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逖北伐（簡體書）

本書用淺近的語言將祖逖的生平及其政治作為進行了詳細描述。不僅如此，書中還用相當的篇幅介紹了魏晉時代的基本社會狀況，以及引發西晉滅亡、北人南渡的政治背景，勾勒出了祖逖個人生命軌跡所在的時代坐標系。通過本書，讀者可以對祖逖其人其事有一個全面而充分的認識，並將進一步了解當時的時代背景與歷史環境。

何茲全（1911—2011），山東菏澤人，著名歷史學家。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畢業於北京大學史學系。1947年就讀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後在霍普金斯大學培祗國際學院工作。1950年回國，執教於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共發表學術文章八十余篇，出版學術專著十余部。主要研究領域：中國社會史、中國古代經濟史、史學理論、魏晉南北朝史、中國古代兵制等。

導　言

張耐冬

“北伐”是一個在中國文化中具有明顯傾向性的詞匯。在古代，它仿佛具有天然的正義性——被迫離開中原、在南方另建新巢的政權興師北伐，無不以光復故國，救民於水火為口號。他們強調自己是中原文化與正統政權的繼承者，收復失地、還定中原是他們必須承擔的政治責任。按照這個自我定位，“北伐”的必要性與正當性不言而喻。

然而，這些政權發起的北伐之戰，多數只是和北方政權爭奪土地、人口或是海內獨尊的正統名號，“解民於倒懸”似乎從未真正落實過。在南北分裂的時代，通過北伐來宣示自己對中原地區擁有統治權，也是南方政權在樹立自身正統地位時常用的方法。不過，這種標榜正統的方式，也使北伐成為傳統文化中極具特色的一個現象。當我們談起分裂時代的戰爭時，“北伐”往往可歌可泣，而“南征”不但很少被正面描述，甚至這個詞匯也很少被使用。究其原因，恐怕問題在於“北伐”被視為正義之舉，“南征”則往往被當成

“南侵”。

自秦漢之際匈奴勃興於北境，中原政權每每受到來自長城以外的壓力，而從漢末開始，北方鐵騎一次次南下，“衣冠南渡”之事便也反復上演。中原文化由此產生了應激性，將“北伐”的意義上升到以軍事行動保衛華夏文明、使這一古老文明得以延續的高度，原有的爭奪土地、人口與名位的戰爭便成為一種文化符號。“北伐”被視為正義行為，正是其符號作用所帶來的效應。世代相傳的歷史講述，不斷強化著危機意識，也不斷提醒我們應嚴守“中原”立場。直至今日，這種態度也未發生根本的改變，可見古代正統觀對當下歷史敘事的影響。

作為文化符號的“北伐”為世人稱道，但要讓這一符號人格化卻並不容易。若一種文化符號無法人格化，那麼它對後世的影響就會極為有限。孔子被塑造成聖人與先師，黃帝被視作華夏初祖，就連文字的發明也要歸結到倉頡一個人身上，無不是將文化符號人格化的結果。“北伐”不易被人格化，主要是因為南方政權發動的戰爭與其他的政權間爭鬥並無不同，很難找到文化意味，而能夠作為捍衛華夏文化的典型事件與人物，卻又基本出現在北方政權進攻時的保衛戰中。

兩千余年的王朝史裡，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積極且正面的北伐代表，恐怕就只有祖逖與辛棄疾。值得玩味的是，這兩個人的北伐行為與信念，與他們各自所在的政權關係都不大。這樣的孤憤英雄，在中原文化風雨飄搖之時挺身而出，而不是倚仗某一皇帝或王朝，才足夠成為存續中原文明的代表。

辛稼軒一生對北伐思之念之，懷有濟世之才卻壯志未酬，只能將胸中百萬兵盡寫在詞中，欄桿拍遍後也要“醉裡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祖逖同樣未能實現收復中原的理想，但他組織的北伐卻對當時的北方政權產生很大震懾作用，就連對手也對他十分欽佩。唐人修《晉書》，稱讚他“克復九州之半”，已是極高的評價，“聞雞起舞”與“擊楫中流”的故事更是彰顯了他的個性。

“北伐”的舞臺上少不了祖逖，就像“興復漢室”的路上必須有諸葛亮一樣。可惜，談起這位公元四世紀的北伐豪杰，多數人還是停留在“聞雞起舞”“擊楫中流”這類片段故事上，對於他本人，和他所在的時代，卻少有

了解。

何茲全先生所寫的《祖逖北伐》，曾作為“中國歷史小叢書”的一種，在20世紀80年代初出版。後來作為中國歷史基本讀物的《上下五千年》在當時剛剛推出，且是以事件為主，已經對教科書式講授歷史不滿的讀者，也希望看到以人物為中心的歷史普及類著作。這部原稿不滿一萬字的小書正符合了這一需求，用淺近的語言將祖逖的生平及其政治作為進行了詳細描述。不僅如此，書中還用相當的篇幅介紹了魏晉時代的基本社會狀況，以及引發西晉滅亡、北人南渡的政治背景，勾勒出了祖逖個人生命軌跡所在的時代坐標系。

一般來說，講述以人物為中心的歷史時，在聚光燈下的基本只有主人公，其他人物至多是配角，作為背景因素的時代與政治信息則往往被作者有意無意地虛化，這樣才顯得主角卓爾不群、形象高大。何先生的寫法則不同，無論是《祖逖北伐》，還是其他有關歷史人物的文章，都盡可能地將這些人物放回到他們所在的時代環境中。這樣一來，英雄與名士們都顯得不那麼神秘，似乎少了些許魅力，但卻讓他們長久以來被各種文學描述與政治敘事所掩蓋的廬山真面得以顯現。《老子》有所謂“信言不美”之語，正可視為史學思維與文學筆法、政治宣傳的分界。這本《祖逖北伐》雖是普及歷史常識之作，但仍體現了史學的基本精神。

十幾年前，何先生曾在閑聊時提起往事，說自己的啟蒙老師服膺桐城派的文風，他受此影響，文章也寫得十分簡潔，別人能寫幾萬字的題目，自己寫幾千字就結尾了。這說法一半是實情，另一半也是自謙之詞。除了簡要這一特徵，桐城文法也講究謀篇布局，下筆絕無與主旨無關之言。在這本小書中，與祖逖相關的時代與政治信息也是如此。

這些信息其實回答了幾個最基本的問題：為什麼西晉王朝會滅亡，中原會被北族所控制？為什麼祖逖會有堅定的北伐信念，能夠組建起一支追隨他的隊伍？為什麼東晉政權建立之後，祖逖卻依然形單影只地獨撐北伐局面且最終失敗？在基礎教育階段的歷史課上，後兩個問題常會被祖逖的愛國情懷這一抽象且有些空洞的說法搪塞過去，《祖逖北伐》則用交代背景的方式，將流民在東晉政權中的地位及其北伐熱情、西晉滅亡後豪族強宗與塢堡具有的特殊社會意義與政治影響、東晉初年的政治格局與祖逖在其中的身份等學術問題娓娓道來，將祖逖的個人情懷與他所生活的時代、所在的社會階層所抱持的觀念相聯繫，將其個人行為與具體的政治局勢相聯繫，讓那個時代不再是模糊的背景，讓祖逖個人不再是抽象的文化與政治

符號。

中國古代社會史是何先生最關注、取得最多成就的學術領域，對於中古時代的經濟形態、社會分層、依附關係以及在此框架上搭建起的政體、思想與學術，他有很多獨到且深刻的見解。這些看法也在這本書中有所體現。在講到自己的相關觀點時，他並沒有使用難懂的專業詞匯或大段的理論，而是在具體史實的基礎上進行講說。歷史普及作品應采取的寫法，大概就是這樣吧。

寫作這部書的時候，正是“文革”結束、何先生回到教學與研究崗位的年代。當時，他既要上課、撰寫學術論著，又要參加各類學術會議與學術考察活動，還時常到各地講學。在排滿的日程裡，他抽出時間寫下這部《祖逖北伐》，可見普及歷史常識在他心中的地位。在20世紀90年代出版的《三國史》序言中，他也提到過編寫教材和通俗讀物的意義，後來，這個想法在《愛國一書生》中再次被提起，而且更為明確：將計劃中的學術著作完成後，他準備寫作通俗歷史小說。

重視對史學常識的普及，與何先生的人生追求有很大關係。他曾積極參與政治，也主辦過《教育短波》和政論刊物，自己也寫過關於政治局勢與國家前途的政論。編訂《何茲全文集》時，他曾有過將這些早年的非學術文章收錄進來的打算，後來因難以集全而作罷。但可以看出，他的精神家園不只是書齋，治學論政，開啟民智，都是他的理想。有這樣的追求，向社會傳播歷史常識、推廣傳統文化，也被他視為理所應當的責任。

遺憾的是，何先生寫作通俗歷史小說的心願最終未能實現，他普及史學常識的作品，也只留下了若干在《文史知識》等刊物上發表的文章，和這

一部書。

《祖逖北伐》從初版到今天，已經過去了三十多年。這些年裡，書中提到的一些問題，學界有了新的看法，行文風格上，近年來走紅的普及類歷史讀物所具有的華麗文風也和這本書較為質樸的寫法有一定距離。不過，因為立足於《晉書·祖逖傳》等基本材料，以何先生自己對魏晉時代的政治與社會的看法為基礎，所以在基本觀點的闡述和歷史線索的梳理方面，此書自有其價值。

需要說明的是，因為書的主題是“北伐”，一些與北伐關係不大的內容，比如祖逖對王敦的態度等細節，在書中並未細講。而一些不大光彩的行為，比如他放縱下屬劫掠時的言論，也做了淡化處理。

最後，要感謝這本書的責編孔伊南。在她約我寫這篇導言之前，我並未讀過這本書。這段時間，反復讀這本薄薄的小書，並將它與何先生其他的史學普及之作對讀，算是做了一次補課。讀的時候也總在想象，先生如果自己把這些內容講給我們，將是什麼情景。

猶記得博士剛畢業時，一次去先生家中閑聊，大家說起當時非常走紅的一檔電視節目中與三國史有關的內容。先生坐在書桌前認真聽著，偶爾用手攏住聽力欠佳的耳朵，讓我們重復一遍剛剛說過的話——在他的心裡，對普及史學常識的消息一直非常關注。現在這本書重新出版，若他還在世的話，想必也會很欣慰吧。

目 錄

一、“聞雞起舞”…………………001

二、江南避亂………………………012

三、北伐……………………………018

四、團結和進取……………………026

五、黎民歌頌………………………036

一、“聞雞起舞”

在一千六百多年以前，即西晉（265—317年）的時候，北方有一對青年人。他們是很要好的朋友，兩個人都很有志氣，有愛國心。

晉武帝（265—290年在位）晚年時，國家表面上還是一片太平景象，但實際上已是危機四伏了。有錢的人窮奢極侈，廣大農民卻窮得連一餐飽飯也吃不上。國家的賦役負擔，完全壓在勞苦人民身上，迫使他們走上了饑寒交迫的絕路。住在內地的少數民族人民的命運也是這樣。這種情況已不是什麼秘密，比較有識見、有閱歷的人，都預感到天下要大亂了。

公元289年，一個寒冷的夜裡，這兩個青年正在睡夢中，忽聽得一聲雞叫。一個青年猛地披衣而起，推醒另一個青年，喊道：“越石！越石！你聽！這不是很討人厭的聲音嗎？”當時正是夜半時分，人聲寂靜，這兩個青年想到國家的局面不穩，倍感憂憤，一時都涌上心頭，就再也睡不著了，於是便舞劍練身，以排除心裡的憂悶。這就是有名的“聞雞起舞”的故事。

上面說的這兩個青年，一個叫祖逖，一個叫劉琨，越石是劉琨的字。後來在西晉末年，天下大亂的時候，兩個人都做了一番事業。現在我們不談劉琨，單來介紹祖逖。

祖逖是西晉範陽郡遒縣人。西晉時的範陽郡，大體上在現在北京以南，保定以北這一帶地方；遒縣在現在淶水縣境內。祖家是遒縣的大姓，上代做過郡太守①一類的大官。祖逖的父親就做過上谷郡（今河北懷來一帶）的太守。

祖逖兄弟六個，父親早逝。他從小跟著哥哥們生活。祖逖小時不大肯讀書，歡喜交結朋友，不拘小節。他的哥哥們都很為他擔心。其實祖逖並不是個荒唐的人，他的不拘小節，歡喜交遊，正表示他不願受世俗禮法的束縛，是個有英雄氣概的人。他又輕財好義，常常把谷米、布帛分散給窮困的親戚和鄰居。到十四五歲以後，他才開始用功

讀書。

西晉政權是依靠豪族地主的支持而建立起來的，自然要給豪族地主們一些好處。豪族地主的勢力，便更加膨脹起來。西晉政府明令規定依照官僚地主們官品的高低，可以占有一定數量的土地，以及一定數目的佃客和衣食客②。

因而，當時的官僚地主階級有權、有勢又有錢，生活非常豪華奢侈，荒淫腐朽。有一個名叫何曾的大官僚，一頓飯要吃一萬錢，還搖著頭說吃得太壞，沒有可以下筷子的地方。他的兒子何劭更荒唐，一頓飯要吃兩萬錢。一萬兩萬錢在當時等於一個小農家庭的全部家產。他們這樣豪華奢侈的生活，全部是靠農民供養。農民負擔不了，被逼得走投無路，就只有流亡或起來反

抗了。

自從漢朝以來，有些匈奴人和羌人已逐漸遷徙到邊塞以內來。到了晉朝，在現今山西、陜西一帶，到處是和漢人雜居的匈奴人和羌人。惠帝時一個官員江統，估計當時關中地區（今陜西中部一帶）共有一百多萬人口，其中就有一半非漢人，而並州（今山西中部一帶）更到處是匈奴人。

漢族地主階級對待這些雜居內地的各族人民也非常殘暴，看不起他們，侮辱他們，強迫他們做佃客，掠賣他們做奴隸。太原一帶的豪族地主，多以匈奴人為佃客，有的一家有幾千人。皇族司馬騰做並州刺史時，為了籌集軍餉，曾經公開劫掠匈奴人，兩個人套在一個枷板上，運到山東去賣做奴隸。因此這些少數民族的人民，對漢族地主恨入

骨髓。

武帝死後，他的兒子惠帝（290—306年在位）做了皇帝。這個皇帝的愚蠢無知，在歷史上是出了名的。他聽說很多地方的人民沒有飯吃，快餓死了，他很奇怪，問他的侍從說：“沒有飯吃，為什麼不吃肉粥呢？”

武帝在位時，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曾經采取大封宗室的政策，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們，在各地建立很多王國。一些最親近的大國的王，往往還兼任一方的地方官，凡是這一方的行政、軍隊都歸他管。哪裡知道這些人為了爭權奪利，就自相殘殺起來，造成“八王之亂”③，前後歷時十六年，死了三十多萬人。整個西晉的統治就大大削弱了。

“八王之亂”的結果，更增加了人民的痛苦。先是農民們成群結隊到處流亡，跟著是為饑寒所迫，起來暴動。後來少數民族也乘機起來反抗，整個中國北部陷入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大混亂。

最先起事的是匈奴族的劉淵，隨後又有羯族的石勒。這些人因為受過漢族地主的壓迫和侮辱，認為報仇雪恨的機會來了，於是到處對漢人進行報復，屠殺漢人。當初漢族地主們作下的孽，卻落到無辜的老百姓頭上來，要老百姓替他們還債了。

劉淵、石勒等起兵，原是反抗漢族地主政權的殘暴統治；因為這些少數民族多年來一向給豪族地主當佃客或奴隸，主要還是社會階級間的斗爭。但是在劉淵、石勒建立政權以後，他們就對漢族人民進行報復，實行更殘暴的統治，變成民族之間的斗爭了。

劉淵死後，他的兒子劉聰攻下洛陽和長安，把西晉的懷帝（307—313年在位）和愍帝（313—317年在位）先後捉了起來。這兩個晉朝皇帝在劉聰那裡都受盡了侮辱。劉聰和他的部下舉行宴會，讓懷帝穿了青衣行酒。劉聰上廁所，讓愍帝執蓋④。懷帝、愍帝被俘後，西晉政權就滅亡了。這時，皇室的另一支瑯邪王司馬睿在建康（今南京）建立政權，歷史上稱作東晉（317—419年）。

這就是祖逖青年時代的歷史環境。一個有愛國心的青年，目睹人民的疾苦，感慨時局艱危，無怪他要聞雞鳴而起舞了。

注釋：

①太守，官名，是一郡的最高行政官員。

②佃客，是依附地主給地主耕種土地的農民，實際上等於農奴；衣食客，是為豪門貴族服務的門客。

③“八王之亂”是西晉皇族爭奪政權的斗爭。八王是汝南王亮、楚王瑋、趙王倫、齊王冏、長沙王乂、成都王穎、河間王颙、東海王越。

④青衣是當時下賤的人穿的衣服；行酒是給參加宴會的人斟酒。執蓋，就是拿馬桶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