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益館雜著（簡體書）

《四益館雜著》是廖平經學四變前後的一部重要學術論文集。《續修四庫全書提要(稿本)》認為該書“多考證經史百家之文，故不入文鈔，而曰雜著”，但此書雖為雜著、論文集，卻具有重要價值，“凡氏之思想學術，均於是可見。無論言經言子，皆具卓識，另為新解，發前人所未發，洵非經生所能望其肩背也”。該書又稱《四譯館雜著》、《六譯館雜著》，共收錄廖平論著30種。

作者廖平（1852―1932年），四川井研縣青陽鄉鹽井灣人。初名登廷，字旭陵，號四益；繼改字季平，改號四譯；晚年更號為六譯。他一生研治經學，做出了卓越的學術貢獻，並起到了一個融合古今中西各種學說，富有時代特色的經學理論體系，深刻影響了康有為等人的思想。他是中國近代著名的經學大師，在中國近代學術界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代表作有《古今學考》 《穀梁春秋經轉古義疏》《釋範》等。

校注者王夏剛，男，歷史學博士，大連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國近代學術史，出版《戊戌軍機四章京合譜》、《譚嗣同與晚清社會》，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晚清學政與中國近代學術研究”。

“經典與解釋·廖平集”，廖平經學四變前後的一部重要學術論文集！



1.《四益館雜著》收錄廖平論著30種，通過本書，可大致瞭解廖平經學四變前後的學術變遷輪廓。

2.本書“無論言經言子，皆具卓識，另為新解，發前人所未發”。

凡氏之思想學術，均於是可見。無論言經言子，皆具卓識，另爲新解，發前人所未發，洵非經生所能望其肩背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稿本)》

校注前言

《四益館雜著》是廖平經學四變前後的一部重要文集。《續修四庫全書提要(稿本)》認爲該書“多考証經史百家之文，故不入文鈔，而曰雜著”，但此書雖爲雜著集，卻具有重要價值，“凡氏之思想學術，均於是可見。無論言經言子，皆具卓識，另爲新解，發前人所未發，洵非經生所能望其肩背也。”
該書又稱《四譯館雜著》、《六譯館雜著》，共收録廖平論著30種。從所收作品撰寫時間來看，最早撰成於1898年，最晚當撰成於二十世紀一十年代，多刊於《四川國學雜誌》、《國學薈編》等雜誌。據廖幼平《六譯先生已刻未刻各書目録表》(載《圖書集刊》創刊號，四川省立圖書館編輯，1942年3月出版)，《四益館雜著》撰成於民國七年(1918)。民國十年(1921)四川存古書局刊行，收入
《六譯館叢書》。
《四益館雜著》論述範圍較廣，既包括對經典的詮釋、考證，也包括對孔經哲學的理論發揮。
首先，經典詮釋與考證方面，主要有以下內容：
對《牧誓》與《泰誓》的關係進行辨析。廖平指出，古今言《大誓》者，共有四家，並採輯衆説，詳爲辯論，列舉十四條理由，證明《牧誓》即《泰誓》，或《大誓》，而流行本《大誓》，當爲解釋《牧誓》的傳。他認爲經文與傳記混雜，尤其是傳記羼入經文，導致經傳不分，給後世的理解造成困難。
對現存《詩序》進行考訂。廖平認爲，説《詩》首在明《序》，《詩經》和《易》、《書》、《春秋》一樣，筆削全由聖人，“句字皆有取義”，不必在《詩》外立序造成衆説紛紜，而應從《詩》的內容、《詩》的構成，來索解《詩》的含義。他指出序者《詩》之骨，有序則《詩》可解釋，無序則衆説紛紜。《詩經》是孔經天學著作之一，《楚辭》是其師説，《中庸》是其傳記。《詩》並非述往之書，而是
預測未來的哲學著作。
他對《山海經》進行了大膽設想，認爲其爲解釋《詩經》的傳。他按照自己人學、天學的觀念，對《高唐賦》進行了重新詮釋，認爲其中所説皆有寄託。他還按照自己所理解的先秦學術思想的脈絡，對《荀子·非十二子》所涉及的學術流派進行了梳理，指出孔學範圍淵博弘大，既包括儒家，也包括名家、墨家、法家，並專門撰文指出墨家、道家均爲孔學別派，同出於六經。此外，還對《中庸·君子之道章》、《大學·平天下章》進行瞭解説，並對《隸釋》的碑目進行了整理。
其次，經學思想方面，既包括對孔經哲學的宏觀把握和認識，也對孔經哲學與時局的關係進行探討。
在《尊孔篇》中，他指出自己雖然學經四變，著書百種，但尊孔宗旨前後如一。尊孔必先知孔，音訓、語録之孔並非真孔，難以抵擋世界的衝突。孔子是受命製作，空言俟後，他創作了六書，並以之撰寫六經。六經非史，而是有所寄託且飽含微言大義。孔經不僅可以治理中國，而且可以治理世界，甚至宇宙。六經中《春秋》治中國，《尚書》治全球，六經如同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可與地球相始終。他認爲當時的社會現實是學者不尊孔，孔教瀕臨滅亡，“夫亡國必先亡教，今之尊孔者，十人不得二三，所尊之孔，又音訓、語録之孔，豈足以當世界之衝突乎！”因此必須大聲疾呼，維護孔子聖人的地位，獨尊孔子，使愛國保種之念油然而生。
在第一次全國孔教大會的演講中，廖平又重申了孔子作六經是爲萬世立法的觀念，並提出以經爲史引發的弊端十條。在《改文從質説》中，他指出西方各國爲質家，其政治法令合於《王制》、《周禮》，禮教風俗則與中國相反相成，中國正處於文弊之時，需要藉助西方之質以補救。中國取其形下之器，西方取我形上之道。時務之學的傳播，應從兩方面考慮：學習西方之事，由官吏主持；教導西方之事，則由師儒主持。在《忠敬文三代循環爲三等政體論》中，他認爲《禮》中的忠、敬、文，即西人的專制、民權、共和三等政體，我國革命民權，早在三千年前，已據世界上游，當前正處於二次共和時代，不能謂之爲民權，也不能謂之爲君權。
在《孔子天學上達説》、《哲學思想論》、《災異論》、《天人論》等文獻中，廖平構建了孔子的天學觀，認爲孔子的天學理論，主要體現在《詩經》和《易經》中，《春秋》、《禮》、《尚書》所言爲人學，《詩經》、《樂》、《易》所言則爲天學。《春秋》爲人學之始，《易》爲天學之終。《大學》則爲天學兼人學，《中庸》則專爲天學。《論語》以學、思分兩派，人事爲學，天事爲思。
針對當時的“不準讀經”政策，他指出經學旨義宏大精深，不適用於幼童。但傳記之中一些內容及《朱子小學》，明白淺易，不傷腦力，可以將之和《容經》一起，加以整理，以便幼童。要對經學內容加以區分，不可概以“不準讀經”來涵蓋。總之，廢經之名不可立，尊經之旨不可移。
第三，闡述了自身的思想變遷。在《治學大綱》中，他闡述了自己的經學思想。欲明經學，必先知聖與製作六經之本旨。他在撰寫《知聖編》、《製作考》等書後，又掇其精華，分門別類，加以推闡，提出學者必先知聖，而後可以治學，必先知經，而後可以治中西各學；並結合自己的治學途轍，分淵源門、世界門、政事門、言語門、文學門、子學門加以分析。
在《答江叔海論〈今古學考〉》中，他針對江瀚對其《今古學考》的批評，闡述了其思想淵源。信中稱今、古之分，原爲東漢學派，本出於《五經異義》，他只是重申其説，著爲專書，以明顯區別周公和孔子。今、古之分，除去文字異同，取捨異趣外，尚有地域、制度的差別，還有孔子早年、晚年學説之異。廖平還對西漢的師法、家法進行了闡釋，指出八儒分立，宗孔則同。今古之爭，分界
在對孔子、周公的不同認識。孔爲新經，周則爲舊史。
通過《四益館雜著》，一編在手，可以大致瞭解廖平經學四變前後的學術變遷輪廓。相對於研習專經的鴻篇巨製而言，本書所收，除《尊孔篇》外，多爲提綱挈領、要言不煩，但發凡起例的零篇碎簡。從內容上看，既有綜論尊孔宗旨的《尊孔篇》，又有宣傳尊孔尊經的演講辭，還有闡發其學術思想的辯難之作，以及揭示讀經方法、倡導讀經的建言，亦有考證經典，對《尚書》篇章存佚，《詩經》大小序的價值，《易經》繫辭作者的考索，並通過對《山海經》、《大學》、《中庸》、《高唐賦》、《荀子·非十二子》等篇章的別樣解釋，涉獵多方。
通過這些文獻，我們可以看出廖平勤於求索，勇於開創經學新理的努力。雖然在其後期，廖平的一些觀點未免奇譎怪誕，漸趨宏大不經，但其在“尊西人如帝天，視西籍如神聖”的潮流中，堅持尊孔主張，開闢經學蹊徑的勇氣，仍然值得我們欽佩。廖平抱持傳統經學於不墜的苦心，以及其獨特的經學發明，均值得我們細細品味。基於上述考慮，筆者不揣淺陋，校注《四益館雜著》，爲了
解廖平經學思想略盡綿薄。
此次整理，以民國十年(1921)四川存古書局刊本爲底本，同時也參考了舒大剛、楊世文主編的《廖平全集》。
本書的校注體例分述如下：
一、全書採用繁體橫排，施以現代標點，於難解字詞、人名地名、典章制度、引文出處等，作必要的注釋。
二、正文用小四號字宋體字，正文原注和校注者新增注釋爲小五號宋體字。新增注釋文字較短者採用隨文夾注，外加圓括號；文字較長者及校勘記，採用腳注形式。
三、每部著作或每篇文章前撰寫簡明題解，介紹文本的寫作時間、刊載情況、主旨大意等。題解爲五號仿宋字。
四、凡出注條目，一般以首出者爲作注對象，後出者不作注，以免繁複。
五、凡底本中的譌、脫、衍、倒文字，一般出校説明；但如果僅是筆劃小誤，如日曰、戊戌、己巳等之類混淆，則徑改不出校。
六、凡原文中爲避聖諱、清諱所改字，徑予回改，不出校記。
七、凡古今字、異體字、通假字，一般保持原樣。爲規範起見，將舊字形悉改爲新字形。
八、凡原有頂格、退格等行文方式，改爲現代通行方式。
九、原有分段者，一般保持原樣。原無分段的長篇文字，按文意酌情分段。
十、對於書中引文，盡量查明原始出處，並將主要引用書目及其版本情況附書末。

校注前言 / 1







尊孔篇 / 7



闕裡大會大成節講義 / 42



《 十翼》爲《大傳》論 / 49



《 牧誓》一名《泰誓》攷 / 54



論《詩序》/ 64



續論《詩序》/ 72



《 山海經》爲《詩經》舊傳攷 / 86



《 中庸?君子之道章》解 / 92



孔子天學上達説 / 97



墨家道家均孔學派別論 / 106



改文從質説 / 116



《 大學?平天下章》説 / 123



哲學思想論 / 127



世界進化退化總表 / 133



災異論 / 138



天人論 / 141



忠敬文三代循環爲三等政體論 / 153



《 高唐賦》新釋 / 157



佛學考原 / 166



南皮纂輯《左氏春秋説長編三十六門》目録 / 180



《 荀子?非十二子篇》解 / 184



中小學不讀經私議 / 191



洪氏《隸釋》跋 / 196



《 隸釋碑目表》自序 / 202



《 隸釋》碑目表 / 204



《 公羊春秋傳例》序 / 226



治學大綱 / 233



答江叔海論《今古學考》書並序 / 237



《 重刻日本影北宋鈔本毛詩殘本》跋 / 250



《 離騷》釋例 / 255



《 容經》凡例 / 259



附録 主要引用書目 / 264

改文從質説戊戌年作，曾刊《蜀報》

[題解]該文曾刊於光緒戊戌年(1898)《蜀學報》第2期，後刊於《國學薈編》1914年第9期。廖平指出西方各國爲質家，其政治法令合於《王制》、《周禮》，禮教風俗則與中國相反相成，中國今日處於文弊之時，需要藉助西方之質以補救。中國取其形下之器，西方取我形上之道。時務之學的傳播，應從兩方面考慮，學習西方之事，由官吏主持；教導西方之事，則由師儒主持。

《論語》言文質而指其弊曰史曰野，《公羊》於是有“改文從質”之例，學者疑之，以爲《春秋》乃不易之法，非一時救弊之書，如改文從質，久成仍弊，則數千年後，抑將再生孔子，更作“改質從文”之《春秋》耶。且《春秋》尊君卑臣，扶陽抑陰，純言大綱，無文質史野之可言，更無質家親親之明據，不得以爵號(爵位，名號)三等冒(冒充，假託)之也。又，中國由秦漢以至今日，仍一尊尊之治法，二千餘年積重弊生，別求一質家救其弊者，而不可得。
然則所謂“改文從質”，亦經空説。在今日固無自救之術，中國將無以自立，且使尼山之席，終爲耶氏奪耶。夫《春秋》固百世不易之經制也，所謂文弊者，不主當時之周，而二千餘年後，用文以治之中國也。所謂質家，亦非郯(tán，古國名，在今山東郯城縣北，戰國初滅於越。《左傳》宣公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jǔ，周代諸侯國名，舊都介根，在今山東省膠州市西南，後遷莒，今山東省莒縣，公元前431年爲楚所滅。《左傳》文公七年：“徐伐莒，莒人來請盟。”)、滕(ténɡ，周代諸侯國名，在今山東省滕州市一帶)、杞(周代諸侯國名，在今河南省杞縣一帶)“禮失而後求之野”者也。
質家者何？今之泰西(猶極西。舊泛指西方國家，一般指歐美各國)諸國是也。考其政治法令，其得者頗有合于《王制》、《周禮》。至其禮教風俗，多與中國如水火黑白之相反。中國尊君，以上治下，西人多主民政，貴賤平等。中國妻爲夫義不二斬(斬，喪服中最重的一種，衣服用粗麻布製作，左右和下邊不縫，服制三年，妻妾爲夫，服斬衰。不二斬，意爲婦人在一段婚期內不服二次斬衰，已嫁之婦人爲父之喪服由斬衰變至齊衰)，西人男婦平等，彼此自由。中國天子郊天(即祭天)，統於所尊，西人上下同祭，人各父天(即以天爲父)。中國坐次，以遠于主人爲尊，西國尚親，則以近者爲貴。中國內外有別，女絶交遊，西人則主婦陪賓，攜手入坐。中國冠履之分別最嚴(即上下之間有嚴格的禮儀規定)，西人則首足視同一律。中國以青爲吉，白爲凶，西人則以白爲吉，青爲凶。如此之類，難以枚舉。於中國制度之外，別立一教，行之數千年，牽連數十國，上下服習，深信不疑，方且譏中國君父之權太重，婦女不能自主，以祭祖爲罪於上帝，以妾媵爲失之公平，真莊子所謂“此一是非，彼一是非”(語出《莊子·齊物論》)者也。孔子論質之弊曰野，野者鄙陋，與都士(京都或大城市的人)相反。泰西不重倫常，絶於名教(指以正名定分爲主的禮教)，極古今中外之變，而求一與文相對相反之質，非泰西而何？
文弊不指東周，則質之不主春秋明矣。或曰野人之質，直夷狄之別名耳。三統循環，安用是以亂聖人之天下哉。曰：經傳文、質，蓋有二説。一則中國與中國分，從聖人不易之中，別分爲三等，以待後王之取用。如改正朔(正，一年的開始，朔，一月的開始。古代改朝換代，新王朝須重定正朔。正朔後亦指帝王新頒之曆法)、易服色(古代每個王朝所定車馬祭牲的顔色，如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明堂之三式，社樹(古代封土爲社，各隨其地所宜種植樹木，稱社樹。《莊子·人間世》：“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之三種，事可循環，理無二致，此經中之三統變易，以新耳目，亦所以救弊，董子所雲“法夏、法商、法周”是也。中國與外國分，如西人之無父無君，所謂野人之質，固不得與明堂、社樹一例視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