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改變中國

 暢銷經典《日本第一》作者傅高義教授，最新力作！
亞洲最大的問題是中國，而對中國的現代歷程造成最大影響者是鄧小平。藉由深入分析鄧小平的人生和事業，揭示近年來塑造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基本力量。

鄧小平深刻影響了當代中國和世界歷史的走向。解讀鄧小平的政治生涯及其行為邏輯，就是解讀當代中國、解讀個人命運背後的歷史迷局。
被毛澤東形容為「棉裡藏針」的鄧小平，是中國在二十世紀晚期劇烈轉變的主要推手。他在文革十年浩劫後，終結毛澤東神話，鬆綁僵化已久的經濟社會政策，開放對西方的貿易往來，「摸著石頭過河」最終讓一部分的中國人先富起來。然而他也沒有忘了鞏固共產黨權威，最受人責難的就是1989年6月，下令鎮壓天安門廣場示威群眾。
歷經三起三落終至攀上權力顛峰的五十年裡，他屢遭清算整肅，甚至放逐，最後在1978至1989年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1992年再度復出。當鄧小平大權在握，他看到中國半世紀來足堪創造性破壞的機會，便毫不猶豫抓住這機會，建立新經濟體制。
想了解現代中國就一定要認識──鄧小平時代。

傅高義Ezra F. Vogel／作者
哈佛大學榮譽教授，前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及亞洲中心主任，舉世公認的中國專家。精通中日文，1979年出版暢銷書《日本第一》，轟動東西方。公元兩千年傅高義教授自哈佛退休後，傾十年心力撰述《鄧小平改變中國》（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英文版於2011年出版後，即獲「吉爾伯圖書獎」（Lionel Gelber Prize）獎勵探討全球事務的作家與學者，《經濟學人》曾讚此獎為全世界最重要的非文學類著作獎。
另著有：《廣東改革》、《躍升中的四小龍》（天下文化出版）

馮克利／譯者
山東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譯有《民主新論》、《學術與政治》、《憲政經濟學》、《二十世紀的政治哲學家》等；著有《尤利西斯的自縛：政治思想筆記》。

孫萬國／審訂者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編輯部

本書主要講述，一個人面對一場複雜而危險的革命時如何反應。發生在他周遭的是，史上最龐大的政治實體的巨變——從一個混亂、無奈的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與製造大國。傅高義使鄧小平的願景具說服力，也使中國的謎團能夠理解，甚至那些次要角色也寫得栩栩如生。
——王賡武（中研院院士、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
這是一部重要的鄧小平傳記，令人讀之難忘。鄧小平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改變了中國經濟、政治及社會，並促成了美中建交——這是中美兩國最重大的成就之一。本書對此一歷史事件有極突出的記述。
——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前美國總統）
本書不僅是一位世界級領袖最可靠、最完整的傳記，也是1978年美中秘密進行的策略性和解過程，及其如何推動中國民主轉型，最權威、最具可讀性的著述。
——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卡特政府國家安全顧問）
鄧小平有時很強硬，但他直率而有擔當，是我們可以打交道的人物，我很喜歡他。鄧在歷史上扮演了極不尋常的角色，他把全球最大的國家帶進現代世界。我們有幸能夠看到，數一數二的中國專家傅高義，出版這本論據扎實、觀點不同於一般的傳記，重現了鄧小平的生平。
——史考克羅（Brent Scowcroft，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傅高義對中國最偉大的改革領袖鄧小平做了細膩的描繪，他鞭辟入裡地分析了鄧小平如何憑藉政治謀略，立下歷史偉業。他向我們展示出一位重要的領導者，如何帶領一個龐大的國家，邁向歷史的新方向。本書是一項非凡的成就。
——黎安友（Andrew J. Nathan，知名漢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鄧小平的手段、視野和魄力，戰勝了看似無法克服的困難，引導中國走上經濟永續發展之路，使他與史冊的偉大領袖齊名。然而這位特殊人物的生平與事跡，一直以來人們知之甚少。在這部兼具高度學術性和可讀性的傳記，傅高義無疑填補了這一缺憾。
——芮孝儉（J. Stapleton Roy，前美國駐中國大使）

自序
致天下文化讀者
傅高義
筆者當初撰寫這本有關鄧小平的書，主要是以西方讀者為對象，理由是我認為瞭解中國的本質很重要。以我鑽研中國事務達半世紀之久，個人深感，中西人民若能好好相處，實是全體世人之福，而這就需要雙方對彼此更加瞭解。筆者研究中國這些年，同時身兼哈佛大學教授，在教導哈佛的學生之餘，自認也負有特別責任，應協助一般大眾認識中國，因為我們也像其他美國名校的教師，一直受到社會大力支持。
二○○○年筆者自哈佛退休後，便決定把研究重點，放在我認為是瞭解今日中國最重要的關鍵上：包括一九七八年後中國轉型的本質、改革與抗拒改革的力量。有千百萬的中國人親身參與一九七八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可是站在制高點上，引領變局的是鄧小平。筆者相信，認識他所面臨的問題、他如何應對來自各方的勢力，促成翻天覆地的變革，完成艱巨的任務，十分重要。不過我明白，現在的全球傳播是即時的，所以我也是為全世界而寫，為中國大陸、日本，為台灣、香港和其他地方的華人，為西方人、為開發中世界而寫。
由於鄧小平並未留下可供史家徵引的祕密文件，許多重要的決定也不曾對外公開，所以要研究他這個人，研究他的決策與作為，須耗費比許多一般傳記更多的工夫。我運用一切可以取得的資料來源：如《鄧小平年表》及作品選集等公開文件、官方報導、對高幹子女及鄧小平手下年輕幹部的訪談等，閱讀曾與他共事者的追憶，援引各國政府公布的文件。我有特別的機緣，得以訪問到其他學者見不到的中方人士，我也有機會會見某些平常未必易於接觸到的西方官員，促進人們認識鄧小平及其時代，又能出版我認為是事實的內容，不必在乎各國政治領袖的意見。
幸運的是，本書出版後頗獲好評，特別是深諳鄧小平時代的中國專家，以及認識他、曾當面見過他的人。不過也有外國評論者認為，我對鄧小平太過客氣，我應該對他在毛澤東之下的某些作為、對他一九八九年六月鎮壓示威群眾、不積極支持民主改革，提出更嚴厲的批判。筆者相信，細心的讀者會發現，這些議題我在書中均有論及，也為許多鄧小平的批評者提供事實基礎，使他們知道他當年的言行。我確實有寫到批評者對他的不滿，以及他們批評中國的理由。不過我也相信，學者在書寫傳主時，有責任努力去瞭解，舉出背後的原由。
在計畫出版本書時，我並未考慮到出版時機，只盼望定稿後能夠盡快出書。但我相信本書花費十年才完成是運氣好。它若是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剛發生後那幾年出版，中、西方有許多人對鄧小平充滿敵意，他們一定不願客觀看待鄧小平對改革的歷史貢獻。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至今已過了二十多年，筆者相信大多數讀者現在可以不受天安門事件影響，冷靜地思考他的歷史地位，正如這些年來我努力想要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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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雖主要是為西方讀者而寫，但也樂見中國和各地的華文讀者有興趣一讀。我三十一歲開始學中文，自中國學人身上受益良多。他們把學問和經驗傳授給我，可惜對書中提到的事件，我缺乏身歷其境的體驗。不過正如中國俗語說「旁觀者清」，有時局外人的觀察可能比置身其中者更客觀。許多在中國有過苦難經驗的中國朋友向我承認，切身的經歷使他們難以保持客觀，他們也想知道，做研究極力維持不偏不倚的外人，對這些事件有什麼看法。很多常上網的中國朋友發現，不少在網路上一再轉貼的東西不見得可靠。但願我對一九七八至一九九二年發生於中國的事件力持客觀，盡可能去除傳聞，採用更可靠的資訊，有助於也力求客觀的海內外華人瞭解中國的發展。
鄧小平做為中國領導人，最大的遺憾恐怕就屬未能像鄭克塽在三百年前那樣，讓台灣回到中國的主權下。台灣的領導人要是肯同意，鄧小平願意給台灣很大的自主權（一國兩制）。他希望美國不再出售武器給台灣，台灣的領導人會覺得別無選擇，只能順服於中國的力量而成為大陸的一部分。當美國通過︿台灣關係法﹀，決定繼續出售武器給台灣，他十分憤怒。
從一九七八至八二年，他持續向美國施壓，要求減少軍售。倘若雙方在一九八二年八月未能達成協議，限制對台軍售，他曾打算要降低與美國的關係。後來鄧小平請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去見鄧在一九二六至二七年，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蔣經國，探詢他們兩人是否可見面，以謀求解決兩岸關係。蔣經國悍然拒絕，並向李光耀解釋，他不相信共產黨。
國共戰爭、毛澤東時期大饑荒、反地主、反右派的激情，甚至毛屬下的政治領袖，目前仍未完全絕跡。但是所有國家的領導者和人民能夠客觀看待歷史，並尋求可能讓全體世人受益的建設性解決辦法，這些都很重要。我希望以瞭解和客觀寫作為唯一目的的外國學者，能夠幫助仍在承受過去數十年動亂傷痛之苦的人，更深入更客觀的認識鄧小平這個人和他的作為。中國內部的條件尚未成熟到能夠讓中國學者寫一部有關鄧小平的完整客觀著作。他們當中有很多人，對鄧小平的生平知道的比我詳盡得多。我期盼在大陸學者出現這類著作之前，本書對想要客觀認識中國改革開放的中國讀者有所幫助。也願書中所述鄧小平留給後世的正面貢獻如：努力使所有中國人富起來、維持良好的外交關係、減少軍費支出、促進法治、給予普羅大眾更多公開表達意見的機會等，可對那些想要改進中國人民生活、維持中外良好關係的人提供助力。
我非常榮幸，由遠見‧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在台灣發行我的《鄧小平改變中國》一書。在殷允芃女士和高希均教授出版第一期《天下》雜誌時，我就認識他們兩位。感謝他們陸續為我安排訪談台灣政商領袖，其中有部分刊登在《天下》雜誌，之前我也有著作交由他們出版。筆者希望，藉由台灣的遠見‧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本書，深化台灣民眾瞭解中國大陸的政治。儘管兩岸領導人之間缺乏直接的高層關係，但是台灣民眾很清楚，他們的命運與中國大陸的命運密不可分。鄧小平擬定的許多政策成為傳統，這是其後繼者，或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蔣經國）的接班人所不可忽視的。我們可以想見，大陸的政策在鄧小平之後會繼續演變，正如台灣的政策在蔣經國之後也在演進中。
但願台灣讀者會覺得，這本書有助於他們對那個時代看得更深更廣、更客觀，同時這本書對和平解決兩岸問題有略盡棉薄。

出版者的話：鄧小平改變中國
自序：致天下文化台灣讀者
前言：探尋鄧小平
導言：這個人和他的使命

鄧小平的背景和經歷
1．革命者、建設者、改革者

曲折的掌權之路──1969-1977
2．從放逐到返京
3．在毛澤東手下整頓秩序
4．在毛澤東手下規畫未來
5．在毛時代終結時靠邊站
6．在華國鋒時期復出

開創鄧小平時代──1978-1980
7．三個轉捩點
8．為自由設限
9．蘇聯和越南的威脅
10．向日本開放
11．向美國敞開大門
12．組建領導班子

鄧小平時代──1978-1989
13．鄧小平的治國術
14．廣東和福建的試驗
15．經濟調整和農村改革
16．加快經濟發展與開放
17．一國兩制
18．為軍事現代化做準備
19．政治的潮起潮落

鄧小平時代的挑戰──1989-1992
20．北京之春
21．天安門悲劇
22．穩住陣腳
23．鄧小平時代的終曲：南巡

鄧小平的歷史地位
24．轉型的中國

附錄：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
中共中央會議列表（1956-1992）

第二十一章　天安門悲劇
「我願用我全部的生命和忠誠，誓死保衛天安門，保衛首都北京，保衛共和國。」
鎮壓：六月三日—四日
沒有證據表明鄧小平在決定向天安門派出武裝部隊時有任何遲疑。六月三日凌晨兩點五十分，他命令遲浩田「採取一切手段」恢復秩序。當時人在北京的西方學者、眼光獨到的墨寧（Melanie Manion）解釋了鄧小平的理由：「即使為了控制騷亂而在六月三日清空街道，也極有可能無法結束抗議運動。…… 抗議者只會暫時撤退，然後又會累積更大的力量。…… 六月四日動用武力，確實立刻一勞永逸地結束了這場運動。」
據鄧小平的家人說，不管鄧小平受到多少批評，他從未懷疑自己做出的決定是正確的。
很多觀察者看到五月底廣場上的人愈來愈少，認為不使用暴力清空廣場也是可能的。但鄧小平不僅擔心廣場上的學生，而且擔心國家權威的普遍弱化，他斷定為了恢復政府的權威，必須採取強硬行動。
此時距蘇聯瓦解還有兩年，但是鄧小平在一九八九年就堅信，蘇聯和東歐領導人沒有為維護黨和國家的權力做出足夠的努力。在波蘭，一九八九年四月四日的圓桌會議使團結工聯取得政治控制權，將總統一職改為由選舉方式產生，隨後便是共產黨的解散。巧合的是，波蘭定於六月四日舉行大選，而中國軍隊則在這一天占領天安門廣場。曾在蘇聯留學的江澤民後來讚揚鄧小平行動果斷，使中國沒有像蘇聯那樣分崩離析。
總數大約十五萬人的部隊已經在京郊集結待命。他們大多數是乘火車來的，但也有一些士兵是在六月一日乘十架飛機從更遙遠的成都和廣州抵達北京。為了預防需要更多的軍隊，廣州機場從五月三十一日開始有六天沒有售票。軍隊來自七大軍區中的五個，不過所有軍區司令員都表示贊成動用軍隊控制廣場，因此並不存在某軍區事後反對鎮壓學生的風險。無論結果好壞，他們都在一條船上。
在鎮壓過程中，軍隊的戰略家為了不使道路被封堵，早在五月二十六日就派出小隊士兵滲透到北京市內。保密是關鍵。有些部隊乘坐的是沒有標記的卡車，武器也藏了起來。有些部隊為避免受到注意，穿著便裝步行或騎自行車三五成群地進城。有些士兵守在交通要道附近，戴著墨鏡，穿得像是地痞流氓。還有些人被允許穿著軍裝，但扮成外出進行常規跑步訓練的樣子。幾天內，他們不斷以小規模分頭進城，但在六月二日即星期五，進城士兵的數量增加了。尤其是一大批士兵逐漸集結到天安門廣場以西約四英里的軍事博物館，這裡將成為部隊和裝備的重要集結地之一。很多受過特訓的部隊也開始通過地下通道到達天安門廣場旁邊的人民大會堂內，他們將以訓練有素的方式幫助天安門清場。還有一些穿便裝的士兵布置在全市一些重要地點，負責提供有關道路封鎖狀況和示威者動態的情報。
五月十九日軍隊第一次試圖實施戒嚴時是在夜間行動，他們誤以為人們都在睡覺，沒有想到北京市民會借著月光湧上街頭。軍隊領導人第二次採取行動時選擇了六月三日夜間，按陰曆這應該是最黑的一個夜晚。這個日子還有一個好處，因為六月四日是星期日，如果秩序能在這一天恢復，那麼混亂就基本上被控制在週末而不是平常的工作日。
鄧小平在六月三日承認，即使天安門廣場和整個北京的秩序大體得到恢復，也需要幾個月甚至數年時間才能改變人們的想法。他並不著急，並且覺得沒有必要譴責那些參加絕食、示威或請願的人。他命令軍隊只把違法者和試圖顛覆國家的人視為目標。他告訴他們，鎮壓的理由是，為了繼續改革開放，實現國家的現代化，中國需要和平穩定的環境。
在解釋動用軍隊的理由時，鄧小平承認需要進行政治改革，但是他也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他說，如果讓示威和貼大字報的現象繼續下去，就沒有精力把事情做好。他說，黨的領導人要解釋恢復秩序的決定，說服各級幹部，讓他們相信對抗議者採取行動是正確的。
在六月三日之前的幾天裡，學生開始覺察到軍隊調動的一些跡象，但是他們不清楚已經有多少士兵滲透進市中心。此外，大多數學生無法想像他們的抗議會導致開槍。在六月三日之前，學生有幾次投票表決是否繼續占領廣場。大多數人都投票贊成留下，因為主張離開的人已經用腳投票了。但是在六月四日前的幾天裡，一些學生領袖害怕受到懲罰，試圖與政府談判。離開廣場的條件是保證他們不受懲罰，並且學生組織得到正式承認。但他們沒有獲得保證。
六月二日夜裡，街頭傳出一些部隊正開進北京的傳言。示威者及其支持者到處傳話，結果，軍隊試圖進城時有很多部隊車輛遭到堵截、推翻甚至燒毀。同時，政府官員則要求繼續推進。六月三日下午喬石召開緊急會議研究清場的最後方案。楊尚昆把方案交給鄧小平，立刻得到批准。領導人在六月二日估計會遇到示威者一定程度的抵抗，但是低估了對抗的強度。據陳希同說，人們「圍困並毆打解放軍。……還有暴徒搶奪槍支彈藥和其他軍用物資。中央機關和一些重要部門遭到衝擊」。抵抗的規模和決心讓李鵬十分焦躁，他第一次使用了「反革命暴亂」的說法，這意味著要像對待敵人那樣對付抵抗者。他說：「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鎮壓首都這場反革命暴亂。我們對付這一小撮暴亂份子不可手軟。授權解放軍戒嚴部隊、武警、公安必要時運用任何方法去對付阻撓這項任務的人。」
六月三日各集團軍司令也在北京軍區司令部開會，研究進攻計畫的細節：將用機動車把士兵分三批運進北京，每一批部隊都從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同時行動。第一批將在下午五點到六點半之間從三環和四環出發，第二批在七點到八點之間出發，第三批在九點到十點半之間出發。早到的卡車上有些並不會配備武器，但前三批軍隊之後將有兩批武裝軍人趕到：一批將在十點半出發，另一批午夜後出發。士兵要在黎明前清空廣場。
行動按計畫進行。六月三日下午六點半，廣播和電視發布緊急通告，為了保護生命安全，工人要堅守崗位，市民要留在家裡。中央電視台不停播放這條通告，廣場上的大喇叭也同樣廣播。但是通告沒有具體說明部隊就要進城。由於政府已多次發出其他警告，很多人未能重視「保護你們的生命」這句話。
六月二日和三日，抗議的學生採用了他們自五月十九日以來學會的策略。儘管有無線對講機的人很少，但他們有效利用摩托車來傳遞部隊移動的消息。數百名稱為「飛虎隊」的摩托車騎士向各個地點傳送消息，告知部隊的動向，使人們能夠及時設置路障。當路障迫使領頭的卡車停下來時，人們便一擁而上，割破輪胎或放氣，使卡車無法繼續前進。然後人們又割斷線路或拆卸零件，開始嘲弄車上的士兵，並朝他們扔磚頭石塊，有時候還攻擊坐在卡車後面的士兵。路障在一些地方很有效，不但擋住了第一批卡車，而且使後來出發的卡車也無法繞過前面不能動彈的車隊。
最激烈的抵抗和暴力發生在六月三日夜晚到四日凌晨天安門以西四英里的大街上，這裡離木樨地立交橋不遠，附近的高樓居住著很多退休高幹。三十八軍的部隊在晚上九點半到達木樨地時，看到數千名市民聚集在這裡阻止他們前進。公車被拖到木樨地立交橋的路中央，擋住裝甲運兵車前行。解放軍先是放催淚瓦斯和橡皮子彈，但沒有多大效果，人們大膽地向部隊投擲石塊和雜物回應。有個軍官用擴音器命令人群散開，也沒有奏效。由於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以身體抱恙為由拒絕帶兵，這支從西面開過來的軍隊就像在中國內戰中向解放軍投誠的國民黨軍隊一樣，承受著需要證明自己忠誠的特殊壓力。大約十點半前後，木樨地立交橋附近的部隊開始對空鳴槍，投擲眩暈手榴彈，但並未造成死亡。
夜裡十一點時，仍然無法前進的部隊開始直接射擊人群，使用的是每分鐘能發射九十發子彈的AK—47自動步槍。有人中彈時其他人就會將傷者搬離危險區，抬上救護車或放在自行車和三輪車上，迅速送往最近的復興醫院。解放軍的卡車和裝甲運兵車也開始全速前進，壓過任何敢於擋路的人。即使開始使用真槍實彈、以致命武器對付同胞，部隊仍然花了大約四個小時，才走完從木樨地到天安門大約四英里的路程。
在天安門廣場，雖然午夜之前到達的部隊人數有限，但一些員警和便衣早在幾小時前就已經來到這裡。晚上八點，燈光照亮了廣場和東長安街，到晚上九點時這條大街上已幾乎空無一人。裝甲運兵車和坦克開始載著部隊進入廣場。在數英里外，當軍隊從東邊向廣場開進時，一些步槍子彈擊中外國攝影師和記者所在大樓的窗戶；軍隊這是在警告他們不要靠近窗戶，因為那裡可以拍攝到廣場附近的屠殺畫面。一些穿便衣的軍官擋住外國人，告訴他們離開大街以免受傷，並警告他們不要拍攝軍事行動的照片。很多拍攝者的照相機和膠捲被沒收。
在部隊開始進入廣場之前，廣場上仍有大約十萬名示威者。六月四日即星期日凌晨一點，軍人開始從不同方向到達廣場。在廣場四周、長安街和人民大會堂前，士兵開始朝著向他們謾罵、扔磚頭並朝拒絕離開的平民開槍。抗議者沒有想到士兵會用真槍實彈對付他們，當一些被打死或打傷的抗議者被抬走時，剩下的人才開始恐慌。
到凌晨兩點時廣場上只剩下幾千人。學生領袖柴玲宣布，想走的就走，想留的就留。台灣流行音樂人侯德健和其他幾位著名知識份子早在五月二十七日就來到天安門廣場，當時他們都認為這可能是學生占領廣場的最後幾天。侯德健用麥克風警告仍然留在廣場上的人，武裝部隊正在向廣場推進。他說，現在聽他講話的人已經證明自己不怕死，但是血已經流得夠多了，留在這裡的人應該和平撤離，不要留下任何可以被當作武器的東西。
當部隊步步逼近時，侯德健和另外三個人於三點四十分左右與戒嚴部隊見面，協商和平撤離天安門廣場。經過簡短的談判後，解放軍軍官表示同意。凌晨四點廣場燈光關閉。侯德健返回後不久就通過話筒宣布他們達成的協定，讓留在廣場的學生馬上離開。大約三千人跟隨著侯德健匆匆離開廣場。四點半軍隊和軍車向前推進，留下來的學生往西南方撤退。早上五點二十分時大約只剩兩百名無畏的示威者。他們被部隊強行趕走時，是黎明之前，五點四十分，正如清場命令要求的，廣場上不留一個示威者。
據一些目擊者說，廣場上有人中彈，但政府發言人否認凌晨四點半到五點半之間廣場上有任何人中彈，這是含蓄承認此前和此後可能有人遭到射殺。政府也不否認廣場附近的長安街上有人遇害。很多人想弄清楚那天晚上的死亡人數，但各種估計數目出入極大。中國官方在六月四日幾天後的報告中說死了兩百多人，包括二十名軍人和二十三名學生，大約兩千人受傷。李鵬在七月二日對斯考克說死了三百一十人，其中包括一些解放軍戰士和三名學生。遇害人之一的母親丁子霖後來試圖蒐集當晚所有遇害人的姓名，截至二○○八年為止她總共蒐集到近三百個姓名。據三十八軍政委李志遠的報告，除了死傷的士兵，有六十五輛卡車和四十七輛裝甲運兵車被毀，另有四百八十五輛軍車受損。認真研究過此一事件的外國觀察家所做出的最可靠估計是，遇害的示威者大約在三百人到兩千六百人之間，有數千人受傷。最初一些外國的報導說有上萬人死亡，後來都承認這是嚴重的誇大。當時在北京的加拿大學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根據外國武官的估計以及來自北京所有十一所大醫院的資料報告說，這些醫院中至少有四百七十八人死亡，九百二十人受傷。有些人相信死亡人數可能高於這些醫院記錄的數字，因為一些家庭擔心傷者或家人受到長期政治迫害，或私下治療，或通過非正常管道處理了死者的屍體。
解放軍和員警在清場之後，花了幾天時間清掃示威期間遍地垃圾的廣場並搗毀民主女神像。雖然與當地市民發生零星扭打，但那晚的流血鎮壓之後，北京和天安門廣場很快就恢復了令人不安的平靜。
示威的學生領袖受到追捕；有些人被短期拘留，還有一些人被投入監獄。甚至一些著名知識份子，譬如在廣場上勸說學生撤離的戴晴，也遭到逮捕和監禁。鄧小平親自決定將趙紫陽的祕書鮑彤判刑七年，但他服刑期滿後仍然處在嚴密的監控之下。趙紫陽的另外一些部下也被監禁，一些示威者在二十多年後仍未獲釋。通過「地下通道」提供的藏身處以及勇敢友人的幫助，包括柴玲和吾爾開希在內的一些學生領袖，以及像嚴家其和陳一咨那樣的知識份子領袖，設法成功逃往國外。而王丹被監禁幾年後獲釋，他流亡到西方，繼續自己的學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