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理性批判文集（簡體書）

這裡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公眾本來是被他們套上了這種羈絆的，但當他們的保護者（其本身是不可能有任何啟蒙的）中竟有一些人鼓動他們的時候，此後卻強迫保護者們自身也處於其中了；種下偏見是那麼有害，因為他們終於報復了本來是他們的教唆者或者是他們教唆者的先行者的那些人。因而公眾只能是很緩慢地獲得啟蒙。通過一場革命或許很可以實現推翻個人專制以及貪婪心和權勢欲的壓迫，但卻絕不能實現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見也正如舊的一樣，將會成為駕馭缺少思想的廣大人群的圈套。
然而，這一啟蒙運動除了自由而外並不需要任何別的東西，而且還確乎是一切可以稱之為自由的東西之中最無害的東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可是我卻聽到從四面八方都發出這樣的叫喊：不許爭辯！軍官說：不許爭辯，只許操練！稅吏說：不許爭辯，只許納稅。神甫說：不許爭辯，只許信仰。（舉世只有一位君主說：可以爭辯，隨便爭多少，隨便爭什麼，但是要聽話！）到處都有對自由的限制。
然則，哪些限制是有礙啟蒙的，哪些不是，反而是足以促進它的呢？一一我回答說：必須永遠有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並且唯有它才能帶來人類的啟蒙。私下運用自己的理性往往會被限制得很狹隘，雖則不致因此而特別妨礙啟蒙運動的進步。而我所理解的對自己理性的公開運用，則是指任何人作為學者在全部聽眾面前所能做的那種運用。一個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職崗位或者職務上所能運用的自己的理性，我就稱之為私下的運用。
就涉及共同體利益的許多事物而言，則我們必須有一定的機器，共同體的一些成員必須靠它來保持純粹的消極態度，以便他們由於一種人為的一致性而由政府引向公共的目的，或者至少也是防止破壞這一目的。在這上面確實是不容許有爭辯的：而是人們必須服從。但是就該機器的這一部分同時也作為整個共同體的，乃至於作為世界公民社會的成員而論，從而也就是以一個學者的資格通過寫作面向嚴格意義上的公眾時，則他是絕對可以爭辯的，而不致因此就有損於他作為一個消極的成員所從事的那種事業。因此，一個服役的軍官在接受他的上級交下某項命令時，競抗聲爭辯這項命令的合目的性或者有用性，那就會非常壞事；他必須服從。但是他作為學者而對軍事業務上的錯誤進行評論並把它提交給公眾來作判斷時，就不能公開地加以禁止了。公民不能拒絕繳納規定於他的稅額；對所加給他的這類賦稅惹是生非地擅行責難，甚至可以當作誹謗（這可能引起普遍的反抗）而加以懲處。然而這同一個人作為一個學者公開發表自己的見解，抗議這種課稅的不適宜與不正當不一樣，他的行動並沒有違背公民的義務。同樣地，一個牧師也有義務按照他所服務的那個教會的教義向他的教義問答班上的學生們和他的會眾們作報告，因為他是根據這一條件才被批準的。但是作為一個學者，他卻有充分自由、甚至於有責任把他經過深思熟慮有關那種教義的缺點的全部善意的意見以及關於更好地組織宗教團體和教會團體的建議傳達給公眾。這裡面並沒有任何可以給他的良心增添負擔的東西。因為他把作為一個教會工作者由於自己職務的關係而講授的東西，當作是某種他自己並沒有自由的權力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進行講授的東西：他是受命根據別人的指示並以別人的名義進行講述的。他將要說：我們的教會教導這些或那些；這裡就是他們所引用的論據。於是，他就從他自己不會以完全的信服而贊同、雖則他很可以使自己負責進行宣講的那些條文中——因為並非是完全不可能其中也隱藏著真理，而且無論如何至少其中不會發現有任何與內心宗教相違背的東西，——為他的聽眾引繹出全部的實用價值來。因為如果他相信其中可以發現任何與內心宗教相違背的東西，那麼他就不能根據良心而盡自己的職務了，他就必須辭職。一個就任的宣教師之向他的會眾運用自己的理性，純粹是一種私下的運用；因為那往往只是一種家庭式的聚會，不管是多大的聚會；而在這方面他作為一個牧師是並不自由的，而且也不能是自由的，因為他是在傳達別人的委託。反之，作為一個學者通過自己的著作而向真正的公眾亦即向全世界講話時，則牧師在公開運用他的理性上便享有無限的自由可以使用他自己的理性，並以他自己本人的名義發言。因為人民（在精神事務上）的保護者而其本身居然也不成熟，那便可以歸結為一種荒謬性，一種永世長存的荒謬性了。
然則一種牧師團體、一種教會會議或者一種可敬的教門法院（就像他們在荷蘭人中間所自稱的那樣），是不是有權宣誓他們自己之間對某種不變的教義負有義務，以便對其每一個成員並且由此也就是對全體人民進行永不中輟的監護，甚至於使之永恆化呢？我要說：這是完全不可能的。這樣一項向人類永遠封鎖住了任何進一步啟蒙的契約乃是絕對無效的，哪怕它被最高權力、被國會和最莊嚴的和平條約所確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