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過程中集團決策（簡體書）

現代政治的焦點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而現代政治的複雜性又使得整個公共政策過程不夠順暢，政策制定存在相當難度。因此公共政策過程中，政策制定的決策者迫切需要決策的民主化，需要利益集團、政策研究機構、學術團體及專家提供各類有針對性的宏觀或微觀的決策思路和建議，也就是所謂的集團參與決策。而集團決策參與公共政策過程除了領導集團決策的重要作用與影響之外，利益集團的作用與影響最大。
《公共政策過程中集團決策的作用與影響研究：以利益集團為視角》主要以利益集團為視角，重點研究中國利益集團在公共政策過程中的作用與影響。

《公共政策過程中集團決策的作用與影響研究:以利益集團為視角》寫到，現代政治的焦點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而現代政治的復雜性又使得整個公共政策過程不夠順暢，政策制定存在相當難度。因此公共政策過程中，政策制定的決策者迫切需要決策的民主化，需要利益集團、政策研究機構、學術團體及專家提供各類有針對性的宏觀或微觀的決策思路和建議，也就是所謂的集團參與決策。而集團決策參與公共政策過程除了領導集團決策的重要作用與影響之外，利益集團的作用與影響最大。因此《公共政策過程中集團決策的作用與影響研究:以利益集團為視角》主要以利益集團為視角，重點研究中國利益集團在公共政策過程中的作用與影響。

第一章導論
第二章利益集團的界定與中國利益集團的發展
第三章國外利益集團的發展及其對公共政策過程的影響
第四章中國公共政策過程的特點及相關的政策決策模式
第五章公共政策過程中利益集團作用與影響的現狀分析
第六章利益集團作用與影響公共政策過程的實證分析——以中國房地產利益集團為例
第七章促進利益集團在公共政策過程中的積極作用與影響的對策
結束
參考文獻
後記

一 中國利益集團產生的動因及背景
一般認為，中國利益集團產生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改革的過程也是利益調整與分化的過程。換言之，中國利益集團是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形成與發展、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變遷、公民社會的崛起、多元文化的形成與發展而逐步地形成發展起來的。
1.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變遷即公民社會的興起是各種利益集團得以形成的根本原因
按照國家與社會間力量的對比，可以將國家與社會間關系的類型劃分為“強國家—弱社會、強國家—強社會、弱國家—強社會、弱國家—弱社會”四種類型。一個比較穩定的社會應該中間比較大，社會利益集團比較發達，兩頭比較小。可以說，“底線是社會穩定，上限是利益的表達，兩者之間的就是形成制度化的利益表達機制的空間”，在這其中，利益集團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利益的聚合與表達。弱社會向強社會的轉型過程就是公民社會的形成過程。它應該由一系列的民間自治團體組成。如查爾斯‘泰勒所說：“公民社會的核心理念指的是與國家相對，并部分獨立于國家，包括那些不能與國家相混淆或者不能為國家所淹沒的社會生活領域。”如果中間這個狀態始終強不起來，社會秩序的穩定就無法保證。由于公民社會的缺乏，在強國家一弱社會模式下，原先由社會承接的諸如教育與文化等社會功能，均由強勢國家承包下來，這種受制于行政化官僚約束的體制致使社會利益多元化不能通過公民社會來調節。公民社會的興起可以為不同社會集團利益的凝聚和表達疏通渠道，有效緩解國家層面上的壓力。
新中國成立后至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大致處于 “強國家—弱社會”的模式，按照社會學學者孫立平的看法叫做“總體性社會”。盡管社會轉型期的政治文化“可能不像西方文化那樣過分突出個人的獨立以及個人與國家的對立，在個人與國家的關系上，尋求偏向集團主義的平衡點；它可能會相對淡化社會利益的分化、對立、沖突和多元競爭，強調社會整體利益，以及社會合作與和諧的價值”。但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這種社會轉型給利益集團帶來了一些發展空間和政治土壤。改革開放前，中國總體性社會的突出特征是國家政權對社會、經濟實施全面控制，對各種資源進行全面壟斷，民主化進程緩慢，程度較低，因而其對利益集團的形成及活動在客觀上有一種壓抑作用。國家政權對相對獨立于國家之外的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往往采取抑制或納入政治體系之中兩種方式。因此，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泛政治化”時代背景下，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造就了“自在的”利益群體，而無法形成“自為的”利益集團。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社會各個領域已經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早在2006年中共第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就曾指出當前中國社會發展發生了“四個深刻”：“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中國國家與社會關系轉而向強國家一強社會轉變，社會的自由空間逐步擴大，而以經濟市場化和產權多元化為基本內容的經濟體制改革則直接促進了“自主性社會”的形成，為利益集團的出現提供了社會土壤和經濟空間，這是現階段中國利益集團形成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