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判決書可接受性的修辭研究（簡體書）

《華東政法大學校慶六十周年紀念文叢：司法判決書可接受性的修辭研究》分析了判決書的可接受性既非僅是判決本身所固有的客觀屬性，也非僅是判決受眾的一種主觀感受，而是存在於判決書本身與判決受眾的感受之間。
《華東政法大學校慶六十周年紀念文叢：司法判決書可接受性的修辭研究》認為應以一種更為動態化、開放化、多元化的視角去看待立法、司法過程中法律語言的運用，因此，修辭學視角下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解對判決書中研究的片面性。
《華東政法大學校慶六十周年紀念文叢：司法判決書可接受性的修辭研究》將法學研究的視角引入了傳統的修辭學研究中，是一種研究方法的創新。

張純輝，英語語言學文學博士，畢業于上海外國語大學，研究方向為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法律語言學。現任教于華東政法大學外語學院。

《司法判決書可接受性的修辭研究》由張純輝著。《司法判決書可接受性的修辭研究》將法學研究的視角引入了傳統的修辭學研究中，是一種研究方法的創新。

在判決書中使用的修辭是這樣一種說服：它并不灌輸關于正義和非正義的知識，而產生對正義和非正義的信念。正如韋伯所言，“任何統治形式要獲得權威，都必須喚起被統治者對統治的合法性信仰。所謂合法，即是有根據的，能使被統治者所接受和服從的，這也同樣適用于法律的統治方式。但真正的合法性與正當性的獲得只能依賴話語的力量而不是暴力”。（轉引自葛洪義，2002：2）在司法實踐中，運用修辭，并不僅僅是為了言語上的動聽或者辭藻的華麗以嘩眾取寵，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有助于弘揚真理和正義，使比較弱的觀點變得更強”。（波斯納，2001：570—571）。修辭在判決書中的應用是獲得受眾的信服的重要手段。
如在判決書中，當事人需求是否正當由事實、證據決定，而法官在書寫判決書時不可能將所有事實和證據照搬，這是因為案件事實所描述的只是事實命題，如果不對它進行法律的價值判斷，就無法同法律推理的大前提發生聯系，也無法將之歸類于某一具體的法律規范之下。因此必須對案件事實進行敘事裁剪，即對案件事實進行價值判斷，將案件事實問題轉化為法律問題。然而在實際生活中，人們對事件的描述往往與其對此的評價不可分割地同時存在，因而，這種對于事實的裁剪，是在法官思維指導下的裁剪，是一種對于判決敘事的修辭。法官正是通過敘事裁剪的修辭技巧使閱讀受眾完成了對于案件事實的想象性重構，其目的在于獲得基于剪裁事實基礎上的法律話語的正當性，其最終目的是影響受眾接受其判決。以故意殺人案為例，如果法官在法律事實裁剪和證據事實裁剪的時候，故意略去犯罪嫌疑人有減輕處罰的情節的事實，或其行為實際上屬于正當防衛的事實，或犯罪嫌疑人是在緊張情緒下、混亂情景中“失控”刺傷對方，那么對其主觀方面的定性有可能由過失或者意外轉變為故意殺人。事實裁剪差異之大足以導致完全不同的定罪量刑。如果法官運用事實裁剪的修辭手段來壓制一方有利事實、以片面剪裁事實的方法來迂回維護自己的結論，那么其判決結果就不具有合法性和正當性，必然不能為受眾、特別是當事人受眾所接受。
再如，在司法實踐中，作為具體個案中適用的法律規則，是論證的大前提，在某種意義上必須通過法律解釋建構起來，如何與作為法律事實的小前提推論出判決結論，就必須有一個修辭論證說理的過程。由于法官在司法判決書中所作出的論證推理過程不具有合理性、邏輯性，其所用的事實和法律的援引無法推導出判決結論，或判決書未能通過修辭論證推理來闡釋其推理過程，不能讓受眾明了援引的法律規則與判決結論之間具有相關性，那么，即使援引的法律規則正當合理，其正當性、合理性也無法傳遞給判決結論，可接受的司法判決書也就不可能構建出來。司法是一個存在大量利益衡量與價值判斷問題的領域，其中使用更多的是以包括修辭技巧和修辭論證在內的方式來解決沖突，而絕非簡單的邏輯推導。司法判決本質上并非是絕對的理性證明，而是在理性的基礎上，法官根據其對具體法律的理解作出的適用性選擇并給出合理性說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