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斐德上海三部曲：1927-1937十年新實驗（簡體書）

◇美國歷史學家魏斐德遺作！

◇從20世紀上半葉上海灘激盪風雲，一窺近代中國政治跌宕和社會變遷！

◇參考了大量民國時期上海市政、警政檔案，以及上海市檔案館、圖書館館藏檔案。

◇上海是“遠東第一大都市”，是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發生地和中國近代各種矛盾集聚之地。從上海地方史來反映中國現代史，角度新穎。

◇本書是《魏斐德上海三部曲》的第一部，系統描述了1927—1937年國民黨政府依靠警務力量對上海實現初步統治的經過。

◇澄清眾多歷史問題：中央體制與地方勢力間的關係，秘密組織和犯罪集團在腐蝕國家機構中的作用，在日寇入侵和占領的壓力下上海政治組織的演變等。

◇以自由、民主、共和自我標榜，卻以專制、獨裁、暴力對付共產黨等異己力量，注定了國民黨政府國家現代化十年努力的失敗。

◇將上海市政、警政變遷與當時中國政治大背景有機結合，體現出一個史學大家的宏觀視野。

 

本書是《魏斐德上海三部曲》的第一部，系統描述了1927—1937年國民黨政府依靠警務力量對上海實現初步統治的經過，澄清了這十年間的很多歷史問題，如中央體制與地方勢力間的關係，秘密組織和犯罪集團在腐蝕國家機構中的作用，在日寇入侵和占領的壓力下上海政治組織的演變等。將上海市政、警政變遷與當時中國政治大背景有機結合，這體現出一個史學大家的宏觀視野。

魏斐德（1937—2006）

美國歷史學家、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曾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亞研究所所長、美國歷史學會會長、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主席。代表作有《洪業：清朝開國史》《間諜王：戴笠與中國特工》《中華帝國的衰落》《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間華南的社會動亂》等。

20世紀中國經歷了至少三次革命。第一次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以袁世凱為總統的軍閥統治的共和國。第二次是1927 年的革命，國民黨統一了中國南部，與共產黨分裂，建立了以蔣介石為主席的一黨統治的共和國。第三次革命發生在1949年，共產黨打敗了國民黨，建立了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人民共和國。
本書述及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時段為國民黨統治時期1927年到1937年與日本開戰前的十年間。在這十年中，蔣介石主持著南京的中央政府，他試圖將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未竟的建國計劃付諸實施。這個計劃的一個中心點是在上海——20世紀的第二個二十五年中中國唯一真正的大都市，建立上海特別市政府。當時上海的一部分還處於外國的統治下，蔣介石決心在這個城市建立一個有效率的國民黨政府，其部分原因是為了向世界證明中國人有能力恢復對條約口岸的主權並加以管理。
上海特別市政府由此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國民黨統治的試驗地。對於上海這樣一個動盪不定、 法治不全、 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城市，國民黨是否真正有能力建立一套適應近代化城市的管理制度？在蔣介石和他所任命的上海市市長看來，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是中國警察隊伍的建設。在致力於維持城市不同租界、地區和區域法制的幾個執法機構中，這是唯一的中國執法機構。國民黨能否建立起一支近代警察隊伍，仿效世界上最好的執法機構，有效地解決上海的公共衛生、住房、交通、工商執照、娛樂業、工會以及綁架、新聞書刊檢查、貧困、吸毒、賣淫和搶劫等問題？同時又推進收回租界的中國主權計劃，控制上海華界普遍存在的無序和動盪呢？
南京政府認為，上海一方面長期是帝國主義和買辦資本主義的重要陣地，另一方面是共產黨工人運動的堡壘。公安局是國民黨用以在這個中國最大都市確立新的革命政治秩序的基本工具。本書旨在研究國民黨如何在十年中依靠中國警察力量，將上海轉變成一個國民黨表現自身的舞台，並希望澄清國民黨政權其他方面的問題，包括中央的黨國體制與民國地方勢力間的關係，秘密組織和犯罪集團在腐蝕國家政治機構中的作用，警察力量和民間勢力在都市中的平衡，在軍事入侵和占領的巨大壓力下上海政治組織的演變。
我們應該看到，任何對國民黨統治十年中的革命目標的探究，都很快會偏離到日本人在這個關鍵性十年中所造成的結果上來。因為知道了九一八事變和盧溝橋事變行將發生，歷史學家就很難在研究1927年時，對1937年國民黨遭受的軍事大潰敗視而不見。當時在上海戰場中國軍隊就傷亡了25萬人.但如果我們能在回顧這十年時暫時不要考慮以後的事態，就能理解國民黨如何對上海復雜的社會施加影響，而其政權本身，甚至中央政府，也反過來受到這個城市的影響而發生變化。事實上，我們將看到，民國政府體制化了都市社會的某些方面，而社會的深刻而重大的變化也相應地改變了統治其上的政府當局。我希望我們能因此了解中國第二次革命最終注定要失敗的原因。
西方歷史學家對20世紀中國的政治史有許多詮釋方法，但有四個命題頗為流行：清帝國瓦解後出現的軍事混亂和分裂；國民黨建立新政治秩序的進程被1937年日本入侵所打斷；中共在農村領導的民眾革命運動的加強；對新國家性質的探索因城市民主運動的失敗而打斷。由於近代中國出現的不穩定，這四種歷史觀都強調這段歷史的不連續性和不完整性。
與之相反，本書要確立一種相關性和連續性：晚清改革、 國民黨的統一和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之間的聯繫，搶劫者和革命者之間的聯繫，警察和罪犯之間的聯繫，不同背景的特務之間的聯繫。從 1910年的天津警察、1931年的上海公安局到共產黨中國之間的聯繫，概而言之，我所研究的是行政專制權力是如何可悲地在近代警察國家中製度化了的。

鳴謝
序言
第一篇 背景
第一章 法律與秩序
第一節 罪惡與內亂的解釋
第二節 犯罪與娛樂
第三節 犯罪與治外法權
第二章 從巡捕到警察
第一節 早期的改革
第二節 士紳控制問題
第三章 不良分子
第一節 有組織犯罪
第二節 黃金榮罪犯頭子和捕頭
第三節 鴉片與犯罪
第四節 鴉片與統治
第二篇 新的警察理念
第四章 警察與維持新的城市秩序
第一節 建立新的城市秩序
第二節 重組警察系統
第三節 改革的公共基金
第四節 警察專業化
第五節 創建“現代”合理的框架
第六節 加緊現代化，爭取控制權
第五章 以警權維護主權
第一節 公共租界巡捕房的警政
第二節 控制界外馬路
第三節 重申路權與司法權
第四節 改革後的公安局試圖管理每一個人
第三篇 有組織犯罪
第六章 犯罪和社會控制
第一節 犯罪的概念
第二節 公安局與犯罪控制
第三節 新市民社會中的難民和流氓
第四節 警察的家長式作風和社會控制
第七章 罪惡
第一節 作為娛樂和犯罪的賭博
第二節 中國人控制賭博的努力
第三節 中國的娛樂和賭博機構
第四節 上海的娼妓
第五節 中國妓女
第八章 毒品業
第一節 花花公子、幫會和軍閥
第二節 犯罪的重組
第三節 犯罪與政治
第四節 控制鴉片貿易
第九章 赤色分子
第一節 用於政治控制的警察
第二節 新的合作——公安局和公共租界警務處
第三節 帝國主義與警察的反共
第四節 作為上海生活一部分的情報收集
第五節 牛蘭事件
第六節 顧順章事件和白色恐怖
第七節 顧順章事件之後
第八節 聯合執法
第四篇 政治選擇之於警政的意義
第十章 作出抉擇
第一節 相互矛盾的壓力
第二節 不同的政治威脅
第三節 用新的警務合作來控制異己
第四節 警務分歧的合法性司題
第五節 公安局工作重心的轉移
第六節 日本人的到來
第七節 政府的混亂
第八節 對日立場的選擇
第九節 抗日的情報工作
第十一章 日本入侵對上海警務的影響
第一節 日本人控制上海
第二節 將杜月笙趕出法租界
第三節 偽警察的終結
第四節 中國警權的恢復
第十二章 第二次機會：昊鐵城市長當政
第一節 對於上海未來的種種幻想
第二節 精英的聯合統治
第三節 反共合作
第四節 壓制反目抗議
第五篇 新市政秩序的局限
第十三章 新生活運動與民族救亡運動
第一節 警察改革的複興
第二節 新生活運動
第三節 民族復興與法西斯
第四節 安內攘外
第十四章 警察國家化和犯罪受尊敬
第一節 地方統治與國家警察體系
第二節 對上海的影響
第三節 建立秘密警察
第四節 上海區的擴張
第五節 對罪犯的尊敬
第六節 犯罪行為與愛國主義混淆
第十五章 政治罪犯化
第一節 蔣介石的毒品政策
第二節 蔣政府中的兩面派
第三節 福建叛亂與吳市長的去留
第四節 利用毒品與新生活運動“六年計劃”
第五節 毒品貿易中的日本人
結束語 決心
第一節 市民武裝
第二節 一個時代的結束
表格
附錄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外文部分
後記

933年，很多作家被邀請來描述他們心目中未來的上海，其中有三人提到了在未來的幾十年中將會在上海優先採取的行動，銘三富有諷刺意味地引用了別人的說法，上海是一座建築在“地獄”上面的 “天堂”，在未來，他設想：“上海的電影院，將會一律裝冷氣管、 熱水汀??每場除開映‘香艷肉感’ 的電影外，並有國際歌舞團公開表演裸體舞蹈，各大公園一律增闢 kiss傳習所，教授一般未成年男女各種交際術，遊藝方面，除電影院外，另有京戲場、馬戲場、迴力球場、高爾夫球場、跑馬場、跑狗場、跑貓場、鬥牛場、鬥雞場等。”
法庭每天都將受理500起離婚案，“無疑地，將來的上海便是天堂上面的天堂”。
另一位作家劉夢飛在描繪上海的未來時，也許不像銘三那樣富有挖苦意味的幽默，他嚴肅地寫道；“上海是一座剝削階級的壓榨機，是一個充滿矛盾的火藥庫。” 在劉看來，表面上，上海的 “高等華人” 與受壓迫的“馬路癟三”形成尖銳的對比，而真正的矛盾在於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那些在工廠機器旁的 “黑蟲” 之間，帝國主義者們的殘暴統治將會變本加厲，軍閥們將會繼續把這個國度置於拍賣台上，但是這樣的時代很快就會走到盡頭，舊上海將會為一座崛起的新上海所替代，當黎明來臨的時候，這些“黑蟲” 們將會激動地大聲呼喊：“新上海萬歲!”
王修和對新中國的未來的設想並非啟示錄式的，而是更多關注於如何由中國人自己創建一個有序的市政環境，他看到了未來上海的兩種可能性：全盤西化或民族自主，前一條道路，外國租界將會吞沒整個上海，到那時界內的上海人都已變成了沒靈魂的畸形者，而一味乞憐於外國人，第二條道路，中國政府的市政機構將會實現孫中山先生的計劃，外國人自願將租界交還中國，維持著正常的商業關係。
上海的將來究竟怎樣？換言之，即走上哪一條路？則全視現在的上海主人翁——市民們如何地努力以為斷。
第一節 罪惡與內亂的解釋
面對這第三種前景，中國居民們可謂障礙重重，比如，上海的犯罪率在20世紀20年代初猛增，1922 年，據報導在公共租界內共發生47起武裝搶劫。兩年後，這一數字增加到四倍，達到204起，到 1926年這種重罪共發生了448起——在五年中這一數字增加到了9倍半。在這一時期，被捕的搶劫犯的數目卻只增加到三倍，這與這一時期搶劫案的發生率大相徑庭。到1927 年，官方報告稱，在上海附近的太湖流域 “犯罪肆虐”，在那裡“武裝搶
劫犯” 搶劫、拐騙並殺害當地人。由於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更多地是由於搶劫和報復，租界內的暴力殺人案急劇上升。 在上海的華界——閘北，搶劫犯如此猖獗，使某些警區感到他們的警力已無法對付這一犯罪狂潮。
統計證實的內亂與犯罪 (兩者經常被混淆，尤其是為中國執法機關所混淆)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西方記者對此有一種強硬的傲慢，認為 “上海已經成了東方的犯罪中心”，並常常將此歸咎於在中國盛行的軍閥制度。
軍隊是訓練罪犯的最好的學校，在中國，好男不當兵，當兵的是無業遊民，或沒有正當職業的人，在軍隊中，他學會了使用武器，並將這些知識為自己所用，他不願殺敵報國，而是開了小差，用他在軍隊中所受的訓練打家劫舍，憑著槍桿子從他的同胞手中掠奪財富。
另一方面，在上海重要的外國“大班” 卻將這些犯罪過於簡單地和1925年五卅運動前後爆發的激進罷工風潮相聯繫。當時中國民眾試圖收回列強在華特權，未能成功。這些歐美的新僑民相信，正是“布爾什維克的宣傳” 鼓動起了“無產階級的貪欲”破壞了一切對“財產和其他權利” 的尊重。公共租界警務處（俗稱工部局巡捕房）對此亦抱同感。這樣革命、 政治運動都被視為城市犯罪的一種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