷入經常性的緊張關係時，史達林卻能善用從戰爭中嶄露頭角的軍事人才，但不影響自己對軍權的控制。希特勒是半吊子和空想家的致命組合，在每場作戰上都要強加自己的看法；史達林則傾向於聽取與事件最相關者的報告，然後再考量作決定。

當初希特勒雄心萬丈的「巴巴羅沙」征俄作戰，現在已經前途黯淡。此時的希特勒，「左手顫抖，背也駝了，目光呆滯，眼睛凸出，缺乏以往的神采，雙頰泛紅。他變得更激動、容易情緒失控，在暴怒下作出錯誤的決定。」史達林格勒大敗之後，希特勒總是干涉將領的決定，尤其在緊要關頭，需要當機立斷之時，他往往拖延得格外厲害，聽不進任何將領關於轉換防守的戰略建議。他失去了自制力，無法對局勢作確實的掌握與判斷。儘管德軍實力已經不在，但他還是傾其所有，動用大規模的戰力圍攻現在烏克蘭的庫斯克突出地帶。結果對德國人來說，之後的戰爭只是註定失敗前的苟延殘喘而已。

作者不只是描繪一場會戰——在二次大戰中，論戰爭帶來的殘暴行為和破壞，沒有別的戰場能和東線比擬，也沒有任何一個戰場上曾有過更慘烈的戰鬥發生。而是想從這個關鍵點上呈現東線戰場上的面向，以及雙方的高級指揮官和一般士兵是怎麼看待這場戰爭的。

第二章　大獨裁者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日，正當德軍第四裝甲軍團展開對卡爾可夫的反擊——這已經是自德軍侵入蘇俄以來，雙方對其第四次的爭奪戰。希特勒駕臨曼斯坦設在札波羅結的司令部。「元首」這次到來當然比二月的心情輕鬆得多，他在曼斯坦的騎士級鐵十字勳章上加授橡葉綴飾，並召集南戰場所有軍團及航空軍指揮官以上的高級將領進行會議。
在會議中，希特勒開玩笑地把每一位出席的將領都稱作「元帥先生」，對一些人來說，不免想到最近獲頒這個頭銜的人正是倒霉的包拉斯。此外，希特勒大力盛讚曼斯坦，把另兩位集團軍總司令克萊斯特和克魯格都甩到一邊去，似乎戰爭只是這位南面集團軍總司令一個人打的。
希特勒對第四航空軍團司令李希霍芬元帥吐露，對軸心盟國表現的不滿。李希霍芬回憶：
「他再也不想聽到關於羅馬尼亞人或其他『堅強盟友』的事了。如果他依賴他們，最後還是得去收爛攤子，因為這些人根本不可靠。如果他只是幫助他們建立武裝而不用他們，那等於讓他們站在一旁乾瞪眼，他自己還是辛苦得半死。」

三天後，三月十三日，希特勒再度要求克魯格元帥，別忘記自己在一九四一年斯摩稜斯克大捷中的表現。同一日，「元首」簽署了「第五號作戰命令」：要求當春季泥濘過去之後，克魯格和曼斯坦必須重新掌握戰場主動權。然後他搭機飛回拉斯頓堡。
希特勒回到拉斯頓堡之後，並沒有在位於密林中、代號「狼穴」的指揮所裡住太久。二十三日傍晚，他的賓士座車領著一長列車隊離開「狼穴」，開往「山莊」。那是他的山地避難指揮所，位於南巴伐利亞的貝希特斯加登附近。希特勒在「山莊」一直待到五月九日，才又回到「狼穴」。
整個前線現在已經靜止下來，缺口被一一補上，大致恢復到一九四二年夏季攻勢之前的局面。不久以前，克魯格元帥在莫斯科的西方實行了「野牛」作戰，將第九軍團全部和第四軍團的一部分從勒熱夫突出部撤出，以便有足夠兵力防止俄軍在庫斯克以西實行突破。撤出的德軍在史巴斯狄姆揚斯克和杜科夫希契納之間，重建了一條堅強的防線。德軍在撤退時實施焦土政策，把一切農作物全部割走。當俄軍進入這片「真空地帶」，即使已經很小心，還是為德軍精心佈下的地雷與詭雷付出慘重傷亡。
儘管如此，整個戰局仍然很難讓希特勒稱心快意。一年就這樣過去，唯一的收穫只是冷酷的傷亡數字。截至一九四三年二月，陸軍和黨衛軍在俄國戰場上戰死和失蹤已經超過一百萬人。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博士承認，只要一看到東線的地圖，就不禁有毛骨悚然之感；每當他想到那麼多土地已被敵人奪回去，而英美兩國的入侵威脅又在頭頂上揮之不去，就實在輕鬆不下來。至於希特勒自己，則不了解為何從一九四一年德蘇開戰以來，俄國人已付出數百萬人的損失，蘇聯卻還沒有崩潰。因此他相信，史達林一定已山窮水盡，把手頭的所有力量都用到底了。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三日，希特勒頒布命令：「一定要確實克服全面戰爭帶來的挑戰！」但是此刻的第三帝國，其實根本還談不上對戰爭全力以赴。一直到一九四二年底，政府的經濟計劃還是假設戰爭馬上就要結束，用於國內消費的生產值只比一九三八年低了百分之十二。一九四二年，在新任軍需部長斯皮爾的努力下，即使自一九三九年至四二年間，德國的戰爭工業從業人員減少了百分之十，但卻增加了百分之四十的產量。德國的戰爭經濟堪稱是集矛盾之大成：還有高達六百萬人在從事消費品的生產，一百五十萬婦女仍然在擔任女傭和廚子的工作。
在一月十三日同一天，希特勒命令一個三人委員會，包括最高統帥部參謀總長凱特爾元帥、元首機要祕書鮑曼、帝國總理大臣拉摩斯，研商如何在黨政軍三方面加強戰爭動員效率。二月十八日，戈培爾宣布了新政策。他在柏林體育場所作的一小時公開演講中，反覆強調這些為了因應「全面戰爭」而訂的新措施：十六歲到六十五歲的男人、十七歲到四十五歲的婦女，一律編入戰時生產服務的行列。「希特勒青年團」成員將被派下鄉從事農作，或是擔任資源回收工作。監獄中的犯人也將進行戰時勞動。三百五十萬人將被納編登記，其中約七十萬人將在十二個月內投入工作。此外，所有與戰爭無關的商業活動都將關閉：包含夜間俱樂部、豪華酒吧與餐廳、流行服飾與珠寶店，以及郵票市場等等。儘管如此，納粹黨組織內各小山頭間彼此掣肘敵對所造成的腐化，仍使這個動員計劃中充滿了大量的無效率和浪費。
另一方面，德國的盟國們也開始設法逃避它們的責任。在希特勒「歐洲堡壘」中的外國人，不是被奴役的佔領區人民，就是愈來愈不熱心的盟邦，他們對於再到東線去為德國人賣命，毫無情願之意。義大利、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的部隊在史達林格勒遭到狠狠的打擊，現在這些部隊的司令部都已由第一線撤出，試圖收集殘餘的散兵游勇。德國人更公開表示他們是「次等」部隊。有一次，墨索里尼要求希特勒為俄國前線上的七十萬義大利部隊提供德國武器；希特勒卻根據其觀察表示：這樣做恐怕毫無用處，因為義軍只要一有機會就會向敵人投降。希特勒還形容：「他們甚至連『防禦性』的任務都幹不來。」甚至連公認英勇善戰的芬蘭部隊，現在也表示要將配屬在德國第二十山地軍中，在莫曼斯克前線作戰的五個營撤回。
希特勒統治國家一向採取「分而治之」，鼓勵不同領域間的爭執不和，藉此樹立他的個人權威。這個原則使用到軍事方面，後果就是各指揮單位間缺乏合作。陸軍總部的主管範圍現在僅限於東線，其參謀們已經淪為希特勒個人意志的執行工具。至於最高統帥部，也從來沒能扮演各軍種聯合最高指揮機構的角色，至於它由約德爾上將所領導的參謀群，其功能也和陸總參謀本部一樣的糟。
約德爾試圖向陸軍總部爭取作戰控制，結果只造成了德軍高層指揮體系間的矛盾。約德爾的角色等於只是希特勒的行政官，他以往又缺乏擔任指揮官的經歷，軍職生涯主要耗在處理行政事務上。約德爾的重要性，在於他是整場大戰期間最接近希特勒的一位軍人，每天向希特勒簡報，並和他商量那些將由元首簽署發佈的作戰命令與計劃。約德爾對希特勒絕對忠誠，這種忠誠掩蓋了他對一九四二年以後戰局發展狀況的憂心。由於約德爾的聽話，希特勒告訴戈林：他認為約德爾是「一個極佳、極可靠的工作者，具有優秀的參謀本部軍官訓練」。
如果說約德爾的當紅，對陸軍總部是一種「刺激」，那他的上司——最高統帥部總長凱特爾元帥——簡直就等於是無比的侮辱。凱特爾對作戰指導沒有影響力，他的地位等於只是橡皮圖章，負責滿懷信心地替元首發布命令，被希特勒形容是「忠犬」。在希特勒情緒欠佳時，曾經對凱特爾作出評價：「這個人的腦袋只適合去做一個劇場看門人。」墨索里尼的印象則是，凱特爾似乎非常喜歡扮演自己現在的角色。年輕的參謀軍官則背地裡稱他為「聽差」或「點頭驢子」，因為他永遠同意「元首」的意見。最高統帥部的作戰廳副廳長華里蒙特將軍回憶起凱特爾參加「元首」每日會報時的情形：「他總是在希特勒滔滔不絕的講話中，迫不及待地用言語或表情表示贊成，連希特勒的一段話結束或暫停都不能等。」
從一九四一年冬天起，希特勒成為直接的統帥，控制德國所有的空中、海上及地面兵力——以及命運。他透過兩套分離且彼此不和的參謀系統，指揮每個戰區的戰場行動，而且他要直接控制每一名軍官，從尉官到元帥都一樣。一九四二年夏天，希特勒把陸軍人事部門由最高統帥部轄下移出，交由侍衛長，也是他的衷心崇拜者之一的施密特將軍掌管。
如此一來，希特勒可以宣告，打倒他最討厭的舊普魯士軍官階級的千秋大業，終於已告成功。在一九四二年九月三十日的一次廣播演講中，他告訴德國人民：勝利已經到來，被打敗的不只是敵人，還有參謀本部軍官的銀領章飾條和長褲上紅帶所代表的「舊世界」軍事傳統。他的「無階級」新社會，是屬於勇敢而忠誠的國社黨人。曾有過一些不算太認真的建議，要希特勒把最高統帥部與陸軍總部合併，現在被甩到一邊去了。同樣地，曼斯坦曾建議設立一名「東線戰場總司令」（無疑地等於推薦他自己）也未獲准。華里蒙特對這種合併兩個機構的提議，抱持悲觀的態度：
「把這兩個機構合併，由一個人來掌管，這是和希特勒的想法完全相反的。因為他的原則永遠是把權力分割……希特勒不要統一，他喜好割裂，任何關於『統合』的事情，都須集中到他一個人身上。」

當希特勒自認是軍事天才腓特烈大帝再世時，在另一邊，約瑟夫．史達林，蘇聯的最高統帥、國防部長、人民委員會主席，同樣也是一位「全知全能」的領導者。
史達林同樣也把各種大小權力一把抓。他從掌權起就致力於主宰整個蘇聯的戰爭機器，在紅軍中建立他的威權。史達林對軍方的興趣，可能來自他在十月革命後的內戰期間中，擔任紅軍第一騎兵軍團政委的個人經歷。不過儘管如此，當希特勒揮軍攻入蘇聯的頭幾天，史達林似乎差點精神崩潰。等到他恢復理智，馬上把戰爭控制權牢牢抓在手中，以免從一九三○年代開始以自己為中心建立的軍事體系被別人攘奪。一九四一年六月，史達林組織了一個「國防委員會」，主管所有與戰爭有關的政治、軍事、經濟事務，其他成員還有外交部長莫洛托夫、黨務方面得力助手馬林可夫、自一九二五至一九四○年間擔任國防部長的弗羅希羅夫元帥，以及祕密警察「國家內政委員會」（NKVD）的頭子貝利亞。
國防委員會議定的軍事政策，由「大本營」擔任執行，成為蘇聯所有武裝力量的最高指揮單位。大本營擬定作戰計劃，透過附屬其下的參謀本部，直接組織各戰場戰略行動的準備與執行。大本營經常派出代表到第一線，這些「監軍」負責協調計劃、監督命令執行情況，以及各個前線的行動統合工作。
史達林將大本營視為「高級指揮官們的政治局」，由他們討論後再加入技術專家的意見，最後由史達林作出最後決定，儘管在外表上這種指揮方式就像在學院裡，事實上身為國防部長的史達林，還是擁有無所限制的最上大權。為了避免戰爭爆發時的那種危機再度出現，史達林的辦法是不斷地保持部下對他的恐懼。一九四一年十月，邱吉爾曾派伊斯美將軍訪間莫斯科，伊斯美返國後報告：當史達林進入一個房間，「每個人突然像凍住一樣地靜下來，將軍們眼中呈現出像是被捕獲的獵物般的神色，明白顯示他們一直處於恐懼中。看到這些原本勇敢的人們突然變得像奴才般卑躬屈膝，真令人感到作嘔。」
對史達林麾下的指揮官來說，恐懼已經深深侵蝕他們的靈魂深處。失敗的懲罰往往是進勞改營，甚至被處死，不過也還有一些重要的例外，其中最有名的一個就是朱可夫元帥，他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出任紅軍副統帥。
朱可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加入帝俄陸軍。他參加了一九一七年的共產黨革命，成為紅軍的第一批成員，在內戰期間和入侵波蘭時，指揮騎兵作戰。朱可夫後來成為裝甲兵專家，曾在佛朗茲軍事學院擔任教官。一九三○年代初期希特勒和史達林在軍事上合作時，朱可夫曾被派往德國進修。更重要的是，他設法逃過了三○年代末期史達林對紅軍的血腥大整肅。一九三九年，朱可夫擔任遠東軍司令，當地的俄軍和日本關東軍在沿著滿洲的邊界上時有糾紛。五月，雙方衝突正式爆發，日軍發兵侵入形同蘇聯附庸的外蒙古。根據蘇聯與外蒙間的共同防禦條約，史達林下令出兵，在喀爾喀河會戰中，俄軍包圍了日本第六軍，並使之受到重創。九月十六日，日俄雙方簽訂了停火協定。
雖然有高達二十五萬以上的軍力投入這場戰爭，但它在西方世界卻鮮為人知，因為大家的注意力都被希特勒入侵波蘭所吸引。儘管如此，這場戰役仍對日本的戰略考量產生了重大影響，使他們再也不敢對蘇聯採取軍事行動，即使一九四一年秋天希特勒的「巴巴羅沙」作戰看來馬上就要成功時也一樣。朱可夫在這場衝突中獲勝，與其說是靠著他的慧眼，不如說是實力優勢。他投入了五百輛以上的戰車，並展現一貫的「嚴厲作風」——這個詞實在是對「殘忍無情」和「只顧達成目標不理會部下死活」的一種蘇維埃式含蓄說法。
巴格朗揚將軍（後來升了元帥）一九二五年曾在列寧格勒的高級騎兵學校與朱可夫一起受訓，在一九四五年大戰結束時，擔任第一波羅的海方面軍總司令。巴格朗揚在一九四○年曾對朱可夫作過一段生動描述，當時他正擔任基輔特別軍區的司令官：
「喬治．康斯坦第諾維契（Georgi Konstantinovich，朱可夫的名字）沒有多大改變。他還是和以往一樣結實，頭髮少了一點兒，臉上的線條紋路也更深了一些，使外表看來更為嚴肅。雖然這十五年來他的成就超越了所有老同學，但我絲毫不以為怪。在所有戰前那段日子火速竄升的將領當中，他無疑是最聰明和最有天賦的，我們一同於列寧格勒受訓時，他就展現出與眾不同，不僅是向目標邁進時具有真正的『鋼鐵意志』，也在於他的思想富有創見，在測驗中他常會提出一些其他人原先壓根兒沒想到的意見，使我們大表驚佩；他所作的決定總是激起最多的爭論，而他常能以絕佳的運輯來為它們辯護……他對部下雖然嚴厲，但由於出眾的心靈與智慧，很少流於野蠻，而當時一些指揮官們卻以此聞名。只有對那些沒出息的人，他才是一個恐怖人物。」

戰場上的成功，使朱可夫於一九四一年一月被擢升為參謀總長。七月時他因主張放棄基輔而被史達林撤職，但到九月又被任命去阻擋德軍對列寧格勒的進攻——這場圍城戰最後延續了九百天之久。十月他被調回破碎的西戰線中段，阻止德軍向莫斯科發起的新攻勢。
在全力投注增援之下，朱可夫擋住了德軍。並且趁著俄國的嚴冬發動反攻，在春季泥濘到來前，他已把戰線向西回推兩百英里。在莫斯科保衛戰中，朱可夫充分展現他的用兵特色——對敵人意圖的準確判斷，在前線巨大壓力下搜刮零星力量作為後備，以及把預備隊控制到最後關頭才用上的堅強意志力。在這場會戰中，他有三十個剛從西伯利亞調來的師，他一直到判定敵人已把最後一分力量都用上之後，才把這些生力軍投入戰場。
朱可夫的表現再一次使史達林印象深刻。一九四二年八月被任命為紅軍副統帥，擔任這個職務一直到大戰結束。根據蘇聯官方戰史說法，藉著任命一位副統帥，史達林引進了「一個戰略層次的新領導模式」，而朱可夫和他於一九四二年六月新上任的參謀長法希里夫斯基將軍（到戰爭結束時升為元帥）「被賦予大權，對戰鬥部隊擁有控制的能力」。事實上，雖然任命了朱可夫為副手，史達林仍堅持對作戰指揮的控制，即使這位副手是一位在戰爭中磨練出來的軍事專家，在前一年才以「救火」任務證明了自己的價值，還是無法例外。對史達林而言，這種任命也代表他對將領們無上的控制權。
朱可夫和法希里夫斯基使得俄軍的高層指揮機構得以統合。在對史達林格勒的反攻作戰中，朱可夫不僅監督計劃的擬定和執行，負責指揮空軍的諾維可夫將軍和砲兵、裝甲兵的各首腦將領——他們本來都是國防委員會中的要角——更被派到他和法希里夫斯基麾下接受指揮。一九四二年，紅軍的砲兵、戰車與機械化部隊，以及空軍，成為一個彼此合作的協調系統，它們的主管們成為前線指揮官和副國防部長。當時這個系統仍以一個臨時組織的名義運作，到一九四三年五月，朱可夫和法希里夫斯基分別被任命為第一與第二副國防部長，成為指揮和參謀系統的頭號人物，系統才正式永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