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與榮譽（簡體書）

《自由主義與榮譽》致力探討自由主義憲政體制下榮譽的含義，及其激發個體能動性的能力。作者認為，由於榮譽將自我關注和個人野心與有原則的崇高目的聯繫在一起，它挑戰了自利與自我犧牲之間的二元對立，能夠很好地適應盛行自由主義的現代社會。書中追溯了榮譽的譜系，探究了它與憑藉良心的拒絕和公民不服從之間的聯繫，詳述了它在美國建國、民主改革和民權運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表明榮譽是冒險而又艱難的政治行動的一種動機，能夠在當今政治能動性低迷的情境下為自由主義提供鼓舞，防範和抵制權力的濫用。

莎倫•R.克勞斯是布朗大學政治科學系教授，就古典自由主義和當代自由主義論題撰寫過多篇文章，論及休謨、孟德斯鳩、波伏娃，以及當代的正義理論，發表在《政治理論》、《政治評論》、《政治與性別》、《當代政治理論》等刊物上，並著有《公民的激情》、《主權之上的自由：重建自由的個體主義》等。

編輯推薦
榮譽與現代民主之間一直都有著深刻的聯繫，自美國國父起，一直到伊莉莎白•凱蒂和馬丁•路德•金的時代，榮譽都強有力地支撐起這些非凡個體的政治能動性。莎倫•克勞斯在《自由主義與榮譽》中探究了榮譽這一概念，認為它是冒險而又艱難的政治行動的一種動機。

前言
第一章 對自由主義的鼓舞
政治能動性與對鼓舞的需求
發掘榮譽

第二章 舊制度中的榮譽以及對自由的捍衛
榮譽在舊制度中的位置
榮譽的高亢野心
敬畏與反身性
榮譽的片面性
認可與抵抗

第三章 美國的榮譽與民主
榮譽與民主之間的衝突
榮譽與“正確理解的自我利益”
“一點點他們的偉大”

第四章 對名望的熱愛以及南方紳士
建國時期的榮譽與對名望的熱愛
奴隸制與南方紳士

第五章 榮譽與民主改革
林肯的有原則的野心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榮譽的靈魂
榮譽和自我主權：伊莉莎白•凱蒂•斯坦頓與蘇珊•布朗內爾•安東尼
民權運動中的榮譽

第六章 結論：多元主義、能動性，以及民主榮譽的諸多變體
參考文獻
索引

《自由主義與榮譽》：
第六章 結論：多元主義、能動性，
以及民主榮譽的諸多變體
榮譽（甚至民主式的榮譽）都具有不可化約的貴族性，因為儘管它並不必然預設固定的社會層級或者政治不平等，但它卻需要某種程度的勇氣和野心，而這並非我們每個人都擁有或者能夠擁有的。作為一種“自然貴族”的特權，榮譽在美國比在舊制度下更為自然。在這裡，榮譽不太是人為強加的社會角色和地位的結果，而更完全地來自個體的行動與性格。它仍然包括外在公共認可的元素，但榮譽越來越變成一種成就，而非一種資格。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比起孟德斯鳩的榮譽概念，民主式的榮譽與德性有著更為緊密的聯繫，儘管二者仍然完全不同。而且榮譽越變成一種成就，它就越能夠支持個體能動性。諷刺的是，儘管榮譽與民主之間存在著真正的緊張關係，但是與舊制度人為固化的社會相比，榮譽在民主社會中反而可能是更為強有力的能動性來源，甚至可能使自身變得更加完備。本書的中心主題之一便是現代自由民主制繼承了某種貴族遺產，其中不但包括榮譽，還包括個體權利、權力分立，以及公民社會的仲介性團體，而且倘若不接納這一遺產，自由民主制便無法自我維繫。
儘管榮譽在某種意義上帶有不可避免的貴族性，但榮譽的舉動並不總是像前幾章所考察的案例那樣，在宏大的尺度上表現得超乎尋常。除了受到某種共同的榮譽準則（這種準則由《獨立宣言》與憲法所包含的那些原則所構成）指導的榜樣式舉動之外，我們有時候也可以看到植根於各種各樣更為片面的行為準則的榮譽，這些片面的準則各自對美國公民社會與政治社會中各種不同的自願社團起著規範作用。民主式榮譽的這些更為節制的顯現，同樣能夠有助於制約以多種面貌出現的侵蝕性權力。邁克爾•沃爾澤曾經論證過這種形式的榮譽的重要性。他的榮譽概念把其作為一種性格品質的形式特徵，與機會平等的原則、多元主義的原則，以及同意的原則聯繫到了一起，而這些原則正是美國政治與當代美國公民社會的特徵所在。
沃爾澤在其中找到各種民主形式的榮譽的那些自願社團，是舊制度中的商團體系或仲介性團體（榮譽的傳統場所）在民主制度下的等價物。它們是支持榮譽的共用身份認同與相互聯繫的共同體的重要來源。由於這些多樣的民主榮譽準則是與不同的社團分別相關聯的，它們必定（和支持它們的身份認同以及共同體一樣）是多元的、片面的。它們並非完全私人的，但它們的範圍也不是普遍的。相反，它們是相對於它們所存在的各別組織與社會制度，並與這些組織與社會制度的具體目的息息相關。除了沃爾澤所強調的職業社團外，我們還可以加上政黨、社區協會、倡議性團體，甚至家庭。規範這些不同社團的行為準則為個體野心提供了有原則的限制和導向，從而緩和了民主形式榮譽兩方面的傾向：要麼變得越來越主觀，要麼變得越來越普世。但在這麼做時，這些行為準則又並不回到固化的世襲制社會秩序或者政治不平等上去。沃爾澤對榮譽的闡釋同樣保留了“應得”這個元素。在他看來，一個有榮譽心的人之所以尊重自身，並不僅僅是因為自身的存在（好比羅爾斯的“自許”）；也不僅僅是因為自身的被接受（好比泰勒的“認同的政治”）；而是因為自身的良好行為，因為其符合于既有的行為規則和成就標準，而這些規則和標準又構成了一個人的榮譽準則。由此，沃爾澤的榮譽觀恢復了被羅爾斯明確拒絕、被泰勒暗暗拋棄的應得概念。沃爾澤認識到應得概念有一種節制性的影響，它立基於一些無法簡單化約為具體個體意願的表達的、從而在某種意義上固定了的標準。他指出，倘若缺少了這種固定標準，則榮譽（或者敬許，或者認同）“就將完全向暴君式的使用敞開。因為我有權力，所以我就能以這樣那樣為榮譽。我選誰都是無關緊要的，因為沒有人真正應得任何榮譽……而我又並不認同在榮譽與任何具體的表現之間存在任何內在的聯繫”。基於固定標準的應得概念，保護了自尊既免遭專制者的暴政，又免遭公共輿論的暴政。而假如像羅爾斯承認的那樣，某種自尊感是對個體自由的捍衛所需要的，那麼這種保護就是根本性的了。對個體能動性的強烈感覺，是與基於既定標準的應得概念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的。
在近來的政治理論與經驗政治科學中，學者們追隨托克維爾的步伐，紛紛指出公民社會對於美國公民身份的價值，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學者們聲稱，自願的仲介性社團通過讓個體更加具有參與性，而服務于集體自由。通過參與到小型組織的社團生活之中，個體學會了用集體眼光看待事物，併發展出為了共同目標而協同工作的習慣，從而為迎接民主參與的挑戰做好了準備。這些社團通過提高集體性而支持了民主；它們建造起了“社會資本”（共用的信念與價值、相互之間以及整體上的信任）的水庫，以此為更大範圍的政治事業提供動力。不過儘管民主制需要社會資本和一定程度的公民德性，但正如托克維爾所深知的，自由民主同樣需要個體野心，雖然野心可能與公民德性的集體主義存在衝突。然而儘管近年來人們對公民社會中培育公民德性的資源做出了諸多闡發，但是公民社會中鼓舞榮譽的資源卻並未得到探討。可是它們卻極其重要。社會依附，有原則的行為準則、成就的標準、競爭，以及這些社團提供的公共出人頭地，都支援著高昂的野心、成就，以及自尊，而這些又促進了個體能動性的強力施展。它們創造的水庫不僅容納有助於政治參與的社會資本，而且容納了高期望、驕傲，以及托克維爾所謂的“偉大野心”，這些都推動著面對高昂風險與不確定收益時的有原則的行動。
沃爾澤筆下民主式榮譽的自我服務性是與此處所探討的其他榮譽形式相一致的。沃爾澤把挺身捍衛各自準則的醫師和工會成員作為當代榮譽的代表，這些人都關心對他們自尊的保存。他們同樣可能為了完成其他額外的責任而規範自己的行為。舉例來說，一名醫師對其病人的熱情救治，可能是出於對人性的熱愛或者出於宗教承諾，也可能她之所以盡最大努力救治病人，只是因為覺得自己受到與病人的契約關係的約束。但榮譽的概念則指出了另外一種動機，這種動機是以對一個人自身的義務感（而不是以對別人或者對整體的義務感）為基礎的。類似地，一名工會成員之所以願意罷工支持對更優越合同的談判，可能是因為他被工人的團結感所打動，也可能是因為他想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或者因為他想最大限度地獲取個人利益。但假如他的榮譽參與了進來，那麼他的罷工支持就同樣是為了其自尊的緣故。是榮譽告訴他，“他不應該為了占到一些個人便宜而放低身段”，還有“他不應該把自己賤賣了”，以及“他不應該容忍這樣的冒犯”。沃爾澤的榮譽觀因此挑戰了我們所熟悉的在利益與責任之間的截然二分，這種二分把利益當作我們為了自己而追求的東西，把責任當作我們應當為他人做的事情。他的榮譽觀認識到，我們為了自己而追求的東西不應當僅僅限於利益，而我們為了別人做的事情也並不窮盡我們的責任。沃爾澤看到了榮譽作為一種動機形式的潛在能量，這種動機不能被化約為自我利益、公民德性，或者正義感；這種動機立足於一種個人責任感，不過這是對一個人自身的責任，而不是對別人的義務。榮譽涉及到我們的自我關切，這讓正確的行動變得值得欲求，從而使榮譽成為一種有力的動機形式，但這種自我關切又超越了最狹隘的利益形式。沃爾澤將其視為個體能動性的一個重要來源，儘管並非唯一來源。
不過就算沃爾澤所描述的自由民主形式的榮譽也不可能得到平等的分配。並不是只有那些最戲劇性的、由奧爾特子爵或者林肯或者斯坦頓這樣的人物所展示的榮譽案例，才是異乎尋常的。在私人領域以及公民社會內部的半公共領域所興起的那些更平淡無奇、更具體各別的榮譽形式，同樣代表著對通常行事的例外。並非所有工會成員都會為了榮譽而挺身反抗企業的剝削；並非每名醫師都會為了醫療品質的原則而與一味追求利潤的醫療行業做鬥爭。就算這些我們在身邊都能找到的榮譽形式，也不是能夠平等分配的，因為作為一種性格品質的榮譽，必須通過主動的聲張才能實現。只要一個人的自尊是與其行動的價值息息相關的，榮譽就絕不僅僅是一種能夠分配的東西。不過雖然榮譽在分配上的困難意味著並非所有人都能具有榮譽，但是這種困難同樣加強了榮譽作為能動性來源之一的潛在力量。假如榮譽跟羅爾斯所謂的“自許”或者泰勒所謂的“認同”一樣被當作一種能夠從某個仁慈的權威或者好意的“他者”那裡得到的東西的話，那麼榮譽的力量也就會被大大削弱了。一個人的榮譽並不完全依賴于政治權威的仁慈，或者他者的好意。這種獨立性使其成為個體能動性的特別重要的資源，使個體能動性能夠以對政治權威或其他權威濫用權力加以抵抗的方式表現出來。
只要作為一種性格品質的榮譽必須通過聲張才能實現，它就永遠不可能被所有人擁有，或者至少不會被所有人平等地擁有。在這種意義上，就算是那些從未登上全國舞臺的人們身上所表達出來的更加節制的榮譽，仍然保留著那些更為顯赫的榮譽案例中的某種貴族特徵。它在實踐中局限於為了實現榮譽而付出過努力的少數人，儘管它向任何這樣努力過的人都是敞開的。類似地，以酬賞和獎勵的形式存在的各種公共榮譽，只有在僅僅獎賞傑出的成就（而非所有成就）的前提下，才能夠鼓舞傑出的成就。不過儘管自由民主制的榮譽在這一點上具有內在的貴族性，但它並不一定會違背對平等尊嚴原則的政治表達。畢竟，美國公民社會中規範各種自願社團的行為準則，並不與政治權利的平等相衝突。我們以全國節假日的方式把公共榮譽賦予馬丁•路德•金，以紀念他偉大的榮譽舉動；但假如他活到現在，他也不會因此就得到額外投一張票的資格，或者光憑這些舉動就有資格得到一個政治職務。所以說榮譽概念並不一定對應用於基本政治自由的平等理念構成挑戰。
值得強調的是，民主式榮譽並不需要成為通常意義上那種連續的、全社會範圍的理念。無論民主式榮譽是系於某個獨一無二的共同準則，還是系於更片面的準則，個體的榮譽舉動都必然是插曲式的成就，而非普遍共用的習慣。榮譽的插曲式特徵將其與公民德性以及正義感進一步區分了開來，後兩者往往被認為在連續的基礎上管理著（或者應當管理）大多數公民的行動。相反，即便榮譽只出現在一小部分人身上、即便其出現的時間間隔非常長，它仍然能夠對整個政治生活起到重大的影響。光榮的行動可以設下先例，然後即便在缺少連續或普遍的榮譽運作的條件下，這些先例仍然可以得到維持甚至擴展。榮譽同樣可以容許不同程度的風險和後果。一個有榮譽心的工會成員或醫師的動機，可能在強度、準則的普遍性，或者成就的等級上無法與馬丁•路德•金或林肯的動機相提並論，但它們在構成上仍然是類似的——驕傲、有原則的野心、對自尊的欲求、傑出感、對公共聲望的追逐。
此外，榮譽的準則並不一定要導致整全的或者普遍的行動標準，儘管第四、五章所描述的美國式榮譽的一種形式確實採納了《獨立宣言》的普遍原則作為自己的準則。那兩章中所考察的著名榮譽舉動，確實依賴於由普遍原則組成的共同準則。但沃爾澤所描述的更平淡無奇的榮譽案例同樣分享了作為一種性格品質的榮譽的形式特徵（儘管是在更默默無聞的層面上），卻是相對於特定的活動領域、相對於各別社會政治制度的多種不同目標的。由於如今我們大多數人都在不同的情景中扮演著一系列不同的角色，我們每個人都可能受到多種不同的榮譽準則的管束。在這種意義上，榮譽不但與現代多元主義社會的道德複雜性相容，而且是與這種道德複雜性相互協助的。舉例而言，如今我們在自己作為家長、朋友、公民的不同角色中，都根據不同的準則而生活；而作為教授、醫師、木匠，我們也各自有著其他不同的準則。這種多元性標誌著榮譽的現代民主形式與孟德斯鳩筆下榮譽的一個區別，不過這種區別只是程度上的，而非性質上的。儘管孟德斯鳩筆下的“士君子”本身並沒有在不同的榮譽準則之間分裂，但孟德斯鳩也承認，現代世界中的榮譽準則有時候會與行為的其他道德標準相衝突，更不用說宗教標準了。孟德斯鳩還認識到，榮譽準則的內容既在不同文化中有所不同，而且在任何特定社會內部也有著諸多變體。作為當代民主社會特徵的更高程度的多元主義與碎片化，意味著榮譽的衝突既可以在人與人之間、政體與政體之間產生，也可能在個體內部發生。一個人倘若要讓自己的整個人生在道德上有意義、要把自己的各種責任排列組織成一個單一的框架（假如可能的話），則他的視野必須超越榮譽。榮譽太過局限、太過多元，不能夠為道德與政治生活提供一個整全的、統一的標準。在民主情景中，沒有哪個榮譽準則是具有普遍約束力的，因為每個準則都只規範那些接受其信念、參與到其所管理的活動領域中的人。
所以榮譽的局限性既在於其是插曲式的、相對稀少的，而非聯繫的、全社會範圍的，也在於其並非整全的或者普遍的。榮譽進一步的局限性還在於，它無法為政治能動性或更一般意義上的個體能動性提供一個完備的描述。榮譽不能取代自利、公民德性、團結、信仰、友誼、愛，或者其他許多作為人類能動性來源的動機中的任何一個。它不能取代它們，但可以為它們作補充。而榮譽在這一點上的局限性恰恰提醒了我們，讓我們注意到人類動機的不可化約的多元性。一旦我們試圖給出一種統一的動機理論，把真正的多樣性變成人為的一元性，我們在對能動性的理解上就喪失了豐富性與深度，更不用說準確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