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美國《華盛頓郵報》記者，也曾替《紐約時報》工作，她是穆斯林第二代移民，在德國成長、接受教育。特殊的身分也讓她始終致力於讓所處的兩個世界──穆斯林與西方能和諧共處，或開啟更多對話的可能。由此之故，她決定獨闖險地，並說服幾位向來拒絕與西方記者往來的頭號通緝人物，願破例接受她的採訪。她不畏生命威脅，與蓋達組織、塔利班、伊斯蘭國及其分枝的重要領袖聯繫。每當受訪者要求她得獨自赴約，她都無法預知將面臨何種挑戰。這本書可說是她以驚險的採訪生涯和生命歷程所寫成的深刻報導，不僅動人而且真實，也為難解的全球世局與危機，開啟前所未有的新視野。

從九一一事件策劃者發跡的德國社區，以及遜尼派和什葉派爆發衝突的伊拉克社區出發，接著來到伊斯蘭國紮根的土耳其與敘利亞國界。她記下自己在中東和北非地區採訪時，被情報單位逮捕的驚悚過程，也揭露「阿拉伯之春」看似光明其實背後複雜的情勢。而後她回到歐洲，先是到英國，以調查惡名昭彰的伊斯蘭國劊子手聖戰士約翰的真實身分，再造訪法國、比利時，又回到自己土生土長的德國，探究被恐懼籠罩的西方文明社會。
蘇雅德．梅科涅特以犀利的文筆，記下自己所經歷的蛻變之旅，也讓讀者得以窺探那些聳動新聞標題背後隱藏的真相。

各方好評
‧阿潑（轉角國際專欄作家、文字工作者）、陳玉慧（作家）、楊智強（獨立記者）誠摯推薦

「這世間沒有真相，只有多靠近真相；而她致力於貼近真相。」
——陳玉慧
•Amazon 讀者★★★★★推薦
•各大媒體《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經濟學人》、《出版者周刊》等推薦

「蘇雅德．梅科涅特的傑出回憶錄具有兩種層次。其一，身為德國穆斯林移民第二代的她，努力替兩個文化找出和諧共處的解方。其二，身為記者的她大膽無懼，調查許多近幾年的重大危險事件，並得以親自採訪聖戰組織高層領導人，令其他記者望塵莫及。這兩個屬於梅科涅特的特質，匯聚成這部令人懾服的傑作。」
——彼得．卑爾根（Peter Bergen），《聖戰美國：這些土生土長的美籍恐怖份子是誰？如何阻止他們？》（United States of Jihad: Who Are American’s Homegrown Terrorists and How Do We Stop Them?）作者

「作者在這本書中，用迷人的敘述，引人入勝地融合歷史、回憶錄及報導文學的形式，敘說由於她兼具記者及穆斯林的身分，得以在歐洲、中東及北非各地執行任務，及過程中所遭遇到的親身經歷。」
——《出版者周刊》（Publishers Weekly）

「這本關於中東與北非地區聖戰網絡的報導文學／回憶錄令人入迷，也時而讓人震驚。梅科涅特以獨到的觀點，帶出恐怖組織暴力行徑在當前所造成的危機，並不時深入提出質疑。」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這絕對是一本重要之作……再也沒有比梅科涅特更適合處理此議題的記者。勇敢、機智、聰敏、堅韌不懈，用這些詞來形容她，絕不為過。」
——《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

「這本書跳脫報導文學，具有許多令人激賞之處。作者身為穆斯林女性，致力撥開極端分子的神秘面紗，試圖看清這些扼殺信仰原意的人究竟是什麼模樣，並將報導呈現給自己所屬的西方國度，讓對聖戰組織百思不解的人明白其動機與思維。……梅科涅特是用智慧在觀察這個世界。」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扣人心弦、令人不忍釋卷。……此書居中斡旋，試圖替長年來誤解彼此的文化、族群，解開心結。」
——《芝加哥書評》（Chicago Review of Books）

「這本書不僅敘事流暢，更是一本探討我們這個時代的重要著作。具有聰穎天資的作者帶著勇氣，直探極端伊斯蘭主義的根源核心。蘇雅德．梅科涅特甘冒風險，勇於挑戰敏感議題，更將自身背景帶入敘事，造就這部令人難以忘懷、廢寢忘食的作品。若真想理解二十一世紀西方世界面臨的危機，請從本書開始。」
——喬比．渥瑞克（Joby Warrick），普立茲獎得獎作品《黑色旗幟：伊斯蘭國的崛起》（Black Flags: The Rise of ISIS）作者

「這部作品如同一部探險小說，帶我們進入穆斯林世界的核心。梅科涅特是來自西方世界的女性穆斯林記者，但她所能掌握的訊息與情報卻是多數記者所不能及。藉由她的雙眼，我們看到恐怖主義的發展過程，更了解到這是一場兩敗俱傷的戰爭。她的洞見犀利，也同時帶有深刻的智慧，正是現今社會迫切需要的聲音。」
——潔西卡．斯特恩（Jessica Stern），《伊斯蘭國：恐懼之地》（ISIS: The State of Terror）合著者

作者簡介

蘇雅德．梅科涅特（Souad Mekhennet）
她於美國《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任職國安特派記者，在德國出生與受教育。曾替《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國際先驅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以及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NPR）報導恐怖主義相關議題。
此外，她曾獲世界經濟論壇的年輕國際領導人（Young Global Leader）頭銜，也取得哈佛大學紐曼獎學金，並受邀前往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進行相關研究。

溫澤元
畢業於師大翻譯研究所，熱愛電影與翻譯。譯有《砲彈下的渴望》、《倒帶人生》、《那天清晨他們來敲門》等。

序

前言
與ISIS領袖面對面──2014年，土耳其

我必須獨自赴約。證件、手機、錄音機、手錶還有錢包等個人物品，都得留在土耳其安塔基亞（Antakya）的飯店裡，唯一能帶的是紙和筆。
交換條件是跟我會面的人必須握有組織領導權，他要能向我解釋伊拉克和沙姆地區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al-Sham，簡稱ISIS）的長期策略為何。二〇一四年夏天，ISIS釋出一支美籍記者詹姆斯．佛雷（James Foley）遭斬首的影片，名號便傳遍大街小巷。我與其組織領袖就在該影片釋出的三週前進行訪談。即便是當時，我仍不覺得ISIS會在全球聖戰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我曾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和知名德國新聞媒體擔任記者，撰寫歐洲和中東地區的伊斯蘭相關新聞，現任職於《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經歷九一一恐怖攻擊、兩次由美國主導的中東戰爭及阿拉伯之春革命之後，在這些事件的形塑影響之下，我看著ISIS逐漸成形。過去與我碰面的受訪者中，有些後來都成為ISIS成員。
我告訴幫忙聯絡ISIS的中間人，表示我要有自由提問的權利，報導刊出前，文稿無需事先讓他們審核，也不用告知報導節錄的訪問內容為何。另外，我還要ISIS保證不會綁架我。既然他們不准讓《華盛頓郵報》的人陪同，我就堅持那位獲得ISIS信任、安排這場訪談的聯絡人必須一起行動。
「我未婚，」我告訴ISIS領導人：「所以不能跟你們獨處。」
身為摩洛哥與土耳其人後代、在德國出生長大，又是一名穆斯林女性，我在報導全球聖戰的記者中是個異數。撰寫九一一事件劫機者報導時，我還在讀大學，特殊的身分背景讓我有機會接觸軍事組織地下領導人，比如二〇一四年七月在土耳其接受訪談的這名男子就是一例。
我知道ISIS會把記者抓來當人質。但我不曉得的是，那位接受我訪問的男子負責整個組織的人質挾持計畫，而且還是「聖戰士約翰」（Jihadi John）的督導人。聖戰士約翰是一位操著英國口音的殺手，曾出現在多部記者被斬首的影片中。後來我才得知那年夏天接受訪問、被稱為阿布．尤瑟夫（Abu Yusaf）的男子，在組織中負責折磨人質，對他們施以水刑等刑求。
當時我要求必須在白天、公開場所中訪問阿布．尤瑟夫，但他們斷然否決。訪談必須在夜裡私下進行。訪談前幾小時，聯絡人將訪談時間又往後移到晚上十一點半。這番調動令人不安。一年前，德國反恐警察組織成員到我家敲門。他們接到消息表示，有伊斯蘭主義組織打算以獨家訪問為陷阱，誘我進入中東，接著再綁架我、逼我嫁給組織戰士。當下我真覺得自己是瘋了，才會願意在半夜進行訪問，想到這裡，往日的恐嚇又浮現腦海。雖然緊張焦躁，但我還是同意將訪談往後延。倘若順利進行，我將是首位訪問資深ISIS指揮官，而且活著述說訪談內容的西方記者。
齋戒月來到尾聲，天氣燠熱，我穿著牛仔褲和短袖上衣，在安塔基亞的旅館裡準備訪談內容。出門前，我套上黑色阿巴雅（abaya），這是一種只露出臉、手和腳的長罩袍。多年前，我到約旦拜訪前蓋達組織領導人的故鄉扎卡（Zarqa）時，某位曾在阿布．穆薩布．札卡維（Abu Musab al-Zarqawi）組織內服務的男子替我選了這件阿巴雅。那人當時還誇口，這件綴有粉色刺繡的阿巴雅是店裡最精緻的款式，而且薄透的布料就算在炎炎夏日也不悶熱。後來這件阿巴雅成了某種幸運物，執行艱難採訪任務時我都穿著它。
與阿布．尤瑟夫會面的地點在土耳其與敘利亞邊界，距離雷伊漢勒（Reyhanli）的過境關口不遠。我母親的故鄉就在附近，孩提時我常造訪此地，對這一帶相當熟悉。
《華盛頓郵報》的同事安東尼．法約拉（Anthony Faiola）留在飯店待命，道別時我還留了幾支電話號碼，假如出了意外，他就能跟我的家人聯絡。晚上十點十五分，負責安排訪談的聯絡人到旅館接我，我都稱他為奧克拉姆（Akram）。經過四十分鐘車程，車子停在國界附近某間旅館的停車場，我們在那裡等著。黑暗中出現兩台車，領頭的是一輛白色本田。駕駛開門下車，我和奧克拉姆接著上車。奧克拉姆坐上駕駛座，我則坐在副駕駛座。
轉頭望向後座，我看了一眼等會要接受訪問的男子。阿布．尤瑟夫貌似二十七、八歲，頭戴白色棒球帽，雙眼被有色鏡片眼鏡遮住。他身材高䠷、體格健壯，留著短而鬈曲的鬍子，頭髮長度及肩。他身著POLO衫和卡其色工作褲的打扮，隨便一條歐洲大街上都比比皆是。
他身旁擺了三支老舊的Nokia及Samsung手機。阿布．尤瑟夫說像他這種身分的人，出於安全考量，絕對不會用iPhone，以免被暗中監控追蹤。他手上的電子手錶跟我在伊拉克與阿富汗美軍手腕上見到的錶款相去無幾，從他鼓脹的長褲右側口袋來看，裡頭大概裝了一把槍。我不曉得待會如果被土耳其警察攔下，會發生什麼事。
奧克拉姆轉動鑰匙、發動引擎，車子在漆黑中朝土耳其邊境駛去，沿路經過不少小村莊。窗外的風聲清晰入耳，我試著記下車子行進路線，但注意力還是在與阿布．尤瑟夫談話過程中漸漸分散。
阿布．尤瑟夫語調輕柔冷靜。他努力掩蓋口音，不想透露自己的摩洛哥血統以及曾在哪些歐洲國家待過，不過我還是察覺出他的北非口音。我從傳統阿拉伯語切換到摩洛哥地區的阿拉伯語時，他也理解無礙，並能用相對應的腔調和方言回話。後來我才確定他是生於摩洛哥，十幾歲時搬到荷蘭。「如果妳想聽我講法語也可以。」阿布．尤瑟夫笑著說。他表示自己也能用荷蘭文溝通，並透露自己念書時主修工程。
車子行進過程中，他向我闡述自己的理念：ISIS要將穆斯林從巴勒斯坦解放到摩洛哥與西班牙，接著再遍佈世界各地，讓伊斯蘭文化遍地生根。只要不服從就會被當成敵人。「如果美國好好對我們，我們也會以禮相待。」阿布．尤瑟夫說：「但如果他們對我們開火，我們也會還以顏色，讓美國國土不得安寧。這個原則也適用於其他西方國家。」
他說ISIS組織內有許多資源和人才。其實早在浮出檯面前，ISIS就已默默發展成形。組織成員有來自西方國家的高知識份子，也有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掌政時期的軍官和前蓋達組織成員。他問：「妳以為只有頭腦不正常的人才會加入ISIS嗎？那就錯了。組織內有各國籍的人。我們有很多來自英國、具有大學學歷，並帶有不同血緣背景的兄弟，像是巴基斯坦、索馬利亞、葉門甚至科威特。」我後來才發現阿布．尤瑟夫指的成員還包含被人質稱為「披頭四」、操著英國口音的聖戰士約翰和其他三名戰士。
我問是什麼推力讓他加入ISIS，阿布．尤瑟夫表示，他受夠西方政府的虛偽。他認為這些國家表面上強調人權和信仰自由，實際上卻將穆斯林歸類為次等公民。「看看穆斯林在歐洲遭到什麼對待，妳就懂我意思了。」他說：「我當然想在歐洲這個我成長的環境生活，但他們總讓我覺得：『你只是個穆斯林，只是摩洛哥人，你永遠不會被接納。』」
他說美國在二〇〇三年攻打伊拉克的舉動很不正當。他表示：「伊拉克當地沒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但美軍卻在巴格達中央監獄虐囚，而且還沒被批判譴責。他們還有臉指責我們是野蠻人。」
「你說你認為殺害無辜百姓是錯的，」我問：「那為什麼又要綁架、殺害無辜的民眾呢？」
阿布．尤瑟夫沉默片刻。「每個國家都有解放自己人民的機會。如果不把握機會，那就是他們不對。就算我們不出手，別人還是會主動攻擊。」
「那你挾持人質的目的是什麼？」我問。
他接著談到來自摩洛哥的爺爺。他的爺爺過去為了自由，曾與法國殖民者奮戰，阿布．尤瑟夫將爺爺的作為跟現今的聖戰混為一談。「這一切都是美國入侵伊拉克造成的，」他指出：「現在我們要打這場聖戰，解救穆斯林世界。」
我爺爺也曾在摩洛哥為自由而戰。在我還是個小女孩時，他曾和我談起那場「聖戰」。他描述當時穆斯林和「猶太弟兄」是如何並肩作戰，驅趕占領祖先領土的法國人。他告訴我：「我們沒有殺害女人與小孩，也沒有傷害一般市民。在聖戰中，這種迫害平民百姓的舉動也不被允許。」顯然爺爺那一代的反抗運動跟ISIS的恐怖行動截然不同。
「而且你爺爺當時是在自己的國家，」我說：「這裡又不是你的祖國。」
「這裡是穆斯林國，這個國度屬於全體穆斯林。」
我對他說：「我跟你一樣在歐洲長大，也在歐洲唸書。」
他問：「妳怎麼還相信歐洲的體制是公平正義的呢？」
「不然要怎麼辦？」
「答案是建立哈里發政權。」
我們的談話越來越激烈，也牽扯出更多個人情感。他的背景與我有諸多相似之處，我們卻選擇截然不同的道路。對他來說，身為穆斯林女性的我並沒有走在「正道」上，也違反了伊斯蘭精神。
「妳幹嘛選擇過這種生活？」他問：「妳真的覺得西方國家有尊重我們嗎？穆斯林有受到平等對待嗎？以我們的方式生活才是唯一正道。」他口中提到的方式即指向所謂的伊斯蘭國。
「我讀過妳寫的報導，」他對我說：「妳在伊斯蘭馬格里布訪問過蓋達組織的領袖，怎麼現在還是小記者？妳怎麼不在德國開自己的節目？妳已經得過獎，怎麼沒在德國闖出一番名堂？」
其實阿布．尤瑟夫說的，我都心裡有數。身為穆斯林，在歐洲成長、求職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我不戴頭巾，大家都知道我主張自由，也是一位女性主義者。之前我曾與人合作寫書，內容談到我們在開羅找到最後一位在世的納粹份子的過程，也藉此在美國獲得學術研究獎學金。不過阿布．尤瑟夫說得沒錯，我在德國還沒有自己的電視節目。以穆斯林移民的身分在德國生活，甚至身為移民第二代，你必須遵守社會規範，還要讚嘆歐洲有多麼進步。如果厲聲批評政府，或是對外交政策與社會上的伊斯蘭恐懼現象提出質疑，就有可能遭到強烈反彈。
我當然不贊同阿布．尤瑟夫的說法，不認為建立哈里發政權是唯一解決之道。但我也不禁反思，西方社會和政治人物在政策改革上根本沒有實質作為，來避免讓阿布．尤瑟夫這樣的人更加激進。情資單位對民眾施以更多限制，這並非解決辦法；架設全球監控網絡來追蹤罪犯的情報，卻因此犧牲無辜百姓的隱私，這也不是好策略。阿布．尤瑟夫這一代的年輕穆斯林，是因為美軍入侵伊拉克而走上極端之路，跟一九七九年因蘇聯入侵阿富汗而使穆斯林被激怒相似。看著阿布．尤瑟夫，我不禁想起自己的弟弟，心中也升起一股姐姐想保護小弟的責任感，但我知道現在想這些都已太遲。
「你說的或許有理，穆斯林確實遭到歧視，世界也不是那麼公平。」我說：「但你們的行動並不是聖戰。待在歐洲、在職場闖出一片天，這才是所謂的聖戰。當然，後者的難度比較高，所以你們才會選比較輕鬆的那條路。」
車內沉默了幾秒。
阿布．尤瑟夫不願把車開回碰面地點，堅持送我回安塔基亞。這時我們已離飯店不遠，我向他道謝、開門下車。咖啡廳裡高朋滿座，大家都趕在黎明前用餐。這種狀況在齋戒月很稀鬆平常，因為太陽升起後就不能進食。我雖然很開心這次的訪談進行順利，但也甚感憂心。阿布．尤瑟夫的語調如此堅定、憤怒，他說：「誰對我們發動攻擊，我們就會直接入侵他們國土中心。不管是美國、法國、英國還是其他阿拉伯國家都一樣。」
一個接一個離開了，我們不斷失去這些年輕人。我心想，他本來可以是另一個樣子，可以有另一種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