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格麗特‧杜拉斯：寫作的暗房（簡體書）

喝完威士卡，杜拉斯寫下一行字：杜拉斯，我煩透你了。
這也是我想對杜拉斯說的。這個沒完沒了的矮個子女人，我整個青春期不斷地遭遇她，她在我的書架上有漫長的序列，她寫小說寫專欄寫劇本，玩先鋒拍電影搞戲劇，把一個文藝青年能夢想到的事情，全部幹了一遍，然而還不止這些。整整一生，她夜以繼日地戀愛戀愛戀愛，又高調高能地政治政治政治。從1914年活到1996年，真正“享”年82，她把我們十輩子才能做完的事情，用一輩子終結。
1992年，電影《情人》公映，被導演從千萬個亞洲男人中挑選出來的梁家輝的屁股也風靡全球。儘管杜拉斯本人不認可這部電影，但毫無疑問《情人》讓她成為超級明星、小資偶像。她的臉出現在各種時尚刊物上，我們在電影院看到她，在商場看到她，在飛機上看到她，臨睡前一個電話，還聽閨蜜感歎一句：哎呀，真希望等我老了，也有一個男人走過來對我說“我更愛你現在備受摧殘的面容”。如此，杜拉斯擠走葉芝的《當你老了》，擠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之輕”，成為又積極又頹廢的世紀末月亮。
抵抗杜拉斯的路上，我愛上加繆。再後來，我重返巴爾扎克和雨果，覺得他們倆，一人一句，就能把杜拉斯繳械。比如，雨果會說，人的心只容得下一定程度的絕望，海綿吸夠了水，即使大海從它上面流過，也不能再給它增添一滴水。巴爾扎克接著總結，痛苦也有它的莊嚴，能夠使人脫胎換骨。依傍著19世紀的兩個男人，簡直可以嘲笑杜拉斯：生活的痛苦，你還給寫作，但寫了一輩子，為什麼一直沒有脫胎換骨？
一輩子，她始終是個情人。一輩子，她始終用叛逆少女的語法和這個世界撕扯、擁抱、分手、和解、決裂再握手。她的人生主人公和小說主人公擁有共同的名字：情人。這個情人出生在加爾各答，出生在維也納，出生在巴黎，出生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城市任何一個小鎮，杜拉斯說她可以同時擁有五十個情人當然是一種激進表達，但她鍥而不捨的愛情生涯，的確有天神般的意志在其中。她反復地愛，反復地受傷，反復地書寫《戰爭筆記》中雷奧的故事，她把它寫成《抵擋太平洋的堤壩》，再把它寫成《伊甸影院》《情人》《中國北方的情人》，它是《琴聲如訴》的題辭，也是《廣島之戀》的旋律。她寫啊寫，決意把全世界收入她的情愛宇宙，從她的第一個句子，到她生命終點的*後一句，她一直用酗酒的方式交出自己也灌醉別人，所以，當她說著，“即使在死後，我也能繼續寫作”，我們相信她。
至死不休，死了還要愛。在這個意義上，她當然拒絕脫胎換骨。她一生固執，從來沒有讚美過別人對她作品的翻拍。當法共理念和她個人理念出現矛盾時，她就退出了法國共產黨。一生，除了不斷升級她的情人故事的版本，她沒有修改過自己的身心。所以，有時候會突然覺得，大概，這就是杜拉斯的終極革命性。在現代主義風靡的時代，她在讀者身上召喚出了湧動的情感潛流，人人都能和她的第一人稱認同，她的湄公河往事也就成了全球的青春故事。她肆無忌憚地收割人心，睡了很多男人，政治生活也豐富多彩，還是個好母親好園丁好廚師，去了時間的對岸後還有一波情人出來追憶她，她肯定很嘚瑟，覺得這個世界沒人能拿下她。
然後，黃葒出來。
黃葒的專業身份不用我介紹了，反正她就是全世界法語系都渴望擁有的那種教授。有一段時間，我們華師大外語學院院長袁筱一朝思暮想地想把她挖到上海來。權錢，黃葒都看不上，但大家知道黃葒是很牛的杜拉斯專家，將心比心，我們就準備策動一個特別好看特別有才也特別具有情人潛力的男人去南京大學拿黃葒。然而沒等計畫實施就有消息傳來，黃葒已經有自己的王子，而且是不可能插足的那種。這樣就和黃葒熟起來，知道她露臺上的瑪格麗特快開了，她去機場路上的柳樹綻了新綠，她在廚房又燉了一鍋醃篤鮮。和杜拉斯一樣，她對生活中的一切都格外敏感；但她又和杜拉斯不同，黃葒從容，遊刃有餘，她和世界的關係是春花秋水，她享受她的孤獨，並且把這種孤獨變成燦燦蓮花。像我們，進入法國文學，基本都淪為普魯斯特、杜拉斯的手下敗將，我們被他們弄昏了頭清醒後，對他們又愛又恨，但身心慘澹。黃葒不是。黃葒愛杜拉斯，翻譯杜拉斯，在她身上豪擲四分之一個世紀，碩士論文寫她，博士論文依然和她纏鬥，然後，她拿下杜拉斯。
《瑪格麗特？杜拉斯：寫作的暗房》因此不僅是一本杜拉斯傳，黃葒在書中展示的是一次征服杜拉斯的過程。即便杜拉斯在世，也做不到對自己一生的脈絡如此了然於胸。閱讀此書，讓我覺得，一個傳記作者，就應該是傳主的對手，而不是粉絲。
我們看杜拉斯，滿紙情人，黃葒卻說：其實不管是“印度支那”系列還是“印度”系列，愛情故事並非杜拉斯網絡的結點和主題，愛情常常是表像和素材，主題一直都是寫作，孜孜不倦對寫作方式的探索。寫作，懷著絕望寫作，把一個故事重新寫一遍，再寫一遍。我們在杜拉斯的無數情人故事中看到的是情人的不同版本，黃葒看到的是，一個故事的另一種可能。她也因此能在杜拉斯雜花生樹的一生中，鉤沉出後者小說、電影和戲劇暗房裡的理念：青春和專政、革命和階級、殖民地和孤獨。而黃葒*令人擊節的地方是，所有這些理念，她不灌輸，全部用杜拉斯自己的人生和文本來舉證。比如，關於杜拉斯和電影，我一直不太能理解杜拉斯為什麼要把電影推到那麼反電影的地步，看了《暗房》，明白了。
黃葒用了一整章來寫杜拉斯和電影，她特別徵引了《抵擋太平洋的堤壩》中的一個細節：蘇珊茫然地走進一家電影院，“下午黑暗的電影廳好比沙漠中的一片綠洲，是孤獨的人的黑夜，是人為的、民主的黑夜”，而當觀眾沉浸於銀幕上刻骨銘心的愛情時，杜拉斯間離出來，說了一句，“銀幕這時被照亮了，變成如裹屍布那般的白布一塊”。這是杜拉斯的辯證法。她總是在相愛中看到離別，在擁吻裡看到拋棄，“棺材裡將有愛情和屍體”，電影在裹屍布上存在。不過，杜拉斯的“殺”，杜拉斯的“屍體”，光用常識理解是不夠的。寫到杜拉斯愛上美男子迪奧尼斯？馬斯科洛時，黃葒用了一段引文，杜拉斯給迪奧尼斯留言，說：“清晨六點。我是一具屍體。沒有你我成了一具屍體。”
這是杜拉斯的“屍體”，她重新命名了她的世界和周邊。黃葒的高超在於，每次，她都能以生擒的手法，讓活生生的杜拉斯就範。杜拉斯如果能讀到這本傳記，一定也會為黃葒點讚，尤其黃葒的寫作技藝，星辰般照亮了《暗房》，在形式層面，印證了杜拉斯，“唯一的主題，是寫作”。
杜拉斯自己說，其實作家都是讓人難以忍受的，他們殺人，自殺，無惡不作。而一個好的傳記作家，就是把這些流浪在人類意識危險地帶的人物帶回家，把他們洗刷整理得可以和我們在一個桌子上吃飯，因此本質上，每一本傳記都應該是一本“馴悍記”。遇到黃葒這樣的對手，杜拉斯終於可以安息。
而《暗房》也讓我理解了，杜拉斯可以一代代“煩死”我們的主要原因。窮盡一生，她把“情人”變成了一個概念，一門理論，一種世界觀。情人出沒的地方，就有杜拉斯。

毛尖
2021年4初於上海
毛尖，華東師範大學教授，作家，著有《非常罪，非常美：毛尖電影筆記》《有一隻老虎在浴室》《夜短夢長》《一寸灰》《凜冬將至》等二十種。

1第一章 黑色大陸，“沒完沒了的童年”
10一、母親和堤壩的故事
23二、中國的小腳
26三、情人
46四、瘋女人和印度系列
61第二章 巴黎，不平靜的生活
69一、沸騰的拉丁區
74二、愛在戰火紛飛時
79三、走向抵抗
82四、“杜班街郵局”和《痛苦》
94第三章 聖伯努瓦街5號
99一、猶太人和共產主義
106二、愛情變奏曲
113三、一起去看塔爾奎尼亞的小馬
117四、午夜的遊戲
127第四章 用電影殺死電影
135一、《廣島之戀》和《長別離》
148二、《夏夜十點半鐘》
157三、毀滅吧，她說
164四、駛過黑夜的《卡車》
170第五章 重回寫作
176一、80年夏
182二、揚？安德莉亞
197三、“薩凡納灣，就是你”
204四、前所未有的轟動
215第六章 這就是一切
225一、“外面的世界”和《物質生活》
235二、“*次的職業”
246三、死後，我仍可以寫作
253四、杜拉斯在中國
266杜拉斯生平大事記
279杜拉斯作品清單
286以杜拉斯之名
288後記

死後，我仍可以寫作
杜拉斯知道自己已時日無多，“很多次，我們都害怕一張紙還沒寫完就要死了”。現代出版檔案館檔案。1993年初，伯努瓦？雅各在聖伯努瓦街5號公寓和諾曼第拍攝杜拉斯講述“年輕的英國飛行員”的故事，聽她從諾曼第村莊的一座墳墓談起，引出了對二戰期間在沃維爾森林被德國人的大炮炸死的一個二十歲的英國小夥子的記憶(或者不如說是想像)。《一個年輕的英國飛行員之死》是獻給所有在戰爭中無辜枉死的生命，獻給死在殖民地的小哥哥，“任何死亡都是死亡……任何人的死亡就是全體的死亡。任何人就是所有的人”。這是對死亡的探尋，對戰爭的反思。“我寫是因為我有機會插手一切，參與一切，有機會來到這個戰場，這個戰爭已離開的舞臺，有機會擴大這種思考，它慢慢地觸及戰爭。”寫作就是不忘記這些曾經發生過的事情，那些曾經絕望的哭喊，在孤獨中死去的孩子，為了不讓世界就這樣在沉默中崩塌，為了生命的無邪。

《寫作》DVD

隨後，在諾弗勒堡，杜拉斯又在伯努瓦？雅各的鏡頭前聊起了佔據她人生很大部分的“寫作”。這兩段錄影的文字記錄被杜拉斯用來寫作一本新書，《寫作》於1993年6月在伽利瑪出版社出版，仿佛她一生的總結。在杜拉斯看來，寫作無處不在，甚至在一隻垂死的蒼蠅身上，“它持續的時間，它的緩慢，它難以忍受的恐懼，它的真實”，因為作家的在場顯得更加殘酷。蒼蠅的死亡在杜拉斯眼中產生了一種文學的位移，“反映出與人的共存，與殖民地民族，與世上龐大無比的陌生人群，與處於普遍孤獨中的孤單人們的共存。生命無所不在。從細菌到大象。從大地到神聖的或已死亡的天空”。她感受到不公正，感受到存在的虛無，並為此哭泣。
即使哭泣無濟於事，我認為也應該哭泣。因為絕望是可以觸知的。它會留下來。對絕望的回憶會留下來。有時它會要人命。
寫作。
我不能。
誰也不能。
應該說：人們不能。
但人們寫作。
這就是人身上所承載的未知：寫作，就是觸碰未知。要麼寫作，要麼什麼也不做。
她在那只“寫作的”蒼蠅身上看到了自己。1994年4月4日，瑪格麗特？杜拉斯過完八十歲生日，死亡的腳步聲越來越近了，她已經不再寫作，但想說的話還有很多。從1994年11月20日開始到1995年2月28日結束，揚？安德莉亞當著她的面記錄下一些她說的重要的東西，形成了《這就是一切》。都結束了，只剩下死亡，如此切近的死亡。“但願活著的人微笑著相互扶持。”
揚還在。
我得走了。
我不知道把自己放在哪裡。

晚年杜拉斯和揚？安德莉亞

1996年3月3日，瑪格麗特？杜拉斯在聖伯努瓦街5號公寓去世，享年八十二歲。她把自己放在了書裡，在蒙帕納斯公墓的墓碑上，只寫著簡簡單單的“M.D.”，那是她作為作家的簽名。“有一天我們會死的。”
“是的。棺材裡將有愛情和屍體。”
“是的，棺材外面要放著書。”
“也許吧。我們還不可能知道一切。”
中國人說：
“能的。我們知道。知道將有一些書。”
不可能不是這樣。


《這就是一切》

這是《中國北方的情人》中中國人和女孩分別在即的對話，這也可以看作杜拉斯和揚*後的對話。“即使在死後，我也能繼續寫作。”因為那些書打開的是“無限的閱讀”，把讀者也變成作者，一起駛向世界的黑夜、自身的黑夜。
杜拉斯去世後，揚消失了很長一段時間。從“80年夏”以來，他已經習慣了生活在杜拉斯的世界裡，淪陷在她的文字、病痛和瑣碎的庸常裡。疲勞，巨大的疲勞，還有責任。而突然，這一切都消失了，失重的生活，意義的抽離，沒有工作，也沒有錢，揚已經不知道一個人該怎麼辦，要怎麼活，他想到了自殺：
我決定在窗口上吊。我在窗角用皮帶系了一個圈，爬上一張椅子，把頭鑽進圈中。好了，頭進去了。試驗成功。後來，我又想，身體太重，會把皮帶崩斷的，或者會把窗框給拉下來。我想，我只會被勒一下，但吊不死。這不是個好辦法。我想起了地鐵，想起了塞納河，想起了手槍。但怎樣才能買到槍呢？我這副樣子怎麼去買槍呢？我不能這樣出去，幾個星期以來，我不洗澡，不刷牙，不洗頭，臉也不刮了。
頹廢，徹底的頹廢，“髒兮兮的衣衫，髒兮兮的被單，成堆的報紙，紅酒瓶、白酒瓶、玫瑰紅葡萄酒瓶，所有的瓶子都扔在地上，堆得像小山似的。幾個月後，地上幾乎全是報紙和酒瓶。無處落腳”。只有醉了才可以睡著，才不用去想永遠沒有誰的日子，再也沒有白天，沒有時間，沒有黑夜，他生活那堆垃圾中，覺得自己也是一堆發臭的垃圾。
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兩年後的某一天，揚對自己說：“既然我沒能自殺，既然什麼事都沒有發生，既然我不會餓死，仍然活著，那就是說我應該活著。我活著，根本不想自殺，我在跟自己開玩笑，我真蠢。”突然，他開始厭惡自己這種愚蠢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他給母親打了電話，換上乾淨的床單被單，洗澡，洗頭，到飯店要了一塊白汁小牛肉。做完這一切後，他又恢復了原來的樣子，“繼續一種普通的生活，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一樣。活著，愛，哭，吃，說。就這樣”。
杜拉斯說，“揚，您只有一件事可做：寫。”於是，消失三年半後，揚帶著《那場愛情：我和杜拉斯》回來了。只有文字，只有真實。“我留下來是為了讓您活著，也是為了愛您，愛您的文字，愛您的故事。”
《那場愛情：我和杜拉斯》杜拉斯撒下了種子，直到今天，她在全世界都擁有無數讀者，“年輕的讀者”，就像她在《這就是一切》中說的那樣，有些讀者甚至因為她而蛻變為作者。學術研討會、電影回顧展、作品朗誦會、手稿展、攝影展、戲劇和電影改編……各種和她相關的文化活動在世界各地舉行，在法國、在西班牙、在波蘭、在日本、在中國、在越南、在美國、在加拿大、在突尼斯……對一個好作家而言，作品活得比作者本人長久，隨著時間的流逝，它甚至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在旅行、在遷移、在生成，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杜拉斯說，要讓書“變成屬於每個人的東西，屬於所有將它捧在手中、將它占為己有的人。作家必須把書從書寫的牢籠中釋放出來，讓它有生命，可以運行，可以讓別人做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