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第十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簡體書）

該書是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第十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成果粹編，集學術前言、熱點、高水準于一體。全書圍繞“三國、兩晉歷史與考古熱點”、“北朝的民族關系與社會發展”、“南朝政治文化與地域社會”三個主題，對該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宗教等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有極高的學術價值。

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武漢大學、山東大學、四川大學、中山大學等七個單位的學者共同發起成立的國家一級學會。

該書綜合體現了魏晉南北朝史學的最新動態和研究成果，并具有研究領域的主流、基本問題的討論逐步深化、細化的趨勢。此外，從文獻和考古成果中發掘出來的細節問題，使歷史更加清晰，史實更加豐滿，拓展了研究領域的廣度和具體問題的深度。值得注意的是，該書議題豐富，且達到一個新的學術高度，進一步擴大了中國歷史研究在國際范圍內的影響。

序 郭貴春

魏晉時期的干支詔書及其編纂問題 樓 勁
晉武帝民族政策析論 陳金鳳
“十六國”與烏桓——特別以與三燕的關系為中心 [日]三崎良章
十六國北朝山西塢壁的地理分布及類型特征 李書吉
北魏內朝再論——從比較史的觀點來看 [日]川本芳昭
北魏前期封授諸王爵位加拜將軍號制度試探 張鶴泉
關于北魏前期爵和品相對應的基礎考察——以南巡碑為中心 [日]大知圣子
北魏畿上塞圍考辨 殷 憲
北魏初期部落解散的再檢討 [韓]崔珍烈
北魏道武帝早年經歷論考補釋 孫險峰
從中正與吏部之關系看九品中正制之考課功能 王東洋
小異至巨變：十六國與北魏前期的尚書制度 徐美莉
勛臣八姓在平城大同的史實考略 馬志強
北魏前期“盛樂—平城”兩都格局—兼論北魏金陵之所在 崔彥華
“子貴母死”故事的社會必要性和他國歷史前例的十個論點 [俄]劉宇衛
試論北朝太常(少)卿的遷轉及其文學化——朝職官文學化系列研究之一 宋燕鵬、吳希禹
北魏祭祀機構之“神部”窺管 劉 凱
東魏北齊時期的胡漢沖突 錢 龍
關于東晉南朝傳統之創建—以樂曲編成為心 [日]戸川貴行
北朝隋唐代的和蕃公主——變遷過程和降嫁儀禮的實際狀態 [日]藤野月子
地域社會視野下的北魏“六鎮反亂” 孔 毅
北魏末“亂世天子”劉蠡升之神嘉王朝及其國都位置試探 劉溢海

曹操的歷史形象與文學藝術形象 李 憑
十六國時期的絲織業——兼論新絲織生產中心的出現 劉 馳
略論南朝寒人勢力的興起——以宋齊時期寒人躋身上品為中心 張旭華
陳寅恪陶淵明為天師道教信徒說旁證 范子燁
從“智慧第一”到“謬充傳譯”——鳩摩羅什宗教生涯的理想目標與現實錯位 尚永琪
北魏時期本土的多重祭拜 薛瑞澤
晉唐佛教彌陀凈土信仰地域分布特點述論 賈發義
略論漢末襄陽冠蓋里 葉 植
魏晉十六國河西壁畫墓中的“夫婦勞作圖”——兼論小家庭在魏晉十六國河西社會中的作用 賈小軍
北魏前期漢族士人的社會交往 楊 龍
論北朝漢族大族門第婚姻的演變 張云華、梁麗紅
試析影響魏晉南北朝家庭關系的主要因素 王仁磊
兩魏齊周時期的家族分流與政權對峙——以墓志所見太原士人為中心 范兆飛

曹魏明帝太極殿的所在 [日]佐川英治
匈奴單于庭地理位置考 王慶憲
曹操墓的考古學證明 潘偉斌
北京石景山八角村魏晉墓的年代及墓主問題 倪潤安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所見鄉、丘、里關系臆解 沈 剛
孫吳荊州基層社會統治模式與各級胥吏關系析論——以走馬樓吳簡為中心 周能俊 胡阿祥
從走馬樓吳簡看孫吳的中央集權化和軍制 [日]柿沼陽平
關隴地區對北朝墓志形制的影響 [德]宋 馨
北魏墓志的等級制度考略 [日]松下憲一
絲綢之路與北朝晉陽 張慶捷
北魏平城胡人的考古學觀察 王雁卿
淺論《漢晉春秋》的史學成就 余鵬飛
王沈《魏書》曲筆考 楊永康
試從考古資料看海南島南朝重置郡縣問題 全 洪
追尋俚人文化的蹤跡——俚人遺存的民族考古學研究 馮孟欽

簡介

“在持續幾個千年的時間里，中國的普通百姓不被鼓勵走出‘中央王國’的疆限。但最近的一次春節假期——農歷兔年從2月3日開始——本地報章卻充斥著國際游的廣告。這讓人感覺仿佛所有人都想離開中國，于是，我決定加入他們。”
《紐約客》雜志記者歐逸文（Evan Osnos）就這樣加入了一個歐洲旅行團：“‘經典歐洲’，一種很時髦的大巴游，十天內橫貫五個國家。行前就要付款，機票、酒店、餐食、保險和雜費等人民幣換算后相當于兩千二百美元。另外，旅行團的每個中國成員都被要求提供相當于七千六百美元——這比普通工人兩年的工資還要多——的擔保，以確保沒有人會在班機回國前失蹤。我是這個團的第三十八位、也是最后一名團員，次日拂曉我們就要出發。”
與同團中國游客的所見所聞，所言所感，成了他的這篇《大旅行》：“我們這個旅游團通過親身經歷，遭遇了一個比歐洲更加歐洲的世界，是《希茜公主》里從來沒有提到過的不潔和枯燥。然而，在貝盧斯科尼的諧劇和有關中國效率的豐盛福音布道的背后，我的同車團友也抓住了深刻洞察的未經刪節的閃光點。在他們的第一次出國游中，有很多是他們從未看到過的：一個惹是生非的自由媒體，一個由政治爭吵構筑的社會安全網，但一英里又一英里，他們靜靜地發現了看到這些事物的方法。”

薩蘇老師的《“發展中國家”時代》一文，介紹的是那個戰后高速發展期間，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日本。文中附有大量當年的歷史照片，讓我們似曾相識——那些場景似乎不是發生在日本，而是在中國。
一名女子從窗口縱躍而下，大裙子飛旋如同喇叭花。這張照片刊登在日本歷史照片集《一億人的昭和史》上，描述的是戰后東京大都市化時期，由于外來人口的大量增加和女性進入社會工作，東京地鐵乘用人員達到了運力的五倍。這種非人力可以形容的擁擠之下，經常有女白領無力擠到車門，只好如照片上那樣跳窗而出。
和中國很相似，日本也曾經用三十多年時間實現了戰后經濟騰飛的“奇跡”。然而，如果審視這個奇跡的背后。就會發現，那個時代的日本社會同樣經歷了變革需求與人承受能力的激烈沖突。而作為這種沖突的副產品，便是各種超越道德底線的犯罪和極端行為。
1955年，日本爆發森永毒奶粉事件，利欲熏心的廠商使用了含有劇毒成分的添加劑，造成一百余名幼兒死亡，一萬多人中毒。
1956年，水俁病事件爆發，不良企業無序排放污染，造成當地大批人員中毒，與此案相關的訴訟，至今仍在進行。
日本因為甲醇假酒曾造成數萬人死亡或致殘。
日本的激進派學生曾在東京建立“神田解放區”與警察對抗，將當地打成一片瓦礫。
日本的醫院血庫曾幾乎完全被“血頭”控制，賣血造成的傳染疾病給患者雪上加霜，直到給美國駐日大使輸血輸出了肝炎，才為社會所重視。
……
每一起案件背后，都讓我們看到今天發展中國家，包括我們自己的影子，也深切感受到人在社會大發展中的掙扎與無奈。而參考日本在大發展時期的經歷，會讓我們有機會看到一個似曾相識的世界。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常常可以在日本的發展歷程中找到痕跡，他們依靠時間和法制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對我們也不無啟發。

“文革”中的武斗，是整個浩劫中最慘烈的段落。如今硝煙散去四十多年，在武斗重災區四川（包括原屬四川的重慶），除了重慶的紅衛兵公墓等極少數遺跡，留給后人能引起記憶的實物，在公眾視野所及之處已經不多。出版物中，關于武斗，總括的說法多，比較客觀具體的事件記述、原因分析和統計數字，特別是當事人的證言，可以作為史志資料的，相對于那個全民參與、延續十年之久的運動，實在不能算多。在我看到的一些正式出版的地方史志中，對于“文革”和“文革”中的重要事件、人物的記述都非常籠統簡略，很多事件和人物干脆被省略。所以，武斗導致的死亡傷殘人數、財產損失數額等，可能永遠沒有辦法得到一個成體系的基本準確的統計數據了。
“我不是‘文革’武斗方面的專門研究者，我寫的是四川的兩個地方武斗過程中的個人見聞。”作者肖逢在《武斗》一文中說。他在網絡上看到的當事人或知情者寫的有關武斗的文章，多數是基本真實可信的，但是后面的跟帖中，有些卻難免地流于口水仗或娛樂化了。“文革”的武斗，一點不好玩，不是有些年輕人想象的“有型”、“拉風”，那是真槍實彈要人性命的。不管當時有多么崇高正當的理由，拿著武器對著活人互相開槍開炮，甚至是對無辜百姓的殺戮，都是對那場號稱“史無前例”的“革命”的絕對否定。沒有置身當年場景的人，是很難體會到那時候普通人的困惑、恐懼和絕望。

一位父親，給兒子寫了一封信。
“這封信本來打算你十八歲的時候給你寫的……這封信提前了十六年。提前十六年寫的好處是：有十六年的時間來修改、更正、增補；壞處是：十六年里都得不到回信。”
“吾兒，我都能想到你收到這封信的反應——你撕開信封，扯出信紙，然后再撕成一條一條的，放進嘴里咽下去。你這么做，我認為原因有三：一，信的內容讓你生氣了；二：你不識字；三：你是自閉癥，撕紙就是你的一個特征……”
“那天，你被診斷為自閉癥，你才兩歲零六天。”父親寫道，“當醫生說出‘自閉癥’三個字，我知道胡作非為的日子過去了。”
然后，他開始記錄兒子成長中的點點滴滴。

《青春期》是荊方繼《我是六零后》之后創作的新繪本，描述的是1978-1988年間，懵懵懂懂中開始度過青春期的日子。那段歲月，也是走向改革開放的中國在經歷的青春期。

《青春期》插圖

北魏時期本土的多重祭拜 薛瑞澤
晉唐佛教彌陀凈土信仰地域分布特點述論 賈發義
略論漢末襄陽冠蓋里 葉 植
魏晉十六國河西壁畫墓中的“夫婦勞作圖”——兼論小家庭在魏晉十六國河西社會中的作用 賈小軍
北魏前期漢族士人的社會交往 楊 龍
論北朝漢族大族門第婚姻的演變 張云華、梁麗紅
試析影響魏晉南北朝家庭關系的主要因素 王仁磊
兩魏齊周時期的家族分流與政權對峙——以墓志所見太原士人為中心 范兆飛

曹魏明帝太極殿的所在 [日]佐川英治
匈奴單于庭地理位置考 王慶憲
曹操墓的考古學證明 潘偉斌
北京石景山八角村魏晉墓的年代及墓主問題 倪潤安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所見鄉、丘、里關系臆解 沈 剛
孫吳荊州基層社會統治模式與各級胥吏關系析論——以走馬樓吳簡為中心 周能俊 胡阿祥
從走馬樓吳簡看孫吳的中央集權化和軍制 [日]柿沼陽平
關隴地區對北朝墓志形制的影響 [德]宋 馨
北魏墓志的等級制度考略 [日]松下憲一
絲綢之路與北朝晉陽 張慶捷
北魏平城胡人的考古學觀察 王雁卿
淺論《漢晉春秋》的史學成就 余鵬飛
王沈《魏書》曲筆考 楊永康
試從考古資料看海南島南朝重置郡縣問題 全 洪
追尋俚人文化的蹤跡——俚人遺存的民族考古學研究 馮孟欽

文摘
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第十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綜述

由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山西大學主辦，由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山西省高校師資培訓中心承辦，山西博物院協辦的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第十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于2011年10月18日至21日在山西太原召開。參加會議的海內外學者達120余人，包括來自日本、韓國、美國、德國和我國香港地區的學者。會議提交論文90余篇，內容涉及魏晉南北朝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宗教等諸多方面。會議以“三國、兩晉歷史與考古熱點”、“北朝的民族關系與社會發展”、“南朝政治文化與地域社會”三個主題分別進行了集中討論。與會者踴躍發言，切磋爭鳴，交流氣氛熱烈，開展了富有成果的學術探討。
三國、兩晉歷史與考古熱點
政治制度的研究歷來是史學研究的重點，會議上，與會者從詔書、爵制、官制、機構等不同的角度做了探討，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提出了新的觀點。樓勁指出魏晉以來干支詔書的干支都不是用來標示詔書下達的年、月的，只是用來說明詔書下達之日的。干支詔書均為“施行詔書”，在其編纂過程中經過刪定成為當時最基本的一種“制詔集”，它可以補充或修正《律》、《令》條文，使編纂干支詔書成為一種性質明確的立法活動，并構成當時立法和法律體系的基礎部分。魯力探討曹魏爵級及授與情況，指出曹魏的爵制承襲漢代，雖然在性質上并無差異，但爵級卻在不斷變化，不同類型的爵位混雜并存。認為考察曹魏爵級從“列侯制”向“五等制”的轉變情況，是厘清漢唐爵制形式演變軌跡的必要基礎。張鶴泉對北魏前期封授諸王爵位加拜將軍號制作了深入的探討，指出北魏的爵位制度在北魏初的國家統治體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認為.北魏國家封授諸王爵位加拜將軍號的做法是從明元帝開始固定化的，直到孝文帝爵位改革后才廢止；北魏國家通過改封諸王虛封地以此來表現王爵等次的降低；在諸王爵位的傳襲上，實際爵位的繼承與將軍號的繼承是分離的。胡阿祥探討了遙領與虛封制度，歸納其演變特征為：三國時期蔚為大觀，東晉十六國南北朝時規模較小，但情形復雜。指出，遙領與虛封是當時軍事、外交、政治特別是正統觀念作用下的正統實踐的重要途徑之一。日本學者大知圣子以南巡碑為中心，探討了北魏前其爵和品相的對應關系，指出，北魏的爵與官品兩者并不是一體相對應的關系。韓國學者李周鉉研究了魏晉時期“開府儀同三司”設立的過程，認為開府儀同三司的官銜旨在起到使將軍兼有等同三公的地位和職能的作用。
史學史研究是會議討論的熱點之一。與會者從歷史人物對歷史的評價、史籍編纂等方面做了討論，肯定了史學史的文獻價值。章義和分析三國人物對東漢史的解讀，認為魏、蜀、吳三國人物對東漢史認識的差異性在政治意識和社會文化等方面產生了重要影響，對于我們探索歷史的真實性具有很重要的幫助。習鑿齒的《漢晉春秋》自問世之后，人們對其評價就褒貶不一。余鵬飛在校對《漢晉春秋》之后，對這部書提出了三點肯定其史學成就的觀點，一是該書秉筆直書，補充了大量有價值的史料，著成信史；二是該書從理論上確立了“晉越魏繼漢”的正統史觀；三是該書選材得當，語言犀利，評議有的放矢且切中要害，取材形式多樣，創治史新路。香港學者呂宗力從讖緯對史學著述的影響來觀察史書體例的變化，認為魏晉南北朝史學著述不僅受到讖緯的影響，而且與之有著密切的關系。這一時期，五德終始循環史觀成為當時歷史詮釋的范式論述，特別是史書中有關《符瑞》等一類志的新創立，體現了讖緯對史書體例的影響。
考古新材料的發現是推動史學發展的有力支撐。近年來，新發現大量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考古材料，從考古發現中認識歷史，豐富歷史是此次會議的一個亮點。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向社會公布位于河南省安陽縣安豐鄉西高穴村南的大墓為曹操高陵后，引起學術界的強烈反響，關于曹操墓的爭議不絕于耳。負責西高穴大墓發掘的河南省考古與文物研究所潘偉斌雖未到會，提交了《曹操墓的考古學證明》，從四個方面結合文獻資料，分析了曹操墓的埋葬特征和出土文物，指出該墓葬的墓主人非魏武王曹操莫屬。倪潤安從“晉制”演變發展的角度，考察了北京石景山八角村發現的一座出有特殊壁畫石龕的重要魏晉墓葬的形制和隨葬品的年代范圍，進一步研究充實魏晉都城洛陽地區“晉制”墓葬的演變序列和階段性特點。曹操歷來被當作“篡漢奸臣”，直到1959年郭沫若創作了話劇《蔡文姬》，才樹立了曹操光輝的形象。李憑通過對曹操的歷史形象與文學藝術形象的劃分比較，首先肯定了他的歷史地位，認為他是開創魏晉南北朝歷史階段的第一人。同時也贊成曹操的藝術形象存在的合理性，提出應該讓曹操的歷史形象與文學藝術形象相得益彰地流傳下去。北朝的考古發現為日益深入的北朝史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張慶捷探討了平城北魏墓葬發掘的壁畫中的宴飲圖，指出，宴飲圖在平城墓葬壁畫中反復出現，說明此為當時社會的主要內容，它補充了鮮卑族社會生活的許多細節，對我們了解鮮卑拓跋和北魏社會來說，有很重要的意義。認為墓葬壁畫宴飲圖反映出北魏定都平城期間，絲路不僅通達平城，而且平城早已成為絲路商人樂舞者云集的國際大都市。賈小軍解析了河西壁畫墓中的“夫婦勞作圖”，指出，“夫婦勞作圖”及其反映的生活場景，應與漢魏以來河西地區社會生產中作為基本生產單位的一夫一婦家庭，以及民眾的家庭規模有關。認為這種以一夫一婦為核心的小家庭，是構成魏晉十六國時期河西社會的真正細胞，是推動這一時期河西社會生產發展的核心力量。德國學者宋馨通過對北魏平城時期的墓志研究，認為主導中國墓志的方形形制是在北魏時期開始形成的，其中少數民族文化對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從墓志形制的形成中體現出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松下憲一對北魏時期墓志外形尺寸及雕飾所形成的等級規定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墓志的大小與北魏官員的品級高低不一定有有密切關系，北魏墓志沒有明顯的禮制上的規定。殷憲對北魏的畿上塞圍提出了新觀點，認為它在平城之北，走向與秦漢以及明長城基本一致，應在從陽高縣北界到涼城縣南的大同市新榮區北界，到左云、右玉縣北界。戴衛紅考證了吐魯番文書所見《謚法》的殘本源流后，認為它不僅受到漢代謚法文獻的影響，也正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各家對《謚法》進行增廣、闡釋的產物，是從北朝政權流傳至高昌地區的。韓昇介紹了近兩年來復旦大學現代人類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和歷史系跨學科合作，利用人類基因調查的先進科學手段展開對鮮卑基因研究的現狀，在實地考察稷山境內玉壁城、高歡城、斛律光寨、華谷城、高涼城后，對采集到的大量古代人體骨骼、馬骨和植物標本進行DNA檢測，為確定鮮卑族基因提供重要材料。
走馬樓吳簡出土至今一直是學者研究的熱點。資料發布的增多與研究視野的擴展，使吳簡的研究從注重經濟轉向到社會、文化、法律等方面，學者們也更加注重利用吳簡發掘時的揭剝圖和其他考古信息來幫助研究。伊藤敏雄對長沙吳簡中的朱痕和朱筆進行了探討，張榮強以結計簡為中心討論了吳簡中的戶籍文書。沈剛評述了以往研究吳簡“丘”、“鄉”、“里”問題的成果，認為吳簡中出現的“丘”是秦漢以來土地占有關系長期演化的結果，孫吳臨湘地區的地方政權為適應這一變化的現狀，所實行的新的賦稅征繳方式，并由此帶來了基層社會組織管理方式的變化。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凌文超利用前賢很少關注的盆號等考古學整理信息和簡牘形制、簡文筆跡等簡牘遺存信息，結合簡文格式、內容等對吳簡采集簡中庫皮賬簿進行全面的整理，為吳簡采集簿書的整理提供了新的方法，有助于吳簡文書學的建構。
北朝的民族關系與社會發展
民族關系研究一直是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重點。本次會議不僅探討了有關的民族政策，而且從胡與胡之間、胡族內部文化演變中探討民族的融合，在民族關系研究上有新突破。陳金鳳通過對晉武帝民族政策的分析，指出西晉初期民族問題復雜，晉帝武針對各少數民族的特點與實際而制定的民族政策，基本解決了直接危害政權穩定與發展的民族問題，同時也較好地密切了周邊少數民族的關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成為“太康中興”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韓國學者金榮煥探討了五胡十六時期匈奴族、弗部、鮮卑拓跋部之間的關系，指出各部之間民族成分相互滲透，加速了少數民族之間的融合。王欣通過對高昌王國馬氏和麹氏王朝時期內徙舉措的研究，指出，高昌國作為北魏經營西域、控制絲路交通、牽制柔然和高車的一支重要力量，出于戰略考慮阻止了其內徙的舉措，但卻加強了中原同西域之間的聯系，促進了民族關系的發展。楊龍對北魏前期的漢族士人的社會交往研究，指出，北魏前期的漢族士人雖然在政治上受到較大的限制，但他們仍然試圖在現有政治狀況之下，通過社會交往建立社會網絡，從而形成相互間的身份認同并獲得有效的政治資源。這種交往促進了漢族士人政治地位的提高，為孝文帝以后的政治改革和發展提供了基礎。劉軍通過對拓跋宗師考述，指出，拓跋宗師是西晉宗師與游牧氏族長老制融合的產物，他通過“宗議”干預皇族事務，標志著拓跋氏族群開始向漢式的家庭制靠攏。劉凱對出現于北魏前期的祭祀機構“神部”進行了考證。
北朝社會發展研究是會議的探討的一個新領域，與會者從經濟、女性、城民、家庭關系等方面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劉馳通過探討十六國時期的絲織業，指出新絲織生產中心的出現是這一時期經濟發展的具體表現。就絲織業而言，當時的生產中心除鄴城與成都外，還有中山（今河北定州）與長安（今陜西西安）。十六國時期的官營絲織業，在絲織業生產史上占有著重要位置。張建麗探討了北朝婦女觀的繼承和發展，認為北朝時期，以鮮卑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融入中原社會，并對婦女的性格產生影響。士族婦女得到平等的教育機會，這種趨勢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影響融匯合一，使女姓處于有利于表現自身存在價值的地位。同時，佛與道的盛行突破了儒家婦女觀，游牧民族母權遺俗滲透到中原社會，使北朝婦女觀表現出強烈的時代特點。范兆飛對魏末城民身份的認定方面作了辯析，指出史書中“城民”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具有“鎮兵”、“軍戶”之義，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城內居民”的簡稱。認為城民的身份不僅具有階層高低之別，還有族群胡漢之異，城民身份的多元性體現了北魏胡漢、胡胡文明相互涵化的典型特征。王仁磊對這一時期的家庭關系做了探討，認為統治者通過表彰孝悌節義、嚴懲違犯家庭倫常的犯罪維護正常家庭關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而在上層社會中盛行的納妾和蓄妓的婚姻形態對家庭關系造成較大的破壞。美國學者Keith Knapp從孝子傳探討了這一時期家庭中的父子關系。
南朝政治文化與地域社會
在南朝政治文化的探討中，關于寒門士族的研究在已有的基礎上有了新的成果。張旭華指出宋齊時期，隨著寒門庶族勢力的興起，一些寒門地主通過各種途徑躋身上品，進入士族隊伍，使傳統選官格局發生動搖，南朝的政治格局發生重大變化，主要表現為“二品清官”和勛品勛位制度的出現。認為這是南朝寒人勢力興起之后的產物。王永平探討了東晉孝武帝、司馬道子對宗室、寒士與寒人的重用及其影響，指出由于門閥士族的衰弱，東晉孝武帝時期一度皇權強化，為了鞏固執政地位，孝武帝與司馬道子、司馬元顯父子不斷起用宗室人物、士族社會中門第較低的儒學寒士，甚至重用寒人佞幸以強化集權。這些宗室、寒士成為皇權的政治附庸與工具，他們肆意攻擊士族，反而加劇了皇族的亂政。認為這股新的政治勢力與群體的出現及其相關政治舉措，預示著晉宋之際社會變革的某些趨向，成為南朝政治的先聲。
關于南朝地域文化的探討。魏斌從洞庭“古祠”的考證，提出中古時期湘水下游的祠廟分布與環境變遷密切相關，這一祠廟景觀展現出華夏和楚文化南進過程中的影響與融合關系。認為地方祠廟信仰取決于自然環境與區域生計系統，華夏和楚的文化因素沿湘水進入后，同樣要適應于此。在早期南方華夏化過程中，地方祠廟景觀也出現了類似南方漢語方言中的上層、底層現象，即上層表現為華夏化的面貌，而土著因素仍在底層得以延續。馮孟欽通過對俚人遺存的民族考古學研究，追尋俚人文化蹤跡，認為目前還在使用水波紋罐的海南黎族，是俚人最正宗的后裔。高凱從麻風病的傳播看梁武帝佛教改革背景，為史學研究提供了的新視角。

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第十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綜述 

由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山西大學主辦，由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山西省高校師資培訓中心承辦，山西博物院協辦的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第十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于2011年10月18日至21日在山西太原召開。參加會議的海內外學者達120余人，包括來自日本、韓國、美國、德國和我國香港地區的學者。會議提交論文90余篇，內容涉及魏晉南北朝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宗教等諸多方面。會議以“三國、兩晉歷史與考古熱點”、“北朝的民族關系與社會發展”、“南朝政治文化與地域社會”三個主題分別進行了集中討論。與會者踴躍發言，切磋爭鳴，交流氣氛熱烈，開展了富有成果的學術探討。
三國、兩晉歷史與考古熱點
政治制度的研究歷來是史學研究的重點，會議上，與會者從詔書、爵制、官制、機構等不同的角度做了探討，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提出了新的觀點。樓勁指出魏晉以來干支詔書的干支都不是用來標示詔書下達的年、月的，只是用來說明詔書下達之日的。干支詔書均為“施行詔書”，在其編纂過程中經過刪定成為當時最基本的一種“制詔集”，它可以補充或修正《律》、《令》條文，使編纂干支詔書成為一種性質明確的立法活動，并構成當時立法和法律體系的基礎部分。魯力探討曹魏爵級及授與情況，指出曹魏的爵制承襲漢代，雖然在性質上并無差異，但爵級卻在不斷變化，不同類型的爵位混雜并存。認為考察曹魏爵級從“列侯制”向“五等制”的轉變情況，是厘清漢唐爵制形式演變軌跡的必要基礎。張鶴泉對北魏前期封授諸王爵位加拜將軍號制作了深入的探討，指出北魏的爵位制度在北魏初的國家統治體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認為.北魏國家封授諸王爵位加拜將軍號的做法是從明元帝開始固定化的，直到孝文帝爵位改革后才廢止；北魏國家通過改封諸王虛封地以此來表現王爵等次的降低；在諸王爵位的傳襲上，實際爵位的繼承與將軍號的繼承是分離的。胡阿祥探討了遙領與虛封制度，歸納其演變特征為：三國時期蔚為大觀，東晉十六國南北朝時規模較小，但情形復雜。指出，遙領與虛封是當時軍事、外交、政治特別是正統觀念作用下的正統實踐的重要途徑之一。日本學者大知圣子以南巡碑為中心，探討了北魏前其爵和品相的對應關系，指出，北魏的爵與官品兩者并不是一體相對應的關系。韓國學者李周鉉研究了魏晉時期“開府儀同三司”設立的過程，認為開府儀同三司的官銜旨在起到使將軍兼有等同三公的地位和職能的作用。
史學史研究是會議討論的熱點之一。與會者從歷史人物對歷史的評價、史籍編纂等方面做了討論，肯定了史學史的文獻價值。章義和分析三國人物對東漢史的解讀，認為魏、蜀、吳三國人物對東漢史認識的差異性在政治意識和社會文化等方面產生了重要影響，對于我們探索歷史的真實性具有很重要的幫助。習鑿齒的《漢晉春秋》自問世之后，人們對其評價就褒貶不一。余鵬飛在校對《漢晉春秋》之后，對這部書提出了三點肯定其史學成就的觀點，一是該書秉筆直書，補充了大量有價值的史料，著成信史；二是該書從理論上確立了“晉越魏繼漢”的正統史觀；三是該書選材得當，語言犀利，評議有的放矢且切中要害，取材形式多樣，創治史新路。香港學者呂宗力從讖緯對史學著述的影響來觀察史書體例的變化，認為魏晉南北朝史學著述不僅受到讖緯的影響，而且與之有著密切的關系。這一時期，五德終始循環史觀成為當時歷史詮釋的范式論述，特別是史書中有關《符瑞》等一類志的新創立，體現了讖緯對史書體例的影響。
考古新材料的發現是推動史學發展的有力支撐。近年來，新發現大量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考古材料，從考古發現中認識歷史，豐富歷史是此次會議的一個亮點。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向社會公布位于河南省安陽縣安豐鄉西高穴村南的大墓為曹操高陵后，引起學術界的強烈反響，關于曹操墓的爭議不絕于耳。負責西高穴大墓發掘的河南省考古與文物研究所潘偉斌雖未到會，提交了《曹操墓的考古學證明》，從四個方面結合文獻資料，分析了曹操墓的埋葬特征和出土文物，指出該墓葬的墓主人非魏武王曹操莫屬。倪潤安從“晉制”演變發展的角度，考察了北京石景山八角村發現的一座出有特殊壁畫石龕的重要魏晉墓葬的形制和隨葬品的年代范圍，進一步研究充實魏晉都城洛陽地區“晉制”墓葬的演變序列和階段性特點。曹操歷來被當作“篡漢奸臣”，直到1959年郭沫若創作了話劇《蔡文姬》，才樹立了曹操光輝的形象。李憑通過對曹操的歷史形象與文學藝術形象的劃分比較，首先肯定了他的歷史地位，認為他是開創魏晉南北朝歷史階段的第一人。同時也贊成曹操的藝術形象存在的合理性，提出應該讓曹操的歷史形象與文學藝術形象相得益彰地流傳下去。北朝的考古發現為日益深入的北朝史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張慶捷探討了平城北魏墓葬發掘的壁畫中的宴飲圖，指出，宴飲圖在平城墓葬壁畫中反復出現，說明此為當時社會的主要內容，它補充了鮮卑族社會生活的許多細節，對我們了解鮮卑拓跋和北魏社會來說，有很重要的意義。認為墓葬壁畫宴飲圖反映出北魏定都平城期間，絲路不僅通達平城，而且平城早已成為絲路商人樂舞者云集的國際大都市。賈小軍解析了河西壁畫墓中的“夫婦勞作圖”，指出，“夫婦勞作圖”及其反映的生活場景，應與漢魏以來河西地區社會生產中作為基本生產單位的一夫一婦家庭，以及民眾的家庭規模有關。認為這種以一夫一婦為核心的小家庭，是構成魏晉十六國時期河西社會的真正細胞，是推動這一時期河西社會生產發展的核心力量。德國學者宋馨通過對北魏平城時期的墓志研究，認為主導中國墓志的方形形制是在北魏時期開始形成的，其中少數民族文化對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從墓志形制的形成中體現出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松下憲一對北魏時期墓志外形尺寸及雕飾所形成的等級規定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墓志的大小與北魏官員的品級高低不一定有有密切關系，北魏墓志沒有明顯的禮制上的規定。殷憲對北魏的畿上塞圍提出了新觀點，認為它在平城之北，走向與秦漢以及明長城基本一致，應在從陽高縣北界到涼城縣南的大同市新榮區北界，到左云、右玉縣北界。戴衛紅考證了吐魯番文書所見《謚法》的殘本源流后，認為它不僅受到漢代謚法文獻的影響，也正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各家對《謚法》進行增廣、闡釋的產物，是從北朝政權流傳至高昌地區的。韓昇介紹了近兩年來復旦大學現代人類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和歷史系跨學科合作，利用人類基因調查的先進科學手段展開對鮮卑基因研究的現狀，在實地考察稷山境內玉壁城、高歡城、斛律光寨、華谷城、高涼城后，對采集到的大量古代人體骨骼、馬骨和植物標本進行DNA檢測，為確定鮮卑族基因提供重要材料。
走馬樓吳簡出土至今一直是學者研究的熱點。資料發布的增多與研究視野的擴展，使吳簡的研究從注重經濟轉向到社會、文化、法律等方面，學者們也更加注重利用吳簡發掘時的揭剝圖和其他考古信息來幫助研究。伊藤敏雄對長沙吳簡中的朱痕和朱筆進行了探討，張榮強以結計簡為中心討論了吳簡中的戶籍文書。沈剛評述了以往研究吳簡“丘”、“鄉”、“里”問題的成果，認為吳簡中出現的“丘”是秦漢以來土地占有關系長期演化的結果，孫吳臨湘地區的地方政權為適應這一變化的現狀，所實行的新的賦稅征繳方式，并由此帶來了基層社會組織管理方式的變化。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凌文超利用前賢很少關注的盆號等考古學整理信息和簡牘形制、簡文筆跡等簡牘遺存信息，結合簡文格式、內容等對吳簡采集簡中庫皮賬簿進行全面的整理，為吳簡采集簿書的整理提供了新的方法，有助于吳簡文書學的建構。
北朝的民族關系與社會發展
民族關系研究一直是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重點。本次會議不僅探討了有關的民族政策，而且從胡與胡之間、胡族內部文化演變中探討民族的融合，在民族關系研究上有新突破。陳金鳳通過對晉武帝民族政策的分析，指出西晉初期民族問題復雜，晉帝武針對各少數民族的特點與實際而制定的民族政策，基本解決了直接危害政權穩定與發展的民族問題，同時也較好地密切了周邊少數民族的關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成為“太康中興”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韓國學者金榮煥探討了五胡十六時期匈奴族、弗部、鮮卑拓跋部之間的關系，指出各部之間民族成分相互滲透，加速了少數民族之間的融合。王欣通過對高昌王國馬氏和麹氏王朝時期內徙舉措的研究，指出，高昌國作為北魏經營西域、控制絲路交通、牽制柔然和高車的一支重要力量，出于戰略考慮阻止了其內徙的舉措，但卻加強了中原同西域之間的聯系，促進了民族關系的發展。楊龍對北魏前期的漢族士人的社會交往研究，指出，北魏前期的漢族士人雖然在政治上受到較大的限制，但他們仍然試圖在現有政治狀況之下，通過社會交往建立社會網絡，從而形成相互間的身份認同并獲得有效的政治資源。這種交往促進了漢族士人政治地位的提高，為孝文帝以后的政治改革和發展提供了基礎。劉軍通過對拓跋宗師考述，指出，拓跋宗師是西晉宗師與游牧氏族長老制融合的產物，他通過“宗議”干預皇族事務，標志著拓跋氏族群開始向漢式的家庭制靠攏。劉凱對出現于北魏前期的祭祀機構“神部”進行了考證。
北朝社會發展研究是會議的探討的一個新領域，與會者從經濟、女性、城民、家庭關系等方面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劉馳通過探討十六國時期的絲織業，指出新絲織生產中心的出現是這一時期經濟發展的具體表現。就絲織業而言，當時的生產中心除鄴城與成都外，還有中山（今河北定州）與長安（今陜西西安）。十六國時期的官營絲織業，在絲織業生產史上占有著重要位置。張建麗探討了北朝婦女觀的繼承和發展，認為北朝時期，以鮮卑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融入中原社會，并對婦女的性格產生影響。士族婦女得到平等的教育機會，這種趨勢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影響融匯合一，使女姓處于有利于表現自身存在價值的地位。同時，佛與道的盛行突破了儒家婦女觀，游牧民族母權遺俗滲透到中原社會，使北朝婦女觀表現出強烈的時代特點。范兆飛對魏末城民身份的認定方面作了辯析，指出史書中“城民”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具有“鎮兵”、“軍戶”之義，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城內居民”的簡稱。認為城民的身份不僅具有階層高低之別，還有族群胡漢之異，城民身份的多元性體現了北魏胡漢、胡胡文明相互涵化的典型特征。王仁磊對這一時期的家庭關系做了探討，認為統治者通過表彰孝悌節義、嚴懲違犯家庭倫常的犯罪維護正常家庭關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而在上層社會中盛行的納妾和蓄妓的婚姻形態對家庭關系造成較大的破壞。美國學者Keith Knapp從孝子傳探討了這一時期家庭中的父子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