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新局與美中台戰略轉型(電子書)

2021年2月4日美國總統拜登在國務院演說中，表達要以「外交成為外交政策中心」作為美國外部施政的核心。「外交中心」涉及美中台三方關係，拜登對外政策的變化，將對其他兩方產生重要的影響。
歐巴馬執政後期，美國國際政治學界針對美國從單極世界走向一超多強的世界體系，是否要讓渡部分權力給中、俄而引發辯論，其中美國戰略學派居於優勢，不但不打算採行「融合戰略」，反而踏上了「競爭戰略」道路。這也成為川普對外政策的焦點，並且在「美國優先」的立場上，實施無親疏的競爭戰略，導致美國國際承諾與形象受到難以彌補的侵蝕。拜登便是在川普的遺產下，建立「外交中心」的對外政策。
拜登「外交中心」政策的總體核心目的、各分項目標、途徑和方法等，都是理解拜登政府對外政策的重要內容。本書透過領導思想、理論比較、技術戰略、國際機制、區域衝突和大國關係的議題進行討論，試圖回答拜登對外政策的圖像。

王崑義
現職
．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
．經歷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所兼任教授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兼任教授
．世新大學兼任教授
著作
《輿論戰》
《中共對台輿論戰》
《全球化與台灣》
《城鄉裂變與中共的農村改革：結構制度與國家》

施正鋒
現職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暨發展學系教授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總編輯
經歷
．台灣國際研究學會理事長
．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院長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主任
著作
《獨立建國的滋味》
《盧比孔河畔的沈思》
《台灣的外交環境》
《思考台灣外交大戰略》
《台灣涉外關係》
《台灣的國家安全》
《台中美三角關係》

導讀 拜登政府的外交戰略與台灣安全
王崑義 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
2021年2月4日美國總統
拜登在國務院演說中，表達了他要以「外交成為外交政策中心」，以作為美國外部施政的核心。拜登「外交中心」觀點的理解，已經成為各方研究的顯學。這個「外交中心」涉及美中台三方關係，也就是在拜登對外政策的變化，將對其他兩方產生重要的影響。
美國對外政策的改變，依季辛吉的觀察是屬必然，冷戰結束以後「有些國家已經成長為強權大國，美國不再具備實現所有願望的實力。」美國面臨國際秩序領導權力將被分享危機。
歐巴馬執政後期，美國國際政治學界針對美國從單極世界走向一超多強的世界體系，是否要讓渡部分權力給中、俄而引發辯論，其中美國戰略學派居於優勢，不但不打算採行「融合戰略」，相反的踏上了「競爭戰略」道路。這也成為川普對外政策的焦點，並且在「美國優先」的立場上，實施無親疏般的競爭戰略，導致美國國際承諾與形象受到難以彌補的侵蝕。拜登便是在川普的遺產下，建立「外交中心」的對外政策。
拜登「外交中心」的政策，既要承攬川普的遺產，又要推陳出新，那麼拜登對外政策的總體核心目的是什麼？各分項目標又如何？有沒有途徑和方法？這些都是理解拜登政府對外政策的重要內容。本書透過領導思想、理論比較、技術戰略、國際機制、區域衝突和大國關係的議題進行討論，試圖回答拜登對外政策的圖像。
壹、美國領導者的大戰略思想
在「大戰略初探」文中，拜登、布林肯、蘇利文的對外政治與政策思想，被深入的分析，拜登被判斷為「歐（巴馬）規拜（登）隨」的「選擇性交往」政策，端賴議題或場域的不同選擇進行有條件的交往，決定到底要採取競爭、還是合作。至於拜登未來對政策的變化，是傾向於復原主義者（Restorationist）、修正論者（Transformationalist）、還是兩者兼顧，或是自我矛盾，尚須觀察。
布林肯在思想上具有民族自決的傾向，這對於尋求主權自主的新興團體，有鼓勵的作用，對外政策的實踐，他批判了川普混雜民族主義、單邊主義、及仇外意識的「美國優先」政策，主張所謂「負責任的全球交往」（responsible global engagement），強調預防性外交及嚇阻、貿易、科技、盟邦及制度，還有移民及難民四大課題的思考與政策制定，可以隱約看到拜登總統選戰的國際戰略觀雛形。
蘇利文則注意到外交及國家安全，必須著眼國內中產階級蓬勃發展的哲學，充分體會到不能讓老百姓覺得被政府拋棄，特別是勞工。在對外政策的思維上，服膺巧實力，也就是聰明的戰略，透過軟、硬實力的相互補充、重疊運用，軟硬兼施，以至不排斥以武力成為外交工具的後盾。在具體對外政策，聚焦於中國的互動，認為與中國共存的戰略包含競爭及合作，戒慎小心、不可偏廢；換句話說，競爭是必須處理的一種條件，而非必須解決的問題。
貳、對外政策中的美國戰略模式
拜登就職之後，積極投入政務，對外積極宣示政策、從事高峰外交、重構聯盟、重返國際機構，拜登的政策作為與語言訴求，雖然還是碎片狀態，但已經展現外部政策的圖像輪廓。
梳理拜登政府相關對外的演講與國際機制的操作，從中提取了美國對外政策的五個基本原則，「以外交為對外政策主體，實力與聯盟相聯、內政與外交相通、領導與榜樣併立、民主優勢持久」，期望再現自由主義國際秩序。
拜登政府也理解美國目前的處境，他認為要履行前述目標，就必須先行「重建美國經濟基礎、奪回國際機構地位、提升國內外的價值觀、進一步現代化軍事能力的同時先行外交領導、振興聯盟和夥伴關係。」
觀念要能成為現實，必須透過「行動」進程，戰略行動受到「資源與手段」、「時間與排序」的侷限，在目標選擇上易產生排擠，更何況拜登政府的五個原則，自身便帶有矛盾性，例如，價值觀與利益、外部政治與內部政治、美國與盟友、合作與競爭等辯證性難題。外交政策雜誌的專欄作家，艾莉絲．拉伯特（Elise Labott）清晰的指出拜登政府的戰略目標，「（他）似乎正在努力推行一種恰到好處的政策（Goldilocks policy），－提升中產階級，在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的舞台上包抄中國，並保持美國作為不可或缺的國家角色。」
拜登政府的戰略目標既然確立，那如何消除各層次間的矛盾，培育足夠的實力、集結國際聯盟力量，建構持久優勢，以應對中國競爭，保障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存續。這些問題透過對拜登政府政策說明與運作理解，可以獲得三條路線，即中產（階級）外交、民主外交、安全外交。
「中產階級外交」本質是「經濟繁榮」的另一種表達，拜登政府並沒有要直接反全球化，但對於跨國企業要加強稅率的改革，希望經濟成長果實，能讓大多數人分享，讓中產階級恢復20世紀60-70年代美國人口基數，中產階級是理性社會的中間基礎，也是社會穩定的基石。
「民主外交」本質是維護西方啟蒙時期的「社會契約」所建構的政治、經濟、社會的體制，社會契約精神以為美國所繼承，並且在二次大戰以來，契約精神是美國建構國際體制根本精神的移入，民主已經成為一種信念，是拜登政府不可拋棄的使命，然而拜登政府將此轉為意識型態操作，成為聯盟的基本要求，其背後或已經脫離「民主契約」精神，更多的是要與中國的專制主義或是權威主義作為徑渭分明的分水嶺，趨向冷戰格局塑造意圖。
「安全外交」本質上是「崛起國與守成國」之爭，蘊含著權力移轉過程的衝擊與抵銷作用。當前國際社會變遷的重大要素，崛起的中國與守成的美國，兩大國間激烈的競爭戰略。競爭的範疇既是全球經濟同時也是整體的地緣政治。
民主政治國家是自由開放的社會，面對激烈的競爭，民主國家唯一的道路，便是操作安全化政治。2018年後美國為了應對中國的活動力量，啟動了安全化作為，包括內部經貿、文化、科技對中國構築防火牆，甚至在軍事上實施西太平洋威懾行動；外部則以科技威權（專制）主義區分，在數位安全、通信漏洞顧慮下，實施科技封鎖與生產鏈再造，以及集體合作安全的再建構。
透過圍繞中產外交、民主外交、安全外交三條路線，以及具體議題操作的歸納，依據美國政治學者By Barry R. Posen與Andraw L. Ross，所寫的《大戰略的願景競爭》，其列出四個戰略模式及十三個指標，發現拜登政府的外部政策指標落在「至上（首要）模式」，也就是美國優先戰略，基本上反映「霸權」思想，在聯盟上則表現兩個指標，「民主與專制劃分，及國家間的相互依賴」，但這仍是美國這兩項指標中部分政策的分享而已。在力量（軍事）使用與態勢兩個指標，美國表現謹慎，指標落在選擇性參與模式。
透過指標評量，對於美國戰略模式，可以理解出美國優先仍是主要支柱，因需要聯盟力量，便有部分的合作安全模式，為了節約消耗軍力，美國採用了選擇性介入衝突政策。
參、經濟力競爭－動能之鑰技術創新
經濟講求效率功能的發揮，20世紀末期掀起的經濟全球化，是國際貿易理論最大化的實現，不但引起跨國公司的興起、製造管理的流動，也影響了科學技術的傳播。全球化是在市場經濟、網絡技術與美國華爾街推動的三大因素所形成，讓美國的經濟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金融服務與高技術產業比重上升，傳統製造業卻空洞化。
2018年川普政府在經濟安全上，提出兩個重要方向，一是喊出製造業回流，二是高科技產業保障，也就是彌補經濟結構失衡，及維護經濟成長動力的技術領先。西方經濟動能已經進入技術創新拉動階段，如今卻面臨中國佈局高新技術發展戰略，美國不得不正視技術競爭所帶來的危機。高新技術上升至美國國家戰略，並與中國展開技術競爭。
肆、高新技術革命與政策
高新技術本身是一種科學性，自有其發展的規律，科技革命至今進入第四代發展，重點在於人工智慧、大數據、第五代電信網路（5G）、奈米技術與生物科技、機器人、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等領域。但科技革命將會拉動社會革命，經濟革命與軍事革命，這可以回溯上個世紀80年代興起的資訊革命，所產生的第三波革命浪潮便能得知。所以科技革命不僅僅是科學的，也是社會、經濟、軍事的問題。
在第四波科技革命領域中，詹姆士夏甫（James Schoff）指出中國已成為全球科技的領先創新者，尤其是在「製造業、數位平台與相關市場（小額貨幣交易）、旨在解決社會問題的應用程序或其他技術、以及電腦或生物科技等領域的基礎科學的研發。」
西方國家擔憂，除了技術競爭與經濟繁榮問題外，另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西方國家認為這些科技所蘊含的軟思維帶有中國國家的價值理念，即21世紀威權主義、社會控制與效率相結合的一種形式。西方學者冠之以中國技術的專制主義。
為了因應即將到來的第四波科技興起，區隔中國意識形態的影響，並與中國科學技術與高新技術進行競爭，拜登政府已經成形了四個方向做法：一、強化基礎建設與推動研究關鍵技術；二、結合民主國家遏制中國的技術主導地位；三、組建技術民主國家的聯盟；四、建構印太版的「一帶一路」。
伍、高新技術核心半導體與晶片競爭
今年二月拜登手持晶片闡述半導體競爭時代來臨，4月12日拜登政府召開了半導體供應鏈與汽車、醫療廠商，了解全球晶片短缺問題，5月11日美國將64家半導體上下游廠商，組建了半導體聯盟（Semiconductors in American Coalition，SIAC）其中包括了歐洲、日本、韓國、台灣的台積電，排除中國的公司。
6月8日拜登政府針對半導體行業發展，提出了一份250頁的報告，列出確保從醫藥到晶片等關鍵產品供應的策略。其中半導體是主角，同日，美國國會通過520億美元來提振國內晶片製造，也就是由國家出資大量補貼行業。美國政府的行動是來自於「無盡疆界法案」的支持。
美國確實已經針對第四波科技革命的核心技術產業－半導體，納入了國家扶持與投資對象，目的便是掌握未來第四波科技發展的核心技術，保持與中國科技水準領先的地位。
從美中半導體競爭來看，中國處於劣勢一方，目前，中國在半導體生產鏈上，設計、封測已經跟上西方腳步，但在晶片製造方面，仍相當脆弱，因此，中國在2020年被美國斷供封鎖的經驗，決心突破這項技術的障礙。
中國十四-五規劃強調「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2020年對上市企業的補貼高達2,136億元人民幣，比前一年增加14%，對半導體和軍需企業的補貼顯著成長。除此之外，中國加大了半導體人才培育，2020年成立了「南京積體電路大學」，將積體電路生產流程，轉化為科系，專業攻關，2021年4月北京清華大學也成立了「積體電路學院」。
中國的決心是理解到了與美國競爭，並非只是美國企業的競爭，更多的是美國透過國內法與懲罰權，影響全球半導體產業的限制，必須防堵美國的長臂管轄，荷蘭ASML光刻機關鍵時刻被禁止出貨中國便是一例。
半導體技術競爭，實為科技競爭的核心，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輕忽的一件大事，尤其在川普時期透安全化政策，對華為、中興科技廠商，進行斷供封鎖，讓其他工業國家有了高度警惕，歐盟、日本、韓國也相繼建立了半導體發展計畫，通過國家力量保障核心產業安全。
美中之間的半導體競爭，目前來看，中國處於劣勢，但是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企業產品總是要面向市場營利發展，中國消費市場，是企業不能放棄的地方，這也為半導體競爭帶來的變數。
由前述得知，半導體的競爭，美國所依託的除了自己「設計」和「高端技術」的掌握之外，便是透過長臂管轄能力，以及構築全球半導體聯盟，打造半導體的控制權；中國則深知西方國家受制於美國，對於高端技術流動不抱外來期望，除了自己努力構建體系與製造技術外，便是控制好自己市場的份額，以便支持本土半導體產業發展。
基於此，美中競爭可能產生的技術追趕場景的判斷，以四方矩陣圖示，構想出四個想定（假設）－美國壟斷－競爭激烈、平分秋色、中國壟斷－模式；橫坐標是中國在半導體的滯留向突破方向發展，縱座標則是美中競爭的高低趨勢的變化。藉以說明四種美中競爭可能結果的邏輯推演。模式勾勒出美中競爭的推理，雖未直接給出答案，卻能從中得到理性判斷的可能成果。
陸、競爭還是合作的美中政治關係
美中政治權力競爭的發展，是戰略競爭的一項維度，是構建總體戰略競爭的分項力量，美國對於中國的態度，定位於激烈的戰略競爭對手，游離於「敵人關係」的邊緣，拜登政府在表達對中國關係時，經常說出「要競爭時競爭、合作時合作、衝突時衝突」。這就表示在總體戰略的指導下，在美國利益目標的追求下，不可能對中國有絲毫讓渡的心理，競爭自然是激烈的。
川普時期美中關係已有定位，拜登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描寫成激烈的競爭關係，透過近半年的執政行動，有些分析美中關係的學者，針對現象的反射，直接地說出美中現行關係，乃是透過聯盟合作，針對中國施以合圍的手段運用，透過合圍手段迫使中國能順從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是一種直覺思維的運用。
有的學者則是從國際政治的視角，從單邊主義與多邊主義的趨近，說明拜登政府對中國手段的變化。一個國家由單邊主義轉向多邊主義的對外政策，這種變化來自於領導人的認知差異所致。
川普執政對於國際組織與機制，並沒有給予較大的重視，主要的原因是川普對外政策強調美國優先，以及美國利益的維護，不重視國際領導，單邊主義的外交手段明確。但是拜登與川普不同，他深知美國單一力量的不足，必須強化同盟關係，以共同維護美國利益的遂行。多邊主義思維成為美國對外政策操作的手段之一，目的是透過國際機制，實踐美國對中國的戰略設計，這樣的運行，美國必須相對地提出可資分享的公共財，方能具有實質的效率。
美中競爭是美國全政府運行的國家戰略，單邊與多邊主義的運用，只能表達美中競爭的部分行為，全政府運行，指出了美國對中國的競爭戰略是總體戰略的施作，政治力的作用，仍需在此整體性觀點，進行觀察與分析，比較能說明或解釋美中關係的政治實質。
美中戰略競爭並非起於川普執政時期，而是在2000年小布希（George W. Bush）競選總統期間，便有百人政學者聯合建言總統候選人，要重視中國威脅問題，小布希當選總統之後，便將中國身分定位為「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卻因911事件反恐戰略建立而改變，直到川普政府重新建立了戰略競爭對手的再確立。另美中關係發展的歷史來看，「戰略競爭」隨著中國發展與對美利益的威脅，確實是難以避免趨勢。戰略競爭確實是一種「老遊戲關係」，但是時空背景的轉換，對於國際格局的變化，仍具新時代上的意義。
拜登政府團隊與歐巴馬時期的團隊，重疊性大，然而歐巴馬對中國關係，採取的是競合關係，既有競爭，亦有合作之處。如今，團隊回朝，令共和黨人擔憂川普政策的轉變，為讓美國各界免於憂心，強調拜登政府既不是歐巴馬，也不是川普，不回顧歷史，而是要基於現在面向未來持續努力。
不可避免的，現在的基石是川普的遺產，戰略競爭的美中關係，短時間不易改弦更張，拜登反在競爭之前加上了激烈競爭以示決心。拜登政府強調與中國關係，競爭（competition）、合作（cooperation）和對抗（confrontation）可依據事務性質的不同，採取不同的方式進行操作。布林肯對於「競爭」所期待的是基於規則的競爭，有規則競爭是良性競爭，可以趨近合作性操作，問題是美中競爭關係是在「塑造規則」階段便已經發生，規則主導當仁不讓，此刻競爭便容易趨近對抗，無規則的競爭讓惡性競爭得以存在。
無規則的競爭，也是根源上的差異問題所形成，這本應以包容的態度，處理彼此的差異性，但是為了「非此即彼」的根源性堅持，這裡舉了五個可能導致競爭向著對抗發展的根源－民主自由與專制威權的意識形態、國家利益的堅持與侵犯、地緣政治權力平衡的消退與增長、全球與區域主導權力的保障與替代、美中文化歷史經驗的復甦與榮譽等，這些根源性差異大甚至對立，本身便是國際秩序競爭的一環，很難以包容態度進行「融合戰略」的選擇。更何況美中關係當前有塑造規則的競爭，這些差異不但不會被包容，還會被放大形成衝突焦點，彼此的競爭關係更加複雜。這也是當前美中競爭，激烈交鋒的根本因素。
柒、軍事力量與南海、台灣的戰略問題
美國每年超過7,000億美金的國防預算，已經高於後五位國家國防預算的總合，並具有11艘航空母艦（群）、三位一體的核戰略打擊力量，以及先進的航天、空飛行器、電子與網路作戰能力，美軍實力依舊是全球超強首位。
美軍兵力部署於「五大洋三大洲」，美軍的戰略是全球性戰略的視野，冷戰時期美蘇對峙，軍事戰略的指導，為「核威懾下的總體戰略」，打的是大國常規戰爭的準備，2001年全球反恐戰爭成為軍事活動的重點，特種化、區域化的作戰形式，讓美軍的力量發展具有針對性的規劃，軍隊任務逐漸遠離了常規戰爭的準備。
就在這個階段，解放軍卻發起了補課運動，國防預算也開始兩位數增長，通過22年的追趕，改變了解放軍體質，包括了現代聯合作戰體制的構建、信息化戰爭準備，也開啟了智能化作戰形式的建設。
就以2020年以來中印邊界兩軍的對峙，印度軍事評論人透過戰場透明度的反差，確認解放軍已經進入「信息化」戰爭能力，印度在這部份基本上是空白的。2021年美國國防大學出版了《超越邊疆的解放軍》（The PLA beyond borders-Chinese Military Operations in Regional and Global Context），透過區域性、全球性視野，針對解放軍的遠征能力、非傳統安全行動、軍事外交和安全援助等議題進行研究分析。
足見美國雖然仍認為解放軍是屬於區域性的軍事強權，但對於軍事能力溢出區域功能的發展，也已經開始關注其在全球性軍事功能的探究。相較於美國軍事能力與全球佈局的事實而言，解放軍仍屬於區域性的軍事力量。美國對於解放軍在邊界衝突、第一島鏈內水域的展現、針對美軍西太平洋行動自由干擾、台海、南海灰色區域活動，都是抱以謹慎行動，並給予較大注意。
本文中對於解放軍軍事能力的運用，放在南海、台海與美軍互動的討論上。
在南海安全困境的討論上，主要還是焦點於美中在南海主導權之爭的議題。南海主導權之爭，源自於歐巴馬後期的政策，尤其是透過國際法的制約，否定中國的九段線與島礁權利的主張，但在軍事行動上，歐巴馬又採取選擇性參與的態度，並未透過軍事權力，保證國際法宣判的結論。
川普政府透過印太戰略的構築，以保障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優勢力量，南海是美國連接印度洋與太平洋兩大洋的重要通道，也是「全球進入快速到達」的重要水域，面對中國海上權力的增張，開始加大區域的「水上自由航行與空中飛航自由」的操作力量，同時編織南海聲索國的偕同力量，一起施壓中國在南海的主張，激發了南海地區緊張局勢的升高。
拜登政府接續川普的南海政策，依據拜登政府在南海加大自由航行力度，引入北約成員國的船艦介入南海巡航，比較1995年美濟礁事件、2012年黃岩島事件，認為美軍奉行戰略模糊，因而島礁被奪；但在2019年中業島、2020年南北康暗沙事件、2021年牛軛礁事件，因為有美軍的存在，所以維持了現狀，依據這些案例經驗，發現美國在南海的態度由戰略模糊轉向戰略清晰，這也是目前拜登政府對南海的政策。
南海趨勢的轉變，認為台灣對於南海主權的模糊態度難以持續，為了自保與不願成為國際上被遺棄的「棄子」，似乎在南海問題上站在目前國際規則的一方，而非站在挑戰目前國際秩序的另一方。問題正如季辛吉所言：「學者沒有風險，如果結論錯誤，大可重新來過，政治領袖卻只有一次選擇，一旦出錯便覆水難收」。的確，模糊政策對政客而言是最佳的政策，誰又願意背負喪權的歷史責任。
軍事力量的對沖，除了南海議題之外，還有一個議題，便是台海問題，在本論文集中，學者各抒己見，不約而同的與台灣安全做出連結。從軍事論兩岸軍事衝突，有從事實論說，認為近些年來，中國軍隊發展，實力快速的累積增長，增添了兩岸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兩岸軍事失衡的現象在2007年已經被大陸翻轉。美國蘭德公司在2015年也提出警告，對中國的戰爭，早打比晚打的代價要低，2025年開戰，美國付出代價恐為美國難以認同。
面對兩岸軍事實力差距，美軍支援作戰在台灣確實有被人民期待，2020年10月台灣國際戰略學會與台灣國際研究學會作過民意調查，台灣有過半的民意，確實是期待美軍協助防衛台灣，也願與其並肩作戰。
基於主觀的意願，學者運用邏輯推演，認為軍事犯台端視北京對台在武力進攻下屈服的可能性，以及視台美合作的力度如何迫使北京對台動武意願下降？前者的主動權在北京，而後者軍事力量的聯合，直接影響中國犯台攻勢的成敗，因此，主張台灣應強化地面部隊基礎訓練，增強美國援台作戰願採取的選項和代價（效率）的承受，對台灣的安全是有極大的貢獻的。
除了從軍事論戰爭而外，也有從政治的視角來說明台灣自處之道，有學者主張拜登上台，最壞情況是無視台灣的存在，而最好情況則是台灣前途由台灣人民決定，更何況蘇利文等人亦有民族自決思想的傾向，因此主張「台灣應有足夠勇氣宣示獨立建國、要求承認，而不是躲在中華民國的屋簷下爭正統。」當然有勇氣也要有智慧，不計後果的舉措，政客很難聽的進去。
另外，有學者從「九二共識」矛盾性來觀察，九二共識在台灣已經被認為被紅化，很難理性的討論，在大陸方面卻還是認為是解開兩岸官方交流的金鑰，同時，大陸官方若退回1992年前期，也代表著弱化了統一的主張，因此，不可能拿掉「九二共識」的政治語彙，兩岸關係由這個角度來看，確實已經進入僵局，目前，一般認為兩岸局勢發展只有兩條路，一是中共改走溫和與中庸的對外政策路線；二是中共缺乏耐心，決心盡速解決台灣問題，逕行發動武力統一戰爭。只是，台灣未來的前景，目前只能在維持現行政策，以拖待變。
台海之間的衝突，有人從美國視角出發，考慮地緣政治的利害關係，確認台灣在戰略地理位置上的優越性，讓美國不得不重視台灣存在，必須進一步討論台灣面臨戰爭時的態度，這也就是美國政界對戰略清晰與戰略模糊的辯論。美國白宮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Kurt Campbell），在對台灣的軍事活動上主張戰略模糊，認為戰略清晰不利於美國的利益。
2021年7月6日坎貝爾更說，美國支持台灣尊嚴、維持堅實的美台非官方關係，不支持台獨。美方在對台事務上必須保持平衡，這攸關牽動國際局勢的台海和平穩定。
從觀念的爭辯過程，便能察覺，將台灣與美國命運綑綁在一起，共同面對可能的戰爭到來，這並不符合美國選擇性參與，以及美國應保有的戰略彈性。更何況戰爭有其自身發展規律，一經啟動，很難終戰。這也是美國所不願見到的場景，所以美國聲明不支持台獨，顯然美國也不願捲入台海戰爭。
捌、台灣是美資產還是「負載」
在美中的競爭戰略操作的過程，台灣無法置身事外，自2016年蔡英文政府執政以來，在美中關係上早已作出選擇，蔡政府基本的指導便是：「聯美抗中、親美制中」的對外政策，美中台關係由三角關係，成為了「台美與中」完全傾斜的依賴戰略，更早於2018年川普政府對中國的戰略調整。
台灣在戰略行動上依附美國，是以「相信」的信念為基礎，認為美國長期以來受斯匹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以海制陸」的地緣戰略觀點，台灣在西太平洋的地理位置中心，美國不可能放棄台灣地緣價值，台灣的決定已經不再考慮戰略變化風險，頗有破釜沉舟之志。
而台灣主觀安全的需要，使用西太平洋的地理思考，卻忽略了台灣終極的利益訴求，與美國在美中利益之間互動的利益維護，卻難有相容的地方，基於這個因素，有人特別將台美關係，認定彼此是夥伴關係，是一種資產，還是工具主義下的資源。
在論文集中有兩位學者，涉及到這個觀點。一位學者提出他的見解說，不論美國對中國會如何「戰略清晰」與「戰略競爭」，美台關係最後仍將回歸到從屬於美中關係框架之下的本質，美國對台灣仍將會採取「戰略模糊」，因為國際政治是講現實、講權力、講利益、講交換的，如此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與戰略利益。這是從美中台三方的「成本、效益、代價」去考慮，美國對台態度最終仍是一種工具傾向的運用。
另一位學者認為，為了避免台灣成為大國間的棄子，首先讓台灣獲取足夠的防禦能力，因此要深化與美國及友邦關係。其次，強化經濟發展，新興產業加速推動，傳統產業要能升級，有化產業結構，佈局全球市場。此外還要積極尋求兩岸在互動的契機，讓兩岸關係得到良性發展，有利於國家社會的安全保障，讓台灣成為有用的棋子，而非棄子。
編者後語
拜登政府執政之後，亟欲恢復國際地位與信譽，積極參加各種國際會議，並透過美國的強國地位，主導會議議題與議程，宣講美國對外政策理念，並要求組織體成員共同實現要求。在2021年6月13日G7會議結束後的記者會上，拜登明確表示：「每位領導人都瞭解並理解我們所面臨（問題）的嚴重性和挑戰，以及我們自豪的民主國家有責任站出來，為世界其他地區提供服務。」什麼問題讓美國領導人如此的急切呢？或許從G7與北約峰會後的聯合公報中，可以獲得一些蛛絲馬跡。
G7會議本身是定位在經濟議題，會中討論了持續寬鬆的財政政策、跨國公司的統一稅率、還提出了美歐版一帶一路的基建計畫，共同發布了《重建更美好的世界夥伴關係》（Build back Better world (B3w) Partnership），以及跟經濟發展相關的氣候變化（碳排放）與生物多樣性議題，包括COVID-19大流行與病毒溯源調查；除此之外，與經濟無關的政治性議題，也被納入公報之中，尤其是中國的新疆、西藏、香港、台灣的人權與政治脅迫。
6月14日北約峰會的公報更是直接表明，「認為中國對於基於國際秩序和北約安全相關領域構成了系統性挑戰」。更指責中國軍事現代化發展的不透明、核武庫的擴充、以及帶有脅迫性的政策。
北約本質上便是軍事安全的組織，將中國視為「系統性挑戰者」，尚符合組織職能與角色，「挑戰者」一詞不同於敵人與對手意義，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中國對歐洲的威脅並不明確，北約秘書長史托騰柏格（Jens Stoltenberg）說：「我們不會落入新的冷戰，中國並非我們的對手和敵人。」
這次G7峰會，在美國的領導下，從經濟議題延伸到政治議題發展，是美國的意志，還是集體意志，目前仍不意確定，需要從日後的行動中去認定，但可以理解的是，若一個軍事安全為主的北約組織，僅將中國視為一個「挑戰者」，那可以說，歐洲國家對中國的態度與美國是有距離的。
拜登2021年6月出訪，三個主要行程，涵蓋了三大層面，經濟合作、軍事安全、大國政治，其內容又涉及美中「制度鬥爭、西太威懾、友俄制中」等三項具體目標。因此，拜登主導與構建議題的國際會議，從會議的議題設定、議程進行、公報宣示的過程，考察美國與歐七（澳、韓、印、南非）的政治語言與互動行為，以檢證當前國際戰略的內容，是否在真實的世界中仍具有說明性。
導讀整合了學者論文的洞見，綜理了五個要項：「美國領導者的大戰略思想、對外政策中的美國戰略模式、經濟力競爭－動能之鑰技術創新、競爭還是合作的美中政治關係、軍事力量與南海、台灣的戰略問題」這些內容確實也出現在拜登訪歐的G7與北約的會議上。美國的戰略行為，真如拉伯特（Elise Labott）所說：「提升中產階級，在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的舞台上包抄中國，並保持美國作為不可或缺的國家角色。」
在台灣議題上，學者們的主張是多樣化的，但不脫離美中台三方互動下「政、軍」脅迫範圍，若冷靜回顧兩岸發展歷史，這些脅迫並未實質擾亂台灣的外貿經濟。換句話說，這些脅迫並未具體達到傷害效果，但真的對台灣造成危機的困擾，應該是西方國家對半導體製造，集中在台灣不可思議的察覺。
2021年英國主辦的G7大會，保守黨政府向G7提出了一份諮詢備忘錄，被稱之為「康沃爾共識」（Cornwall Consensus），這份僅有五條備忘錄的共識，直指自由主義消退，與福山、米爾斯海默所說的相契合，台灣可以不理會備忘錄思想的傳達，卻不能不重視其中一項的訴求，「西方政府已經承認，讓全球晶片生產集中在台灣這個中心，是一個可怕的戰略錯誤。他們不想重蹈覆轍」。這是西方國家對半導體技術工藝自主性的宣示，高科技產業是台灣經濟的命脈，台灣必須需正視這個問題，及早準備對策，同時要將半導體加工技術，視為台灣核心利益，與企業體合作維護產業安全，這是當前台灣燃眉的危機，政府必須要有前瞻作為了。

導讀－拜登政府的外交戰略與台灣安全∕王崑義
　壹、美國領導者的大戰略思想
　貳、對外政策中的美國戰略模式
　參、經濟力競爭－動能之鑰技術創新
　肆、高新技術革命與政策
　伍、高新技術核心半導體與晶片競爭
　陸、競爭還是合作的美中政治關係
　柒、軍事力量與南海、台灣的戰略問題
　捌、台灣是美資產還是「負載」
拜登外交的戰略模式試探－政策、戰略、理論∕張明睿
　壹、文本考察－政治語言與政治行為
　貳、外交與戰略基本概念的敘述
　參、從概念到典範模式的理解
　肆、拜登對外政策的戰略模式
　伍、結論
新賽局？老遊戲？－美中戰略競爭的根源性問題∕王信力
　壹、前言
　貳、美中戰略競爭的歷程
　參、拜登時期對中國進行的戰略競爭
　肆、美中戰略競爭的根源
　伍、代結論－蠡測美中戰略競爭的未來
以技術為驅動的大國競爭：拜登政府對中國之政策∕蔡裕明
　壹、前言
　貳、一種以「技術為驅動的大國競爭」
　參、美國在數位科技時代對於中國的戰略
　肆、結合民主國家遏制中國的技術主導地位
　伍、結語
美中經濟競爭：半導體產業發展的可能推演∕羅慶生
　壹、前言
　貳、遠程想定技術
　參、驅動力因素
　肆、4個可能情境
　伍、結論
台灣在美國對外戰略部署的定位：重要夥伴抑或一顆棋子∕蕭衡鍾
　壹、從小布希政府到歐巴馬政府對台灣的一貫立場
　貳、川普政府與拜登政府友台挺台的背景因素
　參、拉攏夾縫中的台灣符合美國利益
　肆、台灣在拜登政府戰略觀中的變與不變
拜登政府南海政策與台灣抉擇∕林廷輝
　壹、前言
　貳、拜登政府的南海政策
　參、從戰略模糊到戰略清晰？
　肆、台灣的抉擇
　伍、結論
　附錄：美國國務院2020年7月13日南海聲明全文
後川普時代兩岸關係中的台灣定位∕滕昕雲
　壹、前言
　貳、拜登的兩岸政策
　參、兩岸關係的癥結－九二共識
　肆、中共對於「九二共識」的認知
　伍、臺灣方面對「九二共識」的看法
　陸、兩岸關係未來發展的展望
　柒、代結論：無解的兩岸關係
兩岸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張國城
　壹、中國武力犯台的時機
　貳、中國怎麼看美國援台
　參、美國援台的考量
　肆、台灣因應中國犯台的不利因素
　伍、結語
拜登的圍中戰略及其對兩岸關係的影響∕顏建發
　壹、拜登的圍中戰略出於川普而更勝於川普
　貳、群起中的「圍中」同盟
　參、美國同盟直挑中國無根據的一中紅線
　肆、中國僅能對內打擊異己與對外虛張恫嚇
　伍、台灣的應處之道
美國政權的轉換與美中台戰略轉型：從單邊主義到多邊主義∕古明章、吳巨盟
　壹、前言
　貳、何謂多邊主義
　參、權力轉移下的美中關係
　肆、拜登政府的中國戰略
　伍、美中台戰略轉型
　陸、結論：台灣因應美中競爭之道
拜登政府的外交大戰略初探∕施正鋒
　壹、前言
　貳、川普政府四年的外交
　參、拜登的初步觀察
　肆、布林肯的外交觀點
　伍、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
　陸、台灣的自處
　附錄1：今晚，何不跟台灣來個建交？
　附錄2：美國與中國的金光戲
　附錄3：Not So Deft on Taiw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