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記：夏榆、馮秋子、資中筠散文（簡體書）

周聞道，本名周仲明，現供職于四川眉山市某部門。文學碩士，作家，經濟專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四川省作家協會委員，天涯社區—散文天下首席版主，《在場》雜志主編。漢語寫作第一個自覺的散文流派——在場主義的創始人和代表作家，中國第一位創立文學流派的政府官員。發表作品500余萬字，出版《暫住中國》《國企變法錄》等文學專著13部，330余萬字；財經評論專著3部，100余萬字。先后獲得全國及省市級多項文學獎，作品入選多種年選、選本、大學教材，被上海、湖北、河北、河南、陜西、浙江等省市中學選為高考聯賽試題。

林賢治、龍應臺、齊邦媛、李娟、張承志、夏榆、資中筠、章詒和、高爾泰、金雁、王鼎鈞、許知遠、畢飛宇、野夫、柴靜、蔣方舟、孫紹振、南帆、范培松、陳劍暉等名家強強聯手，百年一遇的作者陣容，打造史上最強的中國散文讀本叢書。
被譽為“中國民間文學第一大獎”的在場主義散文獎首次結集，呈現豐盛文化盛宴。

夏榆作品
《黑暗的聲音》授獎詞
夏榆答謝詞：當我們談論“在場”的時候，我們在談論什么
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我們對
世界的疼痛感
悲傷的耳朵
白天遇見黑暗
美麗的清水
黑暗中的閱讀與默誦
黑暗之歌
在黑暗中升起黎明
我知道黑夜的悲傷

馮秋子作品
《朝向流水》授獎詞

夏榆作品

《黑暗的聲音》授獎詞

夏榆答謝詞：當我們談論“在場”的時候，我們在談論什么

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我們對

世界的疼痛感

悲傷的耳朵

白天遇見黑暗

美麗的清水

黑暗中的閱讀與默誦

黑暗之歌

在黑暗中升起黎明

我知道黑夜的悲傷

 

馮秋子作品

《朝向流水》授獎詞

馮秋子答謝詞: 人的自由唯有思想和灌溉

荒原

寸斷柔腸

在我心里，有一條通向你的路

尖叫的愛情和其他

1962：不一樣的人和鼠

我與現代舞

生育報告

閻荷

少年巴頓

農民的快樂和苦難

正月初二

 

資中筠作品

《不盡之思》授獎詞

資中筠答謝詞

沉渣泛起（之一）

沉渣泛起（之二）

“皇帝的新衣”現代版

關于我的履歷

關于巴金《家》的隨想

高山流水半世誼

“小罵大幫忙”新解

孔子之用，大矣哉！

大學文科向何處去

在胡志明家做客

唯有思想是不能用錢買的

兵馬俑前的沉思

 

呼喚更多的文化關懷（代跋）

顯示全部信息

在胡志明家做客/資中筠

最近翻閱塵封已久的相冊，見到幾張舊照片，勾起一段往事。1960年9月，越南民主共和國（1976年南北統一后更名為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十五周年國慶，同時召開越南勞動黨代表大會，邀請各社會主義國家及共產黨代表列席，中國派出了黨政代表團，團長李富春，團員葉劍英、廖承志，我國駐越大使是當然成員。代表團成員有：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和中聯部主管這一地區的局長、一名攝影記者、一名新聞紀錄片的攝影記者，文字記者由新華社駐河內分社承擔，還有李富春的秘書和葉劍英的警衛員，廖公未帶隨員，我作為英、法文翻譯隨團，其實只是備而不用。正式的語言當然在中文和越南文之間，由我國駐越使館和越方提供翻譯；各國來賓語言五花八門，勢必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帶多種語言翻譯。不過大體上通過英語或法語都能溝通，我碰巧二者都懂，帶我去可節約一人。實際上，與各國代表交流很少，我的工作極輕松，大部分時間跟著參觀游覽。我是隨行人員中最年輕、資歷最淺的，因此得到不少照顧，實質的活動內容印象模糊，留下的都是花絮和愉快的記憶，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親見胡志明主席的風貌。
胡志明本人曾經與中國共產黨共同戰斗，與葉劍英還有特殊關系，所以對中國代表團接待既隆重又親切。代表團到達不久，他就接見。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位極其樸素、平易近人的老者。他自始至終一直說中國話，他的普通話略帶廣東口音。以后他經常在不同場合與我們團在一起，總是穿他那一襲白夏布衣衫，身邊有一名女服務員照顧，沒有大批前呼后擁的警衛和隨員，以我國的習慣來看好像安全保衛相當松。我們被安排在原來的法國總督府，那時算是河內最好的房子，同時也是越南主席府。但是胡志明住不慣洋樓，專門在大院后面造了一座竹樓，自己居住。這洋樓就成為國賓館，略相當于我們現在的釣魚臺，當然沒有那么多棟樓。團里唯一的另一位女同志就是攝影記者牛畏予，于是整個訪問期間我們兩個人就住在一起，活動也多在一起。不過她要比我辛苦得多，那時器材還沒有那么先進，她個子不高，整天扛著十幾斤重的照相器材爬上爬下搶鏡頭，令我很佩服。我們在賓館進餐，工作人員和正式代表是分開的。主要是中餐，十分可口，特別是那大米有特殊的香氣，老遠就能聞到，頗助食欲。一天我們正吃午飯，胡主席忽然一個人飄然而至，事先沒有任何通報，我們慌不迭地站起來，他示意我們坐下接著吃，自己也隨便拉一把椅子坐下。他向我們噓寒問暖之后，并問飯菜是否吃得慣。有幾句話印象很深，他說：你們趁著年輕，胃口好，應該多吃點。我年輕的時候胃口很好，但是沒得什么吃，早晨豆芽炒青菜，晚上青菜炒豆芽。現在想吃什么都有了，卻年紀大了，吃不下了。所以你們現在應該多吃點。 我進入老年食量越來越小，每當面對美食常想起他的話來。有一天，胡主席說要邀請中國朋友到他住處做客，本來隨行人員是不在被邀請之列的，不過他忽然看看我說：這個女孩子也一起來吧。于是我就有了到胡主席家做客的殊榮。那“家”在總督府大院的后面，中間經過一片綠樹掩映的小橋流水，池邊有一塊地方壘起幾方石頭，那是釣魚的地方，胡主席請客人在這里釣魚，說這是“胡公釣魚臺”。在這里流連片刻后，來到一座架在空中的小樓，樣式與傣族的吊腳竹樓差不多，不過我不記得是竹制的還是木制的。由幾根柱子搭起，柱子之間八面通風，放一張長桌和幾把椅子，大約是非正式的議事之處。沿簡單的樓梯拾級而上，四面是帶欄桿的回廊，中間只有兩間房間，大家脫鞋進去，地板光潔，一塵不染。臥室只有一張帶蚊帳的床，一書桌、一椅；另一間算起坐間，我的印象中根本沒有家具，大家席地而坐，歡談甚洽（當然我是不敢插嘴的）。胡志明提起與葉帥當年一起戰斗之事，說，你是我的老上級，葉帥連忙說：“不敢當，不敢當。”他還用廣東話說：“我們說廣東話，他們聽不懂。”其實就李富春聽不懂，廖承志也是廣東人。臨告別時，葉帥開玩笑說：“胡主席啊，這個地方真好，可惜還缺一個人。”胡主席會意，笑著說：“我在等文成公主呢！”9月1日越南勞動黨代表大會，除兩名記者有自己的任務外，我們隨行人員都不參加，我在會場外走廊和休息室待命，以便休息期間我國代表需要與其他國家代表交談時隨時應命，實際多為寒暄，并沒有多少實質性談話。我體會，那一次為了不使主人難堪，我代表團有意低調，不把共產主義運動的分歧帶到哪怕是會場外。9月2日國慶日，白天游行、閱兵，我們都應邀上觀禮臺。晚上國宴和游園，都在公園里，宴會也在露天舉行。宴會時間較短，隨后就由越南主人陪著游園，整個園子張燈結彩，一派節日氣氛。與我們的節日游園活動一樣，到處搭臺，進行著豐富多彩的表演，每一處都圍著一圈觀眾。
胡主席有許多別的客人要招呼，但還是陪我們走了相當一段路。宴席間有一趣事：越南9月初天氣還是很炎熱的，入晚也不涼快。對于這種隆重的場合，中國代表照例穿著正式的中山裝，葉帥還穿了元帥服。胡主席卻還是一如既往，穿著他的白夏布衣衫，而且在席間提出來請大家寬衣，說是天這么熱不必拘禮。于是大家如釋重負，紛紛脫去上衣。唯有最胖、最怕熱的廖承志就是不肯脫去白色繭絲的中山裝，胡主席一再點名讓他別客氣，他只是笑而不答。原來他正是由于怕熱，里面什么也沒有穿，光身穿了這件上裝，自然沒法脫了。散席后，李、葉二位都以此事取笑他，他大呼失策不已。在那次訪問期間還參觀了一些中國援建的工廠，記得其中有牙膏廠，我第一次見識原來牙膏是這樣制造的，覺得很新鮮，所以至今還有印象。還游了下龍灣，其地質結構和景色與桂林相似，期間葉帥即興寫了幾首詩，我曾保留過其中一首的手跡，可惜經過“文化大革命”、下干校等，與其他的書籍、文件等一起都消失了。不過后來見到出版的葉劍英詩集中這幾首詩都在內。幾年后美國侵越戰爭起，我才知道挨炸的東京灣就是我游過的下龍灣，不勝惋惜。總之，那次訪問在“同志加兄弟”的氣氛中，十分融洽、愉快。我處于邊緣，沒有參加正式會談。不過當時的政治形勢的背景還是知道的，從非正式活動的一鱗半爪中也能感覺出來。當時中蘇已交惡，越南夾在兩大國之中，兩邊都要爭取它，而胡志明則一心要當和事佬，希望兩邊和好，保持國際共運的團結。中國代表時不時地借機表示對蘇聯的微詞，記得李富春在拜訪竹樓之后說，胡主席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令人欽佩，我們都應該學習，不像有些人忘了本，生活奢侈，還提倡什么物質刺激，同帝國主義和平競賽，搞半修正主義（“半修正主義”是那時中共給蘇共加的帽子，還留有余地，后來把“半”字去掉，再后來就變成“新沙皇”、“社會帝國主義”了）。李富春講“半修正主義”的濃重湖南口音（“半”讀如‘bu’en ）我至今猶有印象。每當此時，胡志明則顧左右而言他。記得那一次他接著說，越南現在也在培植小球藻，凡中國有的，我們也要弄一點（那是三年困難時期，國內提出各種各樣糧食代用食品，“小球藻”是一種菌類，據說富含蛋白質，可補充營養，故一段時期號召培養小球藻），把話岔開了。提到國內的“三年困難”，又想起那次訪問期間，我個人出了一個與此有關的差錯。那個時候，社會主義國家基本上都是短缺經濟，于是就有專門供應外賓的友誼商店，在里面可以買到外面買不著的東西。又由于個人不能持有外匯，出國代表團每人發少量外幣（真的是極少量）作為零用錢，而接待規格較高的代表團，則由東道主“發”給客人零用錢，并安排到友誼商店購物，這也是一個節目。這錢只能在當地花完，帶回去沒用，也不允許。我們訪越期間，照例也有這樣一個日程。我當時初為人母，孩子才三個月，以我的工作性質當然只能喂牛奶，牛奶的供應已經把我父母的份額都占了才勉強維持，而所需白糖，當時也是限量分配，完全不夠的。我在河內的友誼商店經過食品柜臺，忽見白花花的白糖，為之心動，就不假思索地買起來。出國而不買當地手工藝品和土特產，卻買白糖，自己覺得不大好意思，就向陪同的越南同志解釋，因我有一三個月的孩子云云。當時我認為，中國現在供應困難是眾所周知的，尤其是“兄弟”鄰邦，沒有什么好隱瞞的。誰知當天晚上，住處有人敲門，出去一看，一位越南同志送來一個大紙盒，說里面全是白糖，送給那三個月的“小娃娃”的。我大吃一驚，知道事情不妙，顯然我買糖的事已被匯報到越方接待的領導，才有此善意的饋贈。我如收下，是違反紀律的，遂執意推辭。他卻與我一樣堅決，看來他若不完成任務也是不好向領導交賬的。我只得暫時收下。他一離去，我立即拿起盒子去找領導——即外交部的亞洲司長，他負責團內工作人員的思想紀律——說明原委，檢討自己行為不慎，并把“禮物”上交。他表情嚴肅，顯然很不快，但因我是臨時借調不是他的直接下屬，沒有嚴厲批評，只說，事已至此，以后吸取教訓吧，東西留下我們研究后再說。后來在回國前，他們把那盒子又發還給我，說是既不能退還，也無法處理（若不是食物就可上交倉庫）。我當時確實心中很難過，回國后又如實向本單位組織匯報，寫了一份檢討。
事實上，在那個困難時期，出國人員在國外買食品已相當普遍，隨著匱乏越來越嚴重，此風日盛，包括級別相當高的領導都如此，以至傳出把黃油放在箱子里到家化了弄臟衣服的笑話。于是，大約在1961—1962年間，上面（不知哪一級）規定一條紀律，臨時出國人員在國外不得購買食物，以免造成“不良國際影響”，大約是餓死事小，面子事大吧。我這件事發生在宣布紀律之前，所以還不算太嚴重，只批評，沒有處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