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心史學記:孟森的生平和學術（簡體書）

本書輯錄心史先生的同輩學人、門弟子留下的憶述文字，含綜合性論敘文、小傳與回憶追述文：雜憶雜評、孟先生專門著作評議考訂文，殿以孟先生本人治史語錄，附錄孟先生史學著作目錄。

孟森（1868—1938），字莼孫，號心史，著作多以此署名，世稱孟心史先生。心史先生壯年正處在清末西學東漸、變法維新的時期，他東走扶桑，攻讀政法，求為中國謀富國強兵之道。人民國后，官場坎坷。退而潛心致力于學術。晚年掌北京大學史學講席，孜孜不倦地朝夕攻研明清史，尤其在清前史的研究工作中創獲極多，貢獻最巨。考證精當縝密，持論深刻平允，行文老練深邃，其成果對學界影響既深且遠。是被公認的中國近代清史學科的奠基人。

述孟森先生
商鴻逵
孟先生是我的業師，辭世已經四十五年了，享年七十歲（1869—1937年）。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盧溝橋事變，企圖滅亡中國，獨霸東亞。先生留守北京大學，目睹敵人暴行憂憤成疾，延至冬盡逝去。病中吟詩多首，痛發所感。我從先生受學甚晚，于其壯年活動事跡，知之頗少。先生之摯好與我熟近者有劉厚生、陳叔通二前輩，亦均故去，征詢無從，茲權就所知所聞，略述一二。
先生名森，字莼孫，別號心史，晚年著述多署之，故學術界皆稱心史先生。江蘇省常州府陽湖縣（后并武進縣）人。據先生自撰《先考妣事略》云：“森年十四，使就里中名師周載帆先生讀……當時所謂讀書，以能作制舉文為期望，以應試獲售為成就之準。”又云：“于制藝應舉之外，稍稍窺見學術、事功、文章、經濟之靳向。”嗣后留學日本，即志在發揮光大所靳向，先生曾有《新編法學通論》及翻譯日人著民法、警察法等書刊行于世。先生早年游幕四方，一度作幕廣西龍江兵備道署，北蒞哈爾濱，留心觀察地方，注意開發經濟，先生與南通著名實業家張謇交誼甚厚，為其親近幕友，生平喜談實業，即系受其影響。
先生曾參與清末立憲爭議，著文表抒所見。又好議稅法，有《論裁厘不可為加稅所誤》、《銷場稅、生產稅及通過稅界說》諸文章發表。凡此皆先生中年時期奮志經世致用之學的積極表現所在。謹將先生治史成就作為四節，分述于下。
（一）
人民國后，先生拋棄政治活動，專力治史尤專清先世事跡，潛心鉆研，于民國三年（1914年）發表《心史史料第一冊》，從目錄觀之，已見其對清先世研究規模，列目為：一、滿洲名稱考；二、清朝前紀，分為“綱領”、“女真紀第一”、“建州紀第二”、“建州左衛前紀第三”、“肇祖紀第四”、“褚宴充善第五”、“妥羅紀第六”、“興祖紀第七”、“景祖紀第八”、“顯祖紀第九”、“附王呆紀第十”；三、清國號原稱后金考；四、朱三太子事述。此文后經多年深入探索，再成《明烈皇殉國后紀》長文，內容容后介紹。民國十九年，在南京大學講授清史，增撰《太祖紀》，合稱《清朝前紀》，作為講義使用。之后，在北京大學講《滿洲開國史》所發講義將太祖部分裁去未印，但于目錄中標列“第十講太祖新紀上、下”。揣其意旨，或欲擴大別出單行。繼而專力從事編《明元清系通紀》，或以此書工作量大遂未能顧及。通紀已由北京大學出版部印出十五冊，未及完成全稿，憂憤國難辭世。余稿原存我手，十年浩劫有所散失，以即具成例，補纂非難，當勉力為之。
今就先生所印發《滿洲開國史講義》簡介內容于下：
滿洲在明初稱建州衛，后分三個，其建州左衛即為清世直系所自出。清白認之始祖“肇祖原皇帝”，名猛哥帖木兒。《明實錄》載：“永樂十一年十月甲戌，建州等衛都指揮李顯忠（此為明所賜姓名，原名釋家奴），指揮使猛哥帖木兒等來朝貢馬及方物，特厚赍之。”又載：“宣德八年二月戊戌，升建州左衛士官都督猛哥帖木兒為右都督。”即在這年十月猛哥帖木兒被“七姓野人”即女真忽喇溫等衛所殺，明朝命其弟凡察以都督僉事代掌左衛。清之祖先早受明職，已是鐵證，但清之子孫用盡心思，捏造假狀，總期如先生所指說：“寧使滿洲為崛起之國，不使歷史上得尋其為外夷之名稱。”還有，參與纂修的部分清遺老們，也竭力為之掩蓋曲說，以泯滅其事明之跡。這班人如果不是無知，便是有意，而應當是出于后者。先生集中揭發二百年間清與明之關系真相，誠為歷史上一大快事！
追溯談來，清之祖先直系而有據者，在元朝猛哥帖木兒襲為斡朵憐萬戶，入明改為建州衛，以阿哈出為首領，阿哈出和猛哥帖木兒皆女真族，亦皆有女進入永樂宮中，永樂帝曾敕命朝鮮允許猛哥帖木兒來京骨肉相見。后即分置左衛授職。清修《太祖武皇帝實錄》有注云：滿洲之稱，“南朝（指明朝）誤名建州。”此非數典忘祖，實乃別有用心。先生先于區域作辯說，謂：清代《欽定滿洲源流考》卷十三附《明衛所城站考》敘云：“謹案：明初疆域，東盡于開原、鐵嶺、遼、沈、海、蓋。其東北之境，全屬我朝，及國初烏拉、哈達、葉赫、輝發諸國，并長白之納殷、東海之窩集等部，明人曾未涉其地。”此語蓋自居于明之化外，示其與明為不相屬之故國。所云明初疆域盡于開原、鐵嶺、遼、沈、海、蓋，則以遼東都司轄境而言。明以遼東都司屬山東布政司。……女真向化以后，于遼東都司之外，添設奴兒干都司。《明史•地理志》于山東布政使司詳其轄境，有遼東都指揮使司，竟削去奴幾干都司不載，以示明無東北之境。然于明之兵制不合，又于《兵志》仍出奴兒干都司及所屬三百八十四衛之名。兩志不相關照、自成柢牾。
先生闡述其故云：“明白中葉以后，海西常為國屏藩，扈倫四部不亡，清太祖終不得逞，以海西與明休戚相共如此。……乃日烏喇等為四國，與滿洲皆為明之敵國。”原因在于“以海西之為女真，《明史》遂諱之，有不可告人之秘”。
又“明既設建州三衛以處女真，清之先世既受明建州左衛之職。清修《明史》不見于《地理志》，則以遼東都司為明東北之疆域，沒其奴兒干都司不載也。《兵志》載衛所之名，又明明有三衛，且有奴兒干都司，以《兵志》不必詳設衛之由來及其初授衛職之人物；《地理志》則不能不略敘原始，故露于彼而隱于此，自相違異不恤也”。《滿洲源流考》之作“非藉考以顯滿洲之真，實藉考以混建州之跡。建州未分三衛時，阿哈出、釋家奴、李滿住祖孫連掌建州衛。李為賜姓，阿哈出漢名李善誠、釋家奴為李顯忠，李滿住為女真一梟雄，宣德、正統初，屢和朝鮮沖突。《明實錄》正統三年六月戊辰載：“建州衛掌衛事都指揮李滿住，遣指揮趙歹因哈（明代女真多冠漢姓）奏：‘舊住婆豬江，屢被朝鮮國軍馬搶殺，不得安穩。今移住灶突山東南渾河上，仍舊與朝廷效力，不敢有違。’……從之。”先生云：“此節于建州之占定地點，可以考證明確。灶突山，女真語謂之呼蘭哈達（在今遼寧省新賓縣），此即寧古塔貝勒發祥之地，清代謂之興京。而其始實明廷所恩準移住，以避朝鮮之逼者也。朝鮮之屢與建州沖突，正其不愿建州占婆豬江，闌入國境。……蓋其時建州衛與建州左衛居尚同地。左衛正當猛哥帖木兒被戕于忽喇溫，流離困頓，幾不能自存，朝鮮亦不遽以威力相逼，惟注力于李滿住，滿住遂先請遷地，明以渾河之上灶突山地與之。其后朝鮮再逼左衛，左衛又遁出朝鮮與李滿住同居，遂為太祖王業肇興之所自。故清世歷代自稱非明屬國，其實建州乃明廷恩給，以存之于患難中者。
土木之變，李滿住乘機擾亂，明曾有發兵擒剿滿住及凡察（猛哥帖木兒之弟，掌右衛）、董山（猛哥帖木兒之子，掌左衛）三寨（即建州三衛）之議，以其尚未大作舉動，暫止討伐。后來愈益不馴，乃于成化三年用兵建州，此時李滿住已老，建州衛事由其子李古納哈代掌，主謀者實為董山。結果，滿住父子被朝鮮兵所殺，董山由北京回歸建州途中被明將執殺于廣寧。此明代正統以下四朝中建州情況的變化，根據先生所輯有關記載介述如此。
李滿住和猛哥帖木兒同族不同宗，凡察為猛哥帖木兒親弟。因董山先得襲職左衛，凡察同猛哥帖木兒另一子童倉避亂朝鮮，及歸，和董山爭奪衛職，明乃為凡察辟設右衛，命和童倉同居。此中關系到清所尊肇、興、景、顯四祖，其興祖之父祖究竟為誰的問題。根據先生考證，清之直系正傳應出童倉，而非董山。《清太祖武皇帝實錄》記載：都督孟特木生二子，長名充善（即董山），次名除煙。充善生三子，長名拖落、次名脫一莫、三名石報奇。石報奇生一子都督福滿（興祖）。先生參看明和朝鮮記載并駁日本學者之說，認為：猛哥帖木兒有四子，一名阿古，同其父被敵所殺，余三子，除煙而外，一為充善，二為童倉。根據明朝及朝鮮記載，童倉為兄，董山為弟，實為兩人。日本學者將童倉、董山作為一人，實誤。凡察掌右衛后，有意壓抑童倉，故其名不顯。及董山就戕，親屬緣坐，發配南疆福建、廣東，童倉在內。童倉之名，于《明實錄》英宗朝作童倉，中隔孝宗朝，至憲宗朝作董重羊，實乃一人異寫。童倉死于戍所，其一子名失保，授指揮僉事，此即石報奇，為興祖福滿之父。明人以董山為正系，而稱努爾哈赤為“建州之支部”是有所根據的。努爾哈赤自詡知其十世以來的家世傳替，而以石報奇為充善子，恐是出于攀附正系之意。以上為先生治清先世史的創見，簡括述之，詳深考核，具在本書。
（二）
先生于明清史研究，發表單篇論著甚多，總計近百篇，絕大部分收入《明清史論著集刊》及《續編》中，茲不一一舉述。其斷代專著有《明清史講義》，系在北京大學歷史系授學所用者，于兩代政事大端，人物活動皆多具灼見明識，超越前人。
這部講義共作四編，前二編為明史，后二編為清史。明史始于開國，迄至南明，兼及李自成、張獻忠和建州兵事。’清史也始于開國，至咸同而止，目錄中標“光宣嗣出”。這部講義經我整理，將道光后期即今作近代史部分裁去，另將原冠于《清史講義》前的《：八旗制度考實》一文，收入《明清史論著集刊》。這部講義，先生除參用自己所撰有關專題論著外，多取官修正史，也即《明史》及《清史稿》等，旁及其他官私著作，稽考補苴，以求明備。
于明大致分為四個時期，首述明開國制度，列舉民事、軍事兩大端，指出其于土田賦役規劃及推行收效之大，關鍵在能“盡心民事”，“作養廉儉”。但亦責朱元璋“以喜怒用事，是其一失”。引《明史•食貨志》，朱元璋以“惟蘇、松、嘉、湖，怒其為張士誠守，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為官田，按私租簿為稅額”。又引《明史•劉基傳》：“惟青田不加，太祖日：使伯溫（基字）鄉里世世為美談也。”又責朱元璋屢興大獄，誅戕功臣為非。但對之仍作原諒語，說重租“究是對于偏隅”，殺戕“實未嘗濫及平民”。他對朱元璋的評價是很高的，主要說他不虐待百姓。認為明之繼君，成、弘以后多不肖，然猶逾百余年，至萬歷朝開始動搖，所賴即在“尚未至得罪百姓”。清代順治、康熙二帝均對朱元璋極為稱贊，即謂其所施民事政策之美善。
言軍事，以明衛所比擬唐府兵，謂：“明與唐之初制，其養兵皆不用耗財，而兵且兼有生財之用。”先生對此曾撰專文，稿存我手，惜于十年動亂中遺失，講義所述即本此稿。
“靖難”一章講述永樂奪位及仁宣繼承治績。其對朱棣指責奪位之過，殺戕之慘，更謂其三征漠北為黷武，并以派鄭和出洋的使命為尋跡建文。此于今日論之，先生實存有偏見，設使無永樂之經營，明代尚難達成統一之局。然仍肯定“成祖（朱棣）之不墜明業，在能遂太祖整飭吏治之意”。總括有明一代之政治，為“民為邦本，使民得所，即為極治，雖有暗昧之嗣君，萬惡之閹宦，窮荒極謬，猶數百年而后亡。讀史者以此為龜鑒，無得罪于百姓，即為國之根本已得。其余主德之出入，皆非損及國脈之故也”。先生對于中國古代封建君主統治政策，所見雖不夠全面，而以為不可過分害及百姓，是治亂關鍵所在，無疑是對的。
次述明中期，所標章目為“奪門”。先生說，英宗被也先挾走，“賴有弟監國，守御得宜。敵挾帝而無所利，卒奉駕還都修好，不可謂非景帝之功在社稷矣。……貪功之流，擁英宗復辟，反殺景泰時守御功臣，是謂奪門之案。傳子憲宗，皆為閹所惑，政令駁雜，綱紀日替。賴有孝宗，挽以恭儉，使英、憲兩朝之失德稍有救濟，祖宗之修明吏治亦未遽盡壞。考明事者，以孝宗以前為一段落，不至甚戾祖德。故以英、憲、孝三朝合為奪門一案之時代”。本章所評議忠奸事跡不予詳介，惟其對于謙則云：“而所殺以為名之于謙，公道已大彰，然終英宗之世不與平反也。……謙事白，成化初冕（冕，謙子）赦歸，上疏訟冤，得復官賜祭，誥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持，為權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傳頌焉。”先生說：“英宗始終為庸稚之君而已。”
“議禮”一章，首作引語云：“武宗之昏狂無道……得一稍明事理之世宗，依然成守文之世，元氣初無虧損也。”其論議禮一事，謂“君之所爭為孝思，臣之所執為禮教，各有一是非。其所可供后人議論者，正見明代士氣之昌”。此言當指為爭議禮，群臣觸怒嘉靖，或逮捕或杖死，楊慎大言：“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養士即培養士氣，記得胡適先生和孟先生談論明朝“廷杖”，他以為其甘受刑苦而不怨者正是由于養士，這是他的一貫看法。
于明末時期講述萬歷之荒怠，天崇之亂亡，附及南明之顛沛，謂“明亡之征兆，至萬歷而定”。考析詳明，持論得當。尤于天崇形勢，多具灼見。其言天啟初有門戶之害，“言官各立門戶以相角，門戶中取得勝勢，而政權即隨之，此朋黨所由熾也。”又謂“建州坐大，清太祖遂成王業，其乘機于明廷門戶之爭者固不小也”。先生以為東林黨人與閹黨斗爭，“此為晚明講學之風之一變，蓋以后不足復言門戶”。而于遼東戰局，將帥功罪，揭示詳實，用專節辨正袁崇煥之誣枉與崇禎朝之用人。在本章首敘云：“熹宗，亡國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澤猶未盡也；思宗，自以為非亡國之君也，及其將亡，乃日有君無臣。夫臣果安往？……至崇禎時，則經萬歷之敗壞，天啟之椓喪，不得挽回風氣之君，士大夫無由露頭角矣。思宗而在萬歷以前，非亡國之君也；在天啟之后，則必亡而已矣。”于南明列舉弘光、隆武、永歷及魯監國，謂清“深沒南明，頗為人情所不順”。特為矯正而敘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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