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传(電子書)

講清杜甫離開草堂的緣由
陳尚君
接到寧波大學金濤教授的電話，很感意外，至少有十五年沒有聯系了。馬上問年，今年八十二，身體很好，電話裡的聲音就能感覺出來。金先生告事由，剛在巴蜀書社出了《杜甫詩傳》，參取我早年論文《杜甫為郎離蜀考》的考述，分析杜甫晚年全部詩作，對杜甫永泰元年（765）離開成都草堂後的經歷、心情和詩意，有全新解讀。這當然引起我極大的興趣。拙文初稿寫於1979年夏，是我第一篇學術文字；發表於《復旦學報》1984年第一期，至今也35年了。海外據說頗能接受，前幾年日本出版杜甫詩注，即從拙說。
先說拙文的主要見解。宋以來杜甫傳記，都說杜甫以檢校工部員外郎人參嚴武劍南節度幕府。永泰元年（765）四月嚴武死，杜甫失去依靠，蜀中將亂，於是倉促出走。然而杜詩所見行蹤與心情，六月已到戎州（今四川宜賓），心情愉快，並不趕路。他在忠州（今重慶忠縣）準備趕往江陵，在云安、夔州停留兩年是臨時決定。吊唁嚴武詩也作於峽中，很可能出走於嚴武死前。前述拙文就此展開分析，廓清了前人疏忽的一些事實。他任幕府參謀在前，身上穿的是戎裝。檢校工部員外郎是那年春初所頒，有服飾，有銀魚，有朱紱。春天他就開始做出行準備，嚴武則卒於初夏最後幾天，似乎只是巧合。從成都買舟東下，到荊州北上經洛陽入京，恰巧是《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勾勒的路線。
有人質疑，唐代安史亂後，檢校官只是虛銜，無實際意義，杜詩中所有自述，只是主觀幻覺。其實，制度的變化有一漸變過程。玄宗時，檢校官指未實授官，或暫署理，或到任即真。安史亂後，為鼓勵軍功，高層檢校官多有虛銜，中層則未變，從肅、代二朝賈至、常袞所草制詞可以明白。理解此，知道那年春天由於嚴武奏請，杜甫被召入京任職，他隨即買舟東下，於路心情大好。到三峽口的云安，多年舊疾消渴（今稱糖尿病）、風痹發作，在《客堂》詩中說：“棲泊云安縣，消中內相毒。舊疾廿載來，衰年得無足。死為殊方鬼，頭白免短促。”危及生命而被迫暫留養病。半年後，遷居夔州兩年，耽擱了入朝的期限，被迫漂泊荊湘而終。
10多年前曾與美國斯坦福大學艾朗諾教授談到拙說，他告洪業先生早年在美國授杜甫，也有類似的懷疑，並寄來洪著英文書影。此書經曾祥波教授漢譯，201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寫到“詩人究竟是在嚴武去世之前還是之後離開的成都，這仍然是一個未曾解決的問題”。“因為杜甫沒有任何悼念嚴武之死的作品，這可能表明我們的詩人是在節度使去世、甚至患病之前離開成都的。”立說很謹慎，但也明確地發現，前一年秋冬間杜甫已很少到軍府，接替嚴武的郭英義也是杜甫的舊友，嚴武死對杜甫並不構成危機。
金著《杜甫詩傳》後記，有一大段說到拙文的見解，提到傅璇琮先生、袁行霈先生對拙說的肯定，認為此一問題“牽涉到對杜甫後期思想行為的理解”，“需要重新解讀，以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他看到杜甫“離蜀後病滯途中，有兩大心事牽掛於心：一件是關心時局變化，不時憂國憂民；另一件就是想歸朝履職，實現人生理想。他在詩中有數十處寫到自己離蜀是為了歸朝履職，並為因病滯留途中不能回朝而感到焦急，感到遺憾”。他又說：“我寫這本杜甫傳記，就是依據陳尚君教授的研究成果，用作品演繹杜甫後期的思想和行止，凸顯杜甫始終堅守扶君濟世理想的本來面目。這可以說是這本杜甫詩傳的新意所在。”
金著《杜甫詩傳》不足二十萬字，追求“雅俗共賞”，分二十三節，務求深入淺出，文字清簡省凈，對杜甫一生的敘述能從大處著言，於細處分析。全引或節引杜詩超過三百首，都有很好的解讀。全書不加注釋，但能把握學術分寸，看得出做過大量的前期文案，符合當代西方傳記雖無繁瑣考證，前期文本的詳盡推敲一點也不從省的做法。
即如前述參取拙文對杜甫離蜀後經歷的四節敘述，在在都有對拙說新的補充。金先生認為，杜甫在永泰元年初已辭別嚴武幕府，所授郎官“檢校意為察看、辦理，檢校官並非虛銜”。他對《客堂》詩的解讀，與去年末我在《古典文學知識》新刊《<客堂>：杜甫生命至暗時刻的心聲》一文所見基本相同，他成文肯定在拙文刊出前。他推測杜甫發病始於忠州，云安期間不堪杜鵑啼叫是“思歸心切”。云安冬春間，始終想抱病入朝，但病體孱弱，力不從心。他讀出《別蔡十四著作》是送友人人京，順便表白自己雖不能入朝，可提出蜀事安危的見解。在《夔府情系故國》一節，他用新說對杜甫一系列重要作品有全新解讀。如讀《暮春題滾西新賃草屋五首》，看到杜甫有濟時之策可陳，只因病留峽中，“悲嘆朝宗無期，只有中宵淚灑床席”。對《夜雨》《更題》《復愁》等詩，也有很好闡述。對杜甫在江陵之委屈，在公安之窮途，在岳陽之徘徊，入湘後之狼狽，更能作全景式的展開。稍感遺憾的，估計因此傳定位的緣故，對杜甫後期最宏闊壯麗的詩篇，沒能展開論列。
金濤先生是浙江義烏人，原名金竹槐，工作後改名金濤，字濤聲，以字為筆名。他是北大文獻專業早期研究生，曾任職於中華書局。因故到廣西。寧波大學成立不久，他東行任教。我與他熟悉，始於1986年共同參與周祖撰先生主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唐五代卷》，他負責初唐部分，達到很高水準。他曾整理《陸機集》，難度很高。二十多年前我與他都參與《全唐五代詩》編纂，他承擔王勃、楊炯二集。我得緣見過他的工作稿本，在大開本中將底本粘貼於中頁，各本異文分次標出，工作極其規範。二十多年前，傅璇琮先生在寧波東錢湖開古籍提要會議，我與他接談稍多。不意多年過去，他也遭遇一些變故，仍能以耆齡筆耕不輟，在他的新著中，確能讀出“文章老更成”的意味。真為金先生高興，更頌福壽康怡，學術常新。

一、生逢開元盛世
二、少小多病好學
三、漫遊吳越齊趙
四、首陽山下懷祖
五、與高李輩偕遊
六、求仕旅食京華
七、始憂家國民生
八、安史亂起流亡
九、身陷囹圄哀歌
十、拾遺履職廷諍
十一、北歸鄜州羌村
十二、貶謫華州前後
十三、往返洛陽紀行
十四、棄官西行隴蜀
十五、憩跡成都草堂
十六、流落梓閬天地
十七、入幕府授郎職
十八、歸朝病滯云安
十九、夔府情系故國
二十、孤舟漂泊荊湘
二十一、仁愛鑄就詩魂
二十二、詩史寫照時代
二十三、詩聖集成啟後
參考書目
後記

一、生逢開元盛世
唐睿宗太極元年（712），杜甫誕生於河南道河南府鞏縣東二裡的瑤灣（今河南鞏義市南瑤灣村）。
就在杜甫誕生這年八月，睿宗李旦傳位於太子李隆基，是為玄宗。玄宗通過誅殺太平公主的斗爭得以鞏固帝位。開元元年（713）十月，玄宗任用姚崇為宰相，開始了勵精圖治的歷程。在姚崇和繼任宰相宋璟、張九齡等人大力輔佐之下，玄宗銳意進取，實施一系列興利除弊的改革，終於在唐帝國百年發展的基礎上，開創了開元（713－741）盛世。杜甫就是在開元盛世的背景之下長大成人的。
開元盛世是一個國家富強、經濟繁榮、社會安定的時代。杜甫在晚年寫的《憶昔二首》－詩中描寫了開元盛世的景況：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
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
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宮中聖人奏云門，天下朋友皆膠
漆。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
開元全盛時期，經濟發展達到極盛，人口劇增。武則天時期，全國只有3700多萬人，到天寶元年（742），人口達到4890萬，天寶末更是達5288萬。杜甫記得小城猶有萬戶人家，是不錯的。當時全國各地糧食富足，社會治安狀況良好，人人安居樂業，相互和諧相處。據《新唐書》卷五－《食貨志》記載：開元、天寶年間，“是時，海內富實，米斗之價錢十三，青、齊間斗才三錢，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俱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裡不持尺兵”。作為開元天寶盛世目擊者的元結寫道：“開元天寶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內，高山絕壑，耒耜亦滿，人家糧儲，皆及數歲，太倉委積，陳腐不可較量。”（《全唐文》卷三〇八《問進士第三》）可見當時社會的富足、繁榮、安樂的狀況。
開元盛世為杜甫讀書、漫遊提供了良好的物質條件，也為他身心健康成長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
唐代是一個可以有夢的時代，即使寒門弟子也有機會通過個人努力進入仕途，以至布衣可成卿相。開元時期，繼承前朝優良傳統，廣開才路，選拔人才。張九齡就是廣東韶州的一個寒門子弟，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官至宰相高位。開明的政治環境和人才政策，對廣大庶族士子的功名意識和進取精神有著很大的召喚力。朝氣蓬勃、清明開放的社會環境，孕育了杜甫的政治理想和人生追求，激發了他積極進取的精神。他“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頗為自負，立志要做高官，輔君濟世，將皇帝輔佐成像堯舜一樣的聖君，使社會風俗重現上古淳樸的風氣。他還說過：“許身一何愚，竊比稷和契。”（《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稷是堯時的賢臣，契是舜時的賢臣。可見輔弼王化，報效國家，安社稷，濟蒼生，是他矢志不移的追求。
唐代的思想學術較為開放，儒、道、佛三家並行，可以自由傳播。唐玄宗即位之後，就著手整頓儒學，親自注釋《孝經》，又制定了《大唐開元禮》，儒學的教育系統不僅得以恢復，而且有所發展。後來唐玄宗篤信道教，采取了一系列崇道措施，有名的道士常常可以得到召見和厚待，因而社會上崇道之風鼎盛。然而傳統的儒學經典和儒家的處世哲學、倫理綱常，依然是學子教育的基本內容，發揮著潛移默化的育人作用。佛教引入中國後經歷數百年的傳播，形成了一些中國本土化的教派，又經過武則天時期的大力推進，大肆造佛建寺，把主張人人都能修行成佛的禪宗，選拔為國教並加以推廣，佛教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大，並且得以長期延續。開元時期，儒、道、佛三教有傳播的自由，人們也完全有信奉和出入的自由。這種三教並行，思想學術自由開放的狀況，有利於學林士子擴大眼界，開拓思路，促進文化藝術的百花齊放，爭奇斗艷。杜甫從小在這種寬松的思想學術氛圍中成長。他一生也曾出入於儒、道、佛三家，年輕時曾漫遊各地求仙學道，中年以後確立了以儒學為基礎的積極人世的人生觀，不得志時也會有出世與人世的思想矛盾，甚至樂於與佛教徒親密交往。縱觀其一生，儒學始終是安身立命的基石，他一直以儒士自居，盡管他有時也說過“儒冠多誤身”，有時甚至嘲諷自己是“腐儒”，但並沒有改變他儒士的夙志。他孜孜不倦地身體力行將儒學付諸行動，在詩歌創作中把儒學的仁愛思想發揮得淋漓盡致，精彩動人，不愧為唐代儒學復興的一名先驅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