霓虹燈外：20世紀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簡體書）

《霓虹燈外》是一部系統研究近代上海市井生活的著作，在城市史、上海史、社會生活史等領域有著無法回避的地位。第一部 “尋求都市夢”梳理了近代上海城市發展轉變的過程，分析了民國時期上海各社會階層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層次，並以人力車夫為例，描摹了移民群體在當時的生存狀態。在第二、三部“立錐之地”和“上海屋檐下”，盧漢超以細致的筆觸再現了上海棚戶區及石庫門里弄的生活場景，對上海中下階層市民的居住空間和日常生活進行了深入的敘述和細致的描摹，為我們展現了一幅近代上海市井生活的“清明上河圖”，全方位體現了傳統力量在市民日常生活中的非凡韌性。

作者簡介 [美]盧漢超 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UCLA）歷史學博士。現任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艾倫人文學部教授。曾在紐約州立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清華大學、哈佛大學、柏林洪堡大學、臺灣“中央研究院”等院校任全職或客座教授, 並任中國留美歷史學會會長、《中國歷史評論》主編、美國福特基金會和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評審、上海社會科學院特聘研究員等職。 主要研究領域：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史、城市史。主要中英文著作有《赫德傳》《霓虹燈外》《叫街者》《一個共和國的誕生》等，其中《霓虹燈外》獲美國城市史學會著作獎,《叫街者》獲美國第三世界研究學會塞西爾·柯里著作獎,《一個共和國的誕生》獲中國旅美歷史學會學術榮譽獎。 譯者簡介 段煉：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吳敏：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畢業，現在上海海關工作。 子羽：本名江冬妮，原上海市歷史博物館館員。

目錄

第一部 尋求都市夢
第一章 到上海去
第二章 人力車世界

第二部 立錐之地

第三章 逃離棚戶區

第四章 小市民之家

第三部 上海屋檐下
第五章 石庫門后

第六章 石庫門外結論

附錄1 一項對于上海居民背景的調查
附錄2 被采訪者情況列表
參考文獻

致謝

譯后記

索引

來自五湖四海 易于接受外來者是上海的地方傳統。上海從19世紀中期開始向“蠻夷的”外國人開放，后來又容納了大批來自各地的難民，反映的正是這種傳統。傳統的中國作者，包括地方志的編撰者，常常用“柔弱”來形容江南人的個性。他們認為，上海之所以能夠比較容易地接受外來者正是這種“柔弱”民風的體現。上海在19世紀中期成為中國對外關系的熱點，清廷就經常警告他們的官員在處理“夷務”時一定要注意上海人的“柔弱”特性。林語堂（1895—1976）曾經把“思想簡單、生活刻苦”的北方人和“力求上進、脾氣急躁”的南方人同江南人做了一番比較，結論是江南居民“習于安逸，文質彬彬，巧作詐偽，智力發達而體格衰退，愛好幽雅韻事，靜而少動。男子則潤澤而矮小，婦女則苗條而纖弱。燕窩蓮子，玉碗金杯，烹調極滋味之美，飲食享豐沃之樂。懋遷有無，則精明伶俐；沒執戟荷戈，則退縮不前；詩文優美，具天賦之長才；臨敵不斗，呼媽媽而踣仆”。對江南人的這種看法當然只是固有印象而已，而且主要是形容社會上層的人們。但是不可否認，這些話有一定的道理。 贊賞上海人的“柔弱”個性的觀點著重于上海人的開放、親和、容忍、通融等品德。清代上海商業的繁榮最初歸功于那些“客商”，他們中既有從上海周邊地區來的，也有來自遙遠的省市的。這些客商，尤其是廣東人和福建人，對開埠前的上海影響很大。顯然，由客商而形成的繁榮，形成了上海人重商和較易接納外來者及外來影響的傾向。這樣的傾向即使用當時最溫和的標準來衡量，也是對傳統價值觀的一種背離，因而是受到譴責的。但正是這種非正統的價值觀，使上海從巨大的保守主義的地平在線升起，成為一座偉大的現代城市。 外國探險家 上海的開放傳統在通商口岸時期表現得愈發明顯。在19世紀后期，當全國普遍存在地方保守傾向的時候，上海是個例外，外來的客居者在此可謂賓至如歸。作為開放的一個特征，上海的街頭巷尾充斥著全國各地的方言；人們比鄰而居，看來誰也不必害怕被歧視。實際上，上海人特別善于接受那些說西方語言的人。說外國話的人，就能夠像當時一首詩歌中描述的那樣，可以“任徜徉”。 上海剛剛作為通商口岸開放的時候，一些西方人顯然認為上海人的“柔弱”個性對他們而言很受用。一位英國皇家海軍將領在中國沿海地區游歷了五年之后，于1842年這樣寫道： 一個英國商人如果在廣東就只能待在家里，因為他只能去少數幾條街消遣娛樂，甚至隨便走走都有可能遭到侮辱。經驗告訴他，面對一群無知又易怒的民眾，哪怕他自己的家都不見得安全。任何風吹草動，不管是由于什麼引起的，都會殃及不幸的外國人，造成房屋被毀，而且幾乎不可能得到賠償。但是如果他住在上海，一切都將不同。他居住的社區環境平和，居民熱情好客，犯罪率很低。我親耳聽到地方長官宮慕久閣下說，在他當政的九年內，管理如此之多的人口，卻只執行過一次死刑判決。上海不僅犯罪率低，而且這個城市對外國人與本地居民一視同仁。我住在上海幾年的經歷使我可以宣告：外國人在這個城市里受到任何侵犯或騷擾的幾率比世界上其他地方都要低。 近代上海的崛起必須從各個方面來分析，包括這個城市所處的優越的地理位置。它坐落于中國綿延的海岸線的中點，東臨太平洋，西接長江流域。盡管如此，上海人的“柔弱”個性顯然在這個城市的崛起中起了重要作用。從更大或者說從哲學的觀點來分析，這種“柔弱”所表現的是一種自由主義的價值觀。有一名中國作家曾經試圖用歷史的觀點來分析上海人的特性，他認為“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個體自由基礎上的寬容並存”。 也許如此。上海作為一個世界性的城市，無疑是受到自由主義思想影響的。直到20世紀，還很少有亞洲城市像上海這樣能使外國人感到賓至如歸。“上海是一個傳奇。世界巡航如果不到上海就並非完整。上海的名字代表著神秘、冒險以及各種各樣的特許”。到上海去是西方人的一種典型的冒險，對那些在自己家鄉混得不甚得意的人來說也是解決困境的方法之一。上海就是這樣一座為人們提供夢想和逃避之所的城市。民國時期，上海的外國人中有來自20多個歐洲國家的居民，大批的日本人、印度人、越南人和朝鮮人，還包括中東和南美地區的居民和無國籍人士。 外籍人士中的大部隊當然是英國人、美國人和法國人，他們各自的租界構成了這個城市的核心。外灘的歐式建筑和隱藏于城市西區的那些華麗而幽靜的洋房就是他們在上海地位的最好見證。到了20世紀，盡管大英帝國已呈日薄西山之勢，老一輩的上海人仍然認為英國領先于其他西方國家，甚至是盎格魯世界中的主導者：比如他們習慣說“英美人”而不是“美英人”。盡管英國人或許在此偏愛下更為得益，在上海的所有外國人還是過得很舒服。“生活在上海——不管你是英國人還是美國人，還是沒有國籍的猶太人或是俄國難民——好像總是享有某種特權。上海對我們而言像家一樣，而不像一個客棧。年輕人可能最初是在上海的某家貿易公司找到一個職位，在那里工作幾年后，調令下來了，他們往往不想離開上海，請求留下來。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在上海定居、結婚、生子。”下面的文字摘自一位傳教士的報告，生動地描述了1909年上海市中心區的街景： 上海這個城市一方面各個種族混居，充滿了國際氣息，另一方面也具有中國人特有的那種對洋人排斥疑忌的心態，使得上海成為世界上最吸引人但又最為奇怪的城市之一。在那里世界各地的人你都看得到，走在南京路上的時候，你會覺得好像在參加世界各族大聚會。路上走的有高高的大胡子俄國人、胖胖的德國佬。沒準你一頭撞上一個瘦小的日本軍官，他顯得趾高氣揚，認為自己是最優秀的大和民族的一員，征服整個歐洲都不在話下。老于世故的中國人坐在西式馬車里，精瘦的美國人則乘人力黃包車。摩托車飛馳而過，差點撞到一乘簾子遮得密密實實的轎子，轎中坐的是中國的官太太。一個法國人在上海狹窄的人行道上向人們脫帽子，帽子正好打在一個穿著精美黃色絲綢外套的印度人臉上。耳中聽到的是卷舌頭的德語夾雜著倫敦俚語。穿巴黎新款時髦衣衫的人旁邊站著近乎半裸的窮苦小工。兩個水手踏著雙人自行車飛馳而過，兩名穿和服、趿拖鞋的日本仕女轉身避讓，顯得有點惱怒。著一身灰袍的和尚手肘碰到了一名大胡子的羅馬傳教士。出于對祖國的熱愛而不是商人那種唯利是圖的本性，一位俄國店主店里的商品標價牌一律用俄文書寫，使人看了茫然。對面是一家日本人開的理發店，店主用生硬的英語寫了些廣告詞，保證大家在此理發，價格低廉。 在以后的年代里，這篇報告中所反映出來的文化沖突在上海逐漸淡化，但這個城市的世界主義特征則持續到20世紀40年代。 並非所有的西方人在上海都充當“主人”的角色。大約有25 000 到50 000 名白俄移民在民國時期來到上海。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很窮——在西方人中，只有俄國人中有相當數量的妓女和乞丐——但也正是這些白俄在法租界霞飛路（今淮海中路）上開設的商店為這條馬路營造出一種優雅的歐式氛圍。虹口地區的四川北路因為日本人聚居使之有了“小東京”之稱。大量印度錫克教徒在上海當交通警察，俗稱“包頭阿三”或“紅頭阿三”，成了上海的一大景觀。至于猶太商人在上海的成功已是童叟皆知的故事了。房地產巨頭沙遜和歐司·愛·哈同（Silas Hardoon，1847—1931）成了上海“一夜暴富”神話的代表，他們擁有的宏偉辦公大樓和奢華的居所是上海引以為傲的標志性建筑。二戰期間，上海接納了大約20 000名猶太難民，他們歷盡艱險，逃離納粹的魔掌，跨越大半個地球來到上海，因為進入上海很容易，不需要任何簽證或證明。他們大多住在上海東北面虹口一帶的里弄里。五十多年后，盡管這些猶太人幾乎都離開了上海去往他處（主要是美國），他們住過的房子卻並無太大的變化，有些人回來尋訪，回憶在上海度過的歲月，感慨萬千。 可是不管上海是如何“海納百川”，總有些外國人因為這樣或那樣的理由感到：他們就像瑞納·克拉斯諾（Rena Krasno）撰寫的二戰時期上海猶太人生活回憶錄的標題那樣，是“永遠的陌生人”。然而無論孤獨或鄉愁都無法阻止外國人來到上海，即使發不了財，也能糊口謀生。20世紀30年代早期，有位上海作家在文章中羅列了不同國家的人來到上海的理由： 到了20世紀30年代，許多外國人已經視上海為他們永遠的家了。正如一個英國人在1937年日本進攻上海前的那個晚上所說的：“現在已經到了時候，我們可以摒棄那種所謂外國人只是來上海待個幾年，賺了錢后就要離開的想法。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上海是永久的家。”1937年日軍進攻上海，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占領了整個城市，這些都在西方勢力范圍內投下一片陰影。但是直到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立政權為止，西方人在上海長達一個世紀的黃金時代才告結束。 中國移民 盡管上海的外國人好像無處不在，非常重要，但是這座現代化城市發展的最基本原因卻不在于它對外國人的吸引力，而在于中國人對上海的趨之若鶩。自從中外隔離制度解體以后，來自全國各地的移民潮水般地涌入上海。經過大約3/4 個世紀的時間（從1855 年華洋分居結束到1930年上海進入全盛時期），上海市中心的公共租界的人口增長了50倍不止，其中97% 是中國人。到1937 年及民國末期，上海總人口已經增長了至少10倍，而市區人口則可能增長了20倍。 在1949年以前，上海的行政區域並沒有怎么擴大，如此迅速的人口增長完全是外來移民的結果。近代上海吸引和容納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移民。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20年代末，上海人中有85% 是非本地人。在南京國民政府時期（1927—1937），上海人中非本地人的比例有所下降，原因可能是第一、第二代移民的后代出生于上海，他們把自己看作了上海人。1937 年日軍進攻上海以及隨后的解放戰爭（1946—1949）帶來了新一輪的移民潮。到抗日戰爭結束時期，上海的非本地人比例仍保持在80%；到1950年1 月，這個比例又升至85%。 大部分移民來自長江下游地區的省份（特別是江蘇、浙江）以及南方的廣東省。20世紀30年代早期，上海人中以來自下列五個省份的為最多：江蘇（占53%，包括20% 上海本地人后裔）、浙江（34%）、廣東（5%）、安徽（3%）和山東（1%）。這種占比持續到1950 年。用中國俗語來講，現在的上海人來自“五湖四海”，也就是說來自中國各個地方。 人們懷著不同的原因和目的來到這個城市，從千萬富翁——來上海體驗在別的城市無法實現的既奢侈又隱逸的生活方式，到赤貧階層——沿街乞討僅僅為了糊口；從落魄政客——以外國租界為“安全地帶”尋求庇護，到亡命之徒——來參加中國最大的黑社會；從現代女性（或所謂摩登女郎）——在這座城市找到了她們夢寐以求的自由，到無知的鄉下少女——被招工者以打工為名騙到上海然后賣給妓院。不管怎樣，所有來上海的人都抱著一個簡單而共同的目標——追求更好的生活。 1928年冬天，上海市社會局對7 處社會救濟所的無家可歸人員進行了一番調查。被調查的1471人全部是剛到上海的移民，他們來自中國全部18個省份，還包括東北地區。這些人列出了他們以前干過的40份以上的工作，但是有310人無業。其中有138名復員軍人決定哪怕沒有工作也要留在上海，不愿回到家鄉去。當問到“你為什麼到上海來”，586人回答“來找工作”，354人說來找親戚朋友。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來找親戚朋友就是為了找一個人可以幫他們介紹工作。也就是說，有64%的受訪者是沖著來上海能找到一份工作的機遇才來的。 1989—1990年間進行的一項調查與此結果相同。該調查選擇了7 個社區，對民國時期就來到上海的居民做了抽樣訪問。約70%的男性說他們到上海來的主要原因是為了“找一份工作”，實際上他們也找到了。來上海前，他們的就業率為46.6%，到上海后這個比率升至75.3%。調查同時顯示，這些人的就業范圍極廣，一多半人（56.4%），也是最大的一部分——以前是農民，幾乎都在城里找到了工作，通常是在工廠里做工或者自己做點小生意。其他的那些被調查者有著各種職業背景：有一半的人（50%）來自鄉下，21%來自小鄉鎮，15.3% 來自郊縣，還有11%來自于國內的中等城市，2.7%來自其他大城市。除了郊縣以外，上海的吸引力甚至輻射到長江下游的一些省份。“農工出品銷路惟何？曰惟上海。人民職業出路惟何？曰惟上海。”這是鄰近上海的一個郊縣——川沙縣出版的方志上說的。“人口有余，則移之上海；職業無成，則求之上海。”在19世紀后期到20世紀早期，上海已發展成為中國最大的工業中心。大量農民來到上海，主要是想在工廠里做工。 早從19世紀70年代起，就有源源不斷的近郊農民進上海的工廠做工。上海早期的工廠是位于虹口地區（沿黃浦江北岸）西方人開的造船廠。船廠最早雇用一批廣東籍熟練技工。隨著工廠規模的擴大，到19世紀70年代后期，來自南京、寧波以及上海近郊的工人因為住得近，招募起來更容易（當然也更便宜），所以在數量上逐漸超過了廣東工人。但是，廣東來的都是有經驗的技術工人，從江南一帶招來的基本上都是農民，他們在工廠里只能從學徒工做起。 錢仁道（出生于1881年），一名在機器工廠工作了一輩子的工人，回憶說他的祖父是本地的農民，一家人過去只靠兩三畝薄田種蔬菜為生，日子過得捉襟見肘。祖父不得不來到公共租界找工作，然后在虹口的輪船碼頭找到一份搬運工的活兒。顯然他並沒有賣掉老家的農田，這樣他的兒子（也就是錢仁道的父親）從小就開始販賣蔬菜來養家。但是這個家已經向著城市發展了。錢仁道的父親長大后在中國人開的發昌機器廠當學徒工。滿師以后，在他大舅子宋米郎的幫忙下，他又到了英國人開的祥生船廠（有限公司）工作。宋米郎年輕時也種過菜，還賣過菜給發昌機器廠，這樣他對這個廠和廠里的工人有了大概的了解。后來他在這個廠里當起了學徒工。1880年學徒滿師后，他轉到祥生船廠當上了銅匠。因為技術熟練，經驗豐富，他升得很快。沒幾年就當上了工段長，一直到1905 年。宋米郎是錢仁道的舅舅，靠著這層關系，錢仁道18歲進祥生船廠當學徒工，成了銅匠的接班人。這樣的情況實在太普遍了。1960—1962年，當一些歷史學家采訪工廠企業里的老工人時，他們描述的經歷與錢家和宋家的故事都大同小異。 近代上海最大的工業——紡織廠也使用差不多的方法從農村里招工。1920年一項針對紡織工人的調查顯示，他們全部是來自鄰近農村的農民。他們的經歷揭示出在中國工業化的初期，農民們如何利用這一時機向城市過渡。哪怕已經搬來上海，大多數人仍然保留了鄉下祖祖輩輩生活的土地和老屋；有的人雖然在工廠里上班，但仍住在鄉下。 1920年的這次調查還發現：被稱為“客民”的那些工人均來自位于長江口的南通、崇明和海門等縣。他們並非一到上海就進工廠當工人，許多人先是在上海近郊農村里做佃戶或者幫人種地，正好填補了當地人因為進城打工而留下的空缺。比起他們老家的鹽堿地來，上海的肥沃土地讓這些農民覺得在上海即使當農民也比原來要好。可是他們的最終目的還是進工廠當工人，而不是種地。等到在城市附近安頓下來后，不少人想辦法結識紗廠的工人，最終也進了工廠。類似這樣的從農村到城市的轉化進程一直持續到20世紀30年代。正如社會學家H. D. 蘭姆森（H. D. Lamson）在1931年的報告中寫的那樣：位于上海東北面楊樹浦附近的農村往往被外地人當作進入上海的踏腳石。“搬到我們村子來的都是來自像崇明島這樣地方的人，”蘭姆森這樣寫道，“過一陣子，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或者全部都會搬到城里去。” 相比那些來自外省的農民，本地的農民對正在逐步侵占他們土地並且擾亂了他們平靜生活的新興工業並沒有太大的熱情。當時，聶仲芳創辦了恒豐棉紡廠，盛宣懷創辦了三新棉紡廠，兩家廠都是上海最早的現代紡織企業。可是附近的農民覺得廠房和設備看上去是那么奇形怪狀，他們把織布機叫作“神車”，幾乎沒有人愿意到紡織廠工作。1865年，中國最早也是最大的現代企業之一——江南造船廠（1894年僅這一家廠的工人就占了全中國產業工人的4%) 在上海郊區高昌廟成立了。當時當地農村中盛傳說，這家工廠招募工人是要將人“丟到大煙囪里去”，然后“要被機器軋死”。在這種情況下，造船廠只能從當地孤兒院中招募學徒工。 農民們憎恨工廠還有別的原因。一名老工人錢海根回憶說，他的爺爺就是高昌廟的農民，他的地被江南造船廠強征去造廠房了。爺爺不愿意為造船廠工作，從此開始販賣青蔥。他甚至定下家規：他家的子子孫孫誰都不準去造船廠工作。但是，工業化的強大浪潮勢不可當，無論是謠傳還是農民們的抗拒心理都于事無補。僅僅20年后，江南造船廠就成了大家都想去工作的地方。錢海根的爺爺死后，他的家人也不顧爺爺定下的規矩，進了造船廠。 城市里的工作機會並不只有紡織廠一個地方。在一個位于彭浦的郊區村子里，女人通常是在紡織廠工作，而男人們在城里當小販謀生。在上海最南面的奉賢縣，農家婦女則為上海的工廠做火柴盒。在它周圍，比如浦東（位于黃浦江東面）的一些村子里，農民們也在干著同樣的事情。上海西南一個名叫法華鎮的小鎮，在1922年的鎮志中寫道：當地農民除了在紡織廠做工，男人們還在上海當園丁、筑路工人、送貨人等各種沒有太高的技能要求的工作。女人們則靠縫花邊、做發網、折錫箔（一種燒給死人用的紙元寶）等活兒謀生。當時農婦們很流行到城里人家里當傭人。早在光緒年間（1875—1908），就有不少鄰近上海的郊縣，比如青浦縣的農婦們成群結隊地進城當傭人，人們形容說她們對進城幫傭“趨之若鶩，甚有棄家者”。這股風氣一直沒有減退過。從城里的傭人數量來看：1930年上海大約有50 000 名傭人，到1950年這個數字幾乎翻了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