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9百年馬拉松：中國稱霸全球的祕密戰略

'CIA資深中國問題專家懺悔錄
坦承美國政府被中國蒙蔽40年的真相
揭露中國主戰派將於2049推翻美國、稱霸全球的百年密謀


◎CIA資深中國情報權威：作者白邦瑞因本書於2015年獲得CIA頒發「傑出貢獻獎」（Director's Exceptional Performance Award），亦獲得羅伯•凱根（Robert Kagan，希拉蕊外交政策顧問）、葛拉漢•艾利森（Graham Allison，哈佛大學教授）、孟傑慕（James Mann，前《洛杉磯時報》北京社長），以及前任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的大力推薦。

◎習近平訪美重要話題：習近平將於本年九月訪美。屆時中美關係與中國的戰略目標必然成為國際輿論的重要話題。

◎美國都要輸了，台灣怎麼辦？：台灣政府在與北京進行交流同時，不可不知道的中南海戰略意圖。

＝內容簡介＝
「美國人都太好騙了！我也太好騙了！」早在尼克森與中國建交之前就在美國政府擔任中國情報蒐集要職，隨後為歷任美國政府提供中國問題諮詢分析，並曾擔任雷根總統的助理副國務卿的白邦瑞這麼說。

在本書中，他將根據他多年來紮實的學術研究（他是美國少數精通中文的中國問題專家），以及多次代表美國政府與中國溝通談判（1983年鄧小平在北京接見參議員訪問團、1987年朱鎔基訪問華府、2002年胡錦濤參訪五角大廈）所取得的第一手資訊，甘冒大不諱地只出，中國在與美國打交道時，唯一且最重要的核心原則就是：欺敵詭計。

白邦瑞主張，美國人或是愧對於中國過去慘痛的歷史，或是為了圖謀與中國發展經貿關係，再加上中國政府刻意的操縱與愚弄，對中國一直抱著一相情願的迷思。以下是五個作者呼籲必須破除的幻覺：

（一）美中交往能帶來完全的合作；
（二）中國會走向民主之路；
（三）中國是脆弱的小花；
（四）中國希望和美國一樣，而且正如美國一樣；
（五）中國的鷹派力量薄弱；

白邦瑞深黯中國歷史文化，尤其對《孫子兵法》、《三十六計》、《戰國策》、《三國演義》等中國戰略著作有深受的研究。他從對中國的古老戰略思想的理解出發，再加上對當代中國鷹派的政府官員與軍事將領的言行考察，剴切痛陳過去美國政府、學界、智庫都受到中國官方刻意的愚弄，導致美國誤以為與中國的「建設性交往」能將中國導入愛好民主和平的現存國際秩序當中。然而，過去三十多年的事實經驗已經表明，中國不但在任何問題上都不會與美國政府合作，甚至始終都以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霸權，並按照中國的理念打造新的世界秩序，以此洗雪清末以來中國遭逢的百年屈辱。

美國國防政策顧問、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中國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同時也是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與國際戰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的會員。

1969年，白邦瑞在哥倫比亞大學取得博士之後進入聯合國工作，旋即被CIA招募，負責蒐集蘇聯與中國的情報，在尼克森訪中與美中關係正常化當中扮演要角。

之後因為受到雷根的賞識，於雷根政府擔任國防部助理副部長（1984-1986），並於老布希政府擔任國防部長辦公室的亞洲事務特別助理（1992-1993）。從尼克森至歐巴馬以來皆為美國政府的國防政策顧問。在進入白宮之前，他是蘭德（RAND）公司的分析師與哈佛大學的研究員，也曾於四個美國參議院委員會擔任要職。

他研究中國戰略與國防問題長達四十多年，是美國政府倚重的中國問題專家，且因為他在七〇年代支持美國政府軍援中國，與解放軍保持密切的互動關係。

白邦瑞著有《中國對未來戰爭的看法》（Chinese Views of Future Warfare，1998）和《中國對未來安全環境的辯論》（China Debate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2000）

推薦序（一）張旭成
推薦序（二）丁樹範
推薦序（三）黃介正

導言 一相情願的想法
第一章 中國夢――洗刷百年屈辱
第二章 戰國時代――中國人究竟怎麼想？
第三章 唯有中國才能走向尼克森――中美建交與美國的祕密援助
第四章 白先生與綠小姐――美國誤判天安門局勢
第五章 萬惡的美國――中國歷史教科書中的美國
第六章 網路警察――滴水不漏的言論統戰
第七章 殺手鐗――解放軍的祕密武器
第八章 資本主義迷霧――中國的經濟戰略
第九章 二〇四九年，當中國統治世界
第十章 警鐘響起
第十一章 美國需師法戰國思想
第十二章 注釋

第一章 進入中央情報局

一九六九年，美國情報界最渴望有兩樣東西可以解決這個辯論。第一是能在KGB的反間部門（counterintelligence division）吸收到可利用的線民。第二是能有個人與蘇共政治局高層接觸。可惜，這兩者都不可能。因此，為了解決中蘇是否失和這個謎題，美國情報機關只能退而求其次。當時有個剛出道的研究生正好在紐約聯合國總部秘書處工作，而這個單位俄國職員奇多。

當時我年僅二十四歲，透過我在哥倫比亞大學一位教授的介紹，在聯合國秘書長辦公室擔任政治事務官員。雖然是個小角色，我卻是這個單位裡唯一的美國人。我因為曾在政府機關任過職，通過安全考核，經常與來自世界各國的聯合國高階官員接觸，我成了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亟欲吸收的對象。

四月份某個星期一上午八點三十五分，我站在第一大道和四十二街路口等候車潮疏散。掛著外交官車牌的黑色轎車排滿整條街，讓紐約市民怨聲載道。兩個月前到聯合國總部秘書處擔任政治分析員以來，這條路我已經走過許多次。然而，這一天，我的工作變了，我答應替美國政府當間諜。

我的兩個接頭對象——中央情報局的「彼得」和聯邦調查局的「史密斯」——奉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之命，盡一切可能追查來自蘇聯的與中蘇分裂有關的情報。他們並不在乎中國會是什麼樣的夥伴——可靠、古怪，或甚至危險。我的美國同僚只專注一點：我們可以如何運用北京做為對付莫斯科的棋子。計畫進行一段時間之後，尼克森總統於一九六九年八月在加州聖克里門提（San Clemente）所謂的西部白宮主持一項會議，研討亞洲的未來。

如果我腦子裡存有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的恐怖小說或是詹姆斯龐德電影裡的間諜故事念頭，現實很快就經我打醒。我的化名一點也不像007那麼典雅而神秘。（註17）關於中蘇問題，最深入的報告是中央情報局厚厚的兩篇報告，題名分別為ESAU和POLO。（註18）證據正反面皆有。季辛吉的國安會幕僚對於是否應該與中國改善關係，也分為兩派。大多數人支持堅守尼克森總統一九六九年二月會議中表示的觀點，即中國是個比蘇聯更危險的威脅，因此我們需要部署飛彈防禦中國。直到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今天聞名遐邇的對中國開放政策，在季辛吉的顧問送呈給他和總統的報告裡其實還是受到反對的。有人告訴季辛吉說，尼克森或許想要訪問中國，他一口就答說：「門都沒有。」（註19）

我花了許多時間翻閱這些報告——它們對中國的企圖心的描述令我瞠目結舌。我獲知，從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二年，在中央情報局稱為IRON BARK的一系列行動中，靠著一台Minox照相機偷偷拍下數千頁的蘇聯機密文件。匪夷所思的是，這些文件透露，莫斯科軍事首腦早已認為中國是和北約組織同樣危險的軍事威脅。我也獲悉，聯邦調查局在紐約有三個間諜作業，代號分別是SOLO、TOP HAT和FEDORA，全都很可靠，且能接觸到蘇共中央政治局高層內幕。（註20）但是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要我去問直接由季辛吉及其顧問所提出的問題，以便強化這些情資。

秘書處設在聯合國總部三十五樓。我在那裡認識了許多蘇聯官員，其中最令我難忘的是身材圓胖、白髮、外向的阿卡迪‧謝夫欽科（Arkady Shevchenko）。當年三十九歲的謝夫欽科嗜酒如命，最喜歡馬丁尼酒，他經常流連曼哈頓一家法國餐廳La Petite Marmite。我常跟他一道吃午飯，聽他嘲笑聯合國定了一些虛有其表的規矩，比如不鼓勵職員與母國官員交往等等。他笑著說，所有受雇於聯合國的俄國人每天都到他在蘇聯代表團的辦公室來分享情報、接受指令。

一九六九年四月，我已經和他無話不談，於是他告訴我一個月前才在中、蘇邊境發生的兩次衝突，以及中國人幹了什麼好事。當時美國大多數情報官員還不知道有這件事。他說，中方伏擊蘇聯部隊，以此暗中掀起戰端。謝夫欽科也告訴我，蘇聯領導人對中國人是又恨又怕，認為中國打算控制共產世界、進而主宰全球。數十年來，中方維妙維肖地扮演可憐兮兮的弱者、仰蘇聯鼻息而活，而今中國人竟然會如此直接挑釁蘇聯，讓後者驚詫不已。

我特別記得有一次在聯合國總部大廈北區代表會客廳和謝夫欽科喝咖啡閒聊天。他講了一則有關中國未來的笑話，引得我捧腹大笑。笑話中，蘇聯領導人布里茲涅夫打電話給尼克森總統。

布里茲涅夫說：「KGB向我報告，你們有具全新的超級電腦，能預測到西元二〇〇〇年的事。」
尼克森也不相瞞，坦誠說：「是呀，我們是有這樣一具電腦。」
「那好，總統先生，你能告訴我到時候我們政治局委員都是哪些人嗎？」
尼克森這一頭沈默了許久。
布里茲涅夫忍不住，向尼克森大聲說：「哈哈！你們的電腦沒那麼高明嘛！」
尼克森回答說：「不、不、不！總書記先生，它回答了你的問題，可是我讀不懂。」
布里茲涅夫追問：「那是怎麼一回事呢？」
「因為答案是中文。」

這則笑話之所以好笑，是因為它太荒謬了。人類的未來竟會屬於連人民都餵不飽的一個馬克思主義落後地區，這誰能相信呢。但是機警的俄國人看到了我們視而不見的東西。我也和我單位裡的其他俄國同事——葉夫吉尼‧庫托沃伊（Yevgeny Kutovoy）、佛拉迪米爾‧彼得洛夫斯基（Vladimir Petrovski）和尼古拉‧傅奇尼（Nicholai Fochine）——聊過許多次，他們全在不同場合向我提到同一個笑話。我覺得很好笑，一點都沒想到箇中玄機。

我花很多時間和庫托沃伊交往，他在政治事務組上班，辦公室就在我旁邊。（註21）我們的上司彼得洛夫斯基日後出任蘇聯外交部副部長；庫托沃伊也出任蘇聯駐南斯拉夫大使。和謝夫欽科一樣，他們似乎都喜歡和我聊天。當時他們都只有三十來歲，甚至樂於指導我中蘇衝突歷史、講述中國人的奸詐。庫托沃伊告訴我，基本上現代共產中國是蘇聯打造起來的，政府每個重要機關都有蘇聯顧問進駐指導。武器轉移、軍事訓練和技術建議，無不傾囊相授，試圖將蘇聯這個中國盟友現代化。可是，一九五三年史達林去世，雙方關係就開始變質。

庫托沃伊說，蘇聯領導人現在認為中國人有個秘而不宣的夢想，即想要超越蘇聯，而且野心尚不止於此——他們下一個目標就是美國。中國不會甘於當老二。中國有自己的一套劇本，也就是盡其所能、成為全球舞台的主宰。庫托沃伊警告說，美國如果上了中國的當，苦頭可就大極了。蘇聯人的告誡的重點是，中國受其歷史野心的驅使，想要恢復高居全球各國之上的地位。他和他的同僚告訴我，從中國歷史學來的教訓告訴中國人要成為最強大的國家，而且必須把他們的意圖隱匿到時機成熟時。他警告我說，美國若是提供軍事援助給中國，必然自討苦吃。他給了我兩本俄國學者寫的有關中國古代史的書，以資證明他的觀點。中央情報局一九七一年一份報告引述我的一些發現，例如，我認為蘇聯早預料到尼克森總統會與中國重啟關係，所以若純只是外交接觸，他們不會過度反應。（註22）到了一九七三年，莫斯科直接警告尼克森，美國若打算超越純粹外交，而與中國建立軍事關係，蘇聯將會動用武力。季辛吉團隊對此一問題有過辯論，而我打報告建議直接援助中國，並獲得季辛吉核准秘密進行。（註23）

我喜歡庫托沃伊，發覺他的話有可信度。但那時候是一九六九年，我只有二十四歲。他聽起就像個死黨談起舊日女朋友，警告說她既然曾經讓他心碎，將來也會背棄我。當時，中國的經濟低迷無力，只及美國GNP一成左右。（註24）要說中國人會膽敢做夢超越美國，簡直就是天方夜譚。華府官員聽到的都是中國想要換舞伴。尼克森總統必須決定什麼時候切入。這一來就開啟了一段新關係，其後果影響之深遠不是當時我們任何人所敢想像。

中國人計劃宛如利用蘇聯一般來利用美國——表面上誓言合作、以對付第三者敵國，實際上借力使力、壯大自己。這就是冷戰時期北京所進行的馬拉松——中國利用蘇聯與美國敵對，榨取蘇聯援助，等到中蘇失和，就轉向美國聯美抗俄。中國這一招即是三十六計裡的「借刀殺人計」。（註25）

第八章 世界銀行與鄧小平的密謀

二〇〇一年十月，五角大廈准許我兼差；我加入新成立的美中國會委員會（U. S.- China Congressional Commission），擔任它的第一任「資深研究顧問」。委員會成立的宗旨是，要在聯邦參議院爭取更多議員支持允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法案。我們的使命明訂在成立此一委員會的法案中，它說：我們要設法確知中國的經濟政策對美國國家安全有何影響。民主黨議員特別懷疑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用意，以及主張自由市場人士經常說的「貿易必然會促使中國民主化」的說法。

委員會主席和我都聽取中央情報局的簡報，簡報強調兩點，不幸事後證明都大謬不然：第一，中國正朝自由市場經濟前進，將會脫售所有的大型國有企業；第二，中國沒有機會在經濟上超越美國，即使真的超越——就說在二一〇〇年超越好了——屆時中國也將是自由市場、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至少按照《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所鼓吹、當時頗流行的「防止衝突的黃金弧形理論」（Golden Arches Theory of Conflict Prevention）確實會這樣。佛里曼在他的著作《凌志汽車和橄欖樹》（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提出這個理論，聲稱「國內都有麥當勞的兩個國家，相互不會打仗，因為它們都有麥當勞。」（註21）

接下來我們要飛到北京，訪問中國官員。

我們搭乘的波音七四七民航機幾乎是空的，空中小姐神色也很緊張——這是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後還不到一個月的時候。美國人擔心害怕是對的，但是他們擔心的對象卻錯了。他們應該更擔心我們正要飛去參訪的國家。

中國在一九五〇年代是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它當時的人均GDP還不如歐洲和美國在一八二〇年代的水平，當時歐、美還處於工業化的初期階段。即使到了一九七五年，中國的人均所得還排在全世界最貧窮之列。（註22）然而，短短幾十年之內，中國的經濟狀況巨幅改善。中國的增長很快就爆增為美國的五倍。

二〇〇一年，各方普遍認為中國經濟兩位數的增長率無法持續下去。我們收到的中央情報局機密簡報，反映絕大多數經濟學家所做的評估。美國對中國經濟的評估幾乎全都悲觀。大家都說，中國的勞動力既貧窮、教育程度又低。相對於它的人口規模，中國的本土天然資源不多。它依然深陷於過時、破產的馬列主義意識型態當中。數十年來，共產中國沒有幾個創業家。政治官僚根本不懂現代商業行為或堅實的經濟管理知識。一般認為百分之十以上的增長率不可能持續數十年之久。西方沒有任何大國有過如此高的增長率，即使處於工業化巔峰的美國也不曾有過。一般認為更遲緩的年度增長率無可避免。中央情報局某位經濟學者後來向我道歉：「我們的模型錯了。」

今天，對於中國崛起的假設已經完全反轉。沒有一家嚴肅的金融機構會相信中國將長期小於美國的規模。根據許多著作的流行說法，中國的增長是經由「摸著石頭過河」達成的；這是鄧小平經常對外國訪客講的一句中國俗諺。（註23）這句話的意思是，中國並沒有一套全面的戰略計劃，只是邊做邊試驗，幸運找到可行的方法。中國領導人經常用這句俗諺解釋中國近乎神蹟的經濟崛起。（註24）

然而，這種見招拆招、隨機應變的理論只是部分真相。事實上，它巧妙地化解掉批評，保護中國發展策略真正起源和目標之機密。

談到達成全球經濟霸權，鄧小平借重道家哲學的「無為」精神，也就是「借力使力」。鄧小平務實地體會到，在一九四四年布瑞登森林（Bretton Wood）所訂定的二戰之後全球經濟秩序中，光靠馬列主義教條是不夠的。要趕上美國及其他高度開發國家，中國需要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從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取得貸款。中國的這些企圖，西方各國政治、政府和企業領袖無不全力配合。

中國這樣一個共產主義國家會願意接受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條件嗎？美國政府許多人不無疑慮。因此，中國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足足花了十五年的功夫，而且它簽訂的新會員入會協定規範最為詳盡——比如，與前幾年印度的入會協定相比形成強烈對比，後者沒那麼多嚴格要求。中國知道，「入世」可以帶來極大好處。但是美國人會讓它加入嗎？中國在二〇〇一年「入世」時，同意接受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定：會員國政府不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影響其國有企業。（註25）可是，中國並沒有遵守承諾。中國所有的國企都為國家目標效力，而非反應市場力量；而且共產黨也肆無忌憚指示國企做投資。假如某家中國礦業公司奉命在阿富汗或安哥拉開礦，以擴張中國的政治足跡，它即使虧本賠錢也必須全力以赴。（註26）

我稱之為李小姐的中國投奔自由人士，從她接觸的秘密會議蒐集到一些詳盡的實例，告訴我們從一九九五年至二〇〇〇年，中國是如何造假以說服美國國會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的地位，為它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鋪了路。李小姐揭露，中國領導人的策略是不怕一萬只怕萬一，盡全力協助支持中方的人士，並掩蓋洩漏他們有重商主義經濟策略的訊息。他們推理，如果美國國會發覺在可預見的將來——即使不是永久——休想有自由市場，就不會獲得表決支持。他們發動一項宣傳和間諜戰，其精細程度沒引起美國情報圈任何人懷疑。她詳細說明中國如何研究美國的政治斷層線，善加利用美國外交政策圈內的派系分歧，利用毛澤東在一九三〇年代一篇分析政治歧異的舊文章做為參考指南。（註27）中國當時發出來的關鍵訊息是，逐步淘汰國有企業、陸續推出自由市場政策、不會操縱人民幣匯率、不會累積巨大的貿易順差，美國的創新和智慧財產當然會受到尊重。以上全是世界貿易組織要求會員國必須遵守的規定。另外，在辯論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過程中，「中國倡議」（China Initiative）未能說服柯林頓總統在交涉中附加條件，以影響兩、三千名中國政治犯的命運。

最終，美國眾議院在二〇〇〇年五月二十四日，以二三七票贊成、一九七票反對，表決通過美中貿易正常化。（註28）參議院在九月十九日跟進，以八十三票對十五票通過。（註29）

中國施展無為與借力使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國向西方借技術開發股票和債券資本巿場、共同基金產業、年金、主權基金、貨幣市場、引進外資、國際主義的中央銀行、房屋貸款和信用卡、以及剛萌芽的汽車工業，這些全都得到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和高盛（Goldman Sachs）等民營公司的積極參與指導。同時，共產黨若沒有故意視若無睹，也會公然批准和鼓勵目無法紀的秘密活動去竊取技術和西方的智慧財產。仿冒成為占中國GDP百分之八的重要經濟活動。（註30）

林毅夫是中國高階經濟顧問，二〇〇八年出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透過他的作品和演講（有許多是英文），我們可以了解中國經濟戰略的出發點。（註31）他的可信度無懈可擊。我一九七一年在國立台灣大學研讀兩年時就聽過他的大名，當時他當選學生代聯會主席。十年後，他叛逃到中國大陸，進入北京大學取得政治經濟學碩士，再到芝加哥大學深造並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林博士回中國後，是中國如何改造其蘇聯式國有企業的重要顧問。（註32）

林毅夫對中國經濟崛起的描述十分驚人：鄧小平說市場經濟是中國競爭力計劃的核心，這個說法長久以來過度簡化中國繁複龐雜的戰略。林毅夫就中國經濟戰略寫了三本相當坦誠的專書，聲稱這些戰略有兩個主要來源：一是中國古代歷史，一是世界銀行。（註33）這些論點至少得到其他一位叛逃者的證實。這位人士對世界銀行的角色提供更多的細節，也說明美國的自由市場派人士如何弔詭地提供借鏡，而中國利用它們來鞏固其重商主義作法。林毅夫的觀點，即中國是有大戰略，和中國最權威的美國問題專家王緝思的觀點南轅北轍。王緝思是牛津大學博士、某間位於北京、聲譽卓著的研究機構的負責人。他和鄧小平一樣，經常主張中國沒有大戰略，過去三十年就這麼跌跌撞撞地走過來。王緝思於二〇一一年在《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專文〈中國追尋大戰略〉（China’s Search for a Grand Strategy），主張任何人堅稱中國有戰略就錯了，有可能是他們別有用心的反華動機的產物。（註34）同樣地，鄧小平直到一九九七年過世之前對還對訪客說，中國沒有通盤的經濟戰略。（註35）

一九八三年，世界銀行總裁克勞森（A. W. Clausen）訪問中國、拜會鄧小平。他們兩人秘密協商好，世界銀行將派一組經濟學家研究中國經濟，前瞻未來二十年，建議中國如何追上美國經濟的方案。在這段期間裡，世界銀行對外發布少數報告，含糊的提到中國需要走上自由市場經濟。（註36）私底下，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卻提出不同的建議方案，它們說明中國如何能夠超越美國。很顯然，世界銀行並沒有建議隱瞞意圖並假裝中國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它是中國自己決定的欺敵戰略。

一九八五年，世銀團隊秘密地指出，中國可在二〇五〇年以前追上已開發國家。要達成此一目標，中國需要維持每年至少百分之五‧五的高度增長率。過去只有日本曾經像中國一樣經濟落後、卻急起直追趕上美國及其他開發國家的實例。世銀建議，中國若採行某種策略，或許可以追上。沒有其他國家嘗試過，但有些國家試行過一部分辦法。（註37）

世界銀行指出，中國的儲蓄率非常高，中國若能做到生產力提升——特別是透過研發科技——再加上抑制人口成長，這個大膽的目標可以達成。世銀私底下提出六點建議，但它沒有向外界公布，這是因為銀行做了政治上相當敏感的決定，支持中國的社會主義方法，而非誠心支持真正的市場經濟。第一個建議是，在一九八五年之後二十年，中國需要改變其出口組成，逐漸增加工業產品的比例，尤其是高科技產品。第二，世銀警告中國領導人不要過度向外舉債。第三，世銀經濟學家警告說，中國應該鼓勵外人直接投資僅限於高科技和現代管理技術領域。第四，把外資和合資企業從經濟特區推廣到更多地方。第五，分期淘汰外貿公司，讓每一家國企自設外貿部門。第六，應該定期制訂全國經濟的長期架構。（註38）

到了一九九〇年，世銀派駐在外最大的參謀團隊就在北京。中國沒有對外透露世銀的幕後角色，但是對這個國際機構的建議幾乎是言聽計從、照單全收。彼得‧哈洛德（Peter Harrold）是世銀駐北京首席經濟學家，參與一九八四年研究甚深的華而誠是他的助手。多年後有位中國副部長告訴我，華而誠是中國經濟奠基祖師之一，可是在中國經濟學圈子外名氣不大。我所認識的人，沒有一個聽過華而誠這號人物。

蘇聯崩潰之後，中國經濟學家辯論是否該仿效俄羅斯和東歐的例子，把國有企業快速私有化、解除物價管制。雖然美國官員當時不知道，有些具改革意識的中國官員想遵循俄羅斯的私有化模式。中國再度站在一個十字路口上。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在天安門事件之前已錯失辯論，坐視中共兩位領導人因改革派主張遭到罷黜。然後，美國決定不支持流亡巴黎的中國異議人士。柯林頓總統顯然根本不知道有這個辯論的存在：中國究竟該走向自由市場和私有財產，還是成立許多政府控制的公司，讓它們從事偷竊技術、仿冒和蒐集情報，以便勝過美國？

如果我們早知道，明智的話就該支持那些要走真正自由化道路的人士，但是比較強硬路線的聲音，如日後出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周小川，這一派勝出。周小川早早就與世界銀行結盟，對中國的馬拉松戰略貢獻很大。我們後來才知道，一九九一年蘇聯崩潰後，有些有影響力的中國政治人物想走俄羅斯的改革模式。我們當時可以支持這一派人士，而反對周小川這一派。但是我們當時並不知道有此一秘密辯論。

周小川不打算進行私有化和政治改革。他和他在世界銀行經濟學家中的盟友建議維持黨對增進國企獲利策略的控制。周小川替世界銀行寫了一份機密文件，詳述他摒棄西式市場導向經濟及俄國、東歐改革正面經驗教訓的計劃。周小川和世銀中國部門負責人哈洛德聯手設計一套新策略，以改革中國低效率、組織混亂、經營散漫的國有企業。它們虧損累累，得靠政府控制的銀行體系直接融資而存活。（註39）他們的整個構想就是保住恐龍，把它們改造為「國家冠軍」，這是前人從來沒試過的事。

經過仔細研究後，中方和世銀經濟學家決定不搞私有化和政治改革。他們共同決定，最穩定的經濟成長道路是維持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及中國共產黨對政治的壟斷。他們摒棄私有化有一部分理由是，他們估計中國工業國企總值為人民幣兩兆元，而全國人民總儲蓄估計僅有一兆元，因此中國人民根本不可能投資、成為國企所有權人。中國因此不採取將蘇聯式國企私有化的道路。農村也不會有私有財產。即使到了二〇一四年，中國六億農民也未擁有自己的土地。

茅于軾二〇一三年獲得美國卡圖研究中心（Cato Institute）頒予二〇一二年米爾頓‧傅利曼促進自由獎（Milton Friedman Prize for Advancing Liberty）時，揭露這段辯論的部分內情。（註40）如果美國官員早知道溫和的自由市場派和鷹派之間有這番衝突，或許華府會有不同的政策決定。

 

作者白邦瑞因本書於2015年獲得CIA頒發「傑出貢獻獎」（Director's Exceptional Performance Aw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