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暮與新生：明（簡體書）

本書從“洪武開國”講起，以明朝的政治演變為主線，對明朝的治亂興衰做了深入淺出的解讀，闡述了嚴刑重典、宦官幹政、內閣傾軋、倭寇之亂、皇帝荒政、晚明黨爭、農民起義、明清鼎革等影響明朝衰亡的重要事件，對明代重要的歷史事件、關鍵人物以及歷史疑案做了通俗的考釋與解說。最後，對明代的文學、思想、科技等也做了簡明的概述。

主編之一李學勤（1933—2019）
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古文獻學家和教育家，被學術界譽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曾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與專家組組長、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主任、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長和名譽理事長。1997年當選為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2018年被聘為清華大學首批文科資深教授。2013年獲首屆“漢語人文學術寫作終身成就獎”和“孔子文化獎”，2014年獲首屆國學大典“全球華人國學獎終身成就獎”，2015年獲第四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
長期致力於中國古代文明的研究，在甲骨學研究、青銅器研究、戰國文字研究、簡帛學研究等多學科領域都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提出了“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時代”等學術主張，引領和推進了中國古代史、考古學、古文字學等多學科的發展。出版了《殷代地理簡論》《東周與秦代文明》《古文字學初階》《新出青銅器研究》《比較考古學隨筆》《走出疑古時代》《簡帛佚籍與學術史》《重寫學術史》《中國古史尋證》《中國古代文明研究》《清華簡及古代文明》等學術著作40多部。

主編之一郭志坤
出版家，歷史學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被出版界稱為“學者型編輯”。曾擔任文匯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總編輯，榮獲首屆上海出版人金獎和“全國百佳出版工作者”稱號。策劃了《中國通史》（白壽彝總主編）和“中國斷代史系列”叢書，主編了《賢哲自述叢書》《香港全紀錄》《澳門全紀錄》，並著有《秦始皇大傳》、《隋煬帝大傳》、《荀學論稿》、《成語裡的中國通史》（與陳雪良合著）、《提問諸子叢書》（與陳雪良合著）等。

著者張海英
歷史學博士，現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明清史、中國古代經濟史、經濟思想史領域的研究工作，講授《中國古代史》《明清史》等課程。已出版《明清江南商品流通與市場體系》等學術專著。在《歷史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學術月刊》《社會科學》等雜志上發表學術論文多篇。

1.這是歷史專業學者寫給大眾的歷史普及叢書《簡明中國通史》中的一冊；2.通俗而雅是本書的一大特色，語言淺白，書寫嚴謹；3.資料詳實，旁征博引，資料涉及傳世文獻、學術論著、考古文物等；4.圖文並茂，本書配有150多幅精美插圖，起到以圖佐史和圖文互證的作用。

1.時間為線，勾勒成畫：以時間為線索，詳細介紹了明朝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剖析紛繁複雜的政治格局和歷史暗涌，展示了一幅別開生面的明代社會圖景。
2.圖文並茂，通俗易懂：作者對明代社會的歷史發展以圖文並茂的形式，既作深入淺出的解讀，又帶有一定程度的理論思考，同時對明代歷史上重要的事件、人物以及歷史疑案作相應的通俗考釋與解說。

序一
上海的郭志坤先生是我多年的老友。在十幾年前世紀之交的時候，我同郭先生曾經有過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就是依照他的提議，共同編寫了一本通俗講述中國古代歷史的圖書，題為《中國古史尋證》，列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名家與名編——世紀初的對話》叢書出版。當時沒有料到這本書印行後博得相當不錯的反響，這使郭先生和我都覺得所做的一番努力是值得的。
以這件事為契機，郭志坤先生同我有多次機會談起歷史學的通俗化問題。我們都認為，有必要組織編寫一套系統講說中國歷史，將學術界的豐碩成果推廣給大眾的圖書。郭先生精心擬出規劃，並很快約請到多位學養深厚的作者，形成老中青結合的團隊，投入了撰寫的工作，其成果便是現在這套《細講中國歷史叢書》。
《細講中國歷史叢書》從夏商周三代寫起，一直到最末的王朝清朝為止，全套共十二冊。這套叢書的編寫，貫穿了兩條原則：就書的閱讀物件來說，是“面向大眾”；就書的語言風格而言，是“通俗化”。我認為郭志坤先生的這兩條原則提得好，也提得及時。
先說“面向大眾”。我近些年在不同場合屢次說過，歷史雖不能吃，也不能穿，似乎與國計民生渺不相關，實際卻是社會大眾的一種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我們每一個人，不管從事什麼職業，具有何種身份，都會自然而然地對歷史產生一定的興趣，這或許可以說是人的天性使然吧。一個人活在世界上，不但要認識現在，也必須回顧過去，這就涉及了歷史。我從哪裡來，又往哪裡去，是每個人都會意識到的問題，這也離不開歷史。人們不能只想到自己，還要考慮到我們的國家和民族，這就更應該了解歷史。社會大眾需要歷史，歷史學者自當“面向大眾”。
抗日戰爭時期，歷史學前輩錢穆先生在西南聯大講授“中國通史”課程，所撰講義（出版後書名《國史大綱》）一開頭便標舉：“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歷史學者的工作，不應只限於自身觀察歷史、探索歷史，更有責任把所認識、所了解的歷史，原原本本地告訴社會大眾，使大家對歷史有應有的認識和必要的了解。
特別是在今天，當我們的國家、民族正在走向偉大復興之際，尤其有必要推動歷史學“面向大眾”。中國有五千多年的文明歷史，我們的先人創造了輝煌而且源遠流長的文化，對人類的發展進步做出過豐富卓越的貢獻。我們有義務把這樣的史實告訴社會大眾，增強大家建設祖國、走向世界的凝聚力和自信心，從而為今後人類的發展進步做出更多更新的貢獻，這應當成為歷史學者的襟懷和抱負。
再談“通俗化”。“面向大眾”與“通俗化”是結合在一起的，要想真正做到“面向大眾”，歷史著作就必須在語言和結構上力求“通俗化”。
說起“通俗化”，我聯想到我國“二十四史”之首《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司馬遷是學究天人的大學者，是“讀萬卷書，行萬裡路”的典範，然而他撰著歷史，引經據典，還是在通俗上下了很大功夫。比如他論述唐虞以來古史，自然離不開《尚書》，他本人曾受學於《尚書》博士孔安國，親得古文《尚書》之學的傳授，然而他在引用《尚書》時，對於古奧費解的字詞，都採用意義相同的字詞來代替，這應該說是在“通俗化”方面的重要創意。另外，司馬遷還盡力將史事的敘述情節化，使之活現於讀者眼前，無愧於歷史家的大手筆。這都是後人需要學習的。
必須說明，“通俗化”並不意味著降低歷史學著作的學術水準。相反，編寫“通俗化”的歷史作品，實際上對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絕不是輕易就能夠做到的。在這裡，我還想附帶說一句，即使是專供學術界專業閱讀的論著，其實也應當（而且也能夠）寫得簡明流暢一些。不少著名的前輩學者，例如胡適、郭沫若、馮友蘭等先生，他們的著作不都是這樣的嗎？
《細講中國歷史叢書》是“面向大眾”的，並且在“通俗化”方向上做了很大的努力。郭志坤先生還說過：“通俗，通俗，只有通然後才能俗。”這也很有道理。這十二冊書是一個整體，作者們在上下五千年的一個“通”字上花費了不少精力，對於內容的構架和文字作風也下了一番苦功夫，相信這套書的讀者都會體認到他們的用心。

李學勤
2014年８月17日
序二
我和李學勤先生在討論歷史學的通俗普及問題的時候，很自然地回憶起吳晗先生。20世紀50年代末，吳晗以史學界權威和北京市副市長的身份，向學界提出：“要求各方面的學者、專家也來寫一點通俗文章、通俗讀物，把知識普及給民眾。”吳晗不僅撰文提倡，向史學界遊說，還親自主編影響很大的《中國歷史小叢書》。這段回憶讓我們萌發了組織編纂《細講中國歷史叢書》的打算。
當我向李先生提交了編纂方案後，他認為，編纂這樣一套書對以史鑒今、以史資政、以史勵人是極有意義的事，很值得做。隨後，我們又把多年醞釀的編纂構想做了大致的概括：突破以“階級斗爭為綱”和“殘酷戰爭”描寫的局限，注重階層、民族以及國家之間的友好交融和交流的記述；突破“唯帝王將相”和“否帝王將相”兩個極端的局限，注重客觀反映領袖人物的歷史作用以及“厚生”“民本”思想的弘揚；突破長期分裂歷史的局限，注重闡述統一始終是主流，分裂無論有多嚴重，最終都會重新走向統一；突破中原文化中心論的局限，注重全面介紹中華文化形成的多元性和影響力；突破歷朝官方（修史）文獻的局限，注重正、野史兼用，神話傳說等口述歷史與文物文獻並行；突破單一文字表述的局限，注重圖文並茂，以考古文物圖表為相關歷史表述提供佐證。
《細講中國歷史叢書》的編纂重在創新、面向大眾和通俗化。李先生認為這一美好的願望和構想要付諸實施並非容易的事。他特別強調要組織專業隊伍來撰寫，並提出“讓歷史走向民眾是史家們義不容辭的責任”。令我欣喜的是，精心撰寫這套書的作者團隊本身就是教師。他們中有的是學殖精深、卓有建樹的史學名家，有的是以“滔滔以言”享譽學界的優秀教育工作者，其中多為年輕的歷史學博士。由這樣一個團隊來擔當編寫中國歷史讀物的重任，當得起，也信得過。
我們把編纂的原則性方案統一後，在同作者商議時產生了某些疑慮：一是認為這類圖書沒有多大的市場；二是認為通俗作品是小兒科，進不了學術專著之殿堂。經過一番調查分析後，我們取得了共識，一致認為：昨天的歷史是創造明天的向導，讀者從中可以汲取最好的營養，好的歷史通俗讀物是很有市場的，因為青年讀者中普遍存在歷史饑餓感。本套叢書的作者深感，編寫中國歷史通俗讀物，歷史工作者最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和義不容辭的責任。旅外學者得悉我們在編纂這套叢書，認為這是很有價值的，也很及時。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歷史學博士張德文參加撰寫並專門來信期待我們早日推出這套叢書。她在信中說：“在知識大眾化、數字化的年代，歷史學者不應遊離在這個歷史進程之外。個人計算機以及智能手機的普及，大大促進了人們對微知識的渴求。在此背景下，歷史學者的通俗表述為微知識的傳播提供了必要的積澱和範本。”行文雖然不長，但一語中的，說清了普及歷史知識的重要性。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鄒逸麟教授、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王家範教授等讀了叢書的文稿後還專門撰文評說，認為這既是一套通俗的、面向大眾的歷史讀物，又是一套嚴謹而富於科學精神的史著，對於廣大讀者學習和發揚中華民族的愛國傳統、學習和發揚中華民族的奮斗精神，推動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早日實現很有作用。
這一切，讓我們得到莫大的鼓舞。作者在通俗方面做了極大的努力，他們中的不少人在寫作中進行了刻苦的再學習。從史實的查證到篇章的構架，再到文字的通俗化以及圖片的遴選，都花費了他們大量的時間和心血。叢書採用章節結構的敘史形式，目的在於令讀者通過目錄就能夠對書中的大概內容一目了然。中國歷史悠久，史料浩如煙海，讀史者歷來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讀起”之嘆，講史時以“時間為綱”，即可以從紛繁中理出頭緒來，再輔之以“專題為目”，這樣在史料取舍上就更加突出主題。本叢書注重以故事取勝，以真實的歷史故事吸引人，感動人，啟迪人。圖文並茂也是本叢書通俗化的一途。中國歷來重視“右文左圖”，以文注圖，以圖佐文。
通俗而雅，也是這套叢書的一大特色。雅者，正也。通俗不是低俗，亦不是庸俗，它是在科學和學術的基礎上展開的。把應該讓讀者知道的歷史現象和歷史觀念用最淺顯明白的方式告訴讀者，這就是我們所需要並強調的通俗。本套叢書的學者們在撰寫時一是力求語言上的通俗，二是著力於情節中的通俗，繼承和發展了太史公司馬遷那種“以訓詁代經文”的傳統，把佶屈聱牙的古文經典用活了。所以說，深入淺出的通俗化工作更是一種學術活動。
為了增加生動性、可讀性，作者盡量對某些有意義的人和事加以細講，如對某些重要的出土文物予以介紹評說，對懸而未解的疑問加以釋惑，對後人誤傳誤解的問題予以糾正，對某些典故加以分析，對某些神話傳說進行詮釋。在圖表上盡量做到隨文提供佐證。在每冊圖書之後增加附錄，旨在增強學術性和通俗性：附錄大事記，旨在讓讀者對本段時期重大歷史事件有個大致了解；附錄帝王世系表，意在讓讀者對本朝創業、守業和虛位之君的傳承有所知曉。另外，所列主要參考書目，目的在於為讀者提供進一步學習本段歷史的相關資料索引。
意願和努力是如此，最終的結果如何，誠望讀者鑒定。

郭志坤
2014年８月19日
 

目 錄
導言 / 001
第一章 大明王朝建立
元末群雄並起 / 007
朱元璋的崛起 / 010
削平群雄，統一中國 / 014
“大明”國號的由來 / 017
大權獨攬的洪武皇帝 / 020
第二章 嚴刑重典，以猛治國
特務政治與文字獄 / 029
發展經濟，獎勵農桑 / 032
胡藍之獄，整肅群臣 / 036
嚴刑重法，懲奸治貪 / 047
洪武年間科場案 / 052
明初大臣的悲劇 / 056
第三章 燕王奪皇位
明初的分封及隱患 / 071
曇花一現的建文新政 / 075
靖難之役 / 079
“誅十族”與“瓜蔓抄” / 083
朱棣削藩，加強皇權 / 087
第四章 永宣治世
設立內閣與創設東廠 / 093
永樂治績 / 097
鄭和七下西洋 / 109
仁宣之治 / 117
第五章 宦官幹政
英宗朝王振專權 / 127
土木之變 / 130
北京保衛戰與英宗南歸 / 135
南宮之變及影響 / 141
憲宗朝汪直跋扈 / 146
弘治中興 / 151
正德朝劉瑾亂政 / 155
第六章 多事之秋
民變蜂起 / 165
寧王之亂 / 167
嘉靖革新 / 170
大禮議之爭 / 174
嘉靖大倭寇 / 178
第七章 嘉隆亂象
首輔迭換 / 189
嚴嵩柄權 / 193
內閣傾軋與首輔之爭 / 197
隆慶議和 / 200
嘉隆時期的政策調整 / 205
第八章 十年新政與短暫的輝煌
張居正蒙恩佐帝 / 211
萬歷新政 / 216
人亡政息的悲劇 / 221
萬歷三大征 / 227
國本之爭 / 235
第九章 王朝危機
萬歷怠政 / 241
礦監稅使與民變 / 244
晚明宮闈疑案 / 250
東林書院與晚明黨爭 / 257
閹黨誤國 / 262
第十章 後金的崛起
努爾哈赤建立後金 / 269
明軍兵敗薩爾滸 / 273
遼沈失陷，孤守寧遠 / 276
君臣猜忌，痛失良將 / 280
清兵虎視中原 / 284
第十一章 崇禎帝無力回天
思宗勵精圖治 / 291
明末農民戰爭 / 293
攘外與安內的兩難選擇 / 299
明王朝沉疴難起 / 303
崇禎帝的悲劇 / 307
轉瞬即逝的大順政權 / 311
短暫的南明朝廷 / 314
第十二章 明代文化
耶穌會士與西學東漸 / 321
心學的興起 / 325
四大奇書 / 330
明代科技 / 335
結束語 / 347

主要參考書目 / 349
附錄一：明朝大事記 / 351
附錄二：明朝皇帝世系表 / 356
重版後記 / 357

萬歷三大征
萬歷三大征是指明萬歷二十年至二十八年（1592—1600）間，先後在明王朝西北、朝鮮和西南邊疆展開的三次大規模軍事行動。三次戰役分別為平定蒙古人哱拜叛變的寧夏之役、抗擊日本豐臣秀吉政權入侵的朝鮮之役，以及平定苗疆土司楊應龍叛變的播州之役。明朝三戰大獲全勝，國力亦蒙受重大耗損。

寧夏之役
寧夏是明代邊陲九個軍事重鎮之一，主要是防御蒙古人。洪武五年（1372）廢府置衛，始終實行衛所制度。這裡的情況較之其他地區有些特殊：軍多民少，以軍代政。統治機構也不同於其他地區，是一個複雜而矛盾的混合體，由宗室王公、鎮守太監、巡撫、總兵等構成。
叛亂的哱拜本是蒙古韃靼人，明嘉靖年間因得罪酋長，父兄被殺，他投奔了明軍。哱拜降明的嘉靖末期，正是明朝與蒙古兵連禍結、戰爭不已的時候。哱拜降明之後，便以其勇武善戰、熟悉蒙古情況受到了明廷的重用，歷遊擊、參將，萬歷十七
年（1589），哱拜被提為副總兵，致仕後，其子哱承恩襲位。
哱拜以蒙古降人歸附明朝，他久經戰陣，在寧夏頗具威望，因而也積蓄了相當可觀的力量。但是，作為出身異族的將領，哱拜在明廷任職也不是事事如意的。由於明朝廷臣受到“夷夏有別”的傳統觀念的影響，哱拜也不時遭受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他身上似乎總是潛伏著一種不被信任的危險。王崇古、蕭大亨、梁夢龍等人均久歷邊鎮，熟悉哱拜這樣的少數民族出身的將領，較少偏見，哱拜在他們手下往往受到信用，得展其才。但是，一旦封疆大吏換成了“夷夏有別”觀念很深的人，情況就不同了。萬歷十七年（1589），黨馨任寧夏巡撫，便疑哱拜“勢重難制，每事裁抑之”，終於釀成大變。
萬歷十八年（1590），被封為順義王的蒙古韃靼部首領扯力克借口赴青海禮佛兵犯洮州（今甘肅臨潭）、河州（今甘肅臨夏），明政府任命戎政尚書兼右都御史鄭洛為陜西、延綏、寧夏、甘肅及宣府、大同、山西等七鎮經略，前往剿撫。萬歷十九年（1591）春，明政府又任命已經致仕的魏學曾為兵部尚書，總督陜西、延綏、寧夏、甘肅四鎮軍務。哱拜統寧夏鎮兵隨鄭洛赴青海作戰，奏凱而還。回師後，寧夏巡撫黨馨不但不獎勵，反而竭力追究其“虛冒錢糧”之罪，哱拜子承恩因強娶民女罪被杖責二十，其義子哱云、指揮土文秀也被裁抑，不予升遷。黨馨甚至停發士兵的冬衣布花，減克月糧，終於激起了哱拜及其部下的反抗。
萬歷二十年（1592）二月，哱拜糾合哱承恩、哱云及土文秀等，聯合軍鋒劉東旸、許朝叛亂，擒殺了黨馨和寧夏督糧道兵備副使石繼芳，縱火焚燒了公署，收回符印，釋放囚犯，脅迫總兵官張維忠以黨馨“扣餉激變”奏報，並索取敕印。張維忠被挾制，交出敕印後自殺。此後劉東旸自稱總兵，以哱拜為謀主，以哱承恩、許朝為左右副總兵，哱云、土文秀為左右參將，占據寧夏鎮，刑牲而盟。
哱拜起兵後，四處攻城略地，出兵連下中衛、廣武、玉泉營、靈州（今寧夏靈武）等城，攻下河西四十七堡，控制了北至平虜、西至賀蘭山、東至靈武的廣大地區。但哱拜畢竟勢單力薄，在明政府各路大軍的圍攻下，四十七堡盡失，困於寧夏鎮孤城之中。在此情勢下，哱拜決定賂以重賄，向蒙古軍求援。蒙古襖兒都司部首領著力兔欣然答應，至此，哱拜勢力越加強大，全陜震動。
三月四日，副總兵李昫奉總督魏學曾檄，攝總兵事進剿，但叛軍恃蒙古支持，勢力甚強。此後，明朝特調麻貴馳援，一邊攻城，一邊阻擊蒙古部軍，斬獲甚多。四月，又調李如松為寧夏總兵，以浙江道御史梅國楨監軍，統遼東、宣府、大同、山西兵及浙兵、苗兵等進行圍剿。同時對蒙古各部也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對那些沒有參與哱拜叛亂的蒙古部予以安撫，對於參加叛亂的蒙古軍則毫不手軟地派兵搗毀其大營，並追奔至賀蘭山，將其盡逐出塞。這一策略果然奏效，哱拜一失蒙古之援，寧夏鎮城即成孤城，被明軍團團包圍。城內矢盡糧絕，同時內部發生火並，劉東旸、土文秀、哱承恩等互相殘殺，軍心渙散。李如松攻破大城後，又圍哱拜家，哱拜闔門自盡，哱承恩等人被擒。至此，哱拜之亂全部平息。
哱拜是出身於蒙古族的明朝將領，此次事變的發生、發展及結局，自始至終都和明朝的對蒙政策及其與蒙古襖兒都司部的關係緊密相連。哱拜之亂就其本身而言，只是一次兵變。但這次兵變實際上並不是哱拜一個人的意志，而是在寧夏鎮兵中經過充分醞釀的有組織、有計劃的行動。哱拜之亂之所以發展到這樣大的規模，關鍵在於蒙古的介入，明朝動用如此大的力量剿而不撫，原因也在於此。
這次兵變震動西北，波及蒙古，使明朝西北邊陲一度處於混亂之中。明廷先後調七鎮兵馬進剿，兩易總督，歷時九月余，攻破了寧夏鎮城，平定了這次兵變。雖然這場戰爭以明朝的勝利告終，但在平定兵變的過程中，明政府的邊政弊端和腐敗明顯地暴露出來。戰爭極大地削弱了明朝西北邊防的戰略防御功能，同時也給寧夏地區的經濟發展以及人民的生產生活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朝鮮之役
明萬歷二十年（1592），日本“關白”豐臣秀吉發動了侵略朝鮮的戰爭。明朝皇帝應朝鮮國王的請求，出兵援助，當時稱為東征御倭援朝。朝鮮稱為“壬辰、丁酉之戰”，日本稱為“文祿、慶長之役”。這是日本第一次侵朝戰爭，也是中朝第一次聯合反侵略戰爭。明朝援救朝鮮抵御日本侵略的決策，不僅有著扶危字小、保護藩屬國家的因素，也有著維護遼東邊疆安全利益的
動機。
萬歷二十年（1592），掌握日本大權的豐臣秀吉命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率軍從對馬攻占朝鮮釜山，又渡臨津江，進逼王京
漢城（今韓國首爾）。當時形勢十分嚴峻。朝鮮國王李昖沉湎酒色、弛於武備、政治腐敗，軍隊望風而潰。二十天後王京漢城淪陷，兩名王子被俘。國王逃往開城，在日軍迫近後，又北渡大同江，逃往平壤。至此，朝鮮八道幾乎盡遭淪陷。朝鮮國王向明朝皇帝求援。萬歷皇帝決定東征御倭援朝，接納朝鮮國王避難。
兵部遵旨出兵，但是對敵情估計過低，只派遊擊史儒率少量兵馬前往平壤。由於不熟悉地理，又遭連日淫雨，史儒兵敗陣亡。副總兵祖承訓隨後統兵三千增援，又遭挫敗，幾乎全軍覆沒。
明廷得敗訊後，舉朝震動，京師戒嚴。隨即決定以宋應昌為兵部右侍郎，經略薊、遼、山東、保定等處防海御倭軍務，出師征討。同時任命正在寧夏平叛戰場的總兵李如松為軍務提督，克期東征。李如松是遼東名將李成梁之子，從小跟隨父親征戰，深諳兵機韜略，又熟悉朝鮮情況，朝廷對他寄予厚望，期以必勝。萬歷二十一年（1593）正月，在平壤展開決戰，明軍取得大勝，一氣收復開城、黃海、京畿、江源等地，日軍退守王京漢城。李如松獲勝後顯然輕敵，僅率輕騎向碧蹄館進發。結果兵敗，李如松險些陣亡，明朝軍隊銳氣受挫。
三月，劉、陳璘率軍抵朝。明軍扼臨津、寶山等處，並斷日軍糧道，日軍缺糧，不得不放棄王京，退縮至釜山等地，開始與明軍談判。其時，明兵部尚書石星力主和議。但因日本提出以大同江為界等無理要求，談判破裂。
萬歷二十五年（1597），日軍再次發動進攻，萬歷帝朱翊鈞下令革去隱瞞事實的兵部尚書石星的官職，任命邢玠以兵部尚書出任薊遼總督，都御史楊鎬經略朝鮮事務，以麻貴為提督，東征援朝。此時，明政府對日本的領土野心已有所認識，援朝兵力明顯增加。明軍兵分四路，中路董一元、東路麻貴、西路劉、水路陳璘，分道向釜山挺進，陳璘與朝鮮水軍將領李舜臣緊密配合，在海上打敗敵人最精銳的小西行長所部。八月，豐臣秀吉死，日軍陣腳大亂，中朝聯軍乘勢進擊，日軍大敗。但李舜臣和明軍老將鄧子龍也在與日軍的露梁海之戰中陣亡。十一月，戰爭基本結束。
這場戰爭雖然明政府取得了勝利，但自身也是實力大傷。特別是在戰爭過程中明朝政治的腐敗暴露無遺，成為明朝由盛而衰的一大轉折。
豐臣秀吉發動戰爭的目的，不僅為了霸占朝鮮，而且意欲以此為跳板，“假道入明”，進而實現其“大東亞構想”，甚至妄想把日本天皇的首都搬到北京，建立大東亞帝國。明朝當局對此估計不足，以為只要答應日本方面的“封貢”要求，便會天下太平。其實不然。就在明朝皇帝冊封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不久，豐臣秀吉立即重開戰端。在戰爭的相持階段，豐臣秀吉突然死亡，日軍不得不倉皇撤退。這場戰爭暴露了日本統治者妄圖稱霸東亞的野心，豐臣秀吉的後繼者們始終沒有放棄這種野心，因此，這段歷史就具有特別的意義。

播州之役
播州即今貴州遵義地區，明時地屬四川，其地勢險要，廣袤千裡。自唐楊端之後，楊氏作為土司世代統治此地，接受中央王朝任命。明洪武五年（1372），楊鏗歸順明王朝，此時楊氏家族在播州已傳至二十一世。朱元璋賜楊鏗衣幣，仍由楊鏗任播州宣慰使。
隆慶時，楊應龍襲任播州宣慰使，他驕橫跋扈，極為殘暴，作惡多端，激起民憤。重慶府將楊應龍逮至官府問罪。恰逢倭寇侵朝，明政府要各地出兵援朝，楊應龍謊稱可出兵征倭贖罪，於是被放回播州。但他歸去後並未兌現諾言，反而更加囂張跋扈，並暗中積蓄軍事力量，欲做“半壁天子”，當西南王。
萬歷二十一年（1593），明軍三路進攻楊應龍，結果在婁山關大敗。後來明政府忙於抗倭援朝，無暇解決楊應龍的問題，只能實行招撫，楊應龍趁機擴充實力。萬歷二十七年（1599）五月，楊應龍以“朝廷不容我，只得舍命出綦江”為借口，打著“擒王剿叛”的旗號，起兵反叛，進犯綦江城。當時綦江守軍只有三千，寡不敵眾，綦江失守。綦江是入播州的通道，占領綦江，就能隨時出入川、貴地區。且綦江以下，沒有雄關險隘，綦江一破，重慶危急。而此時的明政府，此前在西北平定了寧夏副總兵哱拜之亂，在東北剛剛結束長達六年的援朝戰爭。長期的東征西戰，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政空虛。客觀情況不容明政府有任何幻想，必須速戰速決，盡快平定。
得知楊應龍再次起兵的消息，明政府急調四川巡撫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總督川、湖、貴三省兵事大權，前往平叛。同時，經過幾個月的調整，從陜西、甘肅、浙江、云南等省，調集二十萬軍隊，號稱五十萬，開到川貴邊境。至萬歷二十八年（1600）二月，李化龍兵分八路進攻圍殲楊應龍。經過三個多月的征討，楊應龍被困海龍囤（今遵義西北）。囤破時，楊應龍與其愛妾“自焚而死”。其子楊朝棟、楊以棟，弟楊世龍等人被俘。至此，楊應龍起兵叛亂，以被討平而結束，用時恰一年。
楊應龍統治播州的二十八年中，前期為維護其既得利益和土司地位，在處理與中央王朝、周邊土司、內部土官及轄地百姓的關係時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但最終隨著中央王朝“改土歸流”的推行、楊應龍個人野心的膨脹，內外矛盾不斷惡化，直接導致平播戰爭的發生和播州土司的滅亡。楊氏統治結束後，明王朝在此改土歸流，設置流官，加強了明朝對邊遠地區的統治，促進了播州經濟文化的發展。
到了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又將四川所屬之遵義府，包括所有之屬縣，改隸貴州布政司，由貴州省管轄。此後，與四川有密切關係的遵義地區，便成為貴州省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