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怎麼論－本土新書56

每個歷史家都應該是政論家 ／李筱峰
二十年前，有
一本名叫《新生代》的雜誌，選出「十大新生代政論家」，我僥倖被
選列其中；後來，我進入大學教授歷史課程，也發表過一些台灣歷史
的論文，結果就開始被稱為「歷史學者」。有學生問我，到底我是政
論家，還是歷史學者？在政論家與歷史學者之間，我喜歡哪一個？

我野心勃勃地回答：「我喜歡當政論家，也喜歡做歷史學者；每一個
歷史學者，都應該是政論家。」

對我而言，從事政論寫作，與從事歷史研究，方法容有不同，但動機
與心情，應無二致。歷史研究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過去，而是為了
將來，過去與將來的銜接處，就是現在，如果不是對現在產生關心，
就不可能檢討過去，期待將來。因此，歷史學者必須和政論家一樣，
他的注意力最後都落實到現狀來。如果一個人只關心過去的事情，對
過去的事講得頭頭是道，卻對現狀毫無興趣、一無所知，這在邏輯上
是講不通的。誠如義大利史學家克羅齊（Ｂ．Ｃｒｏｃｅ）所說的：
「只有對現代生活的興味，方能使人研究過去的事實。」

我常對學生說，「看過去的歷史，要有現代感；看當前的時事，要有
歷史感。」這話是什麼意思？容我以湯恩比的心路歷程來解釋：

英國史家湯恩比（Ａ．Ｊ．Ｔｏｙｎｂｅｅ，１８８９－１９７５）
，年輕時候對於當代的國際現勢並不十分關心，就讀牛津大學時，發
生了奧地利併吞波士尼亞的巴爾幹糾紛，當時他雖然知道有這件事，
但並無多大興趣，也不十分瞭解。後來，１９１１年，湯恩比以雅典
考古學校研究生的資格赴希臘，他在希臘停留約一年，聽到人們正興
奮地談論著當時的巴爾幹局勢，談論著英國外相格雷的外交政策，才
使他漸漸感覺到「我們是處於歷史之中」，漸漸意識到「政治是歷史
的現在時態」，才開始「對於現在情勢與歷史之流同樣關心」「這兩
者不是毫無關係，而是緊密相聯的」。１９１４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
發，給湯恩比的歷史觀一個很大的啟示。他說：「第一次世界大戰開
始時，我立刻發覺，我們所經驗的，正和陀西陀得在古希臘內亂開始
時身處的歷史非常相像。」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與給陀西陀得靈
感而使他寫出不朽著作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一樣都是歷史性的危機。
這種危機的顯現，使得湯恩比不僅注意古代歷史的研究，也使得他投
注到現實的世界中。

我喜歡在「歷史」與「現實」之間神馳往來，雖不敢自詡能夠「通古
今之變」，但往往會試著以自己的「歷史感」去感受當今正在發生的
時事將可能在以後的歷史上佔著何等地位。因此，對於歷史的關心，
與對現實的關心，幾乎等量齊觀。這促使我不僅從事歷史研究，也從
事政論寫作。

這本書，選錄了近兩三年來我發表在報章雜誌上面的政論文章。這兩
三年之間（正是從廿世紀末跨入廿一世紀初的跨世紀之際），在台灣
歷史上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不僅台灣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政黨輪替，
也反映了民主化之後台灣內部的諸多問題與癥結。其中特別是台灣的
國家定位、台灣人民分歧複雜的身份認同等等問題，都在此時糾結盤
纏，一一凸現。台灣今後能不能脫胎換骨，此一時刻是關鍵的轉捩點
，我們真如湯恩比所說的「我們是處於歷史之中」。因此，我將這兩
三年來對台灣時政及人物的評論文章收集成帙，不僅希望能為歷史留
下一些見證，同時也是身為歷史研究者，神馳於歷史與現實之間的一
些記錄與實驗。我認為，論述時政，臧否時人，若不透過歷史的縱深
來觀察，將是平面而不實的。我希望透過這些時論，不僅看到過去，
也能期待未來。這是身為歷史研究者應盡的一點義務。

躲在象牙塔研究室裡的「純史學家」，可能會笑我不務正業。我要告
訴他們，歷史學是絕對實用的，當群魔亂舞、政客橫行之際，普通的
歷史常識已經足夠讓我們分辨是非、口誅群魔、筆伐政客了，更何況
你們擁有豐富的史學內涵，何忍還躲在研究室裡，不敢對時局哼唉半
聲，徒浪費那滿腹經綸呢？比起年鑑學派的歷史學者布洛克（Ｍａｒ
ｃ　Ｂｌｏｃｈ，１８８６－１９４４），參加過兩次大戰，參與巴
黎的解放運動，最後遭蓋世太保槍斃，卻仍九死其猶未悔，他的「行
動史學」我還大嘆不如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