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主義政治經濟學（簡體書）

在1994年出版的《重商主義：一套經濟話語的形成》中，本人，提到了撰寫那本書的理由，當時提及的理由今天看來依然有效。首先，盡管人們想方設法要把重商主義概念斬草除根，但在描述近代歐洲的思想、經濟、政治環境時，大家仍不免要用到這一術語。因此，我們一如既往地有必要研討重商主義的含義與影響。其次，重商主義這個概念如今照樣遭到普遍的誤用。許久以來，雖有不少研究者頻頻努力，意圖消除那個建立在亞當•斯密古典定義上的陳舊解釋，可是，既成的偏見仍揮之不去。19世紀時，有人反對其他國家為工業化而實施保護主義，於是把此類工業保護主義跟自由貿易之類的自由經濟學對立起來，接著聲稱，工業保護主義脫胎於錯誤的重商主義理論。就這樣，重商主義被塑造成“錯把貨幣當財富”的一種教義，似乎其所倡導的經濟政策不外乎追求貿易順差。對於這套簡單化的說辭，許多人至今還深信不疑。
我在本書中無意把重商主義描畫為某種整齊劃一的體系，僅試圖將它定義為約16-18世紀源自近代歐洲的一套話語。當時的人們不但探討如何借助經濟財富贏得國家實力，還探討了經濟財富如何有賴於國家實力等問題。當時在歐洲數國，出現了一系列涉及經濟問題的討論，論及外貿、貨幣，工業、利率等議題。簡言之，重商主義實乃商業競爭和國際競爭如火如荼年代某種“好斗的政治經濟學”。當然，重商主義尚不止於此。在有關討論逐步展開的過程中，新的見解、新的理念也應運而生。例如，人們認識到，外貿並非零和遊戲，通過發展製造業及高附加值生產，可以獲得國家財富、贏得競爭優勢。更有甚者，人們還認識到，商業經濟自有其運行法則，供求關係才是背後的主要調節機制。
本書的書名不同於1994年那本書，但二者的區別另有更多。新版固然在沿用舊版部分內容之外增加了不少新內容，但更注重拓展論述的視野。舊版聚焦於經濟話語的形成問題，新版則進一步深度關注重商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內涵，以及競爭性商業經濟所涉複雜因素如何塑造了經濟學的理念及其表述。這並不意味著我的認識視角發生了反轉，正如書中所示，我依然不贊成人們把經濟話語看成僅僅在被動反映“實際事件”，畢竟話語也有其自身的主動角色。然而，我在本書中的重點，是要關注經濟話語與實際事件的互動情況。
多年來，不少人士對我的舊作提出了各種看法，在歐美及日本的課堂或講堂裡，莘莘學子與我一起探討了書中關涉的諸多方面。謹將本書獻給他們以志謝忱。

第三，完全有必要更具體細致地考察官房學派的時機問題。正如柴博所示，作為一套明確的話語，官房學派一直要到18世紀才真正出現，且應專門指稱尤其在普魯士從1720年代起才出現的那種大學教學內容，不僅包含經濟學，還包含法學、行政學、自然科學等等，目的是要促進有效的經濟發展、穩定的政治秩序、普遍的民眾福祉。總之，官房學派這個名詞主要以復數為形式，想必覆蓋了一批相關的學科和話語。
為恰當理解官房學派，恐怕應該以1727年為起點。是年，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一世下令，在哈雷大學和法蘭克福大學開設屬於新學科的兩個教席，哈雷大學聘任西蒙•加塞爾擔任“官房、經濟與政策事務教席”，法蘭克福大學聘任迪特馬爾擔任“官房、經濟與治安科學教席”。加塞爾此前擔任哈雷大學法律教授，獲得過“戰爭與領地參事”頭銜。迪特馬爾則是歷史學家，在受聘的同一年，為這個新學科撰寫過專著，題為《經濟、治安與官房學導論》（1727年），此書以後長期都是一部標準教材。
迪特馬爾在書中著重描述了其時普魯士行政、財政、治安的制度。在17世紀，“治安”主要是指采取手段恢復權力與安全，125但對迪特馬爾而言，這一概念的含義更多也更寬，“治安”是指父權主義國家設法為臣民謀福利。126或據庫爾特•沃岑多夫的解釋，治安以提高總體福利為宗旨。127除此之外，迪特馬爾的教材中有一部分專論“經濟學”，但他對經濟學的定義基本上還限於亞裡士多德的那個舊定義，偏重於家政事宜。然而，迪特馬爾有個觀點在18世紀將成為一項標準，他講述了兩種形式的經濟學，一是以個人為物件的特殊的持家理財；二是以社會為物件的普遍的持家理財，旨在制訂有關規則，借以保持並擴大全社會的物質資源。迪特馬爾本人對“普遍經濟學”著墨不多，但18世紀時，這一部分將隨該領域每個新作者的撰述而不斷豐富，到19世紀，終於成為“國民經濟”這一德國特色經濟學的主體。
官房學家在18世紀的首要人物是那個臭名昭著的冒險家約翰•尤斯蒂（1717-1768年），用安頓•陶徹的話說，這是官房學派的“集成者兼顛覆者”。尤斯蒂出道時是從事學術的教師，先在維也納的特雷西亞姆騎士學院教書，之後前往埃爾福特和萊比錫，1755年在哥廷根獲任治安總管。兩年後，因從事不法交易而東窗事發，他只得倉皇出逃，到哥本哈根為丹麥大臣伯恩斯道夫工作，後又離職去往柏林，被任命為普魯士礦業、玻璃、鋼鐵工場總監。1768年，因被控貪污政府資金又收押人監，1771年4月獲釋後回到柏林，次年悄然離世。尤斯蒂的追求目標可從其代表作《國家經濟》（1755年）中窺見一斑。的教學和寫作始終圍繞“福祉”這一概念，在他看來，一個良好的國家必然擁有良好的安排和結構，“人人享有合理的自由，憑借自身勞作獲得相應的精神和物質產品，用以滿足各自社會位置上可意生活之所需”。因此，一個良治之國有義務保障安好的秩序，以便於人們實現自身福祉。此外，尤斯蒂的著作仍采用舊法，把這一學科分為治安、財政、經濟三部分。18世紀另一官房學大家是維也納大學的治安和官房學教授約瑟夫•宗南費爾斯（1733-1817年）。顯然，尤斯蒂和宗南費爾斯都受到啟蒙運動理念的影響，二位均強調，經濟“治安科學”（這是尤斯蒂的術語），重在探解何種原理在引導著一國的財富與幸福。不過，宗南費爾斯和尤斯蒂都無意從啟蒙運動理念中得出個人主義性質的結論，相反，他們更強調有必要建立一個父權主義國家，並為此援引了亞當•弗格森等外國權威的觀點。據認為，單靠獨立個體之間的自由交往是無法實現福祉的，故而，尤斯蒂和宗南費爾斯成了開明專制論的代言者，考慮到其歷史背景，有此看法也不足為奇。在官房學家中，還必須提及兩名義大利人：塞扎爾•貝卡裡亞（1735-1794年）、皮特羅•維裡（1728-1797年），二人都居於米蘭，因而當時同屬奧地利公民。日後的學說史解讀者認為，他們是晚近現代經濟學偉大的創新者和先行者。跟同時代的弗迪南多•加利亞尼一樣，他們將自身經濟運行分析建立在主觀基礎上。133熊彼特甚至稱頌貝卡裡亞為“義大利的亞當•斯密”，並在他那裡找到了一系列分析上的創見。至於維裡，熊彼特奉他為“不變支出需求曲線”的首創者，先於杰文斯使用了“快樂和痛苦的計算”這一短語。134他們從何獲得了如此創新的思想呢？已有指出，在其經濟思想與中世紀晚期以來的經院傳統之間，存在一條比較明確的連線。例如，奧德•蘭浩姆就強調，加利亞尼堅持對價值和價格進行主觀分析，這明顯受惠於錫耶納的聖博納蒂諾和佛羅倫薩的聖安東尼等14世紀經院學者。這一思路，經由伯納多•達萬薩蒂的大作《鑄幣論》（1588年）和赫米尼亞諾•蒙特納裡的著作，135後將啟發18世紀的經濟討論，並由此為現代經濟學的形成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