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辟：查理二世和他的王國1660-1685（簡體書）

《復辟：查理二世和他的王國，1660—1685》是蒂姆·哈裡斯“斯圖亞特王朝三部曲”的第一部，描繪了17世紀末英國這段異常動蕩的時期。在經歷了內戰、查理一世被處死和克倫威爾的共和政體之後，查理二世的回歸雖然一開始幾乎受到了所有群體的歡迎，但這只是暫時掩蓋了英國在意識形態、地理和宗教方面的持久分歧，因此表面的穩定不過是在等待裂變的過程。

在這本書裡，哈裡斯打破了人們對英國復辟時期的普遍印象——在一位風流快活的君主統治下，人們從清教徒的肅殺統治中解脫出來——而重新構建了王權復辟下的社會悲劇：二十年的內戰和共和統治結束之後，人們緊接著在一個殘暴政權的控制下備受折磨。

作者|蒂姆·哈裡斯 Tim Harris

英國歷史學家，劍橋大學博士， 1983年成為埃曼紐爾學院研究員，1986年起任教於布朗大學（芒羅·古德溫·威爾金森歐洲史教授）。他從事英國現代早期的政治、宗教、思想、社會和文化歷史研究，為博伊德爾出版社編輯《早期現代文化、政治和社會史研究》（Studies in Early Modern Cultural,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叢書，著有《斯圖亞特王朝後期的政治：1660—1715年分裂社會中的政黨衝突》（Politics under the Later Stuarts: Party Conflict in a Divided Society, 1660-1715）、《查理二世統治時期的倫敦人群：從復辟到排外危機的政治與宣傳》（London Crowds in the Reign of Charles II: Politics and Propaganda from the Restoration to the Exclusion Crisis）等書。

譯者|廖平

英國歷史研究者，英語譯者。

當舊秩序卷土重來……

焚燒教皇肖像的篝火照亮了倫敦的夜空，

辭藻華麗的忠君獻詞猶如雪花涌向宮殿。

復辟政權自然不是一帆風順，但它的覆滅難道就是命中注定的嗎？

• 英國史權威學者蒂姆·哈裡斯代表作“斯圖亞特王朝三部曲”第yi部

蒂姆·哈裡斯是英國研究斯圖亞特王朝的專家，布朗大學芒羅·古德溫·威爾金森歐洲史教授，擅長對各類歷史材料抽絲剝繭、條分縷析，挖掘被世人忽略的關鍵信息，將紛繁複雜的歷史場景重現在字裡行間。

本書榮獲2006年約翰·本·斯諾基金會獎，該獎由北美英國研究會議頒發，以表彰北美學者在英國研究的任何領域所撰寫的有關中世紀到十八世紀這段時期的佳作。

• 報紙、大字報、布道言論、酒館雜談，多角度再現英國17世紀末的動蕩局勢

1679年，英國《許可經營法》失效，出版前審查制度瓦解。與此同時，不從國教的牧師們開始在秘密宗教集會上布道，提醒聽眾警惕天主教和專制統治的威脅；教誨普通人不要參與動亂的官方大字海報貼滿了大街小巷，而酒館和咖啡館開始流傳各種政治諷刺文章。

這些浩如煙海、甚至互相矛盾的大量文獻材料往往讓人無從下手，而作者蒂姆·哈裡斯則用他過人的天賦，捕捉材料背後的草灰蛇線，將英國17世紀末複雜而生動的歷史場景還原到讀者眼前。

• 摒棄“英格蘭中心”視角，將蘇格蘭與愛爾蘭共同納入英國命運交響曲

斯圖亞特王朝不僅統治英格蘭，也統治蘇格蘭和愛爾蘭，因此任何事關王位繼承的事件或危機都會對這三個王國有影響。英格蘭的驕傲，蘇格蘭的血肉，愛爾蘭的遊離……宗教與政治分歧不會自動消失，潰爛傷口依然流血不止。

作者蒂姆·哈裡斯在本書中批判了以英格蘭為中心的英國史研究方法，強調斯圖亞特復合君主制之下的三個王國面臨的問題是共通的，其反應也各有不同、相互影響。除了考察當時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事件對彼此的作用，本書及其續作還會用單獨的章節來分析每個王國各自的發展，提供一種比較的視角。

• 深度聚焦托利黨與輝格黨的輿論爭奪戰，一語道破政治斗爭的本質

有關近代早期大眾政治煽動的歷史研究，長期以來一直糾結於“真不真誠”的問題。但實際上，我們應該認識到，其實“輿論動員”才是關鍵所在。

面對民眾叛亂，查理二世及其托利黨同盟不僅涉險渡過了危機，還在危機面前重建了君主制的權力與權威。如何在諸事不利的情況下絕地反擊，引發公眾輿論轉向？蒂姆·哈裡斯用大量篇幅忠實地還原了托利黨與輝格黨你來我往爭奪輿論的全過程，峰回路轉、驚心動魄，從根本上揭示現代政治斗爭的本質。

導 論

第一部　從復辟到危機（約 1660—1681）

第一章　“這國將站立不住”

第二章　天主教和專制統治

第三章　為人民的安全而憂

第二部　王黨反撲期間（約 1679—1685）

第四章　對症下藥

第五章　管制有術

第六章　從博斯韋爾橋到威格敦

第七章　不滿分子與忠君人士

結 論

注 釋

一部政治的社會史

本研究的一大主題是，1600—1688年間王權的興衰與公眾輿論的氣候密切相關。查理二世之所以在1670年代末陷入麻煩，是因為他的政權疏遠了太多的人。相反，1680年代初王權的復興，跟王權有能力將公眾輿論爭取回來有著莫大的關係，而詹姆斯二世時期王權的崩潰則與王權無法讓公眾輿論支持其宏大且有爭議的政策有關。這裡要強調的是，無論我們把革命看成僅僅是一場自上而下（甚至外來）的王朝政變，還是一場自下而上的革命，公眾輿論的重要性對我們理解革命本身，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這也迫使我們將政治放在一個更大的社會環境之中。不過，如果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就必須首先思考精英階層以下的人群的政治化程度。民眾有什麼政治可言嗎？如果有的話，他們又是怎樣了解政治的？

方式之一顯然是通過媒體。從內戰前夕出版審查制度瓦解開始，17世紀印刷出版業的產量急劇增長。盡管相關限制於1650年代和復辟時期卷土重來，但它們從未徹底落實，而且隨著1679年《許可經營法》暫時失效而再度解除。在王位排斥危機和光榮革命期間，（各種政治立場的）政治精英無疑盡一切可能利用印刷媒介，以影響公眾輿論。印刷品，尤其是篇幅較短的小冊子、單張新聞頁以及大字海報廣為流通，它們還常常放在咖啡館等公共場所，讓買不起的人也能一睹為快。到17世紀末，光是大倫敦地區的咖啡館可能就多達 2000家，但咖啡館絕不是通都大邑才有的事物，因為英格蘭全境的大城小鎮都找得到，蘇格蘭和愛爾蘭也有。盡管已經有了印刷媒體，很多人仍然通過簡報這樣的傳統手抄出版物來獲取信息，而且雖然訂閱的價格不菲，簡報也常常會放在咖啡館和酒館中供更多的人閱讀。的確，有人說在復辟時期的英格蘭，每個村子的客棧裡都能找到簡報，而當地鄉紳常常還像“新聞報道員”一樣解釋其中的內容；簡報甚至有時會被張貼在街頭讓公眾細細品讀，而且人們不光是讀，還會抄下來進一步傳播。在1670年代末和1680年代初的蘇格蘭，漢密爾頓（位於格拉斯哥近郊）的牧師會定期收到愛丁堡一名通訊員的簡報，簡報不僅報道蘇格蘭新聞，也報道英格蘭新聞，內容可能是從愛丁堡流通的簡報中摘取的。在愛爾蘭，簡報不僅在首都都柏林傳播，也到達了像金塞爾和約爾這樣的地方城鎮。

但印刷或手寫的媒體，能對整體民眾有何影響？畢竟這個社會的識字率不是較低嗎？其實有一些很有說服力的理由，讓我們不應對當時大眾的政治意識過於悲觀。首先，識字率並沒有以前人們說的那麼低。據一項重要的現代研究統計，1640年代初，英格蘭只有30%的男性和10%的女性識字（以能夠自己簽名為標準）——盡管在喬治一世登基時分別提高到了 45%和25%，但這些數據看起來似乎還是比較低。不過這些比例容易迷惑人。全國性的平均數並不是很有意義，因為識字狀況有顯著的區域性和行業性差異。這些總數所依據的樣本比較偏向於農村，而城鎮居民的識字率往往比農村居民的更高。識字率最高的是倫敦，1641—1644年有將近80%的成年男性能夠簽自己的名字。此外，中等階層的識字率往往比底層民眾更高：自耕農、工匠和學徒能自己簽名的可能性比普通農民、勞工和仆人更高。更重要的是，以能自己簽名為標準的方法顯然會低估近代早期英格蘭的識字率，原因很簡單，即人們在學寫字之前要先學認字：能認字的人比能寫自己名字的人要來得多——可能多達總人口的一半。而且，女性往往會接受教育到能夠認字的程度，但在開始學寫字之前就輟學了，因此有理由懷疑女性的識字率和男性差不多。對蘇格蘭的研究表明17世紀七八十年代約有三分之二的蘇格蘭男性識字，盡管這一樣本偏向於識字更為普遍的城鎮和低地。其實蘇格蘭和英格蘭一樣有著顯著的區域性和行業性差異，1640—1699年有82%的勞工不識字，而農村和高地的文盲率也要高得多。愛爾蘭也是如此，中上層民眾和城鎮居民的識字率最高。例如，一項有關1651—1652年都柏林債務案件的研究顯示，66%的擔保人能夠簽自己的名字；到 1690年代，這一數字達到了近80%。顯然，都柏林當地的所有精英都識字，而工匠和酒業從業人員的識字率也在70%到80%之間。相反，屠夫和麵包師大多目不識丁。比較富裕的佃農能夠識文斷字：1653—1687年在凱裡郡卡斯萊蘭的赫伯特莊園簽訂租約的人中，有超過 73%能簽自己的名字（愛爾蘭本地人中有66%，移居者中有83%），而這一數字在唐郡的希爾莊園高達85%，盡管後者涉及的人主要來自中等階層。總之，務農的人並不那麼需要認字，也不太有辦法學習認字。因此在17世紀下半葉，安特裡姆郡巴利米納周圍的阿代爾莊園裡只有33%的佃農和自耕農能夠簽自己的名字，而從事手工業的人則高達94%。

簡而言之，識字比我們過去認為的更為普遍。一個人即便不識字，也不見得就無法了解政治。民眾不必通過媒體才能得知政府的所作所為；他們生活在政府的統治之下，對政府政策的影響有切身體會。經濟法規、征收賦稅、強制服從國教以及法律政令的實施方式都能塑造民眾對掌權者的態度。的確，這些態度是會被媒體連篇累牘的報道所精煉、調整、重塑乃至引導的。而且當我們在討論媒體的時候，不應只考慮到印刷品。傳統的口頭傳播仍然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布道是傳播政治信息和政治觀念最有力的工具之一，這就是為什麼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會對講壇上的敵對政治言論進行壓制，同時鼓勵教士散播有利於王權的觀點。甚至我們在研究書面材料時，也必須意識到其內容常常會經過口頭傳播。缺乏閱讀能力並不一定會讓人無法獲取通過印刷或手抄形式傳播的政治新聞，因為不識字的人可以聚在識字的人身邊，聽後者大聲朗讀一段最新的政治諷刺文章。我們甚至能找到一些例子，包括地方的黨派活躍分子朗讀小冊子以教育路人，或者進到酒吧裡，“向一幫穿著圍裙的人滔滔不絕地講論”政治權力應有怎樣的界限。口耳相傳對於傳播最新的新聞和傳言仍舊必不可少。人們通常會問過路的旅人或外出歸來的人（尤其是那些從首都回來的人）“有啥新聞”，而他們又會很快將聽到的消息通過傳統的地方傳播網絡——不管是教堂、集市、酒館還是咖啡館——散布出去。人們對聽來的事情的反應不亞於對他們在報紙上讀到的，這就為謠言的傳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事實上，謠言將在動搖復辟政權的過程中一再發揮關鍵作用。

公眾示威是政治傳播的另一種形式。與閱讀一份輝格黨的反天主教大字海報一樣，一名旁觀者也能“閱讀”公共儀式，例如王位排斥危機高潮時倫敦支持王位排斥的人精心策劃的焚燒教皇肖像遊行。這是另一種大眾可以加以利用的媒介（和謠言一樣）。既然遊行可以像小冊子一樣“閱讀”，那麼某種意義上，人們可以通過策劃一場戲劇性儀式來編寫自己的“小冊子”，不僅旁觀者可以目睹，之後寫新聞或政治評論的人也可以在他們的簡報或大字海報上記下一筆。

這樣，我們要面對的就是一幅更加複雜的畫面，而非僅僅是精英通過印刷媒體來接近民眾並試圖對他們進行政治化——至於那些不識字（或者識字不多）的人就被遺棄在某種無關政治的真空之中。民眾也會以別的方式被政治化，特別是通過他們對政府政策效果的經驗。不光他們讀到的小冊子或定期出版的新聞，他們從布道中聽到的、從公眾示威中看到的東西，以及那些口耳相傳的話，或者他們時下信以為真的謠言，也會組織、塑造並動員他們的認知、期待、認同、理想、觀點和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