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夜（簡體書）

二十來歲時，我想當個小說家。那時候，有個習慣：拆書。從各種小說集里挑出自己喜歡的作品，把它們重新裝訂到一起，做成一本新書。我記得，曾鼓搗出一本，里面有《風琴》、《相遇》、《雨季的感覺》、《偶然事件》、《此文獻給少女楊柳》、《劇院》、《南方遺事》、《離鄉》、一《動物兇猛》、《十六世紀的賣油郎》、《弟弟的演奏》、《宋朝故事》、《畫屏》、《有樹的風景》……
為了一本書，我毀掉了那么多的書。
現在我三十多歲，突然不明白了。我的意思是說，很難再攢一本自己喜歡的書了。因為這十年來，目光所及，中國的小說已是如此無趣。幽默感和幻想精神的缺乏，已成為當下中國小說的致命傷。而上面列的小說，則是我所認為的過去時代里的有趣的小說，我覺得它們是真正優秀的作品。它們雖然風格迥異，但有一點是相通的：都具有先鋒精神。但現在，在小說界，人們不屑于談先鋒了。可文學一旦缺乏了先鋒精神，還剩下什么？
先鋒，就是自由。在小說世界，與自由息息相關的是創新。語言之外，對一個小說家來說，他所面對的永遠是具有新意的故事構架與敘事方式的挑戰。
談到故事，我認同那個德國人的話。在批評當下的中國小說時，他說：“……里面有祖父，之后是父親，然后是孫子，一講就是30、40年代，現代小說是以比如說幾年前榮獲畢納西文學獎的奧地利作家瓦爾特。卡帕赫(walterKappacher)為代表。他講了一個人的11天，集中講一個人物。”在不少中國小說家那里，確實存在一個可疑的觀念，似乎只有展現了人的一生，才叫長篇，才能把事講透，才足夠地深刻。這顯然是沒有道理的。 雖然我厭惡“現實主義”或“寫實主義”這樣的措辭，但我并不排斥書寫現實生活。我也不認為先鋒就得遠離當下。我更關心的是：一個小說家，把樹上的葡萄變成一桶酒時，需要怎樣的手藝？也就是敘事的問題。如果一定進行比較，我覺得，在小說寫作中，敘事比故事重要那么一點兒。不然的話，即使故事再動人，也有可能僅僅是個民間傳說。加入了敘事的技術后，它才可以被稱為小說，于是我們看到巴恩斯的《福樓拜的鸚鵡》和《十又二分之一章世界史》，看到德里羅的《天秤星座》和《大都會》。
但現在，很多中國小說家都不講求敘事了，只是日復一日地在陳腐的所謂反映現實的故事中茍延殘喘且樂此不疲。關于這一點，看看那些文學選刊和市面上的小說就知道了。這也是我懷念當年先鋒派的原因。那一代作家，每個人心中雖然都有隱秘的宗師，博爾赫斯、羅伯一格里耶也好，卡爾維諾、納博科夫也罷，但他們自己仍不失為本土文學的新的創造者。
今天呢？
因而我覺得格非、呂新的堅持在當下中國的小說版圖中彌足珍貴。他們沒有丟失自己當年的氣質。格非近期的《隱身衣》透露出的那種詭譎的風格依舊讓人驚奇。至于呂新，當別人偃旗息鼓時，他仍然固守著自己的陣地，直到不久前還寫出《阮郎歸》這樣充滿先鋒氣息的長篇。
我相信先鋒最終是文學信念。
至于《平安夜》，簡單地說，寫了同一個晚上發生的五個故事，主人公的階層、年齡、性別、境遇雖各不相同，但他們所做的事，或多或少都有一種冒險的性質。冒險，則源于我們內心的焦慮和不安。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頭號情緒。雖然這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甚至可以說缺點還很明顯，但是我第一部長篇小說，也就沒理由不珍視它，至少它表明了我的文學觀念，對一個寫作者來說這太重要了。
今天，面對它的出版，感謝老友賈佳。六月初的那個晚上，聊這部小說時，某些瞬間，她認真的語調叫我覺得陌生。但轉念一想：這就對了。對于她的苛刻和精準的判斷，作為朋友我深感幸運。
感謝《人民文學》主編，文學評論家施戰軍先生對這部小說的力薦。很早的時候，我就閱讀施先生有關中國先鋒文學的評論，從中受益匪淺。感謝格非先生的鼎力推薦。如果說這些年我始終喜歡一個小說家，除了先生外還能有誰呢？欣喜是難免的。
回到開頭。二十多歲時，我確實想當個小說家，但最終沒有實現，而轉向了詩歌。七年后，又開始了歷史寫作。現在，也已經過去五年了。我知道人生沒有太多的七年，也不會有太多的五年。我想起美國詩人鄧肯那首詩，其中一句是這樣的：“鮭魚并不生活在榛子飄落的井中．卻在瀑布中戰斗，無聲地，盲然地進行著。”
我愿意做那條鮭魚。除了寫，還能如何？只是有時候會傷感。
還記得十多年前，想當一個小說家的我，每周都會去天津圖書館一樓的閱覽室讀文學期刊，天黑時才坐公交車回家。那時候明月在天，中環線上車流黝黑，偶爾閃出一道光亮，那是我的未來嗎？那條路真是漫長，千山萬水只有內心的月色永恒。
2013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