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棚雜憶(最新修訂圖文典藏版)（簡體書）

季羨林，山東聊城市臨清人，字希逋，又字齊奘。1930 年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專修德文，1935 年留學德國，獲哥廷根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他精通12 種語言，“梵學、佛學、吐火羅文研究并舉，中國文學、比較文學、文藝理論研究齊飛”，曾歷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科院南亞研究所所長，是中國著名文學家、語言學家、國學家、佛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

《牛棚雜憶》目錄
祝詞 / 001
自序 / 001
緣起 / 001
從社教運動談起 / 005
1966年6月4日 / 009
對號入座 / 017
快活半年 / 022
自己跳出來 / 031
抄家 / 040
在“自絕于人民”的邊緣上 / 050
千鈞一發 / 057
勞改的初級階段 / 065
大批斗 / 075
太平莊 / 081
自己親手搭起牛棚 / 087
牛棚生活 / 090
牛棚轉移 / 117
半解放 / 124
完全解放 / 129
余思或反思 / 137
后記 / 145

憶往述懷
我的心是一面鏡子 / 148
我的讀書經歷 / 175
一個老知識分子的心聲 / 192
賦得永久的悔 / 199
寸草心 / 206
老貓 / 213
二月蘭 / 222
懷念西府海棠 / 227
北京憶舊 / 230
重返哥廷根 / 233
月是故鄉明 / 240
在清華大學念書的時候 / 243
我的女房東 / 253
西諦先生 / 259
我記憶中的老舍先生 / 266
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 / 270
回憶陳寅恪先生 / 281
晚節善終大節不虧——悼念馮芝生(友蘭)先生 / 292
回憶梁實秋先生 / 297
悼許國璋先生 / 300
痛悼克家 / 306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十六七年以來，我一直在思考有關這一次所謂“革命”的一些問題。特別在我撰寫《牛棚雜憶》的過程中，我考慮得更為集中，更為認真。這可以算是我自己的“余思”或者“反思”吧。
我思考了一些什么問題呢？
首先是 ：吸取了教訓沒有？
世人都認為，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既無“文化”，也無“革命”，是一場不折不扣的貨真價實的“十年浩劫”。這是全中國人民的共識，決沒有再爭論的必要。在這一場空前絕后（我但愿如此）的浩劫中，我們人民在精神和物質兩個方面所受的損失可謂大矣。這一筆賬實在沒有法子算了。不算也罷。我們不是常說，尋求知識，得到經驗或教訓，都要付出學費嗎？我完全同意這個看法。可是，我們付出的學費已經大到不能再大的程度，我們求得的知識，得到的經驗或教訓在哪里呢？
我的回答是 ：沒有，一點都沒有。
我個人一向認為，“十年浩劫”是總結教訓的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是億金難買的“反面教員”。從這一個“教員”那里，我們能夠獲得非常非常多的反面的教訓 ：把教訓一轉化，就能成為正面的經驗。無論是教訓還是經驗，對我們進一步建設我們偉大的祖國，都是非常有用的。
可是，我們沒有這樣干，空空錯過了這一個恐怕難以再來的絕好機會。有什么人說 ：“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了，可以不必再管它了。
因此，我思考的其次一個問題是 ：“文革”過去了沒有？
我們是唯物主義者，唯物主義的真髓是實事求是。如果真想實事求是的話，那就必須承認，“文革”并沒有過去。雖然從表面上來看，似乎已經過去了；但是，如果細致地觀察一下，情況恰恰相反。你問一問參加過“文革”，特別是在“文革”中受過迫害的中老年知識分子，如要他們肯而且敢講實話的話，你就會知道，他們還有一肚子氣沒有發泄出來。今天的青年人情況可能不同。他們對“文革”不了解，聽講“文革”，如聽海外奇談。我覺得值得憂慮的正是這一點。他們昧于前車之鑒，誰能保證，他們將來不會干出類似的事情來呢？至于中老年受過迫害的知識分子，一提“文革”，無不余怒未息，牢騷滿腹。我不可能會見百分之百的這樣的知識分子，但我敢保證，至少絕大部分人是這樣子。
至于為創建新中國立過功而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老干部他們覺悟高，又能寬宏大度，可能同知識分子不同。我接觸的老干部不多，不敢亂說。但是，我想起了一件小而含義深遠的事兒，不妨說上一說。記得是在 1978 年，全國政協恢復活動后，我在友誼賓館碰到一位參加革命很久的，在文藝界極負盛名的老干部，“文革”前，我們同是全國政協社會科學組的成員，十多年不見，他見了我劈頭第一句話就是 ：“古人說 ：‘士可殺，不可辱。’‘文化大革命’證明了 ：‘士可殺，亦可辱。’”說罷，哈哈大笑。他是笑呢，還是哭？我卻一點也笑不起來。在這位老干部心中，有多少郁積的痛苦，不是一清二楚了嗎？
有這種想法的，絕不止這個老干部一人。我個人就有這樣的想法。而且，我相信，中國的知識分子，也就是古代的所謂“士”，絕大部分人都會有這種想法。“士可殺，不可辱”，這一句話表明了中國自古以來就有這種傳統。我們比起外國知識分子來，在這方面更為敏感。
我不禁想起了中國知識分子這一類人，既不是階級，也不是階層，想起了他們的歷史和現狀。在封建社會里，士列在士農工商之首。一向是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在社會上有崇高的地位。予生也晚，《儒林外史》中那樣的知識分子，我沒有見到過。軍閥混戰時期和國民黨統治時期的知識分子，我是見到過的。不說別的，專就當時的大學教授而言，薪俸優厚，社會地位高。他們無形中養成了一種高人一等的優越感。存在決定意識，這是必然的。他們一般都頗為神氣，所謂“教授架子”者便是。到了我當教授的時候，情況大大改變。國民黨統治已到末日，通貨膨脹達到了驚人的程度。教授實際的收入少得可憐。但是，身上那一件孔乙己的大褂還是披著的，社會地位還是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