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春秋》佚著研究（簡體書）

《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唐宋<春秋>佚著研究》系統梳析唐宋《春秋》著述情況，主要探討中晚唐李瑾、陳岳，宋初三先生孫復、胡璦、石介，慶歷學者李堯俞、孫覺，伊洛學派程頤、劉絢、楊時，程門后學胡安國、王葆、程迥，以及浙東學人項安世、薛季宣、呂祖謙諸家之《春秋》佚著佚說。研究皆從問題人手，通過輯佚考辨，獲得大量新材料，并據此進行深入的個案分析和綜合考論。或可為觀察唐宋《春秋》學提供一個新視角，有助于盡量全面認識唐宋《春秋》學發展演變的歷史實相。

黃覺弘，原名黃玨，生于1970年，湖北石首人。文學博士。現為江漢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后。主要從事《春秋》學研究，已發表論文四十余篇。

序
緒言
第一章 中晚唐新儒
第一節 李瑾《春秋指掌》
一、《春秋指掌》佚文及篇卷
二、《春秋指掌》與《春秋左傳正義》
第二節 陳岳《春秋折衷論》（上）
一、《春秋折衷論》佚文新考
二、規模、體例及三傳次第
第三節 陳岳《春秋折衷論》（下）
一、啖趙學派之興起
二、陳岳與啖趙學派
第二章 宋初三先生
第一節 孫復《春秋總論》及其他
一、《春秋總論》佚文輯考 序
緒言
第一章 中晚唐新儒
第一節 李瑾《春秋指掌》
一、《春秋指掌》佚文及篇卷
二、《春秋指掌》與《春秋左傳正義》
第二節 陳岳《春秋折衷論》（上）
一、《春秋折衷論》佚文新考
二、規模、體例及三傳次第
第三節 陳岳《春秋折衷論》（下）
一、啖趙學派之興起
二、陳岳與啖趙學派
第二章 宋初三先生
第一節 孫復《春秋總論》及其他
一、《春秋總論》佚文輯考
二、《春秋總論》與《春秋尊王發微》
三、其他《春秋》佚論四篇
第二節 胡瑗《春秋》佚說
一、胡瑗《春秋》佚說新考
二、胡瑗與孫復之異同
第三節 石介《春秋說》
一、《春秋說》佚文輯考
二、石介與孫復之異同
第三章 慶歷諸家
第一節 李堯俞《春秋集議略論》
一、《春秋集議略論》佚文輯考
二、“辨三傳諸家得失，及采陳岳《折衷》”
第二節 孫覺《春秋經社要義》
一、《春秋經社要義》佚文輯考
二、《春秋經社要義》與諸家學說
三、《春秋經社要義》與《春秋經解》
第三節 黎(钅享)《春秋經解》
一、《春秋經解》佚文輯考
二、黎(钅享)之“以經解經”
第四章 程頤及其門人
第一節 程頤《春秋》佚說
一、程頤《春秋》佚說述考
二、佚說與《二程集》
第二節 劉絢《春秋傳》
一、《春秋傳》之流傳及其佚文
二、劉絢與程頤、胡安國
第三節 楊時《春秋》遺說
一、楊時《春秋》遺說輯考
二、楊時《春秋》學之淵源
第五章 程門后學
第一節 胡安國佚信五篇及其他
一、《答羅仲素書》
二、《論宋氏（春秋駁議）書》
三、《論（春秋傳序）書》等佚信及其他
第二節 王葆《春秋集傳》
一、《春秋集傳》佚文輯考
二、王葆與程頤、胡安國
第三節 程迥《春秋》佚說
一、程迥及其《春秋》佚說
……
第六章 浙東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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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啖助、趙匡二人著述早佚不同，陸淳的《春秋》著述至今保存得比較完整，這在整個唐代經學家中也頗為罕見。陸淳《纂例》十卷相當集中地保存了啖趙學派的學術宗旨。據卷一自敘，書成于唐代宗大歷乙卯（775），十卷共四十篇。第一篇至第八篇為卷一，是全書總義。第九篇至第三十五篇，是對《春秋》義例的具體分析。第三十六篇以下五篇是經傳文字脫繆及人名國名地名。《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六說此書“其發明筆削之例者，實止中間二十六篇而已（按，指第九篇至第三十五篇）”①，認為最重要的部分是這二十六篇，這當然是一種偏見。現在看來，卷一的幾篇提綱挈領，總論全書，才是最重要的部分。陸淳《春秋集傳辨疑凡例》云：“《集傳》取舍三傳之義可入條例者，于《纂例》諸篇言之備矣。其有隨文解釋，非例可舉者，恐有疑難，故纂啖趙之說著《辯疑》。”②可見《纂例》、《辨疑》皆是陸淳述啖、趙兩家之說，很少有自己的論說。《微旨》一書則先列三傳異同，參以啖趙之說，而斷其是非，較多地有陸淳個人的見解。而于每條必稱“淳聞之師日”，乃陸淳自明其學之所出，示不忘本也，不能全以為轉述啖助之說。
啖趙學派對傳統《春秋》學有很大沖擊，其議論之新異，影響之深遠，于中唐《春秋》學中最為翹楚。首先，啖、趙認為三傳均未達《春秋》深指、圣人筆意。三傳學者認為通過以傳逆經、依傳達經的方法，可以把握《春秋》之“微言大義”，而且經過長時間的探究，都形成了權威性的結論和著述。如說《左傳》者認為“《春秋》者，周公之志也”。說《公羊》者認為“夫子之作《春秋》，將以黜周王魯，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說《轂梁》者認為“夫子傷之，乃作《春秋》，所以明黜陟，著勸戒，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人勸焉，淫人懼焉”③。啖助則橫掃三家，獨標新義，“吾觀三家之說，誠未達乎《春秋》大宗，安可議其深指？可謂宏綱既失，萬目從而大去者也”④。啖助認為《春秋》之旨在于“救時之弊，革禮之薄”⑤，“參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為本，不全守周典禮”①。啖助質難杜預說：“若然，則周德雖衰，禮經未泯，化人足矣。何必復作《春秋》乎？”②認為夫子是傷于周主威權不行，于是“下同列國，首王正以大一統，先王人以黜諸侯，不書戰以示莫敵，稱天王以表無二尊，唯王為大，邈矣崇高”③。而何休竟然說是黜周王魯，自然荒謬無稽。至于轂粱家說明黜陟，著勸戒，更沒有體現出《春秋》的微言大義，“粗陳梗概，殊無深指。且歷代史書皆是懲勸，《春秋》之作豈獨爾乎？”④正是歷來相沿“《轂梁》膚淺”的論調。當然，啖助雖對三傳都不滿意，但在追求《春秋》深指上還是受到公羊學的影響較大，所謂“首王正以大一統”、“唯王為大”這些都是《公羊傳》開宗明義的思想。趙匡則別著一理，說：“予謂《春秋》因史制經，以明王道。其指大要二端而已，興常典也，著權制也。”⑤
其次，啖助認為三傳互有得失，《左傳》敘事詳備，《公》、《轂》二傳則傳經密于《左傳》，同時穿鑿附會也甚于《左傳》。啖助認為，《左傳》作者得到了豐富的史料，在作傳時又廣收博取當時文集雜書，雖然“是非交錯，混然難證”，不過“其大略皆是左氏舊意，故比余傳，其功最高。博采諸家，敘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⑥，充分肯定了《左傳》敘事的功績。但《左傳》敘事雖多，釋義卻少，又作傳之人，“妄有附益，故多迂談”⑦，甚至連原先沒有的經義也強為解說，“遂令邪正紛揉，學者迷宗也”⑧。《公》、《轂》二傳初亦口授，后人據其大義，散配經文，故多乖謬，失其綱統，“然其大指亦是子夏所傳，故二傳傳經，密于《左氏》”⑨。密則密矣，其弊端亦由是而生，“隨文解識，往往鉤深，但以守文堅滯，泥難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條例，義有不合，亦復強通，舛駁不倫，或至矛盾，不近圣人夷曠之體也”，“二傳穿鑿，悉以褒貶言之，是故繁碎甚于《左氏》”⑩。應該說，這些都是切中肯綮之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