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人士（簡體書）

《民主人士》記述的是20世紀中國歷史上具有一定地位和影響的民主人士的群像。這些人物的人生道路坎坷，經歷復雜，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幾十年里，作為政協人物經歷了多次政治運動。他們的所言所行，無論是對自身或現代歷史的回顧，還是對國內外時事的述評，都不乏獨到見解，頗有保存價值。所有這一切，限于當時的歷史條件，大部分不可能見諸報端。 《民主人士》作者汪東林依據自己保存的參加政協民主人士活動的原始記錄，再現了他們在政協內部活動范圍內，談思想改造、幫助別人、檢討自己過程中吐露的心聲和真實思想歷程。

汪東林，祖籍安徽徽州，1937年12月出生于浙江江山。1955年畢業于浙江省江山中學，1960年畢業于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曾用筆名汪洋波、鄭直淑、江郎山等，1959年開始在報刊發表作品。1962年至1982年擔任全國政協直屬學習組小組秘書。1982年至1994年參與《人民政協報》籌辦，并擔任副總編輯、高級記者。199.5年後，擔任全國政協民族宗教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巡視員，分管宗教工作。1992年後擔任中國民主同盟第八屆、第九屆中央委員，第八屆北京市政協委員，第八屆、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新聞出版界），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已出版的著作有：《李宗仁歸來》、《宋希濂今昔錄》、《粱漱溟問答錄》、《梁漱溟與毛澤東》、《名人傳記集粹》、《十年風暴中的愛國民主人士》、《遠去的背影一政協人物記》、《江山儒商王壽呂》、《1949年後的梁漱溟》、《“反面教員”梁漱溟》等。

聚焦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有一定影響和地位的民主人士，依據原始記錄再現民主人士在政協內部活動范圍內顯露的心路歷程！
我這個人從踏上工作崗位開始，就有記大事記和保存自己參加而不須上交的各種會議、活動的記錄本和原始材料的習慣。“文革”中這些材料曾經裝在兩個肥皂箱中，被棄置在全國政協機關的倉庫里。誰承想，這些“無用之物”如今派上了用場。
——作者手記

我寫民主人士的緣起（代序）
《李宗仁歸來》一書起因
一瓢涼水澆不滅：作品在東北出版
作品涉嫌“泄密”受追查
在歷史責任感的驅使下……
一篇“專訪”惹出的百般是非
梁漱溟出書受牽連
一波三折，《梁漱溟與毛澤東》艱難面世
風雨過後猶可深思……

十世班禪大師
政協會議期間，十世班禪做了一件讓人頗感意外的事
十世班禪：我在“文革”中沒有死掉，主要是周恩來總理的恩德
十世班禪的《七萬言書》
“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被監護
長達九年零八個月的第二次監護
盛年圓寂

趙樸初居士
在趙樸初主持的全國政協宗教組的座談會上，藏傳佛教著名學者喜饒嘉措重重放了一“炮”
趙樸初與梁漱溟的特殊交往
面對追查天安門詩抄的重壓，趙樸初公開講：“關于周總理的詩詞我是寫得最多的一個”
政協報寫詩的事，我先應承下來，以後交卷
口述“抗戰一事”
晚年歲月
終生不賣墨寶

程思遠的沉默和困惑
在批判梁漱溟時保持沉默的程思遠最後說了最不夠“火力”的話，梁漱溟聽了居然點頭示意
在點名批鄧前夕，程思遠提出三個問題震驚四座
“天安門事件”後，程思遠在學習會上鄭重其事地講了一段政治故事

老資格的于樹德先生
全國政協直屬學習組云集眾多風云人物
“老資格”于樹德常有驚人之舉，言別人所不敢言，行別人所不敢為
于樹德：梁漱溟這個人什么場面沒見過？什么風雨沒經過？……我看算了……
于樹德的兩條意見，立刻使會場安靜下來
于樹德三百塊大洋供周恩來留學日本，幾十年後周恩來提出還賬
于樹德說，當我發現毛主席沒有出席周恩來追悼會時，腦子里“轟”了一下
“中國共產黨最早的一位大'左'派是鼎鼎大名的張國燾，我還真同他面對面地吵了一架！”
因與李大釗同是朋友，于樹德與梁漱溟也成了朋友

政協委員中的“右派”分子章乃器
三屆政協常委會39次會議決定：撤銷章乃器的全國政協委員資格
當年的“大右派”章乃器始終不承認自己是什么“資產階級右派”章乃器的“鳴放”言論摘要
周恩來約章乃器談話。章乃器表示：撤我的職，倒沒有什么，給我扣上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罪名，我寧死也不能承認
戴著“右派”帽子的章乃器仍然敢于在會上提出不同意見
這位知名人物又黑又胖，煙斗不離嘴，總是仰著臉，沒有見他笑過

宋希濂的前世今生
1926年的一天，宋希濂在陳賡帶領下進廣州城見一位要人。推開房門，伏案寫字的要人竟是周恩來
1936年，周恩來看著站在面前的宋希濂和陳賡說：你們一個是紅軍師長，一個是國軍師長，官階一樣，派頭不一樣，一土一洋
1959年宋希濂被特赦之後，周恩來說：學生走錯了路，老師多少也是有責任的?！
……
黃維：從國民黨戰犯到政協文史專員
沈醉“文革”自述
從“政治聯姻”到恩愛夫妻的愛新覺羅·溥杰夫婦
作家柯靈
從軍統中其一：鄧葆光四十年沉浮
傳奇女子董竹君
張學良胞弟張學銘
民主人士在“文革”初期
民主人士在“五七”干校的歲月
民主人士悼總理述往事
呼吁為1976年天安門事件平反的波折
後記

大鼻子的問話是預料之中的。格里娜立刻毫不客氣地回答說：“案子何年何月可破，這是一。再說鄧葆光治病養傷走了，寶豐行還要留人處理善後，我們可委托代理人。被害人至今不能言語，不知道留在香港對你們破案工作，有何特殊的需要？”大鼻子自然無法答復。至于破案一說，更經不起追問。因為自1949年至1950年間，一年多時間內臺灣軍統特務在香港制造兇殺案件，可以說一個接一個，至今沒有一個是破了案的。大鼻子深知不能自圓其說，但他眼睛一轉，依舊硬著頭皮說：“過去發生的案子，正在偵察，遲早要破案的，這是我們的責任。夫人，您丈夫被刺案也要偵破的，需要您的配合……”
“破案是被害人的要求，有什么不好。”格里娜知道再跟他推磨似的來回說，白耽誤時間，便把話鋒一轉，“重要的問題還在于，我的丈夫至今處于嚴重的威脅之中，如果你們不讓他返回內地，那就要求警方立下他今後在港安全的保證。”
“這……”大鼻子答不上來了。
首次交鋒，頗有成果。何天錫一句話沒有說，便當場辦理了允許離港的手續。還要求警方配合，保證臨行前的安全。
一個旭日初升的清晨，聖瑪麗醫院的後門打開了。這里緊挨著太平間，平時只允許火化場運尸體的車輛通行，開放的時間沒有定準，有時夜間，有時白天，有時早晨。這一天的運尸車輛像往常一樣，緩緩開出後門，然後加速向火化場方向馳去。半道上，嚴密的車身里有人從窗縫里往後觀望，見一輛小臥車緊追著。果然，特務們嚴密封鎖了聖瑪麗醫院，連專運尸體的後門也不放過。小汽車跟到火化場大門口，看看無異樣，便掉頭回去了。幾分鐘後，運尸的車輛停在火化間的出口處，那里正停著一輛小車。運尸車打開後門，首先跳下來的是何天錫，然後是花錢雇來的護理人員。他們小心翼翼地把鄧葆光扶進小轎車，直駛羅湖方向。在那里，蔣寶祥已陪同格里娜攜幼子先行到達，香港警署守約派人在橋頭照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