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深圳學習：中國改革開放時期從經濟特區到模範城市的試驗（簡體書）

世界上沒有哪個城市能夠趕上深圳的發展速度，這是中國通往世界的又一個南大門。1978年中國實施改革開放，當時的深圳還是一個只有3萬人的小鎮，四周都是稻田。截至2010年，深圳市的常住人口超過了1000萬，比美國人口最多的城市紐約的人口還要多。深圳的高樓大廈沒有超過30年的，城市裡鱗次櫛比的現代百貨商場、酒店、寫字樓和飯店熠熠生輝。

1980年，深圳建立經濟特區，引燃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星星之火，成了全中國的一個新楷模。正如本書作者所描述的那樣，深圳過去30多年的發展構成了一個非常奇特的故事。深圳經濟特區是一個城市發展的混合體，同時也是把市場經濟融入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中的一種嘗試。特區成為這個發展滯後了近20年的國家匯入全球各種新思潮的試驗田。1980年以來，深圳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試驗田，將新的思想傳播給那些到深圳學習取經的高官們。這些人來到深圳了解市場經濟的運作，考察現代建築和工業在深圳的發展。

到訪深圳經濟特區的有來自北京、廣東省領導班子和寶安縣的官員，也有來自香港乃至海外的人士。在深圳，來自天南地北的人們想方設法相互溝通，努力讓改革開放的方針政策得以貫徹執行，同時還要照顧到當地人老一套的做事方式，不能同他們鬧翻。深圳的故事讓人稱嘆。今天我們有了這樣一部由馬立安、黃韻然和喬納森·巴赫主編的專著，是一件值得稱道的事情。這本書的作者們對深圳發展的多個方面進行了梳理，講述的物件包括那些奔波勞碌的外來打工者，也包括當地的城市規劃者和管理者，揭示他們如何應對史無前例的城市發展。

改革開放前夜的深圳

我第一次來到中國內地是在1973年5月，5年之後中國才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我當時和其他外國人一樣，是從陸路經香港在深圳口岸踏上中國內地的土地的。那時候直通車還沒有開通，我們在香港九龍乘火車到達邊境口岸，在羅湖站下車，沿鐵路橋步行來到內地一側。之後，我就隨著下車人流跨橋來到深圳。我們等了幾個小時之後，登上了去往廣州的列車。專設的候車室和邊境站離深圳城區有幾公裡遠，等車時有人給我們提供了一頓飯，用20年後的標準來看，那只能說是粗茶淡飯。

那天晚上，日期是1973年5月21日，初到深圳，我把所見所聞用一臺老式錄音機口述記錄下來。用打字機謄寫出來後變成了我初到中國的見聞錄。關於深圳，我這樣寫道：

在這個邊境小鎮上，可以辨識出幾撥不同的人群。其中一撥是海關人員，多數人都顯得略微年輕，有男人也有女人，他們就住在離海關通關處不遠的西側。他們看上去基本都受過良好教育，對待客人也很和藹。他們還特意告訴客人不用填寫通關表格，行李也不需要檢查。

這裡有一撥人是建築工人，他們也住在附近，一直忙忙碌碌地在運送建築材料、豎起巨大的竹篙搭建腳手架，還幹著其他活計。工地上建起了一些新的大型建築（最高的也只有幾層樓高，是那種老式的仿蘇俄建築，與後來建設起來的高樓大廈完全不能相提並論），用來滿足日益擴大的跨境人流的需求。

再有一撥人是解放軍戰士，他們15至20人一起列隊行進，肩上扛著步槍。還有身著藏藍色制服的公安警察，分為兩類：一類是鐵路警察，由省屬鐵路部門管轄；另一類是當地派出所的警察，在海關西北方向大約3公裡開外的縣城裡有一處派出所。

距離口岸東北2公裡處就是深圳墟，是寶安縣縣城所在地，約有3萬人居住在那裡。縣城裡有許多國營商店，有一個水泥廠、一個磚廠和一個農機修配廠，還有兩個小化肥廠，生產各種化肥。除了國營商店之外，縣城裡還有一個集市，每月逢1日、4日、7日、11日、14日……人們到集市上趕集，農民可以把他們在自留地裡種植的少量蔬菜拿到集市上售賣。多數成年人從事工業、商業和服務業的工作，為周邊的農村提供服務。但是縣城在行政上是與周邊的公社劃分開的。寶安縣縣城嚴格來說是一個行政單位，深圳墟的商業設施不屬於縣城，公社也另外有他們自己的辦公場所。

縣城裡的多數建築都是1949年以前建的老式建築，新建的樓房（那種只有幾層樓高的蘇俄式建築）就在離關閘不遠處，都是這些年為給部隊和口岸其他工作人員提供住房修建的。當地人主要從事水稻種植。人們能夠看到精心修整的水塘和稻田，北上的鐵路沿線都是如此。農戶飼養雞、鴨、豬，賣給供銷社，供銷社再賣給國家，運往外地，多數運往香港。農戶飼養的雞歸個體所有，但是多數鴨子和豬歸公社下面的生產隊所有。部隊戰士有時也會到田裡幫助幹農活，特別是在農忙季節。水稻的收割一般是在6月下旬。

……

新時代的開始

我再次來到深圳是在1980年，此行是要去中山大學與我妻子艾秀慈（Charlotte Ikels）一道花兩個月的時間研究廣州周邊地區的發展。廣州在深圳的西北方，距離深圳100多公裡。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我幾乎每年都要路過深圳。1987年我作為廣東省經濟委員會聘請的外國專家，有機會對深圳做些研究。我寫過一本關於廣東發展的書，結果我成了1983年成立的廣東省—馬薩諸塞州友好省州委員會的成員。時任州長邁克爾·杜卡基斯訪問廣東省時，我是他的顧問。廣東省的領導回訪時，我又成了家鄉人民的代表。此後，廣東省邀請我來研究當地的社會經濟發展。於是，我多次到廣東，有一次待了7個月。我把考察的結果寫成一本書，叫做《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

……

到了1987年，地處深圳西端的蛇口已經建成了一小片工業基地。當時袁庚意識到現有的船舶已老舊不堪，不如將這些船拆解，利用拆解下來的廢鐵回爐造新船。在擁擠的香港建拆船廠顯然行不通，因此早在1978年之前的好幾年，袁庚就向上級報告，建議在地處深圳西端的蛇口建設拆船廠。蛇口臨海，周圍有許多青壯勞力盼望有人能夠給他們一份工作。

我在香港采訪袁庚，發現他是做這件事的不二人選。他是寶安人，在抗戰期間加入了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遊擊隊東江縱隊。1949年後，他在中共中央聯絡部擔任領導工作，中聯部是負責中國共產黨對外工作的職能部門。袁庚常來香港，同東南亞一帶的華僑也有著廣泛的聯繫。建拆船廠首先要經過交通部的批準，當時的交通部部長是曾生，也是寶安人，是抗戰期間袁庚在東江縱隊的戰友和上級。袁庚在香港工作生活多年，熟諳國際經濟發展動向。他清楚在不斷變化的市場經濟中，中國應該發揮什麼作用。顯然，袁庚是擔此重任的理想人選，他能夠贏得領導的信任，同時也得到手下人的愛戴。

1987年，蛇口建起來的除了拆船廠，還有一個小型煉鋼廠和小型煉鋁廠。除此之外，還有中國改革開放後最早的中外合資企業之一，一家引進了匹茲堡平板玻璃專利技術的大型工廠，專事生產玻璃制品。袁庚一直在深圳蛇口工業區主政並且同中央領導保持密切的關係。1984年，鄧小平對特區的肯定讓袁庚大受鼓舞。1992年，鄧小平第二次南方視察，接待他的人中就有袁庚。鄧小平在這次南方視察的談話中督促要堅定不移地繼續貫徹執行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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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深圳建設起中國最早的摩天大廈和現代工廠，中央和地方的許多官員陸續來深圳考察學習。市場經濟讓這些人大開眼界，此前他們當中許多人對此是持懷疑態度的，認為市場經濟散發著資本主義的銅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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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想去西方國家但是一直沒有機會的青年知識分子蜂擁到深圳。在這裡，他們可以得到在中國其他地區得不到的自由和更好的生活。其他地方的官員希望有更好的發展前景，也來到深圳學習現代建築、現代商務，享受更好的生活待遇。深圳和廣東其他地方的許多官員盡管擔心政策會有反復、“左”傾變得更加保守，但在改革的浪潮中他們還是甘願承擔風險。促成深圳發展的原因部分是由於黨和國家的領導，同時也是由於現代、開放和全球化的發展浪潮讓許多人欲罷不能。到了20世紀90年代末，外國人可以直接飛到北京和上海而不必經過深圳，香港居民可乘坐直通車到達廣州，中途也不必在深圳下車。

北方人來到深圳，深刻意識到廣東話、嶺南文化和香港都市生活對這裡的影響。可是，深圳並非像香港那樣到處都是操著粵語的廣東人，這裡是北方人和普通話的天下。深圳是個大熔爐，在這個現代大都市裡，外來的新觀念被來自北方的人們和本地人拿來進行試驗，之後再傳播到中國其他地方。深圳被批準建立股票交易所，很快就成為中國最大的金融交易中心之一。深圳居民在早期是不能夠隨意到香港或者國外旅行的，但是他們可以不受限制地接收香港的電視節目。雖然今天初到深圳的訪客依然會被這裡的高樓大廈和琳瑯滿目的商店搞得眼花繚亂，但是深圳再也不是一枝獨秀，中國許多城市都在效仿深圳。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正如本書的作者們所描述的那樣，深圳是開拓者，是幫助塑造中國現代生活的開路先鋒。

對於深圳的學術研究尚不多見。今天大家看到的這樣一部專著，向人們展現了深圳的城市發展歷程，描繪了這座高速發展的都市其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變革的全景。

……

本書的作者們基本上贊成中國主流的政治話語所表達的觀點，認為把深圳作為一個關鍵個案來研究，可以學到許多有用的東西。但是我們的分析與官方講述的“深圳奇跡”有所不同，我們指出了實際參與這場改革的另外一些人和一些其他要素。官方強調的是貫穿於這場改革的政策與規劃，我們則認為當時的情況更為複雜。實際上，深圳當時的許多嘗試都是不被理解的，有些方面甚至超出了特區本身的政策範圍。此後人們把深圳的發展經驗積極地推廣到其他城市、產業和區域的發展中去。作為研究者，我們在調查中不斷看到人們通過政策的試驗和模範的樹立來帶動改革發展。我們共同呼吁：應該對這一發展歷程進行更加深入細致和微觀層面上的研究，我們對於那種動輒用“城市”理論來解釋區域、國家甚至全球發展的做法持批判的態度。因此，我們強調深圳發展歷程中不斷演替和相互作用的因素，這些因素有的姓“資”，也有的姓“社”。我們的研究細致地描繪了被戴維·斯塔克稱為“用社會主義的棋子來下資本主義的棋”的這一案例。同樣，我們的調查研究既不側重國家制定的方針政策，也不側重全球經濟的市場力量，而是關注深圳的特區建設和深圳模式的形成過程。我們的研究將把那些在常見的深圳發展史敘事中未提及的眾多參與者和團體呈現出來，探求改革的嘗試者如何成為了新秩序下的楷模。這些研究聚集在一起，將展現社會主義的神話與資本的邏輯如何共同創造出一種新的奇跡。

本書概要

本書詳盡闡述了深圳從改革開放的試點到模範城市的發展變化過程。從這些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深圳發展初期，人們憑借一種“冒險”精神往前闖，隨著城市的發展，政府部門對於微觀的社會變革的影響愈加明顯，深圳驚人的經濟成就被納入宏大的國家政治敘事之中。如此一來，深圳的發展史成了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宏偉目標的範例之一。

我們將深圳的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79年深圳市的設立和1980年深圳經濟特區的建立開始至1992年特區內的所有村鎮被劃定為市區；第二階段從1992年開始，在此階段出現了許多打破常規的舉措；第三階段是從2004年開始，深圳的“模範”身份得以確立和鞏固，關外地區的鄉鎮也都被納入城市發展中。到了2010年，深圳作為“模範”的國家敘事已經基本形成，深圳經濟特區的邊關也正式撤銷，盡管特區之“特”已經不復存在，但是整個城市此時都成了“經濟特區”。因此，我們將本書分為三部分：試驗、突破與推廣。這一方面是出於依照時間順序的考慮，另一方面也反映深圳在自身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實際變化。

在第一部分裡，“試驗（1980—1992）”的緣起是人們如何在觀念上將政治與經濟發展分離開來，“特區”的建立成為政府實施新的方針政策的最佳選擇。巴赫在第一章裡分析了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和全球條件下選擇深圳作為特區的經濟優勢，闡釋了深圳從一個不循規蹈矩的特例演變成人人仿效的“模範”城市的發展邏輯。他指出深圳的崛起是基於兩個出發點，一個是人們要依照經濟發展規劃把特區建立起來，使之能夠增加資本的積累；另一個是，特區是一個人們想象中的理性城市和追求實現自身現代化的城市，一切與之相悖的東西都將被排除出去。作者認為特區在開展這樣的社會試驗過程中，需要同時面對政策的支持與限制，這才創造出了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在第二章裡，馬立安詳細講述了在深圳早期發展過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的三位領導，他們曾經披荊斬棘開展改革但又飽受爭議。他們的故事構成了特區發展過程中經濟發展與政策取向角力活生生的例子。試驗就意味著首先要面對失敗，深圳早期的發展很能說明這一點。馬立安回顧了深圳經濟特區發展的政治歷程，追溯了深圳建設初期的那些領導如何對毛澤東時代所奉行的理論做出全新的論述，以及對鄧小平時代所堅持的社會主義理論做出的調整和闡釋。他們進行了大膽的試驗，一度成為那個時代的“特區英雄”。作者講述了這些人的從政歷程，特別關注特區發展過程中塑造“樣板”的重要性。本書接下來的章節也是圍繞不同的“樣板”進行探討，包括在官方的宣傳中被廣為稱頌的模範城市和模範人物。

……

深圳本身就是帶有試驗性質的一個特區，但是在其發展過程中又衍生出許多新的例外，無論是在城市空間拓展、經濟發展還是在行政管理方面。本書第二部分“突破（1992—2004）”中的一組文章著重探討了第一部分中談到的那些“樣板”如何塑造和構建特區，包括邊界地區和過去是農村而現在是城區的地區。深圳經濟特區中的“特區”對於城市的經濟發展和地區及全球競爭力的形成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但同時它們也成為城市中的孤島，處於被社會發展邊緣化的境地。這包括城中村、邊境地區和打工者，在公共話語中他們的身影並不顯眼。

在第五章中，馬立安描述了作為深圳城市化發展支點的城中村的政治地理和文化地理變化的複雜歷程。文章揭示在改革開放時期，主政者如何更新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價值觀念，這為中國城市改造帶來了廣泛影響，並導致了城中村的出現。作為城市發展的一種特殊類型，這種城市裡的特別地段，往往能夠采取靈活多變的措施來應對城市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矛盾。一提到中國農村人口流入大城市成為打工者，西方人首先想到的是他們到北京和上海這些具有百年以上歷史的大都會。在深圳這樣一個新興城市裡，打工者和鄉村與城市的關係從一開始就不一樣。深圳的城中村為在城裡工作的各行各業的雇員提供了居所，讓他們能夠安居樂業。但是這些地方始終強調自身“村”的特色，外來打工者們在迅速崛起的現代都市環境下依靠城中村過著日常生活，在那兒他們依舊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天地。

馬立安的文章將深圳的發展放在城市化和鄉村化並存這樣一個框架下進行研究。之後，在第六章中，馬欣和布萊克韋爾勾勒出“一線”（深港邊界）和“二線”（特區邊界）的歷史。他們描述了二者的“差異化管理手段”，並接著討論了一些地區（村莊或者街道）由於跨越行政線而形成的特殊地段。比如黃偉文在其文章中提到的那些城市發展藍圖，在規劃過程中出現的一些管理上的空白，讓那些不同程度合法的與不法的行為有機可乘。在分析深圳發展過程中一直存在的非法活動時，作者強調了這些邊關哨卡在管制勞動力和資本流動中的核心作用。

深圳似乎在劃界方面具備異乎尋常的能力，合法與非法，正式與非正式，成功與失敗，鄉村與城市，各種界線不斷涌現。在第七章中，巴赫試圖厘清那些在城市規劃與法律上處於模糊狀態的灰色地帶在行政管理方面與民間實際之間存在的矛盾與衝突，他的分析讓人們看到這些村子如何利用鄉村文化來共同參與城市的塑造。巴赫認為將農民的身份轉變為城鎮居民以及這種身份轉變所帶來的文化想象都是一個偽命題。他描述了在農村土地出讓政策制定、城市擴容，以及把鄉村作為城市發展的有機組成部分對其進行“重新發現”和重新改造這些方面，鄉村與城市所表現出的不同訴求與反響。

第三部分也是最後一部分—“推廣（2004—2017）”探討了深圳模式，從早期的模範領導、模範工作者、模範村莊和模範市民，到當下的城市發展中的模範企業、城市模範管理者和模範行業。深圳依照國際化都市的範例將特區建設成一個國際化大都市樣板，並且渴望得到全世界的認可。這部分的文章講述了深圳不同領域的發展，包括創意產業、公共衛生和道路交通的建設，強調深圳越來越重視其“模範”的聲譽和作為城市發展特例這一“樣板”的號召力。不過我們則認為，深圳愈是將自身呈現為其他城市發展的“模範”，就愈適得其反地使自身發展所憑借的那些紛繁的本土歷史、特殊的位置和民眾及其所創造的和所經歷的那些往事變得模糊不清和難以辨識。

……

如果說農村來的打工者常常把城市中的專業人士當作效仿物件，那麼這些專業人士則常效仿國外。在第九章裡，凱瑟琳·A.梅森研究的物件是深圳的公共醫療衛生。作者闡述了深圳對流行病傳播控制的專業化發展，比較了國際上預防流行病傳播的不同手段和全球衛生話語。這篇文章講述了深圳把美國的國際醫療衛生標準作為樣板，成功引進這一國際衛生防疫模式，卻在2009年抗擊甲型H1N1流感過程中遭遇公共醫療衛生危機。為了更好地認識深圳公共醫療衛生體系模式的雙重效應，作者回顧了2003年SARS危機時的情景。那一次，深圳由於采取了適當的公共醫療衛生措施，比香港更加有效地控制了該流行病的傳播，作者把那一次的做法同2009年抗擊甲型H1N1流感的不同做法進行了比較。通過分析深圳本地的不同需求，作者指明，採用國際衛生防疫標準並不能保證這項工作能夠深入持久地做下去。文章最後，作者又回到專業人士如何服務外來打工者，讓他們得到社會公平這一倫理道德問題上來。

……

本書通過詳細記述深圳的發展歷程，為那些專門從事中國城市研究的學者和學生，以及那些對中國研究、全球發展研究、亞洲和其他地區後現代文化和社會研究有興趣的讀者，展示了一個全球化發展的絢麗多彩的篇章。中國城市，特別是北京、天津和上海，作為國際化大都市，它們在政治上更加顯赫，與外界打交道的時間也更長；其他城市如廈門、重慶和長三角的城市有同樣的機會引進外資，與外部世界打交道。但是深圳在毛澤東時代結束後的中國的發展具有其獨特性。深圳早期的發展得益於中央政府對非計劃經濟的，甚至在當時的條件下屬於合法外的經濟活動所給予的寬松政策，這些經濟活動在特區內的各個不同區域得以開展，不斷創造財富、知識和新的價值觀念，同時也創建出一個國際化的都市，誕生了一批世界公民。深圳的發展對中國其他地區的發展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今天，全球經濟發展的格局正在經歷調整，同時，中國社會的群體生活也在發生變革。這種變革的意義是什麼呢？從這個意義上說，作者們期望本書所闡述的內容能夠讓深圳的城市發展給上述這些方面提供借鑒，並且能夠引發人們進一步思考。

序 言..............................................................傅高義 001

前 言........................................馬立安 黃韻然 喬納森·巴赫 001

第一部分 試 驗（1980—1992）

第一章 深圳：從突破禁區到樹立樣板............................... 喬納森·巴赫 002

第二章 特區英雄：探索改革及其局限... ................................馬立安 023

第三章 深圳溯源：北京、香港和寶安.... ....... .........................黃偉文041

第四章 如何做一個深圳人：深圳發展第二個十年中的外來工........艾瑞克·佛羅倫斯 065

第二部分 突 破（1992—2004）

第五章 深圳鄉村的發展：城市包圍農村............... ..................馬立安 086

第六章 深圳“一線”和“二線”的政策設計..............馬欣 阿德裡安·布萊克韋爾 107

第七章 “他們來時是農民，離開時是市民”：城中村與深圳的發展... ....喬納森·巴赫 123

第三部分 推 廣（2004—2017）

第八章 深圳的藝術家群落和他們的創新中國夢............................黃韻然 166

第九章 深圳的公共醫療衛生事業.................................凱瑟琳·A.梅森 190

第十章 從深圳國際機場看深圳的國際化發展........................麥克斯·赫什 208

結 語 向深圳學習................................馬立安 黃韻然 喬納森·巴赫 234

鳴 謝..................................................................... 245

第三章 深圳溯源：北京、香港和寶安

黃偉文

黃偉文，未來+學院聯合創始人，城市研究者和城市設計工具開發者，曾任原深圳市城市規劃與國土資源委員會副總規劃師、深圳公共藝術中心和深圳城市設計促進中心主任，2009年至2010年是哈佛大學設計研究院Loeb訪問學者。自2005年起，他是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UABB）的主要策劃者和推動者、土木再生城鄉研究所聯合發起者和推動者。

深圳速度

原寶安縣毗鄰香港北部，1979年升格為深圳市。1980年深圳經濟特區建立，成為全國改革開放政策的窗口和試驗區。接下來的30年，深圳人口激增，年增長率達到12%。例如，1980年，深圳的人口為34萬；2010年，官方普查人口達1036萬，而管理人口已經增至1400萬。同一時期，深圳市生產總值從最初的4290萬美元增長到2012年的1520億美元，平均年增長率高達30%。具體來講，1980到1995年，深圳市生產總值以平均年增長率47%的速度增長，1996至2010年，深圳市生產總值以每年19%的速率穩定增長。但是，最能代表深圳速度的其實是建築業的建設速度。過去，人們用“深圳速度”來形容深圳國際貿易中心大廈的建設，工人們每三天建一層樓，僅用了三年一個月的時間就建好了這座53層的摩天大樓。總而言之，被計劃經濟和極“左”路線抑制多年的社會經濟生產力在這裡得到了釋放，深圳“爆炸式”地發展起來。

“時空壓縮”這一概念恰當地概括了深圳繁榮的總體過程，即工業化、機械化和技術進步等社會過程縮短了生產、物流和信息傳遞所需的時間。事實上，正像世界其他工業資本主義制度下繁榮的城市所經歷的那樣，實現深圳速度靠的是城市人口流動、出口產品生產和電信基礎設施建設；但是深圳發展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其發展的規模和為中國其他地區帶來的示範效應。與此同時，深圳基礎設施的迅速發展，使其比較優勢在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變得舉足輕重，全球經濟發展的重心也隨之從美國轉移到了東亞地區。深圳建設的速度意味著每次城市總體規劃的出臺都為重新定位其經濟發展，並根據城市發展變化對城市布局做出相應調整提供了機會。1982年，深圳的城市規劃提出了帶狀組團式發展，各區之間相互連接但各自的功能相對獨立；1986年的規劃提出建設一個以工業製造為中心的綜合性、現代化特區城市；1996年的規劃拓展了深圳早期的目標，要把深圳打造成一個現代化經濟特區和國際化城市；而2010年的規劃則期望深圳成為在IT、金融和生命科學等產業中具有高附加值的城市。總體規劃每一次更新換代都代表了深圳在重新調整，引領這座城市實現其社會和經濟發展的目標。另外，總體規劃強調了城市規劃在城市發展及與之相伴的城市形態的形成中的重要性。

有意思的是，盡管深圳城市大規模地快速發展，但卻沒有出現住房短缺，或者在為公眾提供基礎設施方面出現嚴重問題，也沒有出現大城市典型的窮人聚居區。而在過去的30年裡一些老工業城市常常人去樓空，世界各地發展起來的新都市如孟買、裡約熱內盧和太子港都出現了貧民窟。城市發展無視貧民窟，那裡沒有水電等基礎設施，成為“孤島”。世界各地的貧民窟都是這樣的情況，居民們沒有乾淨的飲用水、享受不到衛生服務和健康的社區環境，盡管他們的居所和城裡的有錢人生活的深宅大院也就一墻之隔。在發展過程中，深圳這座城市分享經濟現代化帶來的便利，同時並沒有出現任何上述的這些老問題，令世人刮目相看。在國內，深圳作為花園城市和模範城市獲得了廣泛贊譽，並獲得了眾多獎項。國際上，1992年聯合國授予深圳市住宅局“聯合國人居獎”，1999年世界建築師協會（UIA）授予深圳“阿伯克隆比爵士獎”榮譽提名獎。深圳的發展不僅影響了整個中國城市化的規模和速度，也成為其他城市發展學習的典範。

本章所要回答的問題是：“深圳的高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成功是通過什麼樣的機制和思維方式實現的？”人們或許可以通過調查經濟特區早期歷史中交織在一起的政治、經濟和本土因素來找到問題的答案。值得一提的是，在當地的城市發展和（特別是在經濟地理方面的）學術辯論中，人們試圖用地圖上的變化把這些影響力的源頭表現出來，或者說這是一種想象。例如，“北京”代表國家權力，“香港”代表境外資本和自由經濟的思想觀念，來自香港及海外的因素對於深圳有很大的影響，而“寶安”則是代表特區建立之前的本地居民和農村集體經濟制度。換句話說，就像我們所看到的破除寶安舊的體制、規劃深圳的發展以及應對世界體系的變化等等，深圳的城市建設是一個複雜的過程，人們不禁要問，深圳模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套用到全國其他地區的城市發展中去。

北京：邊界的劃定和組團式發展模式

……

我們考察特區其他地段的發展，發現整個深圳都在復制南頭半島的組團式開發模式。從深圳大學的北門出來，我們便從南頭半島深入到城市腹地。1985年深圳科技園成立，占地10平方公裡，坐落於深圳大學以東。該園區計劃主要用於支持高科技產品的研發，其地勢開闊，人口密度較低，有寬闊的道路，綠樹成蔭。設立科技園那一年，科技園東邊與之相鄰的占地12平方公裡的沙河華僑農場劃分出占地5平方公裡的華僑城，後又有占地7平方公裡的白石洲。白石洲成為深圳最大的幾個城中村之一，而華僑城則開發成了商業地產。華僑城和白石洲被進一步劃分為主題公園、住宅區、小型工業區等其他較小的區塊，所以這裡也在重現組團式的開發模式。

……

深圳的每個開發區或者工業園都是獨立規劃和開發的，所以它們的規劃目標、作用、規模和形態各式各樣，這些豐富多樣的資源和發展戰略促進了深圳的快速發展。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自成一體的開發園區同城市總體規劃相抵觸的情況變得愈加明顯。例如，這些園區往往擁有自己的交通道路，從一個園區到另一個園區或者在園區內穿行都變得很困難，這讓園區變得越發孤立，導致人們對機動車輛和高速公路的依賴性增強，雖然居民也會尋求通過園區之間的小路直達目的地。政府不得不又再推進連接各個園區的道路的建設。例如，深圳市規劃並實施了旨在促進機動車道暢通無阻的“七橫十三縱”幹線路網的建設。但是，考慮到園區的內部布局，高速公路和立交橋系統其實將城市切割成了更小的地塊。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將這座城市與海岸線隔離開的濱海高速公路。

戶籍制度依靠這種組團式發展戰略，同時也對其起了加強作用。深圳的官方人口是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表面上，城市規劃只為了有深圳戶口的居民。在官方規劃中，人口統計基於現有戶籍人數和預期戶籍人數，但是，事實上深圳官員知道特區未登記的居民人數遠超過已有的深戶居民人數。戶籍人口與實際人口數據之間的差異突出了具有抽象性、規範性特點的中央規劃在深圳城市化進程中（更不用說新寶安縣的情況了）所遇到的問題。例如，城市建設和操作工廠設備需要大量從農村來到城市的農民工，這一人群十分龐大，有好幾百萬人，但他們沒有本地戶口，這就是深圳要面對的一個緊迫的問題—他們不是在冊的“本地人”，但是這座城市仍要為他們提供生活所需的衣食住行。

此外，深圳以往出臺的城市總體規劃甚少涉及當地“農村”（包括新寶安縣和許多新村）和沒有深圳戶口的外來農民工。事實上，1982年和1986年的總體規劃只涉及特區內的地區，甚至特區內的城中村由於屬於“農村”，其人口（以及村民手中的土地）也未被包括在這些城市總體規劃中。（圖5）官方統計數據與實際的人口數量和土地面積之間有很大差距，因為統計數據僅代表城市人口和土地面積的一小部分，這使得城市整體規劃及其實施變得異常困難，需要不斷做出調整和修改。即使把新寶安縣重新劃分為深圳市的寶安和龍崗兩個下轄城區後，這種不夠重視“農村”的做法仍在繼續。例如，在深圳改革的第一個和第二個十年間，預期戶籍人口與實際人口數量相差甚大。1985年預計2000年特區的戶籍人口為110萬，1996年預計2000年深圳市戶籍人數將達到400萬、2010年特區的戶籍人口將增至430萬。但是，2000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關內人口為256萬，寶安區和龍崗區人口為706萬。帶狀形、組團式開發模式和戶籍制度為深圳帶來的社會難題是，越來越多的土地被隔離開供少數人使用，同時越來越多的外來人口不得不在日益變小的城中村暫時棲身。

深圳的封閉式社區起源於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建設的居民區和單位大院，是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產物。重要的是，住宅區和工作單位職能單一，住在裡面的清一色都是本單位的人，同外界沒有什麼交往。因為沒有足夠多的居住人口，周邊缺乏配套的商業設施和便利的路網，因此難以建立起城市街區生活。1984年，在編制深圳首個總體規劃時，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的規劃師提出深圳經濟特區城市結構的帶狀形、組團式發展模式。事實上，這個模式是另一種畫圈子的形式。城市帶狀形、組團式發展模式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58年，當時北京的總體規劃採用了“分散集團式”，使用大型綠化帶劃分出不同的開發團塊。使用綠化帶的目的就是為了使快速擴張的城市能夠空氣暢通，有足夠的植被覆蓋，以及在出現災害時提供城市應急空間。2005年，深圳的所有綠化帶成為一個大生態保護圈的控制線，覆蓋了全市1952 .8 4平方公裡面積的一半。畫定這個生態控制線、整合全市的土地資源需要勇氣和遠見，因為這些地方原來都歸各級政府部門和企業管轄。另外，就深圳土地資源的開發和快速消耗而言，這個生態圈有著巨大的價值。深圳的土地開發利用除了按照城市總體規劃進行之外還有一種形式，那就是新村的出現。這部分會在本書第三部分中深入討論。這裡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帶狀形、組團式開發模式的頂層設計與深圳的實際人口和基礎設施需求之間存在著巨大差異。

香港：有選擇地放寬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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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常常會問，其他地方是否可以復制“深圳奇跡”，答案是“不能”。深圳的發展依托的是天時、地利、人和，在當代中國或世界其他地方都無法同時滿足所有這些條件。成就“深圳奇跡”的天時是全球生產分工和中國改革開放政策實施的共同作用。由於歷史原因，原寶安縣與毗鄰的香港在社會經濟制度上產生了巨大的差異。特區與新寶安縣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也有差別；同樣，深圳與東莞之間也存在著差異，並且這些差異形成了相對的生產優勢，只是這種差異遠遠未達到原寶安縣與香港之間差異之巨大。另外，“深圳奇跡”中人的因素也非常重要。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有一批經歷過“文化大革命”但懷有理想的領導人，他們渴望為社會轉型做出貢獻。在當地，寶安農民支持市政府以較低價格征用他們的土地。此外，中國也有大量體力勞動者和訓練有素的技術工人，包括工程隊等，他們渴望來深圳工作。盡管他們在國際市場上很“廉價”，但是他們的工資水平是當時中國最高的。就深圳的微觀社會形態而言，當地出現了多種多樣的（通常是不受管制的）“試驗區”，散布於國有企業、政府工業園或鄉鎮企業區內。

中央決定建立深圳經濟特區，有序地通過香港與全球交換資源、商品、信息和思想，這不僅在中國體制內造成衝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中國經濟增添了活力和發展潛力，同時也讓市場經濟在中國落地生根。因此而誕生的深圳經濟特區應該被視為一個開放的、非平衡態的“耗散系統”。正如早期對經濟特區發展的可行性研究中強調的那樣，香港與深圳有著共同的貿易網絡、文化和歷史淵源，香港將會影響深圳的發展。英國的殖民統治導致一個地緣政治實體分裂成兩個不同的地區，冷戰時期，兩地繼續分離，地區不平等加劇，導致寶安縣人跑到香港。但是建立經濟特區允許兩種社會有選擇地融合，立即出現了新的轉機。從外商投資到製造業從新界遷到特區等，香港的經濟要素被直接引入到深圳。此外，特區還采納了香港的貿易模式、生產技術、管理經驗和行政管理手段。隨著香港的資源不斷回流內地，曾經涌入香港的人們不再代表資源的耗散而是轉變為新的經濟發展動力，推動特區快速發展和持續增長。

人們很少能看到一個城市內有兩重邊界線，但是深圳曾經就是如此——“一線”將深圳與香港隔開，“二線”將深圳經濟特區與中國其他地區隔開。如何對跨越這兩條邊界線的各種各樣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資本流進行管理和規範是深圳城市化發展的前提和基礎。我在2007年撰寫的一篇關於深港邊界的文章裡，用一個水力發電廠來形象地比喻跨境流動，因為“一條河流的落差越大，它所產生的能量轉換成的電力就越大”。我們可以將特區看作是運河裡的梯級水閘中的一個，所有的人流、物流、水流以及任何可以在有落差的“地勢”裡流動的東西都能夠通過“一線”關閘和“二線”關閘。如果能夠有“一線”關閘和“二線”關閘的橫切面，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通過這兩條邊界的流量。“一線”邊界上有17個檢查站，一年過境人數有1.67億人次，車輛過境1537萬輛次，其中包括半掛車和貨船。在“二線”關閘，一年有4億人次和1.25億車次過境。深圳和香港之間的皇崗口岸是中國最大的陸路口岸，每天人進人出，車水馬龍，24小時開放，就像一條永不停息的河流。同時，“一線”關閘的存在也為海關、代理商、停車場、加油站和大型服務行業提供了大量的商機。

從文化地理角度考察深圳的布局時，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深圳和香港之間熵流和能耗的痕跡。人們從深圳到香港旅遊、做生意、上學、購買名牌商品、分娩、看電影、乘坐國際航班等。從香港到深圳，人們跨境投資、工作、唱戲、返鄉、購買書籍和蔬菜、享受夜生活等。此外，深港交通、資源和能源的分布決定了深圳各個發展時期的核心區域和熱點地區。例如，20世紀80年代初期，深圳主要的發展區域包括緊靠廣九鐵路線的羅湖、連接深港居民區的蛇口和位於中英街的沙頭角。20世紀90年代以來，這種發展模式一直延續著。主要繁華區域包括：皇崗口岸所在的福田區，這裡擁有中國最大的陸路口岸和連接兩地的鐵路；龍華區處於城市規劃的外圍，在廣深港高速鐵路在線；後海靠近深圳灣西部通道大橋及其檢查站；前海是深港機場連接處和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的規劃所在地。這些地方都處於內地連接香港的運輸和物流網絡在線，詮釋著深圳發展中的每個階段以及土地使用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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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寶安：村民自治

城中村的發展彌補了城市規劃中的盲點，為管理迅速增多的人口提供了相應的基礎設施。反過來，城中村又改善了城市土地的功能和利用率，提供了一個自給自足的低收入住房系統，為公眾提供了豐富的城市服務，降低了服務成本和創業成本。深圳的城中村可以被看作是促進城市高效運轉的自我調節機制，或者簡單看成是城市的一種基礎設施。遺憾的是，規劃者並沒有充分、客觀地了解城中村在深圳發展中的重要作用。相反，他們關注的是密度、衛生和美學等問題。這些問題加上對持續盈利土地的需求，導致幾個城中村被重建為昂貴的房地產商圈。村裡的大隊通常會得到滿意的賠償，事實上很多人成了億萬富翁。然而從低收入人群的權利到經濟適用房和創造不同的城市生活、歷史、文化、空間和社區等方面考慮，改造城中村這一決定忽視了城中村在深圳社會內部起到的不可替代的社會功能。

居住在福田村、上沙村和下沙村等城中村的人們對華強北和車公廟的商業和製造業的繁榮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但是這些貢獻對於街邊或人行天橋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來講並不是顯而易見的。城市規劃者和開發商往往忽視了這樣一個重要的社會事實，即自發形成的城中村本身就是城市對廉價住房和便宜消費品的需求的一種反應。不僅如此，這些城中村為城市結構的可持續性、社會生態的異質性以及連接深圳各個區域的廉價公共交通運輸的建設做出了貢獻。越來越多的城中村被改造，其結果是高度自我維持、自然低碳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住房”的格局正在被削弱和瓦解。作為一個階層，外出務工人員被迫離市中心越來越遠。他們正沿著原“二線關”涌向梅林、布吉和其他原檢查站周邊等地。反過來，這些地區的計劃外人口的迅速增長導致了環境退化和工人生活質量降低。盡管深圳市響應會為此加大對公共交通的投入，但這些新措施並不能替代城中村過去提供的城市功能。城市主義者約翰·弗裡德曼訪問深圳時提出，他認為與城市總體規劃中那些乾淨卻沒有煙火氣的地方相比，實際上，城中村的繁榮生活是深圳城市特色的最佳代表。

結 論

國家的政策、香港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地位以及原來的寶安縣村鎮網絡，所有的這些都加速了深圳的快速發展。這些因素為研究深圳在全球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的發展提供了一種視角和支撐，對未來而言，這三個因素將繼續影響深圳的定位及其可能的城市化方向。

1980年，特殊的（免稅）政策和隨後的（制定地方法規）權力下放創造了深圳經濟特區。30年後，原特區周邊地區也出現了很多享受特殊政策的地方。例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被賦予全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試驗示範區，這表明中央對特區的特殊政策一如既往地支持。同時，從某種意義上說，深圳效仿香港，但它也影響著香港的經濟發展和相應的城市布局，後者更是積極配合前海和落馬洲河套地區的建設。城中村的命運相比之下卻不那麼樂觀。如果不能引入另一種合作發展模式，城中村的數量將在高檔房地產開發的影響下繼續縮減。截至本文撰寫之時，不管發生什麼情況，城市處理余下的城中村的方式將對改變其城市結構和其公民的身份產生深刻影響。因此，人們需要認真研究和評估城中村在過去30年城市高速發展中的作用。事實上，如果城市規劃人員仍然無法向城中村這種自生空間學習，不能結合並包容這些地方，那麼這個城市將很難發展成為一個靈活多樣和宜居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