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制度變遷

本書是站在新時代的歷史起點上，回望、檢視中國七十年來的經濟變遷，描繪和勾勒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經歷的建立、探索、改革、轉型與完善過程中艱難曲折的發展脈絡，研究並解析中國經濟制度的變遷路徑、特徵及其績效。

本研究目的是使讀者更加認識新時代裡中國的經濟歷史方位，增強價值認同，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

本書是一項集體合作、匯聚了集體智慧的研究成果。從制度基本理論入手，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制度理論為基礎，全書隱含且貫穿其間的是一條「雙向度變遷」的理論分析主線和分析框架，即一定社會的核心經濟制度、基本經濟制度、具體經濟制度三重規定性及其內在關係，以及微觀經濟制度、中觀經濟制度、宏觀經濟制度三個層面的內在關聯及其相互關係構成經濟制度變遷的內在向度；同時，一定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內在關係及其矛盾運動構成一定社會經濟制度變遷的外在向度。

基於雙向度之間的關係並在其互相作用下形成了一定社會經濟制度變遷與發展的歷史過程。進一步地，從循環深入的史實及其歷史進程的多維透視中，把握制度變遷的內生性與階段轉換的自洽性，在一定意義上揭示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變遷的特殊規律性。

本書的開篇緒論和尾論站在科學界說、理論建構、方法論解構的角度比較集中地論述了這一「雙向度變遷觀」的核心思想與基本觀點，各篇也運用其探索了中國跨越兩個世紀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形成、改革、轉型及其創新和完善的變遷歷程。把中國經濟制度變遷進程放在了世界大變革、中國大轉型的背景中，力求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過去與現實及未來相銜接、縱向與橫向比較相聯繫上做出一定程度上新的理論、方法、結論的探索和研究。

如果以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之年作為元年，那麼，2019年正好是新中國建設與發展的70年。今天，我們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回望、檢視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70年變遷，描繪和勾勒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經歷的建立、探索、改革、轉型與完善過程中艱難曲折的發展脈絡，理解新中國經濟制度70年的變遷路徑、特徵及其績效，以使我們更加清醒地認識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方位，更加自覺地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價值認同，更加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高度自信，是極具理論與實踐創新的重大而深遠的歷史和現實意義的。

一

理解新中國經濟制度70年的變遷路徑，內含對理論的抽象性和實踐的具體性辯證關係進行探索，展現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變遷中「否定之否定」的規律性特徵和演變軌跡的歷史語境和歷史邏輯。
對新中國經濟制度70年變遷的回顧和檢視，既不是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制度變遷的單純轉述和旁觀寫照，也不是簡單地對這一嬗變現實的直接模擬與刻畫，而是力求還原歷史、置身其間，對「特殊歷史背景的認識、國家戰略的選擇、體制機制的建構、政策措施的實施—新的歷史環境的變化、國家戰略的轉變、體制機制的改革、政策措施的調整—……」這一循環深入的歷史進程，從馬克思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辯證關係的基本命題出發，做出70年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演進變遷特有路徑「全景圖」的歷史書寫，其中既在時間上體現為一個包括改革開放前後兩大時段、各時段內亦包含若干階段的連續性動態變遷的漸進過程，又在空間上體現為包括中央和地方、城市和農村、東部中部和西部、工農業和服務業、微觀及中觀和宏觀等各個層面、各個領域、各個維度、各個方面的關聯性互動變遷的複雜過程。其間，有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抽象性和社會主義實踐的具體性辯證關係的探索，也有對中國經濟制度變遷中「否定之否定」的規律性特徵及其演變軌跡的歷史語境和歷史邏輯的展現：服從於新中國成立之初必須盡快完成「變農業國為工業國」和「國家工業化」的趕超戰略及其歷史任務，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單一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形成，是對過渡時期亦公亦私、公私結合的多種經濟形式混存經濟制度的第一次否定；而改革開放後服從於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新的戰略決策，公有制經濟外允許非公有制經濟作為「補充」的存在和發展，及其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基礎上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形式並存和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形成，則是對單一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第二次否定。
今天，從歷史的角度辯證、客觀地審視這一經濟制度變遷的「否定之否定」過程，無疑，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單一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對過渡時期亦公亦私、公私結合的多種經濟形式混存經濟制度的第一次否定，具有警示的歷史性價值。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極其落後的國情基礎上試圖實現工業化和趕超戰略的強國目標的歷史緊迫性面前，我們試圖通過構建起新的社會經濟制度、發揮生產關係反作用於生產力的作用，在所有制的改造和構建上犯了超越階段的冒進和片面升級過渡的歷史性錯誤，導致超前的生產關係與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對社會主義建設產生了「欲速不達」的嚴重制約和影響，這也為後來改革開放的制度創新提供了有益的歷史鑒戒。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我們儘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我們初步建立起的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國民經濟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關係最初的制度表達也得以完成。在這個意義上，為後來的改革開放奠定累積了必要的物質技術基礎和政治經濟基礎。而改革開放進程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基礎上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形式並存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對單一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第二次否定，但並非對新中國之初過渡期亦公亦私、公私結合的多種經濟形式混存的經濟制度的簡單迴歸，而是在改革開放凝聚了「發展共識」的新的歷史背景下，在重新認識唯物史觀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辯證關係的基礎上，匡正改革開放前「生產力—生產關係—上層建築」的反向向前推進即以上層建築反作用邏輯為主的內部封閉靜態循環，調整為改革開放後「生產力—生產關係—上層建築」的正向向後推進即以生產力的決定邏輯為主的開放動態演進，在嵌入「生產力—生產關係—上層建築」系統結構互動機制中經濟制度體系適應性調整的創新發展，促進了中國經濟的長期快速增長和人們生活的極大改善以及全社會福利的極大增進，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制度自我完善的「中國實踐」。

二

理解新中國經濟制度70年的變遷特徵，其中的一個歷史性視角是觀察改革開放土壤中生長出的新的「生產關係適應發展觀」，從而促成了由先前「生產關係自我中心觀」向「生產關係適應發展觀」的歷史性轉變。
中國進入經濟體制改革開放的新階段。改革始於改變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及其單一公有制格局與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總體水準低、多層次、不平衡的現實經濟條件的不適應性，改革使得原有「生產關係自我中心觀」逐漸轉為了「生產關係適應發展觀」。即改革開放前脫離中國社會生產力現實、一味追求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疾風暴雨式的升級過渡，單純以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建立和「一大二公三純四平」的主觀願望為中心，導致社會主義生產關係長期超越生產力現實條件，阻礙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自身客觀求實地探索、創建、發育和成長。其脫離中國現實國情、忽視發展社會生產力而陷入「貧窮社會主義」發展的困境，延緩和抑阻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發展的進程；另一方面在客觀上又為之後的改革開放提供了經驗鑒戒和動力支持，並且為始終堅持和深化改革開放也累積了可供反思與創新的「思想成果、物質成果、制度成果」。
改革正是旨在促使社會主義生產關係適應現實生產力狀況，放開單一所有制的傳統意識的限制，允許與較為落後和低下的、多層次的、不平衡的生產力水準相適應的個體、私營、外資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存在和適當發展，促成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主體經濟、主導作用與非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和互動為基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新芽的萌發，以及適應生產力現實和基本國情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形式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的確立和不斷發展。這一過程中，相對於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而言，儘管仍存在著公有制實現形式創新改革的不足及其活力、創造力和競爭力不強，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制度供給不足與制度規範不夠，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間行業壟斷體制壓縮民企發展空間的一定程度上競爭不平等等諸多問題，但是，從整體上看，、改革領域的不斷拓展和全面深化，各經濟主體利益激勵的「生產性努力」迸發，各要素資源得到充分有效利用，從而迎來了改革開放巨變中迸發出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以及包括農民、工人和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中勞動者在內的各經濟主體收入增加的良性發展態勢。
從「生產關係自我中心觀」到「生產關係適應發展觀」，是從抽象定性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先進性回到「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歸根究柢要體現在它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並且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不斷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一句話，「歸根到底要看生產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的歷史唯物主義客觀的「生產力標準」的依循之上，是社會主義制度評價標準走向科學尺度和價值尺度的有機統一。這一改革初衷和歷史轉變值得追憶，值得銘記。

三

理解新中國經濟制度70年的變遷績效，分析以改革開放為界其制度供給和需求、制度成本和效率的關係，走過並正在經歷一個典型的政府主導、縱向層級式、制度供需信息非對稱非流動的單向封閉型及政治偏好下較高制度成本和效率漏損的強制性制度變遷，轉向基層訴求與政府頂層設計上下協同、制度供需信息流動的雙向開放型及其「發展共識」一致性偏好下追求制度變遷長期績效的「適應性效率」、誘致性與強制性耦合聯動的制度變遷歷史過程。
新中國成立後選擇走社會主義制度的道路，受當時特殊歷史環境下國內外各種複雜因素及條件的約束，無論是實施「國家工業化」戰略、盡快重構工業及國民經濟體系以鞏固和加強新生政權，還是實行「一化三改造」以促成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加快形成，以及之後實行中央集權計劃經濟體制以推進國家主導的現代化建設進程，一方面發揮了資源匱乏條件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舉全國之力，集中優勢資源，聚焦特定的工程、項目、事件，才成就了「一五」期間「156項工程」」和「兩彈一星」等重大戰略、工程跨越性、突破性、高效率發展，迅速奠定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鑄就了中國國防安全的戰略基石，並且對國家科技發展乃至整體經濟社會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另一方面，也體現出國家憑借政權力量破除舊制度障礙、以行政命令方式強力建構起生產資料公有制占絕對優勢的社會主義經濟新制度的強制性制度變遷，其自上而下、單向封閉的制度供給，以及政治制度和政治權力強勢決定資源配置、缺乏基層制度需求信息來源與反饋的制約及其糾偏機制，此間制度僵化導致制度變遷的「適應性效率」長期趨於低下。
而改革開放以來快速增長和發展勢頭，無不昭示出其對社會主義本質的重新認知，突破單一公有制、排斥市場等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圭臬的定式誤區，做出適應生產力發展水準的「所有制結構和產權改革」、市場取向改革及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和全方位的建設、市場決定資源配置與政府兼具「引導型與推動型」「防護型與進取型」角色及作用制度效應的初步釋放。這中間，從「摸著石頭過河」到與政府頂層設計的結合互動，從民生發展的制度需求到與政府科學發展的制度供給形成的「發展共識」一致性偏好的協調推動，從誘致性制度變遷到與強制性制度變遷的耦合聯動，改革帶來的「制度釋放剩餘」和制度變遷愈益靈活性內含的報酬遞增及其自我強化機制的累積效應，逐漸形成促進長期增長中制度成本相對降低和制度效率提升的良好績效，一定意義上其制度變遷「適應性效率」的增強，在國內外轉型的橫向和縱向比較中都得到了多方面經驗的驗證。

四

本書是一項集體合作、匯聚了集體智慧的研究成果。由李萍教授提出總體框架和研究思路，從制度基本理論入手，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制度理論為基礎，全書隱含且貫穿其間的是一條「雙向度變遷」的理論分析主線和分析框架，即一定社會的核心經濟制度、基本經濟制度、具體經濟制度三重規定性及其內在關係，以及微觀經濟制度、中觀經濟制度、宏觀經濟制度三個層面的內在關聯及其相互關係構成經濟制度變遷的內在向度；同時，一定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內在關係及其矛盾運動構成一定社會經濟制度變遷的外在向度。基於雙向度之間的關係並在其互相作用下形成了一定社會經濟制度變遷與發展的歷史過程。進一步地，從新中國70年來的「特殊歷史背景的認識、國家戰略的選擇、體制機制的建構、政策措施的實施、經濟制度的形成和發展—新的歷史環境的變化、國家戰略的轉變、體制機制的改革、政策措施的改變、經濟制度的相應調整改革和轉型—……」循環深入的史實及其歷史進程的多維透視中，把握制度變遷的內生性與階段轉換的自洽性，在一定意義上揭示了新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變遷的特殊規律性。本書的開篇緒論和尾論站在科學界說、理論建構、方法論解構的角度比較集中地論述了這一「雙向度變遷觀」的核心思想與基本觀點，各篇也運用其探索了新中國成立以來跨越兩個世紀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形成、改革、轉型及其創新和完善的變遷歷程。其間，把新中國經濟制度變遷進程放在了世界大變革、中國大轉型的背景中，力求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過去與現實及未來相銜接、縱向與橫向比較相聯繫上做出一定程度上新的理論、方法、結論的探索和研究。
全書除導言外，分緒論、上篇、中篇、下篇、尾論五個部分共十三章，各部分負責人為：緒論，李萍；上篇，吳垠；中篇，李怡樂；下篇，楊慧玲；尾論，王雪苓。具體執筆者依次為：導言，李萍；第一章緒論，李萍（第一節）、韓文龍（第二節）、張鵬（第三節）；上篇，第二章／吳垠，第三章／韓文龍，第四章／劉金石；中篇，第五章／李怡樂，第六章／趙勁松，第七章／李標；下篇，第八章／楊慧玲，第九章／劉書祥，第十章／姜凌等，第十一章／王軍，第十二章／楊海濤；第十三章尾論，王雪苓。全書由李萍負責統稿。自2018年5月起至2019年5月全書定稿，冬去春來歷時一載，共舉行團隊成員集體討論或逐章探討修改大大小小會議二十餘次，大家本著保證研究成果較高質量的初衷和共識的良好意願，對書稿的基本內容、觀點、結構、邏輯、方法等進行充分討論和交流，在寫作團隊內培育出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毁之不加疏」的嚴謹學風與和諧氛圍。尤其是在後期的統稿修改過程中，課題組成員間積極合作，愉快地分享討論和交流相長的樂趣，珍視彼此間學科專業知識的互補、思想碰撞火花的閃現以及筆觸之下的文墨友情。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李標副教授始終如一地盡心負責與出版社的對接和課題組成員間的聯絡、協調與落實工作，並全程協助統稿事宜，滿腔熱忱地為大家服務，付出了大量時間和努力。借此書成之際，謹向所有參與了本書相關研究的諸位同仁表示真摯的謝意！
希冀《新中國經濟制度變遷》一書，以其既沉潛於歷史縱深對70年來中國經濟制度變遷的特殊史實、經濟現象和社會場域所做的思想檢視與價值辨析，又眺望於時代創新對當下和未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變遷的歷史價值、發展旨歸的思想建構與理論自覺，提供一個切中肯綮的政治經濟學解釋，值新中國誕生70年之際，為其波瀾壯闊、不斷創新的社會主義經濟實踐和理論探索的研究著上一抹亮色。

第一章　緒論……………………………………………………………………1
　第一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體系：理論基礎與實踐探索…………… 2
一、馬克思制度理論的精髓與當代制度理論的一般含義……………… 2
二、經濟制度：內部分層及其關係……………………………………… 8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變遷：三重規定性及其特徵………… 11
　第二節　基本經濟制度變遷的理論與實踐探索……………………………… 20
一、所有制的變遷：從單一公有制向多元化轉變的歷程……………… 20
二、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關係…………………………………………… 26
三、非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發展………………………………………… 28
　第三節　具體經濟制度變遷的理論與實踐探索……………………………… 31
一、微觀層面：企業制度變遷的理論與實踐探索……………………… 32
二、中觀層面：區域經濟制度和產業經濟制度變遷的理論與實踐探索… 35
三、宏觀層面：宏觀經濟制度及其調控制度變遷的理論與實踐……… 41
四、小結：新中國具體經濟制度變遷的理論與實踐探索……………… 45

上篇　微觀經濟制度變遷

歷經70年、跨越兩個世紀的經濟制度的變遷，經濟體制的轉換，社會主義實踐所處的特殊歷史背景及其階段性發展戰略，政策選擇約束下的複雜性和變異性以及多維性，制約著社會主義社會核心經濟制度、基本經濟制度的本質特徵、具體經濟制度即經濟體制的特殊表徵及其變遷的互動和張力。為解構這一具有豐富而深邃內涵的大問題，本書基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理依循，嘗試循著「制度—經濟制度—社會核心經濟制度、基本經濟制度與具體經濟制度及其內在關聯」的致思路徑，並嵌入「生產力—生產關係（經濟基礎）—上層建築」整體系統來詮釋經濟制度的適應性調整和互動性促進，研究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經濟制度體系變遷、社會基本經濟制度伴隨經濟體制的轉型，尤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創新探索的「中國實踐」的不斷完善。

制度，是馬克思經濟學理論研究的經典主題，其制度理論以闡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本質為主線，集中分析的是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制度，主要包括所有制與所有權理論、市場制度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作用、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的本質及其動態發展與更替的一般規律以及國家和意識形態理論等內容。馬克思的制度理論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強調制度對經濟增長的雙重效應；二是強調制度是可變的，制度變遷或變革的根源在於技術和生產力的變化。

首先，馬克思的制度理論強調制度對經濟增長的雙重效應。馬克思的制度理論從研究生產關係、所有制入手，詳細分析了資本主義所有制及其所有權的形成和發展、所有制結構的變遷及其本質，從而馬克思完成了迄今為止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最深入和最科學的分析。一方面，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建立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的前提條件，他充分肯定了資本主義私有產權的效率及其促進資本主義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歷史功績；另一方面，馬克思又指出：隨著生產力的日益社會化，資本主義私有制與之越來越不相適應，逐步轉為制約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桎梏，成為制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關鍵因素。這一點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做了精闢的闡述。他指出：「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徵服，機器的採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唤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能夠料想到有這樣的生產力潛伏在社會勞動裡呢？……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資產階級的所有制關係，這個曾經仿佛用法術創造了如此龐大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現在像一個巫師那樣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號呼唤出來的魔鬼了。幾十年來的工業和商業的歷史，只不過是現代生產力反抗現代生產關係、反抗作為資產階級及其統治的存在條件的所有制關係的歷史。」資本主義經濟週期性循環中席捲而來的危機，表明「社會所擁有的生產力已經不能再促進資產階級文明和資產階級所有制關係的發展；相反，生產力已經強大到這種關係所不能適應的地步，它已經受到這種關係的阻礙；……資產階級的關係已經太狹窄了，再容納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財富了」。由此可見，馬克思不僅看到了以資本主義私有產權為基礎的市場制度的確立，為要素的流動提供了誘導機制，各種要素市場（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等）的出現，為潛在的獲利機會與要素的結合提供了現實的制度裝置，從而直接推動了經濟增長，同時也看到了制度影響和制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一面，強調這種影響具有雙重效應：適合一定的生產力性質的經濟制度，就必然能夠大大地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成為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巨大推動力；相反，與一定的生產力性質不相適應的經濟制度，就會阻礙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因而，制度因素既可能是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增函數，又可能是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減函數。正因為如此，馬克思在肯定了私有產權的效率及其歷史進步作用的同時，又進一步指出：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佔有制度又與高度社會化的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成為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因而，只有實現所有制關係的社會化才能適應生產力社會化的進一步發展。這表明，要解放生產力，必須進行制度變革，消滅私有制。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說：馬克思看到了一定社會的經濟增長和發展，最根本取決於社會經濟制度的狀況，即其是解放、推動生產力發展，還是束縛、阻礙生產力的發展。

其次，馬克思強調制度是可變的，制度變遷或變革的根源在於技術和生產力的變化。制度的變遷或變革，實際上是兩個不同層面的變化發展的過程。制度變遷，一般是指在一定社會經濟制度總體不變的前提下，基本經濟制度特別是具體經濟制度的階段性調整、改革和創新；而制度變革，則主要是社會經濟制度的根本改變、更替，即一種社會經濟制度被另一種社會經濟制度替代。馬克思的制度理論更強調對後者的研究。馬克思的制度理論是在批判地繼承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上形成的。一方面，馬克思批評古典經濟學家「把資本主義制度不是看作歷史上過渡的發展階段，而是看作社會生產的絕對的最後的形式」「把社會的一個特定歷史階段的物質規律看成同樣支配著一切社會形式的抽象規定」。即把資本主義制度看作既定的、不變的、永恆合理的。而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制度和其他任何一種社會經濟制度一樣，都有其產生、發展、成熟並走向衰亡、被更高級和更合理的社會經濟制度替代的歷史。另一方面，馬克思又繼承和吸取了斯密、李嘉圖經濟理論中把社會劃分為資本家、雇傭勞動者和大土地所有者三大階級的制度結構思想，從動態發展的角度分析了生產要素（土地、資本、勞動力等）在這三大階級之間進行分配的所有制和所有權關係，特別是生產資料資本家私人所有制及由此決定的資本家與雇傭工人之間的經濟關係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其目的是要證明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性。

馬克思運用了矛盾分析法和社會發展觀來研究制度變遷和變革的過程。他認為：社會基本矛盾表現為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其中，生產力是最革命、最活躍的因素，它處於不斷地發展變化之中，這就引起了與原有生產關係的不相適應，從而要求生產關係進行調整、做出相應的改變；而經濟基礎的這種變化進一步引起原有的上層建築的不相適應，從而又要求上層建築也要做出相應的調整和改變。正是這一社會基本矛盾的存在及其運動，引起了制度變遷，並隨著矛盾的不斷累積，最終導致了社會經濟制度的根本性變革。而制度變遷和變革，又是由一定社會經濟制度中相應的利益集團的矛盾及其行動直接推動的。在資本主義社會，這又集中體現為資本家階級與雇傭勞動者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階級利益及其階級行動的直接推動。馬克思還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1859）中，對制度變革的客觀條件做了進一步分析。他提出一個著名的論題：無論哪一種經濟制度，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之前，是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經濟制度，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由此不難看出，馬克思十分強調制度變革的動力、條件的客觀性。此外，在馬克思制度理論中，他還把一定的國家制度、法律制度及相應的意識形態看作建立在經濟基礎的制度之上的上層建築的制度，並闡明了這兩種制度之間經濟基礎的制度具有「決定」作用而上層建築的制度則是「反應」的作用的關係，強調作為上層建築的制度，國家和意識形態以其是否與一定的經濟基礎的制度相適應，而對社會經濟的增長和發展起著積極的促進作用或消極的阻礙作用。

概言之，馬克思制度理論的突出貢獻在於他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方法。制度理論的核心在於：①看到了一定社會經濟增長與發展、生產力（技術）進步與否，取決於社會經濟制度的狀況，即是解放、推動生產力發展，還是束縛、阻礙生產力的發展；②指出了制度是可變的，制度變遷或變革的根源在於技術和生產力的變化。這對我們今天正確認識和分析制度因素在經濟增長與發展中的作用及其關係，都是極具現實指導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