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番求索志難移(2008-2010)（簡體書）

2008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200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2010年是國家“十一五”規劃收關之年。在這三年中，厲以寧先生仍著述不斷，成果迭出。
本書為厲以寧先生自選2008~2010年期間研究成果，共計32篇，包括發表的論文和公開演講。內容涉及城鄉二元體制改革、林權制度改革、民營企業發展、資本市場發展、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外匯儲備問題、中國經濟改革的回顧和發展方式轉變等專題，均為關于中國經濟發展方向性的重大問題。
文集字字見真，實實在在關注經濟民生，洞察世事變化，回顧發展歷史看新經濟轉變，深刻剖析中國經濟發展之問題所在，把中國經濟發展的問題之本質及解決方案呈于眾前。

厲以寧，江蘇儀征人，1930年生于南京，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1951年考入北京大學經濟學系，1955年畢業后留校工作、任教至今。現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北京大學管理科學中心主任。七、八、九屆全國人大常委，十、十一、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主要著作有《體制目標人：經濟學面臨的挑戰》《非均衡的中國經濟》《中國經濟改革與股份制》《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轉型發展理論》《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資本主義的起源》《羅馬—拜占庭經濟史》《工業化和制度調整》《希臘古代經濟史》《厲以寧經濟史論文選》《中國經濟雙重轉型之路》等。1998年獲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還出版了《厲以寧詩詞選集》（上下卷）、《山景總須橫側看：厲以寧散文集》。

2008年1
論城鄉二元體制改革3
一、城鄉二元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3
二、城鄉二元體制改革的必要性5
三、農村承包土地使用權的流轉6
四、宅基地置換的可行性9
五、農民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抵押11
六、中國能不能在工業化中期基本實行社會最低
生活保障制度14
七、迎接內需的大突破：一個可以期待的前景16
企業目標和企業社會責任19
一、把“投資者利益最大化”融入社會利益之中19
二、法律層次的企業社會責任和道德層次的企業
社會責任之間的關系21
促進國民經濟又快又好發展23
一、自主創新23
二、城鄉統籌發展28
三、宏觀調控33
四、擴大就業38
五、改善民生42
六、建設生態文明45
中國下一步改革開放急需化解的四方面問題48
一、如何緩解通貨膨脹的壓力48
二、如何緩解就業壓力51
三、如何緩解貧困壓力54
四、如何破解城鄉二元體制57
民營企業如何適應當前經濟形勢61
民企面臨新形勢61
轉變經營管理理念61
民營企業如何實現雙贏63
四招應對通貨膨脹64
思想解放、理論創新、經濟改革
——紀念中國改革開放30年66
一、為什么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竟
如此艱難66
二、沒有思想解放，就不會有經濟體制的轉軌70
三、繼續解放思想、創新理論，實現政府職能
的切實轉換73
關于改革，我感觸最深的兩個問題78
一、計劃經濟體制為什么異常牢固78
二、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怎樣起步的80
中國股份制改革的回顧與前瞻84
一、股份制改革設想的提出84
二、幾經波折的股份制改革87
三、證券法的起草、討論和通過91
四、從雙軌制轉向單軌制：股權分置改革93
五、中國資本市場有待繼續完善，股份制改革有待
繼續推進96
六、結束語102
中國的實踐為制度創新理論提
供了新的內容104
一、在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
民間蘊藏著極大的積極性，許多制度創新最初
是由民間自發開始的104
二、“摸著石頭過河”是指改革的總體思路和配套
措施而言的，這是改革領導層必須考慮的問題，
而對于民間自發的制度創新而言，最初僅限于
小范圍的試驗，并不存在“摸著石頭過河”
問題105
三、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制度創新是指體制的轉換，
即由計劃經濟體制逐漸過渡到市場經濟體制，
這不可避免地是一個社會主義制度自行調整
的過程，從而必定是漸進的106
四、社會主義制度的自行調整是前所未有的，這本
身就是一種創新。所有的經濟學家都從未遇到
過這樣的問題，大家都在學習，都在思考，都
在提出自己的建議，但誰都不是“先知先覺
者”，誰也不可能是先知先覺者106
2009年109
新階段改革的第一聲春雷：
集體林權制度變革111
集體林權制度改革中的公共財政問題115
一、建立支持林業發展的公共財政制度的
重要意義115
二、建立支持林業發展的公共財政制度的
政策建議117
世界經濟危機和資本主義制度調整122
一、制度調整的含義122
二、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引起的西方各國
人民的思考124
三、資本主義進一步實現制度調整的可能性130
當前就業壓力形成的深層次原因136
對于當前中國的就業壓力，首先要從體制上探討
深層次的原因136
從結構方面著手分析，當前中國的就業壓力之所
以形成并且不容易在短期內消除，大體上有
三個結構方面的原因138
根據對當前造成就業壓力的體制性原因和結構性
原因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兩個重要的
結論140
國際金融危機下的中國民營企業發展142
從三大指標看經濟狀況142
多管齊下解決就業問題143
六大措施提高企業盈利率145
挖掘潛力擴大內需146
論我國次發達地區的后發性優勢147
一、對次發達地區后發性優勢的理解147
二、發揮次發達地區后發性優勢的條件148
三、技術的跳躍式前進151
中國債券資本市場：制度演化的內在
矛盾是債券資本
市場發展的驅動力
——評高堅“內生交換經濟學理論”創新及意義156
60年回顧和當前的改革164
中國的三次突破164
一分為二地看計劃經濟167
體制改革有利于社會主義制度的延續170
經濟改革的開頭“三板斧”172
企業改革是經濟改革的關鍵173
中國經濟“剎車容易啟動難”175
解決就業問題要靠民營企業178
發展轉型和自主創新181
建設生態文明：人類社會發展的新模式186
一、人類對環境看法的轉變186
二、政府的兩難選擇187
三、技術與制度并重188
四、公眾參與的必要性190
五、經濟低碳化的途徑191
走向城鄉一體化：建國60年城鄉體制的變革195
一、進一步解放思想，朝著城鄉一體化的目標
前進200
二、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勢在必行，尤其是宅基
地管理制度更需要改革204
三、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呼喚完善農村土地承包
制，加快實現農民承包地的流轉209
四、大力倡導、鼓勵、支持農民創業，以創業
帶動就業213
五、將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作為國家戰略，
大力支持試驗區大膽闖、大膽試217
六、城鄉一體化改革中最困難的問題是就業問題
以及失業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219
資產泡沫和投資沖動
——國際金融危機后的思考230
一、資產泡沫怪圈的形成和破滅230
二、投資沖動所產生的另一種怪圈231
三、擺脫這兩種怪圈的途徑何在233
2010年235
總量調控和結構性調控并重
——對中國貨幣政策的思考237
一、貨幣政策總量調控的局限性237
二、當前中國信貸量的分析240
三、針對當前中國信貸量偏大應當采取的結構
性調控措施243
四、關于流通性大小及其對中國經濟影響的三
個問題246
政府要為民營經濟創造良好的環境251
一、無民不穩251
二、無民不富253
三、無民不活254
企業如何抓住新一輪商業機會257
調整結構誰領先，誰就能贏得機會257
不加緊自主創新，就不可能掌握主導權257
企業的大發展無不仰賴大智慧258
以創業帶動就業：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啟示260
關于我國外匯儲備安全問題的思考263
一、關于防止外匯儲備下降的問題263
二、關于防止外匯儲備貶值的問題266
三、對外匯儲備安全問題的進一步研究268
當前宏觀經濟形勢和山西發展戰略的思考270
上篇：關于當前宏觀經濟形勢270
一、通貨膨脹問題270
二、就業問題272
三、中國經濟問題主要是結構問題274
四、為什么中國經濟剎車容易啟動難274
五、計劃經濟的影響要繼續清除275
下篇：關于山西發展戰略的思考278
一、資源轉化為資本278
二、自主創新和產業升級279
三、擴大內需281
四、培育新型的企業家283
20年回憶：股市已經成為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石287
《中國經濟改革發展之路》（英文版）前言290
城鎮化和公共建設資金的籌集294
一、城鎮化和擴大內需294
二、提高城鎮居民生活質量是吸引農民進城
的關鍵295
三、城鎮化過程中公共建設資金的籌集296
論城鄉一體化298
一、為什么農民沒有財產性收入298
二、農民有了財產權以后中國農村會發生怎樣
的變化300
三、雙向的城鄉一體化302
四、讓社會主義新農村成為名副其實的新農村305
論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309
一、改革開放30年的經驗309
二、下一步經濟發展中需要解決的若干重大課題313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幾個問題318
一、調結構318
二、擴內需319
三、促進就業321
四、穩定物價322
五、城鎮化過程中公共建設資金的籌集323
六、制度性貧困問題的解決323
后記325

論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
一、改革開放30年的經驗
從1979年以來，30年的時間內中國的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建設的成就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在哪里?正在于民間蘊藏的極大積極性發揮出來了。可以舉五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農業承包制。
農業承包制，當初稱“大包干”，也就是指“包產到戶”、“包田到戶”。1979年，在一些地方的農村中是農民們自發試行的，成果異常顯著，于是各地農民群起仿效，一下子就在全國鋪開。幾年之后，農貿市場上什么農產品都有了。又過了幾年，糧票、油票終于取消了。
第二個例子：鄉鎮企業。
農業承包制實行后，效率增長，農村有了一批多余勞動力，鄉鎮企業到處建立，不需要政府投資，農民自己為產品尋找銷路。80年代中期，國內火車上、長途客車上處處可見到一群提著大包小包，裝著樣品的鄉鎮企業的推銷員。就這樣，計劃體制外的鄉鎮企業商品市場形成了。大一統的計劃經濟的生產和銷售格局終于被打破了。
第三個例子：經濟特區的建立。
在農業承包制的推廣和鄉鎮企業興起的同時，1980年建立了深圳經濟特區。在這里，按市場經濟規律運行，高樓一棟一棟拔地而起，深圳建設速度之快，給人們一個啟示，只要實行市場經濟，中國完全可以趕超西方發達國家。人才、資金紛紛流進了深圳，內地按計劃組織生產，深圳更多地依靠市場調節；內地只存在個體工商戶，深圳可以有最早的私營企業。這也表明了民間積極性發揮所帶來的奇跡。
以上三個例子說明：
在改革開放初期，農業承包制、鄉鎮企業和經濟特區的建立，是丟在平靜的中國經濟水面上的三塊石頭，它們激起了層層波浪，從此中國經濟再也不可能平靜下來了。民間積極性一旦被調動起來，中國經濟發展就有了源源不斷的動力。
第四個例子：股份制。
從80年代到90年代初，各地相繼出現了一些股份制企業。它們最早也是群眾自己集資組成的，或原有企業向民間籌集資金后擴建而成的。盡管當時還只是一些中小企業，但仍然是民間蘊藏的積極性的發揮。到處在談股票、談上市，經濟發展靠人氣的積聚，人氣代表著民間積極性的高漲。人氣要靠引導、培育、愛護，而不能靠打壓。人氣是難能可貴的。在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以后，群眾的這種熱情有增無減。股份制的作用終于被公眾認可。
第五個例子：集體林權制度改革。
集體林權制度是遲到的改革。1979年農業承包制推出之時，有的地方也把集體山林一起分了。但當時改革開放剛起步，群眾對黨的政策不信任，害怕政策多變，所以一旦分了山林，就拼命砍樹，如果不砍，萬一政策變了，山林收回了，豈不是吃虧了。這樣，砍樹成風，中央不得不禁止集體林權承包。一拖就是20多年。但民間要求承包集體山林的積極性是抑制不住的。進入新世紀初，江西、福建等省開始了集體林權改革的試點。群眾稱之為“包山到戶”。2008年6月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做出了全國范圍內實行集體林權改革的決定，承包期定為70年，林地和林木可以抵押，這樣一來，25億畝集體山林一下子就活了。林區農民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林區熱火朝天，綠化荒山，“爺爺種樹，留給孫子來砍”。林下養雞，林間種蘑菇，種中藥材，這就是創業。從此，中國的林業發展進入了新階段。
為什么民間積極性的發揮會促進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這是因為人民有改善生活的基本需求，他們總希望自己下一代能夠在比自己這一代較好的環境中生活和工作，他們還希望有機會施展自己的才能，實現自己的目標，以自己的成就表明自己的價值。民間的積極性就是由此而涌現的。
然而，民間積極性的發展需要有合適的制度條件。沒有合適的制度條件，就不會有機會的公平，也就不會有民間積極性的迸發。充分的社會流動，包括水平流動和垂直流動，只能產生于合適的制度條件下。這就是民間積極性得以發揮的最重要前提。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偉大意義，就在于把中國引上了改革開放之路，從此民間積極性有發揮的可能性。
以農業承包制為例。1959～1961年的三年困難時期，一些省市并不是沒有出現過“包產到戶”的做法。但當時是遭到批判、打擊的。倡導“包產到戶”的基層干部受到了處分，試行“包產到戶”的農民同樣陷入了困境。民間積極性剛剛露頭，就被扼殺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情況才發生實質上的變化，民間積極性在農業承包制方面的發揮才有了制度條件。
股份制的推廣不也如此嗎?沒有鄧小平的南巡講話，沒有中共十四大、十五大的召開，股份制能迅速推廣嗎?民間的積極性能這樣迅速地迸發出來嗎?
無論農業承包制的推行還是股份制改革的進展，都使蘊藏于民間的極大積極性發揮出來，并成為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使民間積極性轉化為億萬群眾的自覺行動，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證實了這一點。
不可忽略的是：政府在這方面的作用是重要的。政府的作用大體上可以歸納為以下五點：
(一)發現
發現是指發現民間有積極性，關鍵在于體制條件是否具備。只要具備了體制條件，民間的積極性就會被調動并發揮出來。
(二)引導
由于蘊藏于民間的積極性具有自發性，所以需要引導。政府引導民間積極性，實際上是對民間積極性的一種愛護，不要讓它受到誤導而遭到損失。
(三)扶植
對于因民間積極性迸發而出現的一些新生事物，例如為適應林權制度而產生的林業專業合作社，政府應當加以扶植，包括在融資方面給予支持。
(四)推廣
在試點成功的基礎上，及時總結經驗，予以推廣，這是政府應盡的責任。
(五)規范化
不規范化，就不可能使民間積極性所取得的成果進一步成長，這方面最明顯的例證就是股份制的推行促成了《公司法》、《證券法》的通過。
二、下一步經濟發展中需要解決的若干重大課題
下一步經濟發展中，包括“十二五規劃”，甚至包括“十二五”以后的連續幾個五年規劃，都有若干重要課題需要研究，需要解決。下面分別予以說明。
(一)自主創新和產業升級
要實現經濟轉型和提高經濟增長質量，以及為了增加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我們應當加大自主創新和產業升級的力度。問題是：在西方發達國家，自主創新和產業升級都是在長期工業化的過程中逐漸實現的。我們能不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實現自主創新和產業升級的目標呢?
為了加速自主創新和產業升級，有必要通過扶植優秀企業和完善資本市場。優秀企業，包括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企業和民營企業，所有這些企業，都是中國的企業，都是民族企業，要一視同仁，調動它們創新的積極性。凡是在自主創新和產業升級方面作出成績并且有巨大市場潛力的，都應得到支持。同時，資本市場要繼續完善，形成完整的資本市場體系，使優秀企業在創新過程中更好地運用資本市場。
(二)就業問題
在西歐國家，一般只要年經濟增長率達到3％，就業就不會發生大的問題，而中國2008年第四季度的資料表明，如果年經濟增長率降到6％左右，失業問題就嚴重了，農民工就回鄉了。為什么?關鍵在于中國農村勞動力不停地向城市流動，而西歐這種情況在很多年前就結束了。西歐工業化已二三百年，農村多余勞動力已釋放完了。今天西歐國家農業人口只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幾，他們有自己的家庭農場，有住宅，城鄉生活條件一樣，社會保障覆蓋全社會。那里的農民是不會進城打工的。中國則不同。農民為了增加收入，為了取得和城市居民一樣的社會待遇。他們一有機會，就想進城找工作。今天出來的農民工，被稱為新生代農民工，他們同上世紀80年代出來打工的農民工不一樣了，他們認為自己根不在農村，心也不在農村。就業壓力始終存在，那么，當前解決中國就業問題的撬桿究竟在哪里?
為了緩解就業問題，有必要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和支持微型企業。民營企業是吸收新增就業的主要場所。認真落實“非公經濟新36條”，實現公平競爭，放寬市場準入。全國1000萬家中小企業、3000萬家個體工商戶，只要生意好做了，每家中小企業多雇幾個人，每家個體工商戶多增加一、二個幫手，全國一下子可以增加幾千萬人的就業崗位，可以大大緩解就業壓力。對于雇工人數少、資本少的微型企業，要大力扶植。微型企業是指雇工十幾個人以下，創業時的資本金10萬元以下的很小很小的企業。要采取特殊的優惠政策，如減免稅費、解決融資問題等，將增加大學畢業生、農民工、退伍軍人、下崗職工、庫區移民、殘疾人的創業和就業。
(三)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
根據西方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先發展，后治理”模式或“邊發展，邊治理”模式，都是有害的，而且也是不經濟的。中國必須走出一條把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放在首位的可持續發展道路。但經費來自何處?怎樣才能使可持續發展成為可行之路?
為了加強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有必要一方面鼓勵民間資本介入，另一方面形成公眾參與和監督的機制。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需要大量投入，僅靠政府投入是不夠的，要鼓勵民營企業進入這一領域。此外，要調動公眾的積極性，形成公眾參與和監督機制，形成社會一致的環保行動(如資源回收、文明消費、節水節能、保護野生動物、環境綠化等)。
(四)城鎮化過程中公用事業建設的資金籌集
城鎮化過程中，農民會持續不斷地進城。如果今后每年提高城鎮化率1個百分點，那么30年后，即到2039年，中國城鎮化率可以從2009年的46％上升到76％。要知道，每年提高城鎮化率1個百分點，意味著每年有1000多萬人進城，其中包括青壯年、老人、少年、兒童。要蓋多少房子，辦多少學校、醫院、文化設施，還有水、電、氣、暖供應……“土地財政”走到了盡頭，“地方債務”也難以承受，公用事業建設如何籌集資金呢?
為了籌集城鎮化過程中公用事業的建設資金，有必要建立公用事業投資基金，大力吸引民間資本進入這一領域。城鎮化過程中，建立公用事業發展投資基金是國際上通行的做法。在中國，可以由財政部、國家發改委作為牽頭發起人，適當投入財政資金，基金投資人包括金融機構、社保基金和其他機構投資者，然后發行金融債券，即“中國公用事業發展債券”，吸引民間資本。一旦民間資本紛紛進入城鎮化過程中的公共建設領域，參與公用事業的建設，城鎮化就可以順序推進了。
(五)人才建設
人力資本存量不包括在GDP指標內，但卻是比GDP總量更能說明問題的指標。中國人力資本存量是不如西方發達國家的，因為人力資本存量是人口數量與人均技術水平的乘積。要做到人力強國，必須大力培養各級人才。為此，我們應當從何著手呢?
為了培育更多的人才和吸納國外留學的人才，有必要及早形成教師和研究人員積極性得以充分發揮的機制。關鍵在于要尊重教師和研究人員的創新精神和辛勤勞動，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高等學校和研究機構要減少行政干預。要有適當的激勵機制，要發揮協作的潛力。
(六)通過民間消費的增長，走向經濟的良性循環
以投資為主，可以拉動經濟增長，但這只表示中間需求的擴大。靠出口拉動經濟固然是最終需求，但過分依賴出口，卻會使我們受制于人。促使經濟走向良性循環，必須先做到投資和消費并重，然后主要靠民間消費的增長拉動經濟。如何做到這一點，關鍵何在?撬桿何在?
為了擴大民間消費，有必要增加廉租房、平租房、平價房的供給，同時讓農民得到房產證。政府承擔廉租房供給任務，政府支持平租房、平價房的建設，這樣就能減少中低收入階層的住房不足。同時，讓農民得到房產證，可以抵押、轉讓、出租。農民有多余住房可以出租，這既可使農民有經常性的財產性收入，擴大消費能力，又有助于緩解城鎮居民住房需求壓力，還可以讓農民“帶資進城”，自行創業。上海市嘉定區和山東威海市的農村住房制度改革的經驗值得總結、推廣。
(七)使有限的耕地產生更大的效率
中國耕地有限，而有些耕地由于各種原因，畝產量低下。加之，農民工外出，或有些遷居城內開店開作坊了，種田人手不足。這問題如何解決?要改良耕地，使單位面積產量提高又需要大量投資，錢從哪里來?這些都要從長計議。
為了使耕地產生更大的效率，有必要逐步推進雙向城鄉一體化。西方發達國家的城鄉一體化都是雙向的，中國現在只在浙江義烏市有試點，遲早也應由單向城鄉一體化轉向雙向城鄉一體化。這可以鼓勵城市中企業和投資者“帶資下鄉”，經營現代農業，發展物流產業。這樣，農業經營的效率會上升，有限的耕地可以提供更高的產量。
總之，民間蘊藏的極大積極性正是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動力。可以深信，只要采取有利于調動民間積極性的措施，讓民間積極性發揮出來，無疑將會形成新的創新高潮和創業高潮，中國經濟必將以新的面貌展現在世人面前。
（2010年11月27日在北京大學“經濟學理論和中國道路”研討會上的發言）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幾個問題
一、調結構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點是調結構。
應當樹立這樣一個觀點：GDP總量固然重要，但GDP結構更重要。GDP結構的合理意味著經濟發展質量的提高，也表明技術前進的方向。能真正代表一國的國力的，不僅是GDP總量，而更重要的，是GDP的結構。
我們不妨以鴉片戰爭時期為例。鴉片戰爭時期，中國和英國相比，中國的GDP總量比英國大很多，但GDP結構卻沒有英國合理。中國龐大的GDP總量主要是由什么組成的呢?是糧食、茶葉、棉花等農產品，還有手工制造的各種棉布及其他產品，包括絲綢、瓷器等。而進行工業化革命已經半個多世紀的英國，它的GDP包括了鋼鐵、蒸汽機、火車、輪船和各種機器設備；以棉紡織品來說，英國是機器生產的，英國工藝品的質量是世界先進的。這樣一比，不難發現英國的GDP總量雖然不大，但結構是合理的，符合當時技術前進的方向，這決定了英國的國力走在世界前列。
人力資源也有結構性的問題。同樣以鴉片戰爭期間為例。那時，中國的人力資源豐富，因為人口總量大，但結構不行。為什么?因為絕大多數農民和婦女都是文盲，而知識分子中，大多數人以讀四書五經為主，一心想考科舉，他們不懂經濟管理，對科學技術也是門外漢。而英國當時的情況是：工業化革命之后的幾十年來，初等教育普及了，中學教育質量提高了，大學教育進一步發展，技術教育也推廣了。這樣，英國每年培養出不少科學家、工程師和懂得經濟管理的專業人才，而且熟練技工不斷增多。中英兩國人力資源結構的差距不言而喻。
可見，我們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必須調整結構，包括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產品結構以及人力資源結構。我們不僅要成為世界制造中心，而且要力爭成為世界創造中心。這些都同自主創新、產業升級有關。我們要成為人才強國，首先是人力資源的結構要合理。兩天前，我到楚雄考察時發現，楚雄正在集中力量大辦職業技術教育，想把楚雄打造成為職業技術人才和熟練技工的輸出基地。我覺得這是具有戰略眼光的，也符合當前的產業調整方向。
二、擴內需
要保證經濟可持續發展，一定要擴大內需。這是因為，我們過去的經濟增長主要靠投資，靠出口。民間消費應該是帶動經濟發展的最重要方面，但這只是在最近幾年才開始有所重視。當前我們必須擴大內需。
首先，要不斷提高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包括提高工資水平，提高農民收入。為了增加農民收入，要繼續提高國家對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和對農民的各種補助標準。
但真正實現努力擴大內需，增加農民收入的關鍵在哪里?關鍵是要找著幫助農民增收的撬桿。撬桿又在哪里?在于給農民發產權證。這是擴大內需的好辦法。發給農民的產權證主要有三項：1農民承包土地的使用權證；2宅基地的使用權證；3房產證。就拿房產證來說吧。今年我帶了全國政協經濟委的調研組到一些省市調研。在農村和農民座談時，農民反映道：城鎮土地是國有的，城鎮居民祖傳的房子有房產證，新購的商品房也有房產證；農村土地是集體所有，但農民祖傳的房子沒有房產證，新蓋的房子也沒有房產證。所以農民意見很大：為什么國有土地上的住房有產權證，而集體土地上的住房卻沒有產權證!
農民的住房沒有產權證，會產生什么問題?農民說：想抵押，房子不能抵押；想轉讓，沒法轉讓；想出租，出租也難，因為沒有房產證，租金不高，而且還有風險。什么風險呢?租出去的房子，如果租房者不付租金，或以后一直住下去，因為沒有房產證，打官司也糾纏不清。面對這樣的窘境，農民只能用一把鎖將房門鎖上，帶上家屬外出打工。于是，就出現了“兩個老鼠的故事”。什么叫“兩個老鼠”呢?上鎖后，房子變成老鼠窩了，這是“第一個老鼠”。進城后的農民，兩手空空，因為家里的房子不能抵押貸款，于是就只能租人家的地下室住，這就變成了“第二個老鼠”。還有更糟糕的，上鎖后的農民住房，被人家私自撬開后，變成了堆放炸藥的場所、地下鞭炮加工廠，有的住房還被用來煉地溝油、聚眾賭博，甚至從事賣淫嫖娼活動。
我們在山東省威海市考察時發現，離市中心不遠的幾個行政村合并變成一個社區，這個社區的名字還挺好聽的，叫“小城故事”社區。“小城故事”社區是新蓋的農民新村，每家有兩套房子，自己住一套，還有一套房子出租。我們到那里時，真是熱鬧啊，農民們有的正在裝修，有的正在搬家，買家俱，買家用電器，買地毯和窗簾，因為他們有財產性收入了，每月可以收取房租了。今年6月5日，上海《文匯報》報道了上海市嘉定區的情況，嘉定區給每戶農民發三套房，一套60平方米，一套80平方米，還有一套是110平方米。自住兩套，出租一套，家庭人口少的可以出租110平方米，家庭人口多的至少也可以出租60平方米，這讓農民的收入真正有了保障，農民的購買力立刻增加了。
給農民發房產證，不一定統一由房產局發，也可以由住房和城鄉建設規劃局發。我在山東煙臺調研時發現，農民的房產證有的是房產局發的，有的是由住房和城鄉建設規劃局發的，雖然發放渠道不一樣，但我覺得同樣是非常可行的。在煙臺的萊陽市農村，住房和城鄉建設規劃局發的房產證雖然在四大銀行不能抵押貸款，但在農村信用社是可以抵押貸款的，這也符合農民的借貸需求。還有，在煙臺的龍口市，龍頭企業和行政村融合發展，農民用土地入股，企業給農民分配不同的工作：農民有的種葡萄，有的種蔬菜，有的進工廠，有的做建筑工，有的從事物流。農民的住房有公司發給的房產證，他們房產證在公司內部可使用。農民的收入包括：1土地入股有股息、紅利；2在工廠或農場林場工作有工資；3農民空閑的房子可以出租。這樣，農民收入提高了，內需也就擴大了。
三、促進就業
促進就業最好的辦法，就是要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大力扶持微型企業。現在全國每年新增的就業崗位有75%在民營經濟中。但民營經濟仍面臨融資難、領域準入難、稅費負擔較重等困難。現在全國有3000萬個體工商戶，有1000萬家中小企業、民營企業，只要政策放寬一點，稅費減免一點，融資上幫助解決一點，個體工商戶的生意就好做了。這樣，發展壯大后的每家個體工商戶只要從鄰居家里、親戚家里招一兩個幫手，全國一下子就可以解決幾千萬人就業。全國1000萬家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只要每個企業增加三五個人，又可以解決好幾千萬人的就業。所以，促進就業的關鍵在政策。
同時，還要大力扶持微型企業。在國外企業中，不但有大中小型企業，還有微型企業。什么叫微型企業?以最近重慶市有關大力扶持微型企業的規定來看，微型企業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包括業主和雇工在內的工作人員在20人以下；二是創業資本金在10萬元以下。重慶扶持微型企業的主要做法是：對微型企業減免稅，政府為企業提供銀行貸款擔保，出錢為企業進行職工培訓和相關技術培訓，并簡化企業登記、注冊及銀行開戶等手續。這樣的舉措，使重慶出現了蓬蓬勃勃的全民創業熱，大學畢業生、農民工、退伍軍人、下崗工人、殘疾人、庫區移民等紛紛成了躍躍欲試的創業者。昭通離重慶比較近，可以到重慶看一看、學一學。
四、穩定物價
最近幾個月物價猛漲，穩定物價已經成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當務之急。穩定物價采取什么措施呢?一項重要的措施就是把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改為穩健的貨幣政策，使貨幣流通量回歸到正常的水平。為什么不改成從緊的貨幣政策呢?這是因為，一旦改成從緊的貨幣政策，可能重蹈90年代中期的覆轍，因為突然從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改為從緊貨幣政策后，會出現爛尾樓、三角債、銀行不良資產增加，甚至通貨緊縮等現象。所以現在需要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把貨幣流通回歸到正常水平。同時，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變，這樣經濟可以穩定增長。
現在，導致物價上漲的主要因素是農產品價格上漲，而農產品價格上漲是有其特殊原因的，比如說，城市沒有菜地了，誰種菜?現在北京的蔬菜要從山東、海南調運，流通成本高了，菜價當然就貴了。還有，西方發達國家有兩種商品儲備，一是國家儲備，二是商業儲備。而我們國家只有一種儲備，也就是國家儲備，但國家儲備的東西畢竟是有限的。西方發達國家的大型超市，必須要有明確的商業儲備。這樣，短期內出現商品短缺問題不會引起驚慌。當前物價上漲的另一個因素，就是炒作，炒綠豆、炒大蒜、炒蘋果。這是市場管理上的問題，必須打擊囤積居奇的做法。可以相信，通過這些工作，物價可以逐漸被穩住。
五、城鎮化過程中公共建設資金的籌集
公共建設資金的籌集，是在城鎮化發展過程中一定會遇到的問題。“土地財政”的路已走到盡頭，還有多少土地可以賣?地方“債務財政”實際上是把還債的期限向后推，這屆政府推給下一屆政府、再下一屆政府。這樣不能解決問題。在這個方面應該學習國外的做法。國外城鎮化過程中是這樣融資公共建設資金的：在建設過程中，政府當然要對廉租房、社會保障性的住房，以及對義務教育、環保設施承擔責任，政府應投入。但城鎮人口增加后的供水、供電、供熱、供氣等公用事業要花費很多錢，資金怎么籌集?可以成立城鎮公用事業建設投資基金。政府拿出一定的資金作為種子基金，銀行等金融機構可以投入一部分資金，基金成立和啟動后，可以發行債券，向民間大量籌資，這樣就能解決問題了。
六、制度性貧困問題的解決
制度性貧困，或者叫體制性貧困，是經濟學中的一個專門名詞，主要是指由體制所造成的貧困。體制性貧困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第一，由于體制的束縛，人民群眾沒有脫貧致富的積極性。如果想自己去尋找致富之路，可能受到打擊。這樣，積極性就被壓抑下去了。第二，缺乏社會流動的渠道。這種社會流動的渠道在社會學上分為垂直性流動和水平性流動。正由于缺乏垂直性流動渠道和水平性流動渠道，人們無法改變現狀。常言道，樹挪死，人挪活，說的就是這個道理。第三，市場的限制。比如說，資本短缺、人才外流，貧困地區沒有發展的空間。發展要資本，沒有資本；發展要人才，人才都走了。我前幾年到西北去，西北的人在講，哎呀，現在不但“孔雀”東南飛，連“麻雀”都東南飛了!什么是“麻雀”?就是指熟練工人、班組長，他們也往東南飛了。市場是講選擇的。市場經濟中，如果國家不實行向貧困地區傾斜的政策，貧困地區的發展是困難的。第四，就是僅僅靠資源，吃老本，吃資源，吃光為止。資源枯竭以后怎么辦?沒有考慮。所以，當前我們研究貧困問題一定要研究體制性的貧困，并提出解決方案。
我相信，以上這幾個問題，可以幫助我們既了解當前的形勢，也能夠使大家對下一步的扶貧工作怎么做引起一定的思考和討論。
（2010年12月15日在云南省昭通市“第三屆中國貧困地區可持續發展戰略”論壇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