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不落‧倫敦：創建、破壞與改革，泰晤士河畔的邊境小鎮如何登上世界舞台

倫敦，一部不列顛群島歷史的縮影
從羅馬行省到大英帝國，從維京海盜到公投脫歐，
倫敦承載這塊土地的歲月，歲月成就這座城市的不凡，
一同探訪千年古都背後，屹立不搖的生命史。

倫敦，這座歷史悠久、享譽國際的英國首府，最早在紀元初由羅馬人創立，隨後被撒克遜人占領、丹麥人征服、諾曼人統治的城鎮。這個政局變化多端的地方，在中世紀搖身一變為由巷道和院落構成的迷宮，更是成為十八到十九世紀喬治時代富麗堂皇的大都會。隨著工業革命時代的來臨，倫敦更擴張為歷史上最大帝國的中心。經歷二次大戰德軍大轟炸，倫敦展現不屈的生命力，從廢墟中崛起，成為當今世界上最為著名的國際都會，人口即將突破九百萬大關。
這座矗立在泰晤士河畔兩千年的城市，何以成就今日的樣貌？本書作者西蒙‧詹金斯將倫敦歷史上的關鍵人、事、物及時代潮流集結起來，從史前時代泰晤士河谷的居民，到今日穿梭都會間的上班族，作者為這個首都繪製出一幅無與倫比的肖像，精湛地說明了決定倫敦如何被想像與建設的鬥爭──尤其是金錢與權力的永恆分歧。結合自身參與戰後倫敦市政發展的經驗，詹金斯用他獨到的趣味和權威，搭配75幅繪畫和照片，呈現倫敦這兩千年來見證的歷史。不論你對於倫敦熟門熟路，抑或初來乍到，都是是一本深度探訪倫敦最佳導覽全書！

「《日不落・倫敦》中文版選在二○二一年疫情當中出版，或許能讓沒去過倫敦的讀者先一睹文字上倫敦的風采，希望在解封後的日子裡，大家能飛出國門，親自到英國看看這詹金斯筆下見證英國千年歷史的迷人城市，眼裡看的，嘴裡吃的，手能觸及的，都是倫敦的歷史。」
──盧省言

西蒙‧詹金斯（Simon Jenkins）
曾任《標準晚報》（Evening Standard）和《泰晤士報》（The Times）編輯，以及《衛報》（Guardian）專欄作家。他也任職於參與倫敦交通、住房、規劃、藝術及保存等事務的相關機構，並於一九九四至二○一一年間，主持修訂佩夫斯納指南（Pevsner guides）。他從幼年就居住在倫敦，在倫敦四個自治市居住過，其中三個在泰晤士河以北，一個在河南。著有《英倫視野下的歐洲史：從希臘雅典的榮光到普丁崛起，全新觀點和幽默解讀》、《英格蘭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England）等書。

蔡耀緯
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現為自由譯者。譯有《1921穿越福爾摩沙：一位英國作家的臺灣旅行》、《大歷史：從宇宙大霹靂到今天的人類世界》（合譯）、《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合譯）、《恐怖的總合》（合譯）、《平凡的美德》等書。

專文導讀
盧省言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專案助理教授

好評推薦（依筆畫順序排列）
王志弘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林美香　政治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
楊肅獻　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謝哲青　作家、知名節目主持人

比帝國更長遠的存在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專案助理教授 盧省言

對許多人來說，倫敦和其他世界上的大城市並無不同，是少數主宰全球金融的中心。既遙遠又親近。雖然沒有親身拜訪過，卻也每天在報章雜誌以及電視中看到。而對我來說，倫敦幾乎是我二十世代的代名詞，揉合了一個人在異鄉求學的酸甜苦辣。曾經在數度遭到無良房東的欺騙後，咒罵這冷漠的城市，卻又好幾次感動於城中陌生人的幫助，不論是提醒我包包沒拉好，還是幫我將過重的行李搬出地鐵站。
英國我只長住過兩個城市，一是愛丁堡，一是倫敦。若說愛丁堡是美麗清幽令人時時思念的那家鄉的清新，倫敦就是充滿活力、瞬息萬變，一眨眼便會錯過精彩的城市。讀西蒙・詹金斯的《日不落・倫敦》可以感受到作者對倫敦這座城市滿溢的情感，他就像是個說書人，興致勃勃地說著倫敦幾千年來的歷史。政權會興衰更迭，但一步步發展的大城市的歷史很少會在政權更迭時被摧毀殆盡，因為城市是國家發展的命脈，任何政權都無法忽視城市在經濟生活上扮演的重要角色。而倫敦作為最古老的大城市之一，自然也是那屹立不搖，見證了不列顛島的歷史。

詹金斯從西元四三年的倫蒂尼恩說起。為什麼是西元四三年？因為那是史書記載羅馬人「征服」不列顛的時間。
現今的倫敦大致上可分作四大區：以王十字車站為中心延伸出東、西、南、北。西邊可用高貴來形容，從大家所熟知的白金漢宮、海德公園、皮卡迪利圓環一路延伸到里奇蒙德（Richmond），皇家植物園以及國家檔案館的所在地。傳統上這一區多為白人居住，受教程度也比較高。而東邊，和西邊相比，相對較窮，也是傳統上藍領階級居住的位置。詹金斯也在書中提到，工業革命後東倫敦變成勞工階級以及移民聚集之地，甚至到了一九一○年，小說家華特・貝森特在其著作中敘述東倫敦「沒有仕紳、沒有馬車、沒有軍人、沒有畫廊、沒有劇場、沒有歌劇院、他們什麼都沒有……沒人往東走，沒有人想看到那個地方；沒人好奇」。

在貝特森筆下的東倫敦如此一文不值，但在現今的倫敦可是所有藝文活動以及樂趣的最大中心，所有倫敦人都知道，如果你想要找了樂子，往東倫敦就對了。不只有歌劇院，還有各種酒吧、舞廳等等。以蘇活區為中心，東倫敦是藝術家生存的食糧，不少藝廊也設在東倫敦。東區雖不如西區來的有錢，但卻有生命以及多元。這裡居住著各國家的移民，是各種文化交會以融合之處。所有想吃正統印度料理或是Kebaba（烤肉串）的人都會往東倫敦去狩獵。甚至是不少人都會去的唐人街，也是在東邊。那兒有筆吃過最好吃的港式燒鴨。但這也不奇怪，曾不少香港人在還是大英帝國殖民地一份子時移居至英國。而如同不少第一代移民的故事，作為外來者，用自己家鄉的美食最能建立起一份事業，因此唐人街裡有不少好吃的港式料理。貝特森大概也想不到現今的倫敦也是銀行的集散地，往金絲雀碼頭那走，你會看到在天際線邊的摩天大樓，玻璃閃爍的外觀將其堆積錢財的本性表露無遺。

對我來說，倫敦的迷人之處在於她是移居者的故鄉。
作為經濟重鎮的倫敦是所有想要求溫飽的人最常（或許也是不得已）燃燒自己生命之處，從羅馬時期的倫蒂尼恩開始，外來的征服者以及移民不斷地塑造倫敦，倫敦幾乎等於了英格蘭的歷史。事實上，早在羅馬人來之前，倫敦就已是一頗具規模的城鎮，羅馬人來了之後，在倫敦建起了劇場以及浴場等公共領域，使這座城市更添聲色。即便是在盎格魯薩克遜時期，倫敦也是貿易的中心。詹金斯也在書中提到各種有趣街道的名字，像是魚街（Fish Street）。而筆者也在曾在穿梭倫敦街道中，看見蜂蜜街（Honey Lane）等以食品或貨物命名的街道。這些名字代表著在羅馬以及盎格魯薩克遜時期，人們在此交易特定貨物。
倫敦的有錢造就了她至今在不列顛島裡不凡的地位。一○六六年，在不列顛歷史上的轉折點，也是這座島最後一次受到外來者入侵。諾曼人以及征服者威廉從諾曼第航向英格蘭，結束了由盎格魯薩克森人統治的時期。戰爭不可避免地帶來破壞，但倫敦卻能在這場混亂中以其資金及重要的地位，讓征服者威廉給予倫敦自治地位，不只能選任自己的郡長（Sheriff），倫敦人的財產有能得到保障。光是財產得到保障這一點，就顯示出其地位有多重要。當征服者威廉拿下英格蘭時，不少盎格魯薩克遜的地主被諾曼人侵占土地，土地制度以及所有權也在一夕之間變得紊亂不堪。到了一○八六年，諾曼人的政權逐漸穩固，因此征服者威廉命令其官員重新丈量英格蘭的土地，以利其分封給跟著他打仗的諾曼人，而這些重新丈量的土地一路記錄在《末日審判書》中，但有趣的是，倫敦就沒有出現在此本對盎格魯薩克遜人來說，根本就是劫掠土地的證據中，反映征服者威廉對倫敦資金及資源的需要。
隨著時間的推移，倫敦愈發蓬勃。詹金斯在書中提到中世紀的倫敦充滿各種消遣以及節慶，花柳業更是層出不窮，而這些都栩栩如生地出現在喬叟的《坎特伯里故事集》。或許有人會覺得喬叟筆下的倫敦似乎暴力又情色，但暴力與情色似乎也是不少大城市的特色。而這點，搬到當代社會，還是一樣。倫敦有其美麗光輝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踩在蜿蜒的小巷中，拐個彎，或許就會和試圖搶走你身上錢財的人撞個正著，或是被喝醉酒的人們毆打。
詹金斯筆下的倫敦隨著歷史變得愈來愈多樣，而最讓人覺得有趣的部分在於其對二十世紀對倫敦交通規劃的批判。的確，倫敦的鐵路以及地鐵都是工業革命後引領世界的重要推手，但這其中也有不少問題，詹金斯甚至詳述了二十世紀後其各黨政府對於倫敦的規劃，並且嚴厲地批評從一九五○至一九七○年間倫敦市政、建築以及交通的規劃對於倫敦造成巨大的損壞，「比希特勒的全部炸彈都更加嚴重」。或許有讀者會認為詹金斯的評論過度嚴厲，但也可從其論述中看出其對倫敦的熱愛及不捨。但筆者以為現今的倫敦即便在詹金斯口中所謂的巨大破壞後，依舊美麗。來過倫敦市中心的人或許都會注意到一點：倫敦市中心看不到高架橋。因此，雖然繁忙的交通常常讓道路狹小的倫敦處在塞車狀態，但也讓大家能將各種美麗建築盡收眼底。乾淨的天際線有著維多利亞時期的浮誇建築，也有新蓋的玻璃商業大樓，比鄰著告訴我們各個時代的光輝。
在詹金斯生動描述下，我們看見一個城市如何在千年中蛻變成今日的樣貌，不論是光輝的還是黑暗的，都交織成我們所熟知的迷人倫敦。筆者以為，倫敦還是需要親身體會一番。她是個處處充滿歷史的地方，腳踩著自羅馬時期就建立的道路，轉個彎便來到維多利亞時期所建立的公共市場。而這都感謝於英國人對於歷史建築的保存，讓我們能夠在歷史文本的描述外，親自看見，甚至是摸到那些千年以來發生的事物。
《日不落・倫敦》中文版選在二○二一年疫情當中出版，或許能讓沒去過倫敦的讀者先一睹文字上倫敦的風采，希望在解封後的日子裡，大家能飛出國門，親自到英國看看這詹金斯筆下見證英國千年歷史的迷人城市，眼裡看的，嘴裡吃的，手能觸及的，都是倫敦的歷史。

引言
從滑鐵盧橋（Waterloo Bridge）看去，倫敦的風景是一片亂七八糟──一片怪誕、未經規劃、令人惱火卻又興奮的亂七八糟。我這一輩子都看著它逐步演變，至今仍在努力理解促成這種演變的力量。本書正是為這份努力留下的紀錄。倫敦建立於羅馬時代、由盎格魯撒克遜人重新建立，從那時開始不間斷地成長。到了十八世紀，它是全歐最大都會，十九世紀時則是世界最大都會。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後，人們以為倫敦已經達到極限，由此開始了一段衰退期。但在二十、二十一世紀之交，它又開始增長，從全國各地、歐陸各地及世界各地吸納人力、金錢與天賦。它的人口預計將在二○二五年突破九百萬大關。有一件事我如今很確定：倫敦有自己的生命。
歷史上大多數時候，倫敦都與西敏（Wetsminster）分立，這兩個城市實體各有不同目的，倫敦是經濟、西敏則是政治。兩者之間的緊張是本書中反覆出現的主題。隨著內戰、大瘟疫和大火，第一座中世紀大都會在十七世紀遭遇危機。由此產生了十八世紀更新與智識豐收的「黃金時代」。接著則是鐵路帶來的劇變，以及因此導致的郊區急遽成長，其程度遠非地球上其他城市所能企及。倫敦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成為帝國的巔峰，在兩次世界大戰的轟炸中存活下來，戰後進入了一段衰退與混亂時期。來到新的千禧年，它以全球金融中心之姿挺身邁向新的繁榮，但對於它的成長方向、應有之姿和它「屬於」誰，爭論卻仍懸而未決。
本書的主要關注在於倫敦外觀的演進，它何以成為今天這副模樣，比任何相似的城市都更加色彩斑斕、視覺上也更紛亂無序。一切歷史全都以地理為根源。倫敦的外形演進與它的位置和地形密切相關。它的人民及其活動隨著世代而遞嬗，但城市的構造卻始終聯繫著過去與現在。
任何人群聚集之處都有騷亂的可能性，但倫敦存在的兩千年間，它的衝突卻和平地不可思議。在倫敦街頭上死於政治暴力的人數，低於世界上任何一座大城市。它的鬥爭一直是有機的，來自其成長的本質、市場機制的力量，以及規劃或調控市場的企圖。這些企圖大多失敗，正是倫敦故事不同凡響的實情。倫敦長久以來都自己做主。當它遭受創傷──布迪卡（Boudicca）反叛、諾曼人征服、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瘟疫、大火或炸彈──它就埋頭顧好自己，取得不凡成果。
多數倫敦歷史著作都將它孤立在以它為首都的國家之外。我則試著將它放進全國脈絡裡，一定程度上也放進國際脈絡裡。它總是小心對影響國內其他地方的事件保持漠不關心，但它在內戰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然後在十九世紀改革鬥爭中再次發揮關鍵作用。倫敦的亂民們有自己的聲音，不該只因為它難得暴力而低估了他們的聲音。
在倫敦城和西敏之外，定義倫敦的任務變得更困難。維多利亞時代的華特．貝森特（Walter Besant）寫過「無人知曉，也無人好奇」的兩個倫敦：東倫敦和南倫敦。這兩地都大過曼徹斯特，但住在那兒的數百萬人從來不曾跨越橫亙彼此之間的邊界。東倫敦是幾乎完全自成一格的工人階級城市，而貝森特說，南倫敦最趨近於城市紀念碑的事物是象堡酒館（Elephant and Castle pub）──可惜如今已不復見。過去兩個世紀以來，更不起眼的第三個倫敦興起。那是寂靜、缺乏特色、由鐵路創造出來的郊區大都會，在一八八○年之後五十年間，將倫敦的陸地面積擴大六倍有餘。依照定義，它占了全市面積多達八成。我試著公正予以評價。
至少直到二十一世紀為止，在擁有一個統一行政當局、負責提供全部或大部分公共服務這層意義上，倫敦整體上從來不是自治的。實際上，它長久以來都無所作為。何以倫敦相較於巴黎、柏林、維也納或聖彼得堡，始終欠缺政治活力，這個問題的答案有一部分即在於它接待了新興的全國民主。我相信另一個理由在於地理。城市是壓力鍋，空間是它的安全閥。每當倫敦即將人滿為患，它就縱情於營建。它的十九世紀貧民區很可怕，但與巴黎貧民區相比卻不太壞。鐵路則是它們的宣洩管道，始終將城市舒緩到了米德塞克斯（Middlesex）、艾塞克斯（Essex）、薩里（Surrey）和肯特（Kent）等郡可取得的土地上。一八五四年的皇家委員會厭倦地將首都說成是「一個被房屋蓋滿的外省」。當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思索倫敦的貧民，向窗外凝視倫敦沉著端莊的街道與廣場，他對貧民的革命潛力喪失了希望。
上述這些衝突之中，最嚴重卻又最少留下記載、也是我投入最多關注的衝突，涵蓋了二十世紀的第三個二十五年。大轟炸摧毀了大半個倫敦城和部分東區（East End），但相較於戰後倫敦的管理者們開動推土機所帶來的毀滅，這樣的損害不過是小巫見大巫。今天駕車穿越倫敦近郊，就是在一張記憶地圖裡穿行，地圖上的工人階級街道多半已埋藏在公營住宅區和公寓高樓之下。絕對主義建築師們試圖從頭開始重建，將他們自己的意識型態及美學模板，強加於一個活著的、呼吸的城市。等到他們由於反感及資源缺乏而停手之時，以維多利亞時代建築占了絕大多數的倫敦已經泰半被毀──即使並非全毀，讓人鬆了口氣。
隨著歷史臨近今日，敘事不免受到當代經驗影響。我從幼年時就生活在倫敦，住過它的四個自治市，其中三個在泰晤士河以北，一個在河南。希臘人主張，城邦若要存續，其公民就應當參與治理。我從未出任民選公職，但我這一輩子都在書寫首都的方方面面，也曾在參與城市交通、住宅、規劃、藝術及保存事宜的組織服務。（註1）我主編過倫敦的一份早報和一份晚報（《泰晤士報》和《標準晚報》），三度擔任陪審員、兩度擔任學校董事。行動主義是始終如一的主題，現在的我宛如退伍軍人，穿行於城市之中，每天見證著過去的成敗。這既能令人興奮、也能令人沮喪。
我對倫敦外觀的興趣既明確，也經過慎重考慮。那是對於自古至今的倫敦，不是同一個倫敦，而是同一類型的倫敦。對於縉紳化、貧困、學校教育和公共住宅的鬥爭既真實又重要，但我相信都市政治絕不該獨厚於當今世代。我們都有表達意見的權利。但我們短暫棲居的城市會存續下去，最重要的是我們傳承給未來的這座城市。我真不敢想像子孫後代會怎麼評價我們處理倫敦天際線的方式，如同我們一想到自己的父母和祖父母在二戰過後的所作所為就忍不住戰慄。我們必須謹記，我們是以他人的名義，選擇我們自己想要的倫敦。
好奇心是對歷史最好的理解方式。我試著回答那些始終吸引著我的問題，我也希望它們能令其他人入迷。為何倫敦城（City of London）始終與西敏大不相同？為何南倫敦（就在河對岸不過一百碼處）看來有如天壤之別，簡直像是外省？為何倫敦內部的街區如此多樣，外部的郊區卻如此整齊劃一？連棟房屋（terrace house）是如何成為不分老少、貧富的人們喜愛的居住方式，為何近代的規劃者對這麼受歡迎的建築形式如此敵視──包括一種吸引了多數建築師的形式？為何倫敦的高樓如此隨機散布？
我努力保持冷靜。倘若愛能夠適用於與另外九百萬人共享的這個地方，那麼我愛倫敦。我發現不在它身邊令我苦惱，回到它懷中令我振奮。從國會山（Parliament Hill）、滑鐵盧橋和格林威治（Greenwich）看去，它遠近馳名的風光始終令我激動。它的失望之處令人尷尬，但它的成功令人欣喜。倫敦從不辜負它令人驚喜的使命。它有著人類最偉大的美德：絕不枯燥乏味。

註1：英國鐵路理事會（Boards of British Rail）、倫敦交通局（Transport for London）、倫敦博物館、南岸中心（South Bank Centre）、舊維克劇場（Old Vic）、薩默塞特府、帕丁頓住宅協會（Paddington Housing）、英格蘭遺產委員會（English Heritage）、國民信託（National Trust）、拯救英國遺產協會（Save Britain’s Heritage）、二十世紀協會（the Twentieth Society）。

目次
導讀 比帝國更長遠的存在 盧省言╱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引言
第一章 倫蒂尼恩 西元四三至四一○年
第二章 撒克遜城市 西元四一○至一○六六年
第三章 中世紀都會 西元一○六六至一三四八年
第四章 喬叟與惠廷頓的時代 西元一三四八至一四八五年
第五章 都鐸王朝的倫敦 西元一四八五至一六○三年
第六章 斯圖亞特王朝與叛亂 西元一六○三至一六六○年
第七章 復辟、災禍、復原 西元一六六○至一六八八年
第八章 荷蘭人的酒膽 西元一六八八至一七一四年
第九章 漢諾威王朝肇始 西元一七一四至一七六三年
第十章 褪色的時代 西元一七六三至一七八九年
第十一章 攝政期：納許嶄露頭角 西元一七八九至一八二五年
第十二章 庫比特之城 西元一八二五至一八三二年
第十三章 改革時代 西元一八三二至一八四八年
第十四章 新都會的誕生 西元一八四八至一八六○年
第十五章 維多利亞時代倫敦的成熟　西元一八六○至一八七五年
第十六章 慈善事業與國家的對決 西元一八七五至一九○○年
第十七章 愛德華時代登峰造極 西元一九○○至一九一四年
第十八章 大戰及其後 西元一九一四至一九三○年
第十九章 發散的高潮 西元一九三○至一九三九年
第二十章 戰時大都會 西元一九三九至一九五一年
第二十一章　房地產大熱 西元一九五一至一九六○年
第二十二章　搖擺的城市 西元一九六○至一九七○年
第二十三章　衰退年代 西元一九七○至一九八○年
第二十四章　都會重生 西元一九八○至一九九七年
第二十五章　孤注一擲 西元一九九七至二○○八年
第二十六章　浮華的構造 西元二○○八年至今
終章

倫敦歷史時間表
作者的話
延伸閱讀

第二十六章　浮華的構造
西元二○○八年至今

明星強森冉冉升起

二○○八年，一場發端於美國、並迅速席捲全歐的銀行業破產侵襲了倫敦。它導致了一九三○年代以來最嚴重的金融信心崩潰，將英國推入一次短暫卻劇烈的衰退。一如先前的類似情況，倫敦仍相對安然無恙地度過。即使有一家外省銀行──北岩銀行（Northern Rock）破產，但由於政府援助蘇格蘭皇家銀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 RBS）和駿懋銀行（Lloyds）這兩家最重要的銀行，倫敦再沒有一家銀行獲准破產。即將卸任的戈登．布朗工黨政府（二○○七至二○一○年在位），及接任的大衛．卡麥隆（David Cameron）與尼克．克萊格（Nick Clegg）聯合政府（二○一○至二○一五年在位）將流動性大量注入信貸系統之中，預防了嚴重損害。
對倫敦而言，情況倒不如說是緊衣縮食度日。房地產市場躊躇了，下跌一年之後維持水平。地方政府遭受最大打擊，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實行嚴厲的樽節政策。往後十年間，倫敦地方議會喪失了四成到五成的中央政府撥款。這使得它們的人均稅收（revenue per head）喪失了百分之三十七，反觀全國其他地方則喪失百分之二十九。
二○○八年衰退期間，倫敦市長一職由李文斯頓交棒給了保守黨人鮑里斯．強森（Boris Johnson）。強森畢業於伊頓公學、牛津大學，形象與「大咧咧」（cheeky chappie）的李文斯頓截然相反，但他不按牌理出牌的幽默和不講空話，則與前任相同，兩者都是市政領導的美德。他的過往、他的引經據典、沒完沒了的失言或多采多姿的私生活，似乎都不足以減損他的人氣。他大手大腳花用公款，簡直成了執迷。
狂熱的自行車騎士強森，一上任就把李文斯頓的自行車網絡收為己用，這些自行車被稱為「鮑里斯自行車」（Boris bikes）。它們每年會虧損一億六千萬鎊。同時，這位市長將一條穿越西區的道路重新設置為自行車道，自行車騎士為之欣喜、計程車司機則大發雷霆。堤岸的幹道被縮減成了雙向各一線車道，導致沒完沒了的塞車。到了二○一八年，整個內倫敦唯一一條暢通無阻的要道，是馬里波恩╱尤斯頓路。戰後的布坎南規劃到此真正死去了。
倫敦政經學院的倫敦研究專家東尼．崔佛斯（Tony Travers）估計，在市政府負責管理所有道路的紐約，約有九成道路可供直達交通之用。而在支線道路由自治市鎮負責管理的倫敦，單行道、「迷宮」和路邊停車，將直達交通的空間限縮到了只剩百分之二十。結果在首都市內產生了一畝畝的柏油路面，除了通行和路邊停車之外別無用處，這是無法用於住宅、購物、遊樂甚至園藝的土地。倫敦的空間運用很鋪張。
強森對於高樓建築則逆轉了個人立場。他在野時指控李文斯頓製造「泰晤士河畔的杜拜」，執政後卻成了摩天大樓最熱烈的提倡者。獨立論壇新倫敦建築（New London Architecture, NLA）報導，他任內由規劃體系通過的高樓建築數量增加了一倍。他也委託執行了華而不實的計畫，相當於布萊爾最為鋪張的表現。他資助一條在東區跨越泰晤士河、持續製造虧損的纜車路線。他花了五十萬鎊，在史特拉福的奧運會場地興建一座巨大的迴旋溜滑梯塔──「一個媲美艾菲爾鐵塔的偶像」──並為警察訂購不堪使用的水砲。在喬治．奧斯本協助下，強森批准了在聖殿區興建一座造價六千萬鎊的「花園橋」（garden bridge）跨越泰晤士河，據說不花費任何公帑。結果證明，兩人各自保證提供三千萬鎊公帑，任何損失皆由強森承擔。潛在開銷增加到一億七千五百萬鎊，隨後整個計畫宣布放棄，這時已有四千三百萬鎊消失在「顧問」口袋裡。沒過多久，疏於照顧的漢默史密斯橋不得不封閉，因為沒有人願意負責維修，拿不出三千萬鎊的維修費用。倫敦的政府並不健康。
強森取消了李文斯頓購買三百五十輛單層巴士的計畫，並訂購新的雙層巴士，承諾要恢復倫敦人頗為珍視的一份自由──紅燈暫停時任意從車尾平台上下車。每輛舊巴士以八萬鎊拍賣，新巴士則要價三十五萬鎊。結果，車尾平台證明了幾乎無法使用，強森的繼任者取消了訂單。倫敦的公車使用量自二○一四年開始下降，每年減少百分之三左右。二○一六年離任時，強森的市長任期顯然被看作是區區一張名片，供他日後捲土重來，在西敏更上層樓。


暴動之城、奧運之城

二○一一年八月發生了一件事，這樣的事件每隔一段時間，都會讓倫敦停下來反思。警察在托特納姆（Tottenham）殺害一名黑人嫌疑犯，由此引發了暴動。夏季炎熱的大半個星期之中，從伍德格林（Wood Green）、斯特雷特姆、恩菲爾德、伍利奇到克羅伊頓，甚至到牛津圓環，年輕人在街上橫衝直撞。攻擊目標大多是商店，其中有許多都付之一炬。警察隱身於幕後，治安法官則承受巨大壓力，要對從街頭撿走遺落商品的竊盜行為確定刑罰。暴動顯示了即使在一個通常穩定的城市裡，平靜與暴力的界線都極其脆弱。
二○一六年，工黨的沙迪克．汗（Sadiq Khan）當選為新任市長，為市政廳帶來了更冷靜、更沉悶的情緒。如同強森在位時期，權力始終受到限縮的市長一職，愈來愈像是專供胸懷大志的政治人物自我推銷的平臺，而不是市政領導事務。這個新職務不但未能增進「倫敦自治」，反倒不尋常地耗盡了倫敦的政治支持。倫敦無法仿效曼徹斯特，後者在二○一五年經由協商，從白廳手中取回了保健服務和鐵路的控制權。倫敦在鐵路方面仍然只能掌控地面鐵路。在伯明罕、利物浦、布里斯托和南約克郡的民選市長們積極活躍之際，倫敦卻又回到了過去的無精打采。二○一八年，當新建的橫貫鐵路無法如期通車，預算暴增時，幾乎沒有引起什麼抗議。
汗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幫派犯罪及持刀行凶犯罪遽增，倫敦警察廳這時理論上是他的權責範圍。在首都的整體犯罪率下降二十年──並持續下降──之後，多半發生於年輕男性的持刀行凶事件激增。起因看來是毒品幫派間爭奪地盤的戰鬥，警察對此除了大量攔檢搜查黑人青少年引發爭議之外，毫無因應之道。但除了毒品經濟大發利市，以及樽節政策造成更多青年俱樂部關門這兩個耳熟能詳的起因之外，這類犯罪突然暴增的理由卻沒有得到解釋。倫敦能否有朝一日接受挑戰，如同荷蘭和美國愈來愈多的州那樣，將藥物市場合法化，看來不太可能。大麻的公然交易──警察愈發視若無睹──導致了缺乏解決之道的無政府狀態。幾乎沒有人提及現況與十八世紀琴酒威脅的相似之處，那時成為最終解藥的是徵稅、規範和強制執行，而非一昧禁制。
二○一一年的暴動引發了一種憂慮：建築物起火燃燒的畫面，可能會對隔年倫敦奧運的形象造成何等影響？這是無謂的擔憂。二○一二年的倫敦展示了歡快、安全和不惜花費，令人刮目相看。這座城市成了一台向全球放送的電視機。由於強森呼籲未持有奧運門票的人們遠離倫敦，以免壅塞或騷亂，那年八月的倫敦宛如鬼城。特派列車載運著觀眾前往史特拉福附近黎河谷的奧運賽場。奧運官方車輛則被分配了特殊車道，以及將號誌燈轉成綠燈的遙控器。贊助商要求從奧運使用道路沿線清除競爭對手的廣告，就連廁所坐墊上都有贊助商的標誌。那一年的觀光業下跌了百分之八。
奧運花費不予控制成本，結果預算從一開始的二十四億鎊暴增為九十五億鎊。後續估計的開銷總額更趨近於一百五十億鎊。但隨著奧運會被宣告為大獲成功，這一切全都得到原諒，卡麥隆首相保證，出口總值高達一百三十億鎊，這是個荒誕的數字。但無庸置疑，那年夏天的倫敦湧現了一股自豪，正如暴君尼祿的交易（Nero’s bargain）所確信的，「麵包與馬戲」換來了大眾的滿足。二○一二年的倫敦不尋常地反轉了倫敦的節制傳統。

住宅危機──或者不是

緊接著二○一二年奧運而來的，是一種懸置的歇斯底里感，包括對於奧運「遺產」的大量爭議。觀光業並未增長，體育賽事減少，史特拉福的一處巨大場地仍迫切等待著再利用。有一點倒是獲得一致同意：奧運的遺產必定與住宅有關，因為住宅正「陷入危機」。完全無法從政治辭典裡排除掉這個詞。
即使表面看來未必如此，但在一九九○年代和二○○○年代全期，倫敦的房價與其他的成功城市其實並無二致。二○○八年崩盤過後十年間，倫敦的房價指數其實還落後於全球趨勢。按實價計算，它每年增長百分之三，反觀紐約是百分之五點五、舊金山百分之十三、斯德哥爾摩則是百分之十四。墨爾本、新加坡、巴黎、布魯塞爾等城市，全都經歷了住房成本上漲的強烈壓力。原因則是同一個。二十、二十一世紀之交的大城市，引來的居民超出住宅市場的供給能力。即使建築業遊說團極力請求許可，但新建築並不是解答。墨爾本等城市，以及加州的其他城市都有大量樓房。新建築每年增加的供給，再多也不可能超過一兩個百分點，而在倫敦，則代表著每年購買額的僅僅百分之十四。既然每小時就有十人來到倫敦定居，就得讓更多人棲身於可取得的空間。問題在於要如何最完善地達成這個目標。
倫敦在一個方面的表現不同凡響，那就是數百年來低密度發散，導致土地及建築利用缺乏效能。地理學家丹尼．道靈（Danny Dorling）估計，倫敦在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大城市裡，人口密度都是最低的。倫敦政經學院二○○五年的城市調查顯示，紐約、莫斯科和東京的人口都遠比倫敦更稠密。巴黎的人口密度是倫敦四倍，每平方公里二萬人。還不只是這樣。二○一一年調查顯示，倫敦房地產的臥房數量多過住戶。地產經紀商第一太平戴維斯（Savills）在二○一五年報告，據估計，有一百萬倫敦家戶由於居住人數不足（under-occupation）而被「隱匿」了。
倫敦人愛好房屋甚於任何一種公寓，更加重了此一窘境。他們長久以來都把所得的一大部分用來投資於隱私權、客廳，可能的話還要一個花園。據倫敦野生動物信託（London Wildlife Trust）指出，首都三百八十萬家戶中，二百萬戶擁有某種花園地，這個比例遠高於任何與倫敦大小相仿的城市。二戰以來的政府始終逢迎著這種偏好，提供抵押貸款補助、首次購屋者補助和協助購屋（help-to-buy）補助。這些優惠的積累效果，則是政策執意出資，助長住宅的效能低落。
彷彿這還不夠，倫敦的地產稅──一九九三年後是市政稅──與地產價值關係極小，最高估價組別（valuation band）只比最低組別高了三倍。二○一九年傳出消息，一間價值一億鎊、俯瞰海德公園角的頂樓公寓，支付的地方稅約為二千鎊，而在紐約價值相同的一處房產，則需繳稅二十五萬美元。除此之外，購屋的高額印花稅超過一百五十萬鎊──對高價房產課徵到多達百分之十二──阻止了年長持有者縮小住房規模（downsizing）。這項遏制搬遷的因素，是一座繁榮城市的住宅供給最不需要的。它導致過度投資、「空間囤積」和價格膨脹，阻止了市場流動和稠密化。英國中央政府治理這座大都會的表現始終拙劣。公眾住宅在這些政治與市場壓力的影響裡舉步維艱。地方議會仍在努力應對它們一九六○年代及一九七○年代住宅區的遺緒，其中許多都必須拆除或翻修。這些住宅區此時多數移交給了住宅協會，它們是首都社會住宅的新監護人。如前文所述，整個泰晤士米德都轉手給了皮博迪信託，為貧民提供住宅的重擔則繼續向住房補貼轉移。二○一三年的一份研究顯示，三分之一的補助受領者──大概是最貧困的人──都在私營部門租賃。
將近一百年過去，公部門住宅「區」的概念，過時程度似乎一如私人「大地產」的概念。二○一六年，蘭貝斯宣布將要新建一千棟公營房屋，但這些房屋要提供給候補名單上的二萬一千人，其中有超過一千八百五十家無處居住，還有一千三百家處於嚴重的過度擁擠狀態。只給予其中一千家一處終生資產，公帑的這種用途看來實在怪誕。但公共住宅遊說團受到房屋營造商慫恿，他們大力敦促的不是讓既有住宅存量的人口密度更高，而是要建造更多新樓房。這樣的投資只會把資源從真正難以取得住宅的人們身上分散掉。他們不像專業術語說的那樣，是渴望獲得更便宜「更平價」住家的人，而是真正需要合適住房的人。如同十九世紀時那樣，政策似乎集中心力於那些「值得救助的」窮人。倫敦的住宅「危機」存在於扭曲的住宅政策，而非住宅興建不足。
想要繼續興建樓房供社會租賃之用的地方議會，不可避免的後果就是將部分的舊有公營住宅區賣給私營部門，從而交叉資助了「平價單位」。路易舍姆廣大的皮普斯住宅區，以及南華克的海格特就是這種情況。新的海格特住宅區由於鄰近象堡而被稱為「大象公園」（Elephant Park），其建築品質高明，邊界則認真地融入了沃爾沃斯現今殘存的部分維多利亞式建築。但當二千七百間新公寓，只有百分之二十五能以折扣價出租，更只有七十九間租給了被界定為極端貧困的「社會福利」租戶時，就爆發了政治抗爭。
考慮到南華克的住宅百分之五十五是公營，某些朝向縉紳化的變動或許看似合理。但將此事看作「在倫敦市內長久以來被當成窮人保留區的地方，公共住宅區遭到侵蝕」的人們，無法被這種變動安撫。由於倫敦經歷著劇烈的內向移民，這樣的爭論幾乎不可能得到解決。不容否認的是，人們記憶猶新，沃爾沃斯被自己的民選議會撕裂了不只一次，而是兩次。
在一九六○年代的高樓公寓應當翻修、而非拆除之處，風險在於貪便宜抄捷徑，甚至還會發生更慘重的後果。二○一七年，北肯辛頓的格蘭菲塔（Grenfell Tower）在一場廚房小火災延燒到外牆包層之後整棟陷入火海，成為煉獄。七十二人死亡。由此得知，還有更多棟大樓也因為外牆包層材料缺陷和消防設施不足，而面臨同樣風險。這些建築物的維修甚至監控，顯然已非地方議會能力所及。羅南角災變發生五十年後，倫敦仍然未能面對高樓生活內在固有的危險。

世界都會倫敦，勉強算得上

到了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間，規模不可計量的外國資金流入，已對較為富裕的街區產生了顯而易見的影響。它們都在清空。李文斯頓認為資金流入將有助於提振社會住宅，這套理論荒誕不經。地產經紀人報告，「一流的西區」八成的銷售都賣到了海外。二○一九年的一項調查指出，倫敦三萬筆高端房地產由外國人持有，而且大概無人入住，其中一萬筆在西敏。這肯定是低估，因為就連東區都受到影響。二○一七年在波普勒羅賓漢花園售出的八百間新公寓，只有十七間落入倫敦買家之手，而後其他的都被賣給了海外。
晚間漫步走過切爾西國王路附近，或肯辛頓菲利摩爾（Phillimore）地產附近一度人口稠密的街道，會發現夜裡幾乎沒有一間開了燈的房間。騎士橋海德公園一號（One Hyde Park）或越過皇家阿爾伯特廳的肯辛頓花園一號（One Kensington Gardens）等新建的豪華開發案，整個樓層都一片漆黑，其中許多樓層顯然尚未裝潢。二○一一年的調查顯示，肯辛頓和切爾西是沃什灣（the Wash）以南唯一人口減少的英格蘭自治市鎮。某些街區的人口遽減，造成了商店關閉、未被充分利用的社區診所（GP surgeries）和空置的社區停車位。
這種入住凍結的後果之一，是十七世紀以來習見的倫敦人口西向漂移戛然而止。新倫敦人都在向東移動，移住碼頭區一度空置，有著封閉高樓住宅區的土地。倫敦不缺土地，只缺一開始引起私人開發商興趣的土地。二○一四年，房產經紀公司斯特靈．阿克羅伊德（Stirling Ackroyd）確認大倫敦地區有足夠的可開發地點，可容納五十萬人，大多在東部。需求也毫無問題，至少會來自全球投資者。歐洲最高的住宅大樓計劃在狗島興建，即六十七層的倫敦之巔，內有八百六十一間公寓，每間平均以一百萬鎊的售價上市。
碼頭區以東座落著另一個倫敦，迄今極少開發。達格納姆、雷納姆（Rainham）和達特福德（Dartford）難得出現在任何戰略計畫上，更遑論倫敦的任何旅行指南上。泰晤士河東段仍被康拉德（Joseph Conrad）在《黑暗之心》（The Heart of Darkness）裡說成「像是一條伸展著身子的巨蛇，頭潛在海裡，身子一動不動蜷伏在莽莽曠野上」。偶爾有些為這個地區另取新名稱的嘗試，例如東泰晤士河走廊（East Thames Corridor）和泰晤士河門戶（Thames Gateway）。漫遊在這些地區，也就是想像自己置身於亨伯河（the Humber）或塞文河（the Severn）河口，或紐約長島的空曠土地上。同時也會意識到，儘管有各種關於倫敦耗盡土地的說法，其實仍有新的定居區域。二○○○年代，強森在泰晤士河口為倫敦市新建機場的構想被斥為不切實際，而香港正是在此時興建了新機場。隨著壅塞和污染籠罩著愈來愈大片的西倫敦，希斯洛機場再次擴建也同時引發戰端，倫敦以東的地點顯然仍有可能掌握大都會的未來。

榮景的盡頭

到了二○一六年，房地產復甦十年的衝擊已是顯而易見。倫敦的房價停滯了，然後實際上開始下降，即使額度因地區和調查而異。軼聞報導提及，銷售在較為富裕的街區暴跌了一成到兩成。倫敦第一座摩天大樓──中間點改裝成了豪華公寓，卻發現無法售出，空置了一半。二○一八年，地產經紀人報告，倫敦有五萬四千間公寓以一百萬鎊或一百萬鎊上下的價碼上市，每年據估計有四千名買主。新倫敦建築論壇在他們位於商店街（Store Street）的辦公室裡陳列的現代與未來倫敦模型，將這個大都會呈現得宛如針墊，規劃體系裡二十層以上的建築至少五百四十棟，此外還有二百五十棟已經落成或仍在施工。
它們的用途幾乎全都是高檔公寓。自從它在戰後公營住宅建築成為主打之後，經過五十年衰退，倫敦高樓再次登上舞臺中央，成為廣場之於喬治時代城市的意義──城市建成環境（built environment）的決定性特徵。唯一的問題在於，誰會購買它們？又是哪個所得水準的人會買？考量到這些大樓的高額服務費，以及市場對外國買主的依賴，倫敦又一次付出了「自古至今無能規範其成長、亦無能遏阻房地產投機氾濫」這項代價。它在建造家園，卻不努力確保它們有人居住──也不努力決定由誰入住。
漸漸地，首都近期規劃史的後果也變得顯而易見。介於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中倫敦如今被保留下來，這項了不起的成就，有效地永久穩固了它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樣貌。但這些地區開始變得宛如都市叢林裡的林間空地，四周圍繞著解禁的一條條、一塊塊密集高樓。因此，西敏的四分之三是保留區，但又被維多利亞和帕丁頓盆地周圍的高樓群，乃至某個開發商能夠成為漏網之魚的任何其他地方給隔斷，例如在大理石拱門和海德公園角。既無計畫、也未經協調，開發案就會突然迸發於伊斯林頓的城市大道（City Road）沿線、象堡周圍，以及泰晤士河岸看似隨機的地點。防止泰晤士河成為峽谷的戰鬥正在節節敗退。倫敦的地平線如今實際上被解除管制了。
弄清倫敦人對於城市這種新風貌作何反應的嘗試少得驚人。新倫敦建築二○一四年的一項民意調查，確認了長久以來反對居住於高樓的傾向，三十四歲以上的人有七成都抗拒。對於摩天大樓是否「改進了天際線」，意見更加旗鼓相當，四成五贊成，四成反對。對於高樓讓倫敦看起來更好或更壞，意見則不相上下。
我個人的觀點是，現代城市居民認為自己的演變多少是不可避免的──與居民們一絲不苟地投注關心加以捍衛的鄉村不同。彷彿僅憑城市的大小，就使得它們受到命運決定。它們看來肯定任憑市場經濟處置，當利害攸關高額金錢，市場的力量往往最強大。足以粉碎一切規劃或規範企圖的數字力量，在發展中世界的大城市裡仍顯而易見，任何人飛過墨西哥城或拉哥斯上空都能證明這點。
專制國家的城市表現得大不相同。這些地方往往決定自我摧毀，再按照當時的風尚自我重建。奧斯曼在十九世紀的巴黎這麼做過。一九六○年代，我看見推土機剷平布加勒斯特的古老大街，一九八三年，我又看見它們剷平中國成都的古城區，更令人心碎的是，我知道他們總有一天會後悔。在倫敦，自由市場與數字的粉碎力量始終與決策相持不下。古老的定居點成形於羅馬總督們的決定，隨後則成形於君王駐節西敏，同樣也成形於拒絕在泰晤士河上新建橋樑，乃至規劃鐵路的失敗。一九七○年代保留區依法介入，對首都產生了劇烈衝擊，可能是倫敦大火以來最大的衝擊。另一個決定性時刻，則是大轟炸過後關於內倫敦全面更新的爭論，一直延續到了一九七○年代。
二十世紀結束時，戰略規劃的實質崩潰與房地產利益的力量，幾乎容不下公共決策或大眾贊助的餘地。但有些地區仍然必須予以規劃。它們主要是許多大型工業場地，先前是碼頭、鐵路及公共設施。內倫敦地區有三個這樣的地點在等待決策，分別是巴特西發電廠、史特拉福以北的黎河谷，以及國王十字的舊鐵路用地。每一個例子的結果，都說明了倫敦政府在二十、二十一世紀之交的長處和弱點。

巴特西、史特拉福、國王十字

巴特西的核心議題是保留一座二十世紀中葉的發電廠，那兒有四根著名的煙囪。政府要求發電廠應當原地保留，而且沒有多作解釋，也要求地鐵北線開出一條支線通往廠址。開發商得到的回報，則是獲准對廠址本身進行後來變得激烈的過度開發。
一個馬來西亞財團獲得許可，要在這處場址興建四千二百三十九間公寓，規模是巴比肯屋村的兩倍。諾曼．佛斯特、法蘭克．蓋瑞（Frank Gehry）等建築師，受託設計這些由窄小的峽谷隔開、宛如峭壁的混凝土大樓。為了增添這個專案對於預期投資者的吸引力，此地的主要廣場被命名為馬來西亞廣場（Malaysia Square），按照馬來西亞國花大紅花（木槿）的意象設計。整個專案被稱為一個「村莊」，諷刺意味強烈。這個開發案完全不假裝成是為倫敦人設計的，二○一三年一月由馬來西亞「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長」在吉隆坡啟動，市長鮑里斯．強森則在二○一四年訪問吉隆坡促銷。隨著市場在二○一○年代中期走向疲軟，本來就極少的「社會」住宅部分更被削減到只剩三百八十六間。這個專案在二○一八年遭遇財務困難，不得不由馬來西亞政府紓困，但紓困協議隨後因涉嫌貪腐而遭受調查。
巴特西建立的這個模式，由泰晤士河下游九榆樹和沃克斯豪爾的原商業用地延續下去，以美國大使館新址為中心，興建得宛如護城河裡的加固鐵籠。這裡的一連串高樓大廈，容納了兩萬間左右的豪華公寓。這裡並沒有混合使用權、工作機會或社區機能等規劃要求。九榆樹與十九世紀的郊區如出一轍，開發者們只管建造，然後把錢收進口袋。結果，中倫敦的一大片面積實際上被外國收購，賣到了外國去。要是外國投資人賺飽，市場崩盤了，很難想像這個地區五十年後會是什麼模樣。九榆樹步上維多利亞時代拉德布羅克地產後塵的風險肯定存在──屆時它會歷經一段價值暴跌、淪為廢墟的過程。

更加主動介入的都市更新方式，則在奧運盛會之後的東倫敦史特拉福以北嘗試。這個地點由於政府拒絕拆除奧運體育場而受到阻礙，體育場對於多數團隊運動賽事都太大，即使在當時也只是斷斷續續使用。要承認七億鎊為了僅僅兩週的娛樂而被浪費掉，是政府所無法承受的。體育場最終以一千五百萬鎊的代價送給了西漢姆聯隊足球會（West Ham United FC），而該隊球迷對它的規模和缺乏貼心服務深感厭惡。一如鄰近的水上運動中心和排球中心，這些龐大的結構體就只有「掏空」鄰里的用處。
所謂的倫敦資產開發公司（London Legac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拒絕對這個地點進行任何傳統街道布局，而是支持一大片出奇龐大的樓房，租給開發商，期望能回收一些奧運賽事的成本。先前的選手村成了一片公寓住宅區，將市場租金與「平價」租金混合，以達成某種程度的社會多樣性。它目前是這個地點發展最成功的地區，面向黎河沿岸的一個小公園。
最冒險的決定是沿著運河岸邊，模仿維多利亞時代的南肯辛頓，並由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沙德勒之井芭蕾舞學校（Sadler’s Wells Ballet）、時尚學院（College of Fashion）、英國廣播公司，甚至華盛頓史密森尼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e）等文化資產輸血。十一億鎊的花費將由六百間豪華公寓彌補，包括在一處地點興建四十層高樓。當這座建築物被發現，就算從二十英里外的里奇蒙公園，都會清楚看見它位於聖保羅教堂背後，興建計畫就被廢棄了，這是倫敦近年歷史上難得一見的視覺敏感。
一個經典的倫敦對比，就座落在黎河對岸正西方的地區──哈克尼威克（Hackney Wick）這片飛地。那是由進駐了河邊舊倉庫的文青單間公寓、酒吧和工作坊構成的街區，與新舊房屋和公寓融合在一起，它們有的公有、有的私有。一個引人入勝的選項，本來是可以為奧運會場提供簡單的基礎設施，並作為低層樓房企業特區出租，或許是一個「大哈克尼威克」（Greater Hackney Wick）。這個選項的一種版本，開創於南方黎河注入泰晤士河之處。部分以廢棄貨櫃建成的三一浮標碼頭（Trinity Buoy Wharf），在金絲雀碼頭凝視之下，成了非正式「創意」用途一處引人注目的群落。但如今看來，史特拉福反倒有可能經歷倫敦房地產耳熟能詳的景氣循環故事。

一九八○年代，英國鐵路理事會在國王十字車站面臨的問題，是該處不再需要的卸貨場，能否接待一個巴比肯屋村、一處金絲雀碼頭或一個泰晤市米德住宅區。歷經一連串起步失敗，開發商阿根特（Argent）被要求保留既有的倉庫、煤氣儲存槽、自然公園和運河，並在計畫邊界內為康登市議會建造一個新的混居社區。這是一項艱鉅任務。他們得到的回報，則是可以在車站附近擁有一處中層建築的辦公區。
阿根特立刻將倉庫租給了倫敦藝術大學（University of Arts），引來了一群美術館和餐廳，它們逐漸開始全面運行，制約了這個開發案的進展。此地與史特拉福的對比再鮮明不過了。煤炭卸貨場（Coal Drops Yard）作為一處維多利亞式老建築中的高檔購物區而開張。社區領域則是公共及私人住房混合，有自己的商店、診所和學校。辦公區密集開發，但並非壓倒性的開發，也被Google選為倫敦總部所在地。
運河邊的階梯不久就成了受歡迎的野餐場所，倉庫本身也成了觀光地點。幾乎無需懷疑，關鍵因素正在於將新構造與新用途和舊有構造與用途細緻地整合起來。該處以西，在一九七○年代另一場對抗辦公室開發案的戰鬥過後，康登水閘（Camden Lock）舊工業用地的修復也達成了相同成就。國王十字是倫敦的這些更新中最最成功的。

泰晤士河畔的脫歐

二○一五年，卡麥隆政府保證同意舉行公民投票，決定英國在歐洲聯盟的會員資格，藉此贏得了大選。自古至今，倫敦都受益於與歐洲大陸之間貿易、投資和人群的交流。它是一座歐洲城市，而且永遠都會是。同時，它對商業的首要關注，使它對歐洲的許多衝突和危機不聞不問，這麼做通常對它有利。它始終是半獨立的，過去一世紀以來，它都引人注目地一腳踏在歐洲、另一腳踏在紐約。
儘管整個聯合王國投票決定脫離歐盟，倫敦仍以六成對四成的票數決定續留。許多觀察家認為這場公投與其說是斷然拒絕歐洲，更多是外省英格蘭對它們所認為的倫敦自我中心與成功發出抗議。但就連倫敦的投票結果也絕非意見一致。許多自治市鎮跟外省一樣不滿。東區的黑弗靈（Havering）顯示出全國最高的脫離票數之一，多達七成支持脫歐。這提醒了人們，即使首都很富有，首都內部仍有些極度貧困的地區。首都市民扣除住房開銷之後的可支配所得，低於英國的平均水準。它的兒童貧困程度則高於平均，向內流入的移民比率，則為它帶來最人滿為患的住宅，以及最多的露宿街頭人數。換言之，它未能克服成功常見的壞處。
本書寫作之時，最後的結局仍不明朗，但過往經驗提示，英國脫歐將不至於嚴重影響倫敦的長期繁榮。即使有些活動可能會分散到歐陸，但城市的全球地位看來穩固，一如它作為教育及觀光目的地的文化吸引力。脫歐更有可能是在示意著已經發生一段時日的情況：輕微衰退，過熱的經濟放緩下來。不管西敏會發生什麼事，倫敦都會扮演著它始終如一的角色：英國通向歐陸的橋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