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時代的生計方式：基於嶺南地區的分析（簡體書）

中央民族大學考古文博系的學科歷史可以追溯到1951年設立的中央民族學院（中央民族大學的前身）研究部文物室。1949年前，在人類學界號稱南楊北吳（楊成志、吳文藻）著名的民族學家和人類學家楊成志先生任文物室的第一任主任。楊成志先生是開創中國西南民族志研究的先行者，在彝族地區調查時就關心民族文物的收集，20世紀50年代從中山大學調入中央民族學院後，也一直負責文物室的工作。20世紀50年代，中央民族學院等很多單位的學者先後參與了西南、西北、中南、東北內蒙古地區的四個民族訪問團，當時就征集了一批民族文物，特別是有意識地收集邊疆和少數民族的歷史時期和當時使用的生產工具、服裝、宗教器具和文書等資料，加上1951年院系調整時，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等的一部分民族文物也歸入文物室。這些民族文物成為民族學、考古學、博物館學教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期間楊成志、吳澤霖、費孝通、林耀華、胡先晉、容觀復等先生，為民族文物的整理、保護和應用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如費孝通先生在1956年參加全國博物館工作會議上，就提出建立中央民族博物館的建議。他並提出，在全國範圍內，成立一個反映各族（包括漢族）人民文化、生活和他們向社會主義前進的綜合性博物館是迫切需要的。這個博物館掛上中央民族博物館的牌子是相宜的。
隨著民族文物收集數量和種類的增加，1982年，文物室改為中央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文物研究室。以此為基礎，1988年成立中央民族學院民族博物館，1993年更名為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博物館。此後，民族博物館藏品規模仍然在逐年增加，成為現在考古文博系的民族文物和博物館學教學和研究的重要支撐。這是中央民族大學考古文博學科歷史發展的第一條線索。
本學科歷史發展的第二條線索是民族考古學。1956年，費孝通先生在全國考古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題目就是“開展少數民族地區和與少數民族歷史有關的地區的考古工作”，會上他提出，少數民族歷史研究已是當前的一項重要任務，當前這方面的工作和國家的需要是不相適應的。加強考古學、語言學、人類學和民族學的密切合作是不應當再拖延了。他希望通過這幾個學科的密切配合，最好能做出一定區域內綜合性的歷史研究規劃。同時他又強調考古學和民族學的結合。1959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的汪寧生先生加入中央民族學院。從1960年起，汪寧生先生參加了云南民族調查，從此與民族學田野調查結下了不解之緣。再加上當時中央民族學院會聚了眾多民族學領域的著名學者，諸如潘光旦、吳文藻、費孝通、林耀華、宋蜀華教授等。在濃厚的民族學和人類學氛圍的熏陶之下，汪寧生先生萌生了用民族志資料解釋考古遺存的想法。盡管在1964年，汪寧生先生調到云南省歷史研究所工作，後來又轉入云南民族學院，他的民族考古學之路更多是到了云南工作才開展起來的。但是，如果要追根溯源，可以說汪寧生先生的民族考古學的種子是在中央民族學院埋下的。

第一章 緒論
一 研究主旨
二 時空框架的構建簡史
三 生計方式的研究歷程
四 本書的研究方法和目標
五 幾個概念界定

第二章 時空框架的構建
一 新石器時代早期
二 新石器時代中期
三 新石器時代晚末期
四 新石器時代時空框架總結

第三章 生計方式研究
一 新石器時代早期
二 新石器時代中期
三 新石器時代晚末期

第四章 生計方式演變規律的探索
一 嶺南地區新石器時代生計方式的演變脈絡
二 黃河-長江中下遊地區生計方式的演變
三 比較分析

第五章 結語
一 本書的收獲
二 不足之處

參考文獻
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