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對武器（簡體書）

《絕對武器》主要闡述了相互威懾理論的原則。后來，這一理論曾一度被作為美國的核戰略原則。該書認為，核武器是一種無法防御的；絕對武器；，它的出現，將使戰爭從人類世界上完全消失，或至少必須消失。該書還認為，在核攻擊面前，不存在任何防御手段，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必將在核報復打擊下同歸于盡。因此，發動核戰爭已不再是一種符合理智的政策選擇了。布羅迪寫道：；迄今為止，我們的軍事機構主要目的都是贏得戰爭。而從今以后，它的主要目的必須是避免戰爭。它大概不可能有其他什麼有益的目的了。；他在解釋其上述思想時，對克勞塞維茨關于；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的論斷，作了抽象的肯定和具體的否定。他一方面聲稱，克勞塞維茨關于；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的論斷，是考慮一切核威懾問題的基礎。另一方面，又把克勞塞維茨的這一論斷的意思解釋為：；戰爭如果不是為了追求某種正當的政治目的的話，只能是毫無意義的破壞。；并認為：；正是由于我們難于找到一個正當的政治目的來證明核戰略交戰中的不可避免的破壞是正確的，才使核威懾的整個概念可信。 當時，美國雖然有了原子武器，但是，一方面，還處在少量生產階段；另一方面，美國估計蘇聯在短期內不會擁有原子武器，即使擁有，其投擲手段與生產貯備數量等也難以與美國相匹敵，美國將在相當時期內保持；原子優勢；。所以，他們奉行的是以常規實力為主，以核訛詐為補充手段，對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核訛詐和大規模常規戰爭的；遏制戰略；。美國的政治學家亨利·基辛格在回顧這段歷史時曾寫道：；我們在戰后剛開始的時期所制定的戰略并不是依靠核武器的；，而只是把核武器；作為摧毀敵人的工業中心的一種更有效力的爆炸物；。因此，；我們不僅要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略，還要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武器，增加原子彈僅僅是為了增加我們戰略武器庫中的威力；。
在這段時間里，由于美國的軍事戰略，是準備同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打一場第二次世界大戰式的常規戰爭，只把原子彈作為一種訛詐手段，因而，似乎并未對克勞塞維茨的有關論斷作出較為明確的否定。然而，四年后，蘇聯就于1949年8月23日爆炸了自己的第一顆原子彈。又于1953年8月12日爆炸了第一顆氫彈。它意味著美國核壟斷歷史的結束。上述情況使美國早期借助少量核武器的；訛詐；戰略開始發生動搖。
不少著名的美國軍事活動家和國務活動家不禁流露出這樣的想法：原子武器和熱核武器及其運載工具的發展已達到這樣的水平，以致使用這種武器的任何戰爭，無論對于勝利者或失敗者，按其后果來看都將是毀滅性的戰爭。其中有人寫道：；原子戰略是我們美國的壟斷品。 但是隨著我們對原子武器壟斷的結束，原子炸彈就從美國戰略上最巨大的積極因素一變而為對合眾國的威脅。；
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1953年12月8日向聯合國作的一篇演說中也不得不承認：；原子武器的重大秘密和驚人威力已不僅僅是屬于我們的了。；并公開宣稱，由于核武器是無法防御的，因而兩個；原子大國；之間的戰爭不會有勝利者，并且這種戰爭有可能毀滅文明。
由于這時蘇聯的核力量還不具備直接打到美國本土的能力，而美國在核武器和運載工具方面仍占有；絕對優勢；，因此，美國試圖改變已在實踐中破產了的；遏制戰略；。
在艾森豪威爾發表講話的一個月后，美國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提出了通過大量使用核武器消滅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和恢復世界霸權的所謂；大規模報復戰略；。杜勒斯宣稱 ，美國已決定；主要依賴一種巨大的力量在我們自己選擇的地點、用我們自己選擇的手段迅速進行報復；。這一戰略被艾森豪威爾政府所采納。
這種堪稱；全面核大戰；的戰略，與當時蘇聯提出的；火箭核戰略；恰好形成針鋒相對的態勢。鑒于這種對抗所帶來的制約作用，在美國軍界曾圍繞未來戰爭是否使用核武器，以及未來戰爭是核戰爭還是常規戰爭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其中大多數都傾向于未來戰爭是核戰爭的觀點。美國參謀學院的教員喬治·萊因哈特上校和金特納中校在《使用原子武器條件下的陸軍戰斗行動》一書中，援引了艾森豪威爾的言論：；原子武器實際上已成為常規武器了；。并由此作出結論：；這個聲明可以結束關于未來戰爭中使用原子武器可能性的爭論了……在未來戰爭中使用原子武器或熱核武器乃是不可避免的事。；還認為，現在的問題不是在戰爭中使用不使用核武器，而是如何更好和更有效地使用這種威力無比的武器。美國的泰勒將軍等許多其他軍事領導人也都持有這種觀點。
在此同時，西方的資產階級軍事家也開始意識到核戰爭可能產生的嚴重后果，聲稱原子武器將從根本上改變戰爭的性質。美國將軍李奇微在《軍事因素和國家政策》一文中寫道：；在近十年中，人類找到了具有可怕的破壞力的武器，其破壞力之大甚至超過了過去最大膽的幻想。可以預計，如此全新的潛在能力必將完全改變戰爭的進程。；英國的蒙哥馬利也宣稱：；我們在原子武器和熱核武器、導彈以及彈道火箭的改進道路上前進得愈遠，就愈加清楚地表明了熱戰將是競爭者雙方的彼此自殺。；他還于1954年在加利福尼亞工學院做報告時提出：；毫無疑問，原子武器和熱核武器的使用，對作戰、戰略觀點和戰術觀點，乃至對武裝力量的組織都將發生巨大的影響。；
20世紀50年代中期，又接二連三的出現了令美國震驚的事件：1955年11月，攜帶氫彈的蘇聯遠程轟炸機圖-16、圖-19上天，成為名副其實的戰略核力量；1957年8月24日，蘇聯的洲際彈道導彈全程發射實驗成功，飛行距離8000公里，命中精度3．7公里，它比美國領先1年左右；1957年10月，蘇聯成功地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又走在了美國的前頭；1960年1月，蘇聯宣布成立戰略火箭軍，等等。這些都是對美國核力量的嚴重挑戰，它表明，美、蘇雙方都可以用核武器互相襲擊對方的本土，美國的國土也直接暴露在蘇聯的核力量面前，從而致使美國的核優勢崩潰了。
在有可能爆發核大戰的現實威脅下，一種巨大的核恐怖感又一次籠罩了美國朝野。美國國防部長威爾遜宣稱：；在原子戰爭中，誰也不要指望獲得真正的勝利。也可能有勝利者，但留給他的只是一堆瓦礫廢墟。；其他一些資產階級軍事思想的代表人物也哀嘆道：；蘇聯在抵消我們的原子威力的道路上已大大前進了一步。我們的原子威力現在恐怕也未必能安慰我們自己了。；
當時任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顧問、哈佛大學國防問題研究所副所長的基辛格，也在其所著的反映由當時美國一些著名國務活動家和軍事家組成的小組全體成員研究美國的戰略和外交政策成果的名為《核武器與對外政策》一書中，表述了類似的觀點，同時摻雜了某些避免和遏制核大戰爆發的思想。基辛格認為，隨著美、蘇兩國核武器的發展，使雙方陷入了核僵局。而核僵局不同于核均勢。核僵局的出現，是由于核武器的發展在達到某一點之后，毀滅力量的優勢已不再可能得到戰略方面的好處。基辛格寫道：；核僵局的本質是兩個最大的強國由于雙方都能迫使對方為勝利付出過高的代價……因此，現代武器的速度和威力就帶來一個荒謬的后果：今后全面戰爭的結局，只能是交戰國雙方兩敗俱傷。；他還斷言，從核武器在廣島和長崎所造成的災難來看，；戰爭的性質顯然已經改變；。并由此間接對克勞塞維茨關于；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的論斷提出了責難。他寫道，在核時代，；關于戰爭的概念需要有一個大的改變。重要的是我們的領袖應該了解，全面的勝利已經不再可能；我們的民眾也應該認識到追求全面勝利的危險性；。他說：；核武器的破壞性已經使得任何負責任的政治家都不至于輕易地發動一場大戰。；；全面戰爭的后果越凄涼，負責任的政治領導人越不愿應用武力。；又說：；一場全面戰爭很可能很快就見勝負--如果這種戰爭還有勝負可言的話--同時它所帶來的災害也極為巨大，以致淹沒了對政策的細微分歧。；；熱核戰爭必須避免，除非作為最后一個手段。；他還設問說：；面對核戰爭的災禍 ，除了有關國家生死存亡最露骨的問題以外，大概不能再以武力作為推進政策的工具了吧？；繼而，他還明確提出：；隨著我們的原子壟斷的結束，全面戰爭，除了作為最后的手段以外，已經不再是執行政策的工具。；又說，由于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同可能應用核武器的目的之間的不相稱等原因，；全面戰爭就不再是執行政策的一個有意義的工具；。繼后，明確否定；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的言論便紛紛出籠。
美國軍事作家加爾特霍弗曾寫道：；威力達幾百萬噸的雙方對射將造成極端危險的局面，因而人們不得不重新考慮建立在使用這種武器基礎之上的任何戰略……'大規模報復'政策……已成了虛張聲勢的同義語……盡管離奇，但事實是把它作為國家政策的工具已越來越令人不能接受了。；
20世紀60年代，基辛格在其《選擇的必要》一書中寫道：；戰爭的猛烈程度已經發展到同它所要實現的目的完全不相稱的地步，任何爭端都沒有解決，這正是我們的時代所面臨的矛盾問題。；他還由此公開宣告了克勞塞維茨關于；戰爭是政治的繼續；論斷的終結，他說：；軍事上的傳統看法認為，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不過這種繼續是借助戰爭自己的適當手段實現的。這種觀點已經不再適用了。；他還在以后寫的《白宮歲月》一書中闡述道：；在核時代開始以前，不可設想，一個國家擁有的軍事力量在政治上有效地使用是太多了……核時代摧毀了這種傳統的衡量方法，一個國家可以強大到足以摧毀它的對手，但卻不再能夠保護它的人民不受攻擊。；
美國將軍鮑弗爾聲稱：；核戰爭不可能成為某種政策的手段--按克勞塞維茨的說法，是'政治交往通過另一種手段的實現'--它完全是一種自殺行為。；
美國社會學家Th．W．沃爾夫認為：；核武器動搖了馬列主義在戰爭與政治的關系問題上向來堅持的原則。在導彈核武器時代，使用核武器或用它來進行政治威脅，是一件使人非常頭痛的事情。；
美國的理論工作者彼得·爾·小穆迪也認為，由于人們在戰爭中使用手段的改變，克勞塞維茨所說的一切已不起作用，戰爭已不再有任何價值。另一個美國的理論工作者G．A．克雷格也強調說，現代戰爭具有；絕對的面貌；，因而；再不能看作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了；。美國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約翰·柯林斯在他于1973年撰寫的《大戰略》一書中寫道：；全面戰爭這個詞通常指美國和蘇聯之間一次滅絕種族的攤牌，由于廣泛使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它可能危及整個地球的安全；，對此，；有人深信，武力已不再是達到政治目的的一種適當的手段了。他們反映了一九五五年簽署梅瑙宣言的五十二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所發表的意見：'所有國家必須決心摒棄以武力作為政策的最后手段。如果他們不準備這樣做，他們將自亡。；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理查德·派普斯也在美國1983年出版的《軍事戰略》一書中寫道：；絕對武器已經在很大程度上使傳統的軍事機器變成了多余的東西，使傳統的戰略思想變得過時。；；如果有誰肯定核武器與過去戰爭中使用過的一切武器相比有著本質的不同，那麼他當然可以說，過去的戰爭經驗以及以這種經驗為基礎的軍事理論已失去了意義。這種看法實際上認為，克勞塞維茨及其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的名言已經過時。；；目前盛行的美國核戰略認為，擁有大量核武器國家之間發生的全面核戰爭破壞性非常之大，以致不會有什麼勝利者，因此，訴諸武力已不再是這種相互敵對的國家的政治領導人可采取的一種合理抉擇了。廣島和長崎遭受原子彈襲擊后，美國普遍認為克勞塞維茨關于戰爭是用另一種手段進行的政治的格言已經過時。；
聯邦德國的克勞斯-迪特爾·施瓦茨也在《談談今天的戰爭與政治的關系》一文中寫道：；克勞塞維茨關于戰爭與政治關系的定義已不適用于今天的情況；，；超級大國的核均勢，自五十年代以來就已經使克勞塞維茨'戰爭是政治交往通過其他手段的繼續'的論斷失效了。；
聯邦德國退役中將伊爾塞曼在1984年寫的《對今后30年軍事形勢的展望》一文中也提出：；人類已掌握的核毀滅能力，在時間的快速性和空間范圍上已超過了一般可以理解的限度，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不屬于適用的政治工具的范疇；，；只有在'核門檻'以下，戰爭才依然是國家間政治沖突的工具。；
二、異軍突起的；復活；論
西方資產階級軍事家一方面看到了全面核大戰的危險，并公然宣稱克勞塞維茨關于；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的論斷，在核時代已經過時了，無限制地使用核武器的全面戰爭已不再是推行政策的工具了，借助這種戰爭解決政治任務已不可能了。另一方面，又設法尋求出路，亦即尋找一種所謂繼續稱霸世界的軍事手段。為此，基辛格等美國著名的國務活動家和軍事家提出了有限戰爭的戰略，并聲稱，有限戰爭是；核時代的一種推行政策的可能手段；。
在基辛格看來，用核武器進行的全面戰爭的實際效果是毀滅性的，它已經剝奪了全面戰爭獲致勝利的實際意義。甚至于比對方能造成更大破壞的一方，可能也無法保留足夠的力量使對方屈服于自己的意志。并由此認為，全面核戰爭決不是正常的沖突形式，而只是一種在絕望和失策等極端特殊的情況下的最后措施。基辛格寫道：；隨著現代武器威力的增強，全面戰爭的威脅已失掉它的可信性，因而也失掉了它在政治上的效力。我們的大規模報復的能力并未能防止朝鮮戰爭，北印度支那的喪失，蘇聯和埃及的軍火交易或蘇伊士運河的危險。在敵人向你挑戰時你所不敢使用的一種威懾力量就已經不再成為威懾力量了。；
由于把全面戰爭作為達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將意味著國家的毀滅，其代價太大，因而在核時代，全面戰爭已經不可能是政治繼續的工具或手段。為了尋求一種可以達到某種政治目的的戰爭手段，基辛格提出：；擁有核武器國家間的戰爭，必須在可能是核戰爭的假定上加以計劃。核戰爭應當以小于全面戰爭的規模進行。與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作戰或與能夠以人力代替科學技術的大國作戰，有限核戰爭是我們最有效的戰略。；
基辛格在論述有限戰爭的效用問題時寫道：；有限核戰爭政策的目的不是代替全面戰爭，而是創造一個選擇的范圍，在這個范圍內反應能力與挑釁取得平衡，并且在這個范圍以內，軍事能力和使用這種能力的意志，可以比在全面戰爭是我們對挑戰的唯一反應這種絕對情況下，更加協調。；他還接著寫道：；既然防止一場由于對我們的意圖的錯誤估計或由于對核戰爭性質的誤解而成為全面戰爭是可能的，我們的外交應該設法使人對于核時代戰略選擇的范圍有更好的理解。……在致力于指出一條另外的出路，從避免全面戰爭的恐怖方面，在作出一種堅定和節制相結合的有限范圍的藍圖方面，就是在核時代，外交工作也能與武力再一次建立聯系。；
在此看法的基礎上，基辛格在有限戰爭的概念中，重新注入了政治的因素，他寫道：；有限戰爭是為了具體的政治目的而進行的。這些政治目的的存在就會在使用武力和企圖達到的目的之間建立一種關系。；他在論述有限戰爭的特點時明確指出：；有限戰爭的特點則是它有一些規定軍事目的和政治目的之間的關系的基本規則。……有限戰爭基本上卻是一個政治行為。它的顯著特點就是不能用'純'軍事的方法解決。因此，政治領導有必要首先制定一個總的方針，而軍事家則在這個方針之下制定他們的計劃和發揮他們的能力。……制定有限戰爭政策的先決條件是把政治因素重新注入我們對于戰爭的概念和放棄下面的看法：戰爭一開始政策的任務便結束，或戰爭能夠具有與國家政策的目的不相同的目的。；對此，他還反復強調說：；有限戰爭的結果決不單單決定于軍事方面的考慮；它代表著一種把政治目的和軍事目的協調起來的本領。；；有限戰爭必須找到制止最極端的暴力的方法……它必須力求減低現代戰爭的進行速度，以免作戰行動接連得太快因而妨礙在政治目標與軍事目標之間建立聯系。……嚴格說來，戰爭的目標不可能再是軍事上的勝利了，而是為了獲得某些對方所充分了解的特殊政治條件。；；有限戰爭戰略的價值正是在于它能夠打開政治解決的途徑。；；有限戰爭……嚴格的要求政治領導上的修養和機智以及社會對于政治領導的信任。；上述論述實際上使已被否定的克勞塞維茨關于；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的經典公式在有限戰爭的戰略中得到了復活。
鑒于；大規模報復戰略；在當時已不完全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有限戰爭的戰略曾受到了一些人的贊同，尤其肯定了有限戰爭的政治目的對于全面戰爭所具有的遏制作用。一些美國的軍事著作家們認為，有限戰爭的成果，并不取決于軍事上的設想，而是取決于政治目的與軍事目的一致的程度。 其間，政治目的比軍事目的看得更重要。他們還說：；如果戰爭依然作為達成外交政策目的的手段，那末它在進行過程中必將嚴格遵守一定的限制。為此，所規定的目的，應當不致引起一方將沖突擴大為全面戰爭。；一位美國著名的政論家也宣稱，有限戰爭；使得我們有可能避免在退卻和全面原子大屠殺之間作選擇。此外，這種戰爭能使我們免遭大戰必然帶來的革命震蕩和其他震蕩，以及使軍事目的和政治目的取得比以往更加完全的一致；。
事實上，有限戰爭觀念于60年代初正式得到美國官方的首肯，成為取代；大規模報復戰略；的新戰略--；靈活反應戰略；的基本組成部分。例如，；靈活反應戰略；的鼓吹者、美國將軍馬克斯威爾．D．泰勒在他的《不定的號角》一書中寫道：；我建議用；靈活反應的戰略；來代替大規模報復戰略，這種戰略要求，我們能夠應付各種各樣的、各種規模的挑戰，要求我們能夠應付各種各樣的戰爭，從核大戰到諸如1955年威脅老撾和柏林的滲透和侵略。這項新的戰略承認，遏制或迅速贏得有限戰爭和遏制大戰一樣重要。；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對克勞塞維茨的經典公式的復活是極其有限的，它僅僅是在有限戰爭基礎上的復活，并且，其前提條件又是對全面核大戰作為推行政治(或政策)的手段的否定。60年代中期，美國又開始實行；相互確保摧毀；的核戰略，主張側重打擊蘇聯的城市目標，試圖把蘇聯的大城市作為抵押品及核人質，以遏制蘇聯的戰略核攻擊。并且，整個70年代，美國的戰略基本上都沒有超出這一范圍，而蘇聯從60年代初直到70年代后期，一直奉行；核戰爭制勝；的戰略，強調要打贏核戰爭。這樣，美國的；相互確保摧毀；即相互威懾的核戰略，基本上失去了其原來的意義，成為美國單方面的自我威懾，它致使美國面對蘇聯咄咄逼人的攻勢，陷入被動防守的不利地位。為使美國戰略思想擺脫面臨的困境，美國華盛頓斯坦福研究所戰略研究中心主任理查德·福斯特于1978年至1980年間，連續發表了一系列有創見的論文。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由此不同凡響的復活了戰后被美國作為陳腐概念加以拋棄的克勞塞維茨的戰爭理論，并把它作為自己的思想基礎。福斯特在他的《蘇聯關于保存國家實體的思想》等三篇主要論文中，曾把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提到的7條原則作為自己考慮戰略問題的依據。其中第一條，；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第七條則是，；政治的目標是集中和協調內政的一切利益--精神價值以及傳統。這樣，政治就把戰爭這個摧毀一切的要素變成單純的工具(即政治目的無論戰時還是平時都應始終如一的原則)。；他認為，美國；確保相互摧毀；戰略的弱點之一，就是割裂了核戰爭與政治之間的聯系，看不到核戰爭與局部戰爭、常規戰爭的內在聯系，致使戰時與平時的政策缺乏連貫性。他提出，決定核戰爭甚至局部核戰爭，以及平時外交斗爭勝負的，不是武器和技術，而是戰略的正確與否。并分析說，美國的戰略決策者們總是把核武器視為；終極武器；，總是從軍事技術的角度看待核戰爭問題，一味想要遏制核戰爭，而把集中反映克勞塞維茨戰爭理論的某些重要原則作為陳舊的觀念加以否定。那些主張；確保相互摧毀；戰略的人認為，非打一場核戰爭不可的政治目的是沒有的，在軍事上；贏得勝利；不可能達到目的。并把；誰也不可能取勝；的思想作為他們的戰略基礎。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們的戰略目的只是避免發生核戰爭，即；威懾至上；，而不去考慮核戰爭后會出現一個什麼樣的世界，那些主張這種戰略的人還認為，保持戰略上的均勢就意味著穩定，而蘇聯即使保持有限的優勢，也不會取得特別的政治效果。其結果，致使美國否定了自己事實上曾一度靠戰略優勢所取得的政治效果。而與之相反，蘇聯的戰略家則通過列寧的思想繼承了在歷史上有著深遠影響的克勞塞維茨的戰爭理論，認為核戰爭無非是常規戰爭的繼續。蘇聯的戰略目標既不是；相互威懾；，也不是；誰也不可能取勝；，而始終是；打贏一場核戰爭；，并最終試圖在戰略核力量和常規兵力的各個方面取得對美國的優勢。據此，福斯特曾寫道：；美蘇戰略原則和戰略目的有本質上的區別，這不僅使蘇聯的戰略高出一籌，而且使它在戰略上占了優勢。蘇聯講的是生存和勝利，而美國人卻只以核戰爭中相互確保摧毀，只講核僵局。因此，蘇聯是在竭力爭取自己的生存，而美國卻在謀求自己的毀滅或者說投降。；
鑒于這種情況，福斯特主張美國必須改變自己的戰略思想，應該針鋒相對，決心采取與蘇聯相同的戰略，用；相互確保生存和安全；取代；相互確保摧毀；。他寫道：；遏制戰爭的基本條件是，讓敵人對戰爭的結局更加失去信心，使蘇聯意識到，城市雖可免遭摧毀，但軍事上卻要冒失敗的危險，而不是象圣經的《啟示錄》那樣，描繪一幅'世界毀滅'的可怕前景。；
福斯特還建議，美國戰略報復力量的打擊目標應該從打擊城市改為打擊軍事力量。然而，他并沒有把對軍事力量的打擊僅僅限制在列舉軍事目標上，而是同時明確闡述了美國進行核戰爭的政治目標。他說：；美國的報復力量都是些準備用來最大限度地消滅蘇聯人口和摧毀其經濟資源的'確保摧毀'的武器，而今后應成為解放各東歐附屬國人民和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力量。蘇聯帝國的解體應成為西方盟國共同的戰略目標。美國一向認為，應當按照各國人民的民族自決權建立多種多樣的世界秩序。如果讓美國的軍事力量來承擔實現這個愿望的任務，美國戰略報復力量將會發揮積極的作用。；他認為，即使集中打擊蘇聯的軍事目標，也還有一個目標選擇的問題，應該打擊那些對蘇聯整個國家來說是要害的，或者對進行戰爭具有重要意義的目標，原則是使蘇聯不再作為一個國家實體存在下去。
受福斯特論點的影響，1979年卡特政府的國防部長布朗，鑒于蘇聯當時的核戰略不僅主張打擊美國的城市，而且大力發展遠程、高精度的戰略武器打擊美國的軍事目標的情況，提出了以；打擊軍事目標為主；的；抵消戰略；。這一戰略既要求具有打擊蘇聯城市的能力，又要求具有打擊軍事軟目標(機場、兵工廠、坦克及部隊集中地域等面積目標)和硬目標(導彈地下發射井、指揮中心等堅固點狀目標)的能力，進而通過與蘇聯在打擊目標能力上的均等來遏制蘇聯。盡管；抵消戰略；看到并承認；相互確保摧毀戰略；具有片面性，并開始從；確保摧毀至上；的思想中擺脫出來。但是，；抵消戰略；的最終目標仍然是；誰也不可能取勝；和；威懾至上；，在觀念上仍然是把核戰爭看成是一種與傳統的戰爭概念不相干的的特種戰爭，就是說，；美國在核戰爭問題上沒有政治眼光；，；新的'抵消戰略'仍然缺少克勞塞維茨戰爭理論那種哲學深度；。
1981年以后，里根政府為逐步改變美蘇軍事力量對比和戰略格局已呈現的蘇攻美守的不利局面，對核戰略進行了重大調整，其中最大的變化就是改變了建立在；恐怖平衡；基礎上的；相互確保摧毀；理論，確立了通過加強實戰準備，增強核威懾有效性的方針。尤其是明確提出，美國；必須有能力對核戰爭作出反應，并打贏核戰爭；。為此，里根政府于1983年3月23日提出了；戰略防御計劃；(SDI)的新倡議，即所謂的；星球大戰；計劃。企圖建立一個以天基定向能武器為主的多層次、多手段的戰略防御體系，奪取空間的控制權，進而削弱蘇聯的進攻性戰略核力量，突破均勢，掌握優勢，以重建美國的世界霸權。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打贏核戰爭；及重建美國世界霸主戰略地位的企圖，可以看作是對；戰爭是政治的繼續；論斷的復活，并且是在核戰爭自身問題上的不自覺的復活。
美國陸軍戰史研究中心的首席歷史學家莫里斯·馬特洛夫博士，在論述核時代的軍事戰略問題時直截了當地說：；今天，幾乎每一個軍事問題都伴隨著政治和經濟問題。制定戰略再不象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那樣只是制定軍事計劃就行了。；并詰問道：；軍事戰略脫離國家戰略、國家戰略又脫離全球戰略的現象還能繼續下去嗎？戰略和政治還能截然分開嗎？同時，他還認為：；在核時代，按照在政治上對戰爭的新看法，'勝利'和'打贏'已經有了與傳統概念不同的含義。人們不得不有節制地使用武力。克勞塞維茨的如下觀點又重新得到了印證：一場戰爭的政治目標(發動這場戰爭就是為了實現這些政治目標)如果是通過適當的手段并以適當的代價取得的，那麼這場戰爭便是成功的戰爭。；
美軍1986年版的《作戰綱要》也明確提出，一切軍事行動均謀求達到政治目的，并受政治目的的支配。今天，將戰斗的勝利轉化為所期望的政治結局，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復雜。
此外，聯邦德國克勞塞維茨協會，于1980年在會長，聯邦國防軍前總監察長梅齊埃退役上將的主持下，專門召開了一次題為；戰爭與政治；的學術討論會，40多名與會者一致認為：；事實上，在今天，戰爭仍然是一切外交政策的一個重要對象、一個組成部分或一種工具。；他們還從政治的角度把戰爭定義為：；戰爭是政治沖突的暴力解決，目的是迫使他人屈服于己方的政治意志或者維護己方的行動自由。；
美國及西方國家對克勞塞維茨關于；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的經典論斷，從開始普遍的責難、否定，到后來萌發的復活、肯定的趨向的演變過程，不能不說是耐人尋味的！
　


前蘇聯的紛爭
在蘇聯，自斯大林逝世以后，曾圍繞核戰爭是否仍然是政治的繼續的問題，展開了一番此起彼伏的激烈紛爭。爭論的規模之大，范圍之廣，時間之長，實屬罕見。若按赫魯曉夫-- 勃烈日涅夫--安德羅波夫至戈爾巴喬夫三個時期每次爭論的基本結論看，大體上經歷了一個否定--肯定--再否定的曲折過程。
一、赫魯曉夫時期的爭論
戰后初期，蘇聯面對美國咄咄逼人的核壟斷和核訛詐戰略，采取了常規抵消與反壟斷的戰略，并特別強調戰爭的政治性質及人民群眾的作用，把它們視為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
雖然蘇聯在1949年9月22日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又在四年之后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氫彈，并在火箭運載技術方面走到了美國的前面。但由于蘇聯當時在核彈頭上尚未取得重要突破，還缺少向美國本土大量投擲核彈的手段，因而未能帶來實質性的戰略效果，蘇聯仍然堅持政治性質決定戰爭勝負等看法。
1953年11月，蘇聯經濟學家M．戈斯在《星報》撰文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資本主義必然導致戰爭的規律雖然仍有效，但是，經驗已經證明，破壞這一規律的作用是可能的。這一論點提出后，立刻受到了抨擊。1954年，V．克魯日科夫在《共產黨人》第1期發表了《弗·伊·列寧--革命科學的泰斗》一文，指責說，盡管列寧所發現的關于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階段在政治和經濟上發展的不平衡的規律已經產生了許多結果，但有一些；理論家；卻認為有可能使這一規律成為無效。這在本質上就是承認廢除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可能性。這種觀點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毫無共同之處。
就在同年1月19日，蘇聯《消息報》的一篇文章，對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1953年12月10日演說中，關于核戰爭會造成文明的毀滅的看法表示贊同，認為，在現代情況下，戰爭意味著大規模的毀滅。緊接著，同年3月12日，蘇聯總理馬林科夫在一次演講中，也重復了上述看法：；蘇聯政府……堅決反對冷戰政策，因為這是一種準備新的世界大屠殺的政策，使用現代的戰爭方法，這種屠殺意味著世界文明的毀滅。；3月27日，莫斯科廣播電臺的一位評論員又重申這一論點說，氫彈；將威脅文明的存在；。
不過，馬林科夫在提出上述論點后不到兩個月，就于4月26日被迫在一次最高蘇維埃的發言中撤銷了自己說過的話，并再度認為，原子彈只會導致資本主義的崩潰。
1955年2月26日，《真理報》在宣布蘇聯對待核武器的態度時，斷然提出：；只有政治冒險家才會認為他們能夠借助原子武器摧毀人類的進步發展。武器從來沒有改變或取消過社會發展的規律；它從來沒有創造或廢除過能夠改變整個國家的社會制度的條件。；
然而，在1956年2月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在總結報告中，又提出了；在使用核武器的戰爭中將沒有勝利者；的論點，并將馬林科夫關于戰爭不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觀點定為蘇聯的官方理論。
1959 年，赫魯曉夫又分別在幾次講話中闡述了這個論點。他認為，帝國主義把人類的智慧最偉大的發現--原子核能用于戰爭目的，這就根本改變了人們對未來戰爭的性質和后果的概念。；核戰爭；不但會燒壞一切，而且會燃盡一切；。；核爆炸的火焰將毀滅一切生物。；馬克思主義者；不能設想在世界文化中心的廢墟上，在荒無人跡……的土地上建立共產主義文明；。并主張；把戰爭永遠從人類生活中排除出去；。但是，赫魯曉夫始終沒有明確說過核戰爭不再是政治的繼續之類的話。與此同時，赫魯曉夫又試圖通過推行所謂；火箭核戰略；，與美國相抗衡。1957年10月4日，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入軌。它表明，蘇聯已有能力向從未受到過直接威脅的美國本土投擲核彈頭。之后，蘇聯的導彈研制工作進入高潮。據統計，在這段時間里，為發展導彈，蘇聯建有7所火箭學校，17家火箭工廠和11個火箭發動機中心。這些都為蘇聯建立自己的核戰略提供了條件。
1960年1月14日，赫魯曉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第四次會議上所作的《為持久和平與友誼進行裁軍》的報告中提出，如蘇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所指明，戰爭再不會是注定不可避免的。然而，一旦發生沖突，戰爭的邏輯將要求所有的火箭核武器都使出來。不過，蘇聯已擁有原子武器和氫武器，以及運載這些武器的火箭，并修建了許多火箭發射場。因此，；如果哪個瘋子挑起對我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進犯，我們可以把進犯我們的一個或數個國家干脆從地球上消滅掉；。需要指出的是，赫魯曉夫曾就此對核武器的作用作了不適當的夸大。他在同年1月15日《真理報》上宣稱：；當前決定國防力量的不是我們有多少士兵肩荷槍支，有多少人身穿軍大衣。如果拋開我已經說過的一般的政治和經濟因素，那麼國家的防御力量在決定性程度上取決于火力如何，取決于這個國家掌握著什麼樣的發射工具。；
赫魯曉夫上述兩個方面的看法，均得到了一些人的闡述及發揮。
同年10月，蘇軍內部刊物《軍事思想》的編輯H．塔林斯基少將在蘇聯《國際生活》雜志上發表《現代戰爭的性質與后果》一文認為，；消滅人的技術的發展過程已經造成不可能使用武器來解決問題的局面。幾千年來，都是用武器解決政治問題的。但一場火箭核戰爭不僅對被攻擊的一方極危險，而且對侵略者本身也是自殺性的。；值得注意的是，他由此在蘇聯軍事理論界第一次明確提出：；從軍事技術觀點說，戰爭作為政治的工具已開始過時。；一位文職的軍政事務評論在發揮這種觀點時，把；戰爭是政治的繼續；解釋為；戰爭只能是瘋狂的繼續；。

1961年12月和次年4月，塔林斯基又先后在蘇聯《國際生活》雜志上撰文說：；現代戰爭威脅著億萬人的生命，能摧毀許多國家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因此，這種戰爭已不再是政治的簡單繼續。；；訴諸于熱核武器的戰爭已不再成為一種政治手段，而是一種民族和社會自毀的工具。；塔連斯基觀點并不代表蘇聯黨和政府，但又確實反映了一部分人的看法。
塔林斯基的觀點，連同國外的否定觀點，很快便受到了當時蘇軍總參謀長瓦·達·索科洛夫斯基為首的一些人的猛烈抨擊。1962年5月，索科洛夫斯基元帥在其主編的《軍事戰略》一書中，引用某些；現代帝國主義軍事思想家；否定；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的觀點后指出：；很顯然，這種觀點是以形而上學的、反科學的態度對待戰爭這種社會現象的結果，是由于神化新式武器而產生的。大家知道，戰爭作為政治的繼續，其實質絕不會因技術和武器裝備的改變而改變。；雖然索科洛夫斯基元帥也承認，由于核武器及其運載工具的出現和發展，戰爭的性質曾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他寫道：；核武器特別是熱核武器的大量使用，將使戰爭具有空前的破壞性和毀滅性。整個整個的國家將被從地球上消滅掉。；但是，他又認為：；即使規模最大的世界大戰，無論它在外表看來是如何席卷一切，也只不過是社會發展的一個方面，而且完全依賴于社會發展的進程，依賴于階級之間和國家之間在政治上的相互關系。；他還指出：；由于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蓬勃發展，武器的威力已變得非常強大，從純軍事觀點來看，這就使得通過武裝斗爭來達到最堅決的政治目的的可能性大大增長了。；；如果侵略者膽敢破壞蘇聯的共產主義和平建設的話，它(指戰略火箭軍--作者注)將完成現代戰爭的主要任務；，用核突擊；迅速粉碎所有敵對國家；。因此，；戰爭本質，即戰爭是政治的武裝暴力手段的繼續；，不但沒有過時，反而；比以往表現得更為明顯；，；不僅未失去其意義，反而得到進一步的證實；。不難看出，這里已暗含了對赫魯曉夫所謂用戰爭手段難以實現政治目的的思想的抵制和反對。
1963年，蘇聯《軍事歷史雜志》第10期發表的赫列布托夫斯基的文章也指出：；某些作者認為，似乎'新的世界大戰'超出了政治的范圍，認為'戰爭不再是政治的工具'，不再是政治的繼續了。這種論點是沒有根據的。；
1964年，雖然也有人撰文認為，；關于戰爭是用暴力手段繼續的原理，在熱核戰爭的條件下也完全有效。；但與此同時，蘇聯軍內外又有不少專家學者鑒于核戰爭所具有的空前毀滅性的結局，對；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的論斷在核時代仍然有效持否定態度。
例如，蘇聯元帥C．比留佐夫在《政治和核武器》一文中說：；核戰爭由于異乎尋常的空前的毀滅不能認為是政治的繼續；，并聲稱維護國際和平政策；排除了戰爭是達到預定目的的手段；。
又如，蘇聯科學院院士H．尼科利斯基在《當代的基本問題·消滅戰爭的問題》一文中寫道：；確實，在世界熱核戰爭中戰爭的任何勝利都談不到；這種戰爭的結局按照災禍和毀滅的規模與失敗是同義的。對于一系列國家來說甚至連失敗的名詞也很難用，因為它們將從地球上完全消滅。；
再如，蘇聯科學院院士A．克雷洛夫在《核威脅和馬克思主義哲學》一文中認為，；核戰爭不管用什麼借口，都不能看作政治的工具和達到任何目的的手段，因為它導致普遍災禍和我們行星上的生命本身的消滅。；總而言之，赫魯曉夫時期蘇聯軍事戰略的基本方針是：要麼都別動手，要麼就打核大戰。也就是說，赫魯曉夫出于政策的需要，一方面在承認核戰爭并非有益和并非不可避免的前提下提出，核戰爭意味著文明世界的末日，因而不僅是不能接受的，而且簡直不堪設想；另一方面又由此過分夸大了核武器的作用，貶低常規武器和常規部隊的作用，它不僅使蘇聯核戰略喪失了應有的靈活性，而且還使蘇聯軍事理論陷入了；唯核武器論；的泥坑，嚴重窒息了蘇聯核戰略理論的發展。
二、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肯定論
1964年10月，赫魯曉夫下臺。其后不久，塔林斯基少將再次提出：；在當代，認為熱核戰爭仍然能夠作為政治的工具，認為使用核武器可以達到政治目的的同時人們仍然可以生存下來，這種幻想再危險不過了。；
1965年7月，新上臺的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在蘇軍總參謀部軍事學院演講時，對赫魯曉夫推行的；火箭核戰略；作了重大的修改，正式提出了核力量和常規力量并重的戰略思想，他宣稱：；我們對火箭核武器給予特別注意的同時，也沒有忘記常規軍備仍起著巨大的作用。；此后，雖然赫魯曉夫的所謂；火箭核戰略；仍繼續在起指導作用，蘇聯軍事戰略仍以；積極進攻；為基本思想，但在戰爭樣式問題上已經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其中，主要是逐步改變了前一時期把火箭核戰爭作為惟一作戰樣式，而把局部戰爭和常規戰爭僅僅看作是一種暫時的過渡的作戰樣式的觀點，確立了戰爭的樣式既可能是核戰爭，也可能是常規戰爭；既可能是世界大戰，又可能是局部戰爭的思想，并由此在軍備發展上改變了過去只竭力發展火箭核武器而貶低常規軍備的做法。同時，蘇聯還進一步將；火箭核戰略；調整為；核戰爭制勝戰略；，并據此從政治上對西方以及國內關于核戰爭不再是政治的繼續的觀點作了抨擊。
1965年，在蘇聯第11期《軍事思想》雜志發表的《談經濟學在核作戰中的作用問題》一文認為，對世界核戰爭應從兩個方面去看：；防止這種戰爭的必要性……和進行這種戰爭的可能性。；按照美國理論工作者的理解，蘇聯所講的；防止；不同于；避免；。；避免；含有退讓或不愿面對核戰爭前景的意思，而；防止；則具有強硬的、積極進取的、傾向于采取行動的意思。諸如，為了防止突然襲擊，必須制止敵人的行動；制止敵人的行動，最有效的方法是先發制人，在敵人未發射武器以前就把它們摧毀。對此，美國的理論工作者小約瑟夫．D．道格拉斯和阿莫雷塔．M．霍伯還在他們合著的《蘇聯核戰爭戰略》一書中寫道：；蘇聯人非常嚴肅地看待核戰爭，正如好幾位專家經過各自獨立的研究以后所指出的那樣，蘇聯人對核戰爭的態度是要打，而且要打贏。……蘇聯人不同意西方的如下信念：核戰爭不僅是政治的結束，而且在這樣一場戰爭中不可能有勝利者。；作者還援引了蘇聯的利昂·古爾、福伊．D．科勒和莫斯．L．哈維三人合寫的《現時蘇聯戰略中核力量的作用》一書所得出的結論：；在一九六五至一九六七年間，對于在核戰爭中取得勝利的可能性問題重新展開過公開辯論。辯論的結果明顯地有利于那些強調可以進行一場核戰爭并贏得其勝利的人，自一九六七年以來，蘇聯重要人物談'同歸于盡'的可能性的公開講話已經比較罕見了。；
1968年，由蘇聯索科洛夫斯基元帥主編的第三版《軍事戰略》一書，繼續強調了核作戰及在核作戰中取勝的思想，提出蘇聯政府及其武裝力量必須首先做好世界戰爭的準備，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武裝力量必須首先準備在交戰雙方大規模使用核武器的情況下進行戰爭，必須把準備和進行這樣一場戰爭看作是軍事戰略理論和戰略領導的主要任務。該書還在闡述現時代戰爭本質的問題時，反復強調指出：；戰爭是階級政治的繼續，它始終帶有階級的性質。任何一次戰爭都同產生這一戰爭的政治制度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即使規模最大的世界大戰，無論它在外表看起來是如何席卷一切，也只不過是社會發展的一個方面，而且完全依賴于社會發展的進程，依賴于階級之間和國家之間在政治上的相互關系。；戰爭作為政治的繼續的實質，非但不會因技術和武器的改變而改變，反之，從軍事的觀點看，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等現代的暴力手段，則使得通過武裝斗爭達到最堅決的政治目的的可能性大大增長了。該書還寫道：；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戰爭的階級性、戰爭是政治的暴力手段的繼續這些原理，是蘇聯戰略學的基本原理。這些原理能幫助我們正確地解決有關軍隊和人民進行反侵略戰爭準備的基本問題，揭示現代戰爭的性質和作戰方法，并解決戰略學理論和實踐方面的其他重要問題。；該書在新版中還特別指出：；'現在，侵略者面臨如此強大的、牢不可破的力量，如果他們發動戰爭，除了自取滅亡以外，別無其他結果。'這就是蘇共二十三大總結報告的結論。；
另一本蘇聯權威性的論著，1968年第五版《馬克思列寧主義論戰爭與軍隊》也強調指出，核戰爭；就其性質而言也將是階級或國家的政治通過暴力手段的繼續。因為正是政治決定什麼時候和以什麼方式開始進行武裝斗爭。核戰爭不可能從子虛烏有中、從'真空'中自發產生，而與帝國主義侵略集團預謀的、蓄意犯罪的政治無關。；
與此同時，一些蘇聯軍事作家還指名道姓的批判了塔林斯基少將的觀點，指責他砍掉了維持必要的強大軍事力量的理論基礎，因而在實際中是非常有害的。
1972年，曾榮獲伏龍芝獎金并被美國軍界列為；蘇聯軍事思想叢書；的重要軍事理論著作《列寧的哲學遺產與現代戰爭問題》一書，又進一步明確指出：；資產階級思想家迷惑各國人民的所謂在世界熱核戰爭中不會有勝利者的論調，是極端錯誤的并有害的。世界各國人民一定會埋葬給人類帶來無數災難的帝國主義。；該書認為，盡管火箭核武器的出現給政治與戰爭的關系帶來了重大變化，但是火箭核武器本身并不是科學技術發展的單純結果，而首先是拼命向世界霸權發展的國家壟斷資本的奇怪產物，是美帝國主義實力侵略政策的物質體現，變發明火箭核武器的可能性為現實性的起決定作用的是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由此可見，火箭核戰爭不能超越政治的范圍，不能勾銷它同政治的聯系，以致使其失去社會政治這種達到政治目的的手段。該書還由此進一步闡述道：；列寧著作中所深刻闡述的政治與戰爭之間的相互聯系，在'核時代'不僅沒有失去自己的作用，而且有了更加重要的意義。十分明顯，如果熱核戰爭發生，它將有自己的社會原因，自己的階級實質和性質。它的產生只能是帝國主義侵略集團預謀的罪惡政策的結果。如果世界熱核戰爭不能被制止，它將像作為帝國主義國家掠奪政策的產物和繼續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樣，像法西斯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被打敗以后帝國主義者發動的許許多多有限戰爭和局部戰爭一樣，也是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結果。；
1973年出版的由蘇聯H．A．洛莫夫上將等集體編寫的《科學技術進步與軍事上的革命》一書，也對此作了較明確的表述，提出：；在現代條件下，如果帝國主義者發動世界大戰，蘇聯軍事戰略將把這場戰爭作為世界上兩個對立的社會經濟體系的最后沖突來加以研究。在這場戰爭中交戰雙方將力求達成堅決的政治目的。這場戰爭可能是雙方使用其全部火箭核武器的核戰爭。同時，在這場戰爭中，也會使用常規武器，在一定條件下，部隊和分隊將完全使用常規武器作戰。發動戰爭的方法是多樣的，可能從突然使用核武器開始，也可能從使用常規武器開始。；
蘇聯《武裝部隊共產黨人》雜志1975年11月號也曾發表文章指出：；在軍事上發生重大變化的條件下，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戰爭是政治以軍事手段繼續這一論斷，仍然是正確的。某些資產階級思想家企圖證實，核導彈武器已把戰爭排除在政治范疇之外，核戰爭超出了政治控制的范圍，不再是政治的工具而且也不再是政治的繼續，這種想法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政治上是反動的。；
盡管這場圍繞戰爭與政治相互關系的論戰，從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以索科洛夫斯基元帥為首的觀點占了上風。但是，對這一問題的爭論并未停止，在蘇聯軍事理論界仍不時傳出對這一問題的不同見解。
1979年，蘇聯的政治學家F．布爾拉斯基在其所著的《世界戰爭的預防與普遍和平的計劃》一書中寫道：；在核時代，戰爭的政治目的發生了重大變化……這種戰爭規模越大，越不顧及重大政治考慮，因為勝利者可能不在乎大好的局面，而在乎他們所贏得的勝利。；
同年，蘇聯《消息報》政治評論員亞歷山大·鮑文提出：；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即暴力)的繼續；的論斷有兩層意思：一層意思是各種戰爭都是某個國家推行某種政治的繼續。這點不受軍事技術發展之類的情況影響。這種選擇在克勞塞維茨時代有其作用，但在現代條件下已失去意義了：；在目前形勢下，人們能把全面核導彈戰爭看作是一種追逐某種政治目標的正常明智的手段嗎？顯然不能，因為這樣一種戰爭的結局將是人類的巨大災難。在現代形勢下，冒險發動首次核打擊的人必將被能夠實施報復性打擊的力量所消滅。這事實上就是所謂的恐懼平衡。雖然這種情況遠非理想……但確實存在著。；
隨后還有一些人提出，科學技術進步可能使戰爭打不起來。并認為，克勞塞維茨盡管賦有天才，但也只不過是當代思想觀念的代言人，他的關于；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的論斷，已不再適用于核時代。
然而，70年代末期編寫出版的《蘇聯軍事百科全書》在有關；戰爭；的辭條中堅持認為：；一切戰爭，就其本質而言，不管歷史條件、原因、目的、方法、手段和結果如何，過去是、現在仍然是階級和國家以武裝暴力手段來施行政治的繼續。；該書還認為，如果有人將核戰爭強加給蘇聯，蘇聯和兄弟的社會主義國家與帝國主義國家相比，將擁有一定的優勢。而這種優勢則是由正義的戰爭目的和先進的社會制度決定的。
1980年初，蘇聯西杰利尼科夫將軍在《紅星報》發表文章駁斥了所謂；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的論斷已經過時了的觀點，其論點是：；一場新的世界戰爭能夠而且也必須防止，它不能--確實不能--作為政治的繼續而出現，不能把它作為達到政治目的的手段。；但是，；如果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再次試圖試探我們的實力或者以陰謀手段把戰爭強加于我們，對蘇聯來說，這場戰爭就是政治的繼續，其惟一目標就是保衛社會主義祖國和社會主義成就；。
1981年，蘇聯歷史學博士科爾圖諾夫又在《國際生活》第5期上撰文認為，在核時代，武力政策已經到了它的歷史極限，因而它不再是解決國際問題的手段了。
雖然蘇聯的核戰略思想在勃列日涅夫執政的后期已經開始出現變化，例如，在對待核戰爭結局的看法上，已普遍承認，核戰爭不會有勝利者，核戰爭意味著人類文明的毀滅。1969年出版的《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文件匯編》一書就提出：；在核彈于屈指可數的幾分鐘內即可達到任何一個大陸并毀滅大片土地的現代條件下，世界性的沖突就意味著億萬人的死亡，意味著世界文明和文化寶藏將變為廢墟和灰燼。；勃列日涅夫也在1977年的圖拉演說中提到，在核戰爭中取勝的想法是；危險的狂想；，蘇聯只需要足夠使美國不敢動用核武器的核力量。1982年6月，蘇聯又首次宣布承認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義務。但是，在戰爭與政治的關系問題上，從整個勃列日涅夫時期公開發表的有關論著看，幾乎無一例外地堅持了；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的觀點。
三、安德羅波夫至戈爾巴喬夫時期的否定論
蘇聯的改革始于安德羅波夫時期，所謂；新思維；的概念，最先也是由安德羅波夫提出來的，其基本含義是，根據變化了的國內外現實，用新的政策、新的態度和新的方法求實地處理問題。在此觀念和改革浪潮影響和推動下，蘇聯許多以往被劃為禁區的問題開始允許在一定范圍內進行討論。因此，大致從1983年起，蘇聯國內在戰爭與政治的關系問題上，再次出現了爭論。尤其是米·謝·戈爾巴喬夫就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后，隨著蘇美雙方軍備競賽的加劇，以及對核武器毀壞力擔憂的不斷加深，；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的論斷，引起了越來越多的人的懷疑和否定。
1984年出版的蘇聯軍官叢書之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戰爭與軍隊學說》中仍然認為：；導彈核戰爭就其發生的基礎而言完全保留了戰爭的一般性質：政治通過另一種即暴力手段的繼續。一方面是帝國主義侵略意圖的政治，另一方面是保衛社會主義成果的政治。；
1985年4月，蘇軍原總參謀長奧加爾科夫則在《歷史告誡我們要提高警惕》一書中，提出了否定；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的觀點，他寫道：；把熱核戰爭看作是政治的合理的近似'合法'的繼續便是犯罪。；
同年10月，蘇軍副總參謀長軍事科學部部長加列耶夫上將，在其所著的《軍事理論家伏龍芝》一書中，提出了對；戰爭是政治的繼續；論斷的理解應區分兩個問題的觀點。在他看來，許多人；混淆了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一是在火箭核武器時代，爆發戰爭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二是新式武器的出現能否改變戰爭的階級實質；。他認為，對第一個問題；可以作出肯定的回答：我們贊成把戰爭排除在人類生活之外……不允許發生火箭核戰爭，因為它將給雙方都帶來極其痛苦的后果；。至于第二個問題，；如果帝國主義發動戰爭，則只能是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繼續。核戰爭也毫不例外；。他還由此認為，在上述兩個問題中，決定戰爭與政治關系性質的主要方面是后者，因此，總的結論應該是：從社會政治、階級性質上說，；戰爭仍然是政治通過暴力手段的繼續；。并認為，；核戰爭將不再是政治繼續的說法……只會把社會輿論引入歧途，掩蓋帝國主義國家在戰爭中追求的真正目的和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
1986年2至3月間召開的蘇共二十七大，沒有就核時代戰爭與政治的關系問題做出總的結論。但涉及這一問題的論述，基本上是從原因與結果兩個方面展開的，即一方面認為，美國里根政府沒有放棄利用核戰爭實現其稱霸的打算，帝國主義的掠奪和侵略政治仍將是造成核戰爭危險的主要根源；另一方面又認為，核戰爭的結果不能實現任何政治目的，只能使對抗雙方共同毀滅。
同年4月，蘇聯烏克蘭地區發生了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爆炸事故。5月9日，蘇軍前總參謀長阿赫羅梅耶夫在《消息報》上再次提出，在核戰爭中不可能有勝利者。并認為，戰爭--和平--喘息--再次戰爭的循環往復，已被對廣島、長崎的核轟炸宣告結束。
同年6月，蘇聯著名理論家、哲學博士丘士凱維奇少將在其撰著的《戰爭與當代》一書中，也從原因(實質)和結果兩個方面，對核時代的戰爭與政治的關系問題作了較明確的闡述。他認為，從戰爭的根源和實質上看，核戰爭仍將是政治的繼續；而從戰爭的后果上看，核戰爭將不再是政治的繼續。他在闡述這個問題時，把核時代戰爭與政治的關系區分為原因、實質和后果三個既有聯系又有所不同的問題，即；第一，由帝國主義經濟和政治決定的可能爆發核戰爭的根源；第二，核戰爭的本質、政治內容及其對它的評價；第三，核戰爭是否能夠成為政治的工具；。他由此提出，必須批判帝國主義為推卸自己的罪責，而一筆勾銷戰爭與其侵略政治之間的聯系的觀點。他寫道：；火箭核武器的出現和分屬對立社會體系的國家都擁有這種武器的事實，雖使戰爭與政治的關系發生了變化，但沒有也不可能改變帝國主義是戰爭根源這一眾所周知的真理。；；帝國主義在其準備的核戰爭中的目的歸根到底是要消滅社會主義制度和思想體系。；他同時認為，還必須批判帝國主義把局部、有限核戰爭作為對付社會主義有效手段的觀點。他說，帝國主義把核威懾看作是保障安全的手段，反對禁止和銷毀核武器。但是，由于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是一種特殊的、自殺的武器，；現代軍事技術在質的方面所達到的水平對戰爭本身命運的影響已完全不同于過去；。因此，從后果上看，；一旦爆發核戰爭，那就意味著人類文明的毀滅，甚至可能是地球上生命本身的滅亡；。以至于部分地使用核武器也將威脅人類的生存。所以，他認為，在政治實踐方面，；不容許把核戰爭作為達到政治目的的手段；。
1987年1月22日，蘇軍前國防部長索科洛夫斯基在《真理報》上發表的文章中曾公開引用戈爾巴喬夫的話說：；把戰爭看作是實現政治目的手段的陳舊觀念已經過時。在核時代，這種陳腐教條只能助長將導致全球性戰火的政治。；他還論述說：；現在軍備競賽已發展到這樣的程度：不論武器多麼精密，數量如何多，實際上都沒有也不可能被使用。手段已同目的背道而馳……手段在大量使用時將毀滅一切，包括目的本身。；
同年2月上旬，蘇聯空軍上將、哲學博士和教授謝列布里亞尼科夫，在蘇軍總政治部機關刊物《武裝力量共產黨人》上，一篇題為《考慮核時代現實》的文章中仍然堅持認為：；任何戰爭，不論大戰小戰，核戰常規戰，如果因為帝國主義的罪過而成為現實，都將是政治的繼續。；
蘇聯哲學副博士葉菲莫夫少校，也在蘇聯國防部軍事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關于戰爭與和平問題的思想斗爭》一書中撰文認為：；依據馬列主義關于戰爭與政治有著深刻聯系的認識，我們可以十分肯定地說，任何戰爭都是政治的產物，因此，從這種意義上講，任何戰爭又都是政治的繼續，其中包括核戰爭也是政治的繼續。但是，在總體上確認戰爭是政治的產物，決不應不分場合和無條件地承認所有戰爭都可以用來作為政治的手段。戰爭只有在一定的條件下都能起到這種作用。對于被迫拿起武器，為階級和民族解放、為保衛祖國反對侵略的人民來說，戰爭是爭取自由、獨立和抵抗侵略的合法手段。對于為解決國家之間的矛盾而進行的侵略戰爭，更不用說世界核大戰，社會主義則堅決否認可以把它們作為政治的手段和工具。；
同年2月16日，戈爾巴喬夫則在；莫斯科爭取無核世界、爭取人類生存國際會議；上第一次公開而明確地宣稱：；在廣島和長崎浩劫之后，世界大戰就已不再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了。在核戰爭中，政治的執行者本身也將被消滅。；
繼后，蘇共中央國際部第一副部長扎格拉金，在蘇聯1987年第5期《和平與社會主義問題》雜志上，發表了題為《戰爭與共產黨的愿望根本相對立》的文章。他一方面認為：；美國帝國主義所進行的核戰爭準備……是它反人民的侵略政策--霸權主義、新全球主義和以社會主義進行'十字軍遠征'政策的直接繼續……不單是繼續，而且是這種政策直接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認為，在核時代，；有許多情況已經發生變化，而且發生根本變化。主要的是，用核戰爭現在已經不可能達到任何政治目的。從這個意義來講，可以而且應當說，核戰爭將不是政治的繼續；。他還闡述說：；新思維的出發點是：戰爭與和平之間的矛盾，人類生存與否之間的矛盾，在核世紀高于一切。在當前條件下，不解決戰爭與和平之間的矛盾，人類不僅不能沿著這條道路順利前進，而且人類有滅亡的危險。及時保證和平政策的勝利是在人類活動的一切領域中進步的先決條件。；
5月9日，索科洛夫斯基在《真理報》發表的《和平的勝利》一文中寫道和：；世界戰爭在核宇宙時代已經過時，已經不再是達到政治目的的手段。；
之后，蘇聯國際部軍事歷史研究所所長、哲學博士、教授沃爾科戈諾夫上將，又在蘇聯1987年第25期《論據和事實》周刊上撰文寫道：；目前戰爭(當然是指核戰爭)已處于一種邊緣狀況。從這一角度來看，克勞塞維茨的觀點的確是無可挽回地過時了。如果從戰爭這一特殊現象的功能來看，那它們已不再能成為政治的理智的、合理的手段……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如果要確定不可思議的(但卻是可能的!)核戰爭的根源和實質，那從今以后只可能是導致毀滅一切的瘋狂的、罪惡的、冒險主義的政治的繼續。至于談到'在核戰爭中一切都將毀滅，政治所繼續的究竟是什麼'這一論點，那這已經是指罪惡政治的后果而言。因此，戰爭將是罪惡政治的駭人聽聞的繼續。；
7月27日，蘇軍國防部長亞佐夫也在《真理報》上撰文公開說：；在積累著對人類自身具有危險的大量的核武器儲備的時候，核戰爭不可能成為達到政治目的的工具。；他還在同年10月出版的《保衛社會主義與和平》的小冊子中寫道：；現代戰爭既不可能成為實現政治目的的手段，也不能成為明智而負責任的政策的繼續。然而在指出這一點的同時，鑒于蘇聯武裝力量的責任是徹底而無條件地執行抵抗入侵的任務(無論侵略來自何方和采取什麼手段)，蘇聯軍事學說還須規定，軍隊必須做好在核戰爭條件下和常規戰爭條件下作戰的準備。；不久，卡涅夫斯基和沙巴爾金又在蘇聯1987年第10期《國際生活》雜志上發表了《論政治、戰爭和火箭核災難的相互關系》一文，提出，應把常規戰爭和核戰爭兩者區別開來。并認為，常規戰爭在現代條件下仍保留著核前時代戰爭的所有特征，因此以往關于戰爭與政治相互關系的論點完全適用于常規戰爭，而核戰爭則并非戰爭，它是一場災難，在這場災難中；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這一公式已因核時代的種種現實情況而發生了重大變化，使得這一公式無論從實質和內容上還是從功能上來看，都變得愈來愈不適用于理解通常所謂的火箭核戰爭。同時他們又認為，要想把火箭核災難同政治絕對割裂開來是不可能的，核戰爭和常規戰爭兩者產生的深刻根源都是相同的。
緊接著，戈爾巴喬夫又于同年11月在應美國出版商之約請而寫的《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對這個問題作了進一步的具體闡述。他在開篇《致讀者》中就提出，在核戰爭中，；既不會有勝利者，也不會有被戰勝者，因為誰也不能保全下來。這是對所有人的毀滅性威脅；。他還據此詰問說，由于；今天的世界已不同于昨天，所以世界上的新問題不能依據從以往幾個世紀繼承下來的思維方式加以解決。難道現在還能抱住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這個論點不放嗎？；在該書第三編第三章；我們對當代世界是怎樣看的；中，戈爾巴喬夫對他的核戰爭與政治問題的；新思維；作了更加集中而系統的闡述，他寫道：；人類在進入原子能被用于軍事目的的核時代之后，就可能不再是永生了。從前發生過戰爭，可怕的戰爭。……但是，人類的延續尚不成問題。可是現在，一旦爆發核戰爭，一切生命都將從地球上消失。；；在軍備競賽中取勝，以至在核戰爭中取勝，是不可能的。……我們大家都必須學會在這個世界上和平共處，樹立新的政治思維。；戈爾巴喬夫還繼而闡述說：；新的政治思維的基本原則、作為出發點的原則很簡單：核戰爭不可能是達到任何政治的、經濟的、意識形態的目的的手段。這一結論具有真正革命的性質，因為它意味著同戰爭與和平的傳統觀念徹底決裂。要知道，正是戰爭的政治功能一直被用來為戰爭辯護，使戰爭具有；合理的；意義。至于核戰爭，則是毫無意義、毫無合理之處的。在全球核沖突中，既不會有戰勝者，也不會有被戰勝者，而必然毀滅的將是世界文明。說實在的，這甚至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戰爭，而是自殺。；他接著說：；其實，軍事技術的發展已經達到這樣的程度，現在非核戰爭就其毀滅性的后果來說也可以同核戰爭相提并論。；他還認為，在新形勢下，用任何軍事手段--使用武器，進行威脅，不斷完善；劍；和；盾；--都不能保證安全。過去在世界政治中以實力為依據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現在已經失去了任何理論根據。并由此提出：；克勞塞維茨說戰爭只不過是政治以另一種手段的繼續，他的這一公式在當時是經典的，現在則已經完全過時了。這一公式只能進圖書館。由于生活的要求，歷史上第一次把全人類道德倫理準則作為國際政治的基礎，把國際關系人性化，人道主義化。；戈爾巴喬夫還宣稱：；新思維--不是心血來潮的結果，不是耍小聰明。這是深刻思考當代世界現實的結果，是理解到對政治的負責態度必須有科學論證的結果。是放棄了某些從前認為是不可動搖的心理的結果。；他還一再重申：； 新思維的核心就是承認全人類的價值為優先地位，說得更確切些--承認人類的生存。；
與此同時，在蘇聯《新時代》周刊舉行的座談會上，蘇聯《消息報》政治觀察家鮑文發言說：；在對核時代的現實進行反思的過程中，我們得出下列理解：核戰爭孕育著人類毀滅。在這里，全人類的利益擁有優先權，這是一種新的觀念。；；既然現有的政治矛盾不能用軍事辦法解決，那麼，我們可以并且應當拋棄軍事手段。難道我們不能這樣掃清解決政治問題的道路嗎？；蘇聯歷史學博士達希切夫也發言說：；克勞塞維茨的論點是眾所周知的：戰爭是政治以另一種手段的繼續。在核時代，我們似乎都同意，這種論點是不適用的。；
1988年3月，蘇聯塔斯社軍事觀察家弗拉基米爾·切爾內紹夫也明確提出，蘇聯軍事理論的主要論點之一就是：；戰爭不能成為達到政治目的的手段，不能成為明智的負責政治的繼續，因為在我們的時代里，戰爭使人類受到被毀滅的威脅。考慮到這種現實，防止戰爭，不允許發動戰爭--核戰爭以及常規戰爭--是蘇聯武裝力量的主要任務。；
蘇聯哲學副博士B．葉申科上校在同年第3期《武裝力量共產黨人》雜志上，發表的題為《時代要求這麼辦》一文中，依據戈爾巴喬夫提出的所謂；新政治思維；，首次提出了；新軍事政治思維；的概念。并由此認為：；國家(或國家聯盟)之間使用核武器的戰爭已不能用來作為達到政治目的的手段。這種戰爭一旦發生將是一場全體自殺，結果連核瘋狂政策炮制者和執行者也將同歸于盡。使用核武器的后果不僅僅改變了把戰爭作為政治工具的概念。連談論'核遏制戰略'合理性的時代也已一去不復返……是該拋棄已經過時的'核威懾戰略'的時候了。新思維的任務之一，就是要轉而采取相互確保安全的戰略。；
上述論點實際上意味著，蘇聯已承認并基本接受了西方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所不同的是，關于；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的論斷在核時代是否仍然有效的問題，在西方尤其是美國已由過去的完全否定趨向后來的部分否定甚至試圖全面復活，而蘇聯在當時則是完全否定的。
當然，就蘇聯當時的否定觀點而言，不管是以扎格拉金為代表的蘇聯官方的正式觀點也好，還是以亞佐夫為代表的蘇聯軍方的正式觀點也好，都不僅同戈爾巴喬夫的觀點存在著某些程度不同的差異，而且其觀點自身在邏輯上又是自相矛盾、難以自圓其說的。可以認為，他們不徹底的否定觀點，是對戈爾巴喬夫徹底否定；戰爭是政治的繼續；觀點的委婉糾正和補充。它表明，蘇聯國內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仍不盡一致。

序言：共同的問題
第一部分 原子武器
一、原子時代的戰爭
二、與軍事政策有關的問題
第二部分 政治后果
三、蘇美關系中的原子彈問題
四、對國際組織的影響
五、國際社會對原子武器的控制
后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