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創新史：從蒸汽機到搜索引擎（簡體書）

引言：美國的創新天賦
“你看見一樣東西就會問‘為什么’，而我會夢想那些還未出現的東西，并且問‘為什么不？’。”
——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長生》（Back to Methuselah）（1921）美國人來到北美大陸已有4個世紀，他們憧憬著建立新的生活，以擺脫舊世界的束縛。早期定居者初踏上這片新奇而廣寂的大陸時，陌生環境的沖擊和生活必需品的匱乏，激發他們產生了近乎瘋狂的動力去完成實用性創新，以便讓生活少一些貧乏，多一份愜意。理解什么是創新、如何創新，是21世紀一個至關重要的主題。當今日益激烈的全球競爭要求美國人不斷開拓創新，就像第一批冒險家那樣充滿勃勃生機。
我對美國人的適應性天賦產生興趣要追溯到50年前一個薄霧彌漫的早上，當時我沿著第一批英國定居者的足跡，漫步在弗吉尼亞州詹姆斯河口的海岸。在詹姆斯敦（Jamestown）柵欄要塞遺址，我參觀了考古學家們從泥土中發掘出來的5萬件文物殘片，這是350年前到此的第一批英國僑民遺留下的：一個陶制烘箱；一把彎柄長劍；數枚象牙棋子；一個帶有四個長釘的小鐵蒺藜，用以伏擊西班牙騎兵；剪刀、針和頂針；一把烙鐵；百十把剪蠟燭芯用的剪刀；杜松子酒瓶；一座儲藏食物的冰窖。1607年5月14日，約翰?史密斯船長率領三艘帆船，帶來了104位定居者。其實，最早的117位僑民在此前十多年便由沃爾特?雷（Walter Raleigh）爵士帶領著定居在羅諾克荒野，這些人中包括了男人、女人和兒童，但后來尸骨無存。之后，詹姆斯敦的定居者率先在印第安人的敵意和“饑餓年代”中生存了下來。
這些人通過創新生存了下來。在今天的詹姆斯敦，參觀者可以了解到先民們如何使用鎖子甲和護胸甲，這本是用來抵御西班牙軍隊的，不過西班牙軍隊從未出現過。用這樣的裝備來與印第安人作戰顯得太笨重，所以他們切碎裝甲，并將部分制成燒飯用的鍋。后來，他們出口生絲、玻璃、檫木和草灰堿，但仍不足以換取從英國運來的生活必需品；于是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到約翰?羅爾夫（John Rolfe）的創新上，對一種來自西印度群島的植物種子進行雜交培育，從而生產出第一種長期支撐出口的產品——非常適合弗吉尼亞的土壤特點和倫敦人口味的煙草。從1776年之后，這些新獨立的美國人不斷進行政治創新，逐步把允諾的獨立自由變成了現實。這一段可歌可泣的進步故事已經被許多經典的歷史和傳記詳述過，我自己也為之補充了詳盡的文獻，從而描繪出1889年到1989年這第二個百年間盛開的自由之花（《美國創新史》）。雖然史學家們很少注意到過去兩百年來實用性創新的故事，但美國人正是由此創造了自己舒適安逸的生活，進而邁進了世界先進國家的行列。所以這本書的目的，就是刻畫那些創新的主要締造者。
在早期的歲月里并沒有多少創新者，新的共和國的命運還是未知數。直到成千上萬甚至數百萬的新移民陸續到來，新一代的創新者才在他們中間產生。通常的說法是，與這些后來的移民一起到來的還有他們的夢想。實際上，他們帶來了我們的夢想，并使美國人的期望與誓言變成現實。新移民拓荒的能量是顯而易見的：種植玉米、鋪鐵路、收割小麥、紡棉、建設城市、挖運河、煉鋼、筑橋、建廠，他們無所不能。他們帶來的不只是體力，由于他們剛剛擺脫了階級分化的束縛或赤裸裸的暴政，所以他們傾向于守拙，而且凡事都要問個究竟。
茫茫人群中并不引人注目的這些后來者，來自世界各地，懷有抱負，是積極的風險承擔者，是格外敢于承擔責任的人，他們的創新天賦在過去兩個世紀加快了美國的進步。就大多數人而言，他們沒有任何特別的秘密，沒有任何專利發明，沒有任何巨額財富或者特殊關系。
當他們踏上這片土地，閃現在新世界豐富多彩的生活中時，他們也曾前途未卜。但神奇之處是他們在共和國自由和自然競爭的刺激中找到了一條路，從而滿足了他們自己和他人。
創新，這個曾讓約翰遜博士戰栗的觀念和行動，已經成為美國的一種獨特品質。創新不僅僅指某項發明，更應指能投入實際應用的發明。赫伯特?博耶（Herbert Boyer）不滿足在大學實驗室里合成基因，于是頂著學術界的非難，投身商業，大規模生產人工合成激素。賽勒斯?麥考密克（Cyrus McGormick）不僅是發明收割機的農民，也是為此而融資的第一人，因此才讓成千上萬的農民用得起這項發明。被嚴重忽視的無線電天才埃德溫?阿姆斯特朗（Edwin Armstrong）在看到美國無線電公司為了確保在調幅收音機制造市場上的收入而擱置他發明的調頻收音機后，便毅然獨自挺進市場。艾達?羅森莎（Ida Rosenthal）沒有發明胸罩，甚至也并不是她創意推出媚登峰品牌（Maidenform）“我曾夢想”的推廣活動，但卻是她把所有這一切整合進產品市場，之后她丈夫的發明才得以影響無數女性。西奧多?梅曼（Theodore Maiman）在1960年5月16日發明了第一臺可應用的激光器，他把激光的發明描繪為一個“無的之矢”之作，因為當時很少有人認識到了激光在多方面的潛能。由于他停止了創立自己公司的進程，所以他首先是一個發明家，其次才是創新者。
在1957年我回到英格蘭的時候，發明與創新之間至關重要的區別，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為一名年輕的科技記者，我去特丁頓采訪了政府出資成立的國家物理研究所，他們帶領我參觀了該所高級研究員羅伯特?沃森?瓦特（Robert Watson Watt）在1935年發明的雷達系統，就是這個雷達系統幫助英國皇家空軍贏得了不列顛之戰。他從前的同事抱怨說，英國人的發明在1939后被美國人拿去投入商業應用，從而奠定了偉大的電子工業的基礎。抗生素的故事如出一轍，青霉素由亞歷山大?弗萊明（Alexander Fleming）于1928年發現，之后被美國人大規模運用到實際生活中。還有莫里斯?威爾克斯（Maurice Wilkes）于1951年在喬?萊昂斯公司（J. Lyons & Co.）的辦公室開發出的第一臺商用電腦。噴氣式發動機也是如此。所有這些英國發明都被美國人的創新活力所超越。弗蘭克?懷特（Frank Whittle）設計了燃氣渦輪機并申請了專利。這項發明在1930年用于制造噴氣式飛機的發動機，當時他只有24歲。1937年4月12日在拉格比這架飛機第一次試飛；1941年5月15日，英國第一架噴氣式飛機首航成功。英國空軍的懶惰和國家科學院的懷疑耽誤了弗蘭克?懷特噴氣式戰斗機的生產。直到1943年，絕密的設計藍圖才被送到了英國的盟國美國——美國人進而主宰了噴氣式發動機的制造。懷特為美國人的開發和創新熱情所打動，加入移民美國的熱潮，最終在美國海軍學院任教授，從事研究工作。
實用性創新是讓美國出類拔萃并讓其他條件優越的國家落后乃至失敗的首要原因。美國從一個偏遠落后的“新大陸”成長為發達國家，不能單純地以其自然資源或人口資源來解釋，因為俄羅斯、中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巴西、阿根廷和南非在這些方面同樣擁有這些得天獨厚的客觀條件，卻都未能持續地發展。美國人鋪設橫跨大陸的鐵路要早于俄羅斯人和加拿大人很多年。在阿薩?惠特尼（Asa Whitney）簡潔的描述中，美國人接受新創意的速度是驚人的。1830年，從事時尚貨品買賣的惠特尼來到英格蘭進貨，當時美國已經獨立50年，工業革命發源地英格蘭的鐵路建設依然遙遙領先，這激發了這個驕傲的美國人畢生的敬畏之情。1830年利物浦與曼徹斯特間的鐵路開通了，惠特尼嘗了一個鮮，坐上了火車。火車的速度之快讓他無法想象：據他估計時速已達46英里。但在惠特尼的有生之年，美國竟然后來居上，超過了英國，而且幾乎每個人都卷入了鐵路工程。惠特尼回到美國，對喬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的“火箭”號大加贊美。10年后，美國的鐵路里程已達3 312英里，超過歐洲鐵路里程總長，惠特尼發起了充滿激情的運動，倡議興建橫貫美洲大陸的鐵路，于是沿著穿越大陸的鐵路抵達太平洋已不再是橫跨大陸的旅行者們的空想。
這本書的目的之一是指出這樣一種轉換關系，看清楚創新者在承前啟后的拐點上的來龍去脈。有許多靈光閃現的時刻，但那只是創新過程的開始，先行者們總是付出艱苦卓絕的努力方能完成創新。得克薩斯州儀器公司的杰克?基爾比（Jack kilby）和英特爾的羅伯特?諾伊斯（Robert Noyce）不是無中生有采摘到了集成電路的碩果，羅伯特?富爾頓（Robert Fulton）也不是于某個明媚的日子里在巴黎“發明了”蒸汽船。托馬斯?愛迪生把電力引入到城市，而他的移民職員塞繆爾?英薩爾（Samuel Insull）找到了一個途徑，讓電力便宜到每個人都用得起。英薩爾又依賴于喬治?威斯汀豪斯（George Westinghouse）在交流電上的創新——而威斯汀豪斯并沒有像英薩爾那樣將改善后的技術與市場結合起來。
所有這些人都是創新者：他們是能動的創業者。人們常說科學家探索發現，發明家尋求解決辦法，我們再加上一句，創新者不擇手段地為某項解決辦法謀求大眾化應用。亞歷山大?格雷厄姆?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的傳奇故事很能說明這一點。他發現了聲波轉化成電流的方法，但他并不是創新者。的確，1876年3月10日的那個晚上是個偉大的時刻，貝爾的年輕助手托馬斯?沃森（Thomas Watson）聽到了貝爾在電話線另一端的聲音：“沃森先生，來幫個忙！”但是，正如沃森日后評價的，貝爾公司應運而生的電話并沒有使交談變得便利，反而讓美國人鍛煉了嗓門和肺活量。貝爾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他沒有再對電話技術作出更多貢獻，或者說沒有能再作出必要的改進，沒有使用自動交換機，加感線圈和載波電流系統等使之成為有效的裝置，也沒有運用市場開拓等諸如此類的東西。是托馬斯?愛迪生，當然查爾斯?巴徹勒（Chriles Batchelor）在這方面也功不可沒，解決了聲音微弱和消音的問題，他們為競爭對手西部聯合公司（Western Union）生產高效碳精按鈕話筒，因此，真正的電話是在西部聯盟電話公司買下愛迪生及貝爾的競爭對手埃利薩?格雷（Elisha Gray）的專利權后才出現的。接著，西奧多?維爾（Theodore Vail）將西部聯合公司和貝爾電話公司合并成了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 & T）。維爾預見到了全國性長途電話系統的潛力，克服了來自政界、技術界以及官僚體制的諸多障礙，因此能在1915年1月25日一邊在喬治亞捷奇島康復修養，一邊聆聽紐約的貝爾對舊金山的托馬斯?沃森重復那句1876年所說的電話請求（沃森回答說他要花一個禮拜才能趕到）。維爾還創辦了一家研究機構，1925年，這家機構成立并命名為貝爾實驗室，數十年來，這里都是創造力的來源，包括1947年的晶體管和1962年的“電星一號”通訊衛星。維爾是一個創新者，塞繆爾?摩爾斯（Samuel Mores）也是，盡管他不是第一個發明實用型電磁電報機的人。科學家約瑟夫?亨利（Joseph Henry）的發明在他之前，但溫文爾雅的亨利沒有興趣把他的發明用于商業開發，而摩爾斯有興趣，他是電報機的創新者。切斯特?卡爾森（Chester Carlson）于1938 年在紐約市昆士區自家廚房里用爐子制造出了可以將一張紙上的圖標轉印到另一張紙上的化學物質，但商業機構對此不感興趣。1944 年，俄亥俄州哥倫布市的一家非營利性機構——巴特爾研究院再度開始了這項研究。當時，約瑟夫?C?威爾遜（Joseph C.Wilson）剛接替父親成為生產攝影器材的哈洛伊德公司的董事長，他便派遣剛從海軍退役不久、熱心公益事業的好友索爾?M?林諾維茲（Sol M. Linowitz）律師前往哥侖布考察。林諾維茲說：“我們到了哥倫布，看見一塊被貓用尾巴蹭來蹭去的金屬裝置。”1947~1960 年間，威爾遜共在這個奇怪的裝置上花費了7 500萬美元，幾乎令公司瀕臨破產。但這些努力最終成就了歷史上最成功的產品之一——施樂復印機，所以威爾遜是毋庸置疑的創新者。托馬斯?愛迪生被看成是美國最重要的發明家，他名下的專利多達1 093項，但他最重要的工作是通過研發和商業推廣的漫長過程把發明的理論轉化成創新的現實。他告誡助手：“我們必須拿出成果，不能像有些德國教授那樣，畢生研究蜜蜂身上的絨毛。”愛迪生之前的數十位實驗者，已經在加熱白熾燈絲上下了很多工夫，他們中的佼佼者有一天也會取得成功。但是，愛迪生出類拔萃的創新在于弄清楚一點：他必須找出一個途徑，把燈泡整合進一個經濟實用且安全可靠的電氣系統之中，否則他發明的電燈泡就純粹是個新玩意兒而已。要想使辦公室或家里的電燈開關發揮作用，你就需要依賴以下部件協同運轉：發電機、電纜和無數的接頭，這些都需要設計并投入人力物力制造出來，這需要花費一定的成本。愛迪生還扮演了創業者的角色：融資、處理法律事務及培育市場。所以，愛迪生是一位最偉大的創新者。
沒有創新的發明只不過是一種消遣。專利在一些產業中非常重要，如制藥產業，但在其他產業不那么重要，如機器制造。不過它們所發揮的作用都被夸大了，因為一項專利的發明只是一個開始，有商業價值的專利不到10%。萊梅爾遜項目的一項研究表明，只有不到1%的專利具有創新價值。約翰?沃特（John Vaught）在1975年為惠普公司發明的噴墨打印機，或是200年前伊萊?惠特尼（Eli Whitney）的粗陋的軋棉機，才是這種百里挑一的發明。這本書中的一些創新者是發明家，他們將發明申請了專利并應用于社會生活；但也有一些創新者沒有任何發明。少數人有科學發現，但絕少有人精通任何純科學分支。他們的獨特之處不是他們申請了專利或闡明了一組公式，而是他們以某種方式把最重要的創意轉變成了商業現實，并帶來巨大沖擊。在歷史進入18世紀時，塞繆爾?斯萊特（Samuel Slater）和弗朗西斯?卡波特?洛厄爾（Francis Cabot Lowell）使馬薩諸塞成為棉紡中心，但他們沒有發明那些機器設備。那些設備是他們從英國偷來的。
這本書中的創新主角兒們可謂三教九流，他們在美國包容、平等的社會風氣中成長。看看美國歷次經濟大變革的主要締造者都是些什么樣的人，你會感到特別吃驚。他們當中有卡車司機、肖像畫家、修鞋匠、哈佛大學教授、海員、賣蔬萊和水果的僑民、毒販子、美發師、小商販、廣告員、磨房主、不識字的奴隸女兒、20世紀60年代舊金山街頭的暴亂分子、海灘出租車司機、女裁縫、鋼琴銷售員、發電廠的工頭、“二戰”末在戰艦上無所事事的美國海軍士兵、花花公子、業余無線電愛好者、五金店老板、小職員……當然，還有兩位自行車技工。
但改變歷史的創新者多具備一種救贖的品德，人數之多，令人驚訝。他們想改善我們的生活，想把從前上層社會才能享受的產品和服務提供給所有人。阿馬德奧?賈尼尼（Amadeo Giannini）開設分行服務于平民。在喬治?伊士曼（George Eastman）之前，顯影沖印圖片的攝影師簡直需要具有化學博士學位。計算機專家長期藐視AOL的電子郵箱，但是史蒂夫?凱斯（Steve Case）讓無數人用上了這些電子郵箱和互聯網。喬治?多里奧特（Georges Doriot）和隨后的邁克爾?米爾肯（Michael Milken）把有優秀商業計劃的創業者從靠個人關系融資的境地中解放出來。加里?基爾代爾（Gary kildall）和肯?奧爾森（Ken Olsen）擴展了電腦用戶，使電腦不再由少數精英獨享。皮埃爾?奧米迪亞（Pierre Omidyar）在 eBay 網上創建了民主的供需關系。雷蒙德?史密斯（Raymond Smith）把賭場從煙霧繚繞、全是男人的昏暗房間改造成了公共娛樂場所。胡安?特里普（Juan Trippe）和唐納德?伯爾（Donald Burr）使民航大眾化，向每個人開放了飛行的天空。有人可能會說這是浪漫的臆想，那些大眾化的推行者不過是為了爭取高額利潤才去迎合普通人。當然，這些人服務大眾的目的絕不是為了讓自己受窮，但根據我對這些創新人士生平的研究，他們的動機并不總是賺錢。他們各有追求——毫無疑問，羅伯特?富爾頓多年來依賴他人為生。亨利?福特若是為了錢，他就該按照合伙人的需求制造汽車，這會讓他在早年賺更多的錢。賈尼尼盡一切可能避免個人財富，他深受家庭早年的爭斗帶來的民粹主義的鼓舞。成為上帝的代言人，服務全人類是摩爾斯、維爾、劉易斯?塔潘（Lewis Tappan，提供商人信用評級信息）、西奧多?朱達（Theodore Judah，提出在高山峻嶺修建鐵路）、奧爾森和瑪莎?馬蒂爾達?哈潑（Martha Matilda Harper，美容業）等人的最終愿望。約翰?沃納梅克（John Wanamaker）忠于基督教的道德規范，他一改南北戰爭前通行的討價還價習俗，在他著名的費城百貨商店明碼標價，童叟無欺。
我把創新者稱為大眾化的推行者，他們有利他精神，但無疑也摻雜了虛榮心，還渴望成為受贊美的施恩者，渴望得到同行的認同。有這種復雜的想法并沒有錯。對于愛迪生和埃德溫?阿姆斯特朗，滿足科學探索中的好奇勝過一切；對于約翰?菲奇（John Fitch，蒸汽船），他要得到社會的認可；對于C?J?沃克夫人（C.J.Walker，美容護理），她追求的是對種族優越感的肯定。無論個人的內在動機如何，在諸多創新者的成功中，推行大眾化的本能是顯而易見的。
這些創新者是英雄和施恩者，但他們不是圣人。我認為描繪出他們的本色極為重要，而不要過濾掉他們那個時代的禁忌與偏見及他們自身的惡習。所謂瑕不掩瑜，粉飾瑕疵反而會妨礙我們對他們的理解，雖然他們創立的公司往往不持這種觀點。許多公司查找其檔案和搜索以前的記憶，盡力幫助我。很少有公司像聯合科技公司（United Technologies）那樣珍視他們的歷史，他們仍細心保存著最初的奧的斯（Otis）電梯。頗有意義的是我們還能看到19世紀60年代以來奧的斯公司的產品開發歷史資料，詳細記錄了不同時期的工程師們進行各種計算的鉛筆記號：必須使用多少纜繩，棘齒數目，蒸汽機的規格，平臺的尺寸、形狀和重量，以及鍛鐵制動器的數目。那時，電梯制作顯然是一門手藝活兒，并不可以大批量生產。另一方面，美洲銀行公然阻礙我將其創始人阿馬德奧?賈尼尼列入本書，因為在其傳略中，我提及他曾用過的一個反猶太的綽號。賈尼尼是一個重要的創新者，并且“利在千秋”。這里沒有任何暗示，說今天的美洲銀行——美國最大的銀行——有任何偏見。賈尼尼自己是以色列國的支持者，有極其高尚的品質，但是有必要結合他們生活的時代背景來審視這些創新者，而不是把他們塑造成雪花石膏人像。我關注過去兩個世紀來各個領域中的重要創新者，從約翰?菲奇在特拉華河上的蒸汽船服務到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在Google上的電子服務，包括一些后來評價有失公允的創新者，如奧利弗?埃文斯（Oliver Evans），他設計出高壓蒸汽機和第一條自動化生產線。顯然，具有創造才能的美國人何止千千萬萬，他們在不經意間擺弄著機器，為實用化改進添磚加瓦，這是美國進步的關鍵，但他們的名字已經消失在歷史長河中。我們必須謹記，少數天才創新者是扎根于無數的勞動大眾中的。隨著萬國博覽會于1851年在倫敦水晶宮舉辦，美國的創新成了那里奪目的風景，英國議會派遣著名的制造商約瑟夫?惠特沃思（Joseph Whitworth）和教育家喬治?沃利斯（George Wallis）來了解他們所說的“美國制造體系”。他們總結出美國進步的關鍵在于“在工廠運轉中盛行的普遍智慧”。沃利斯歸結于“發明創造的處理權”以及“公立學校體制注重全民教育”。山姆?科爾特（Sam Colt）在倫敦開槍械廠的時候常常謾罵美國人的機械學（后來這個廠關掉了）。
本書收錄了70位創新者，外加一個包含了101位當代創新精英的群英譜。研究助理戴維?列菲衡量了數百個創新者所取得的成就，從中篩選出了這些精英，此外，斯隆基金會推薦的三位學術顧問對此作了指導——他們不以任何方式對我的最終選擇承擔責任。顯然，我不會把我自己限制在技術范疇，除非是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所闡述的那種廣義的技術，即由所有更好的方法和組織構成的、以提升新老資本效率的技術進步。這包括很多東西：科學發現的進展、多項發明的要素結合、勞動重組、融資/交易/營銷的新概念。當然，萊特兄弟在入選的同時，也不能忽略另一個人：在1907年那個壯麗的日子，歡呼的人群中觀看威伯爾駕機飛越哈得孫河的那位小孩子——胡安?特里普，他后來在泛美航空公司開辟了大眾航空旅行。我不會裝做能領會所有科學的復雜性，更不會裝做能把其細微差別轉換成大眾話語，但若是社會歷史工作所必需，我仍試圖描述技術性問題。總體上，我相信這些側面會清楚地揭示創新過程。對于所有主題，我都要問：為什么是這個人，為什么是這個時代的美國？創新有什么樣的來龍去脈？這些個體的共同點是什么，彼此獨特的又是什么？政府扮演了什么角色？是什么驅使他們把想法變為人們需要的產品或服務，他們的動力是金錢還是理想？
毋庸諱言，正是婦女、非洲裔美國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的貢獻點亮了這本書，因為是他們點亮了創新的歷史。對于弗雷德里克?麥金利?瓊斯（Frederclk Mckinley Jones）這樣的黑人，即使他取得了60項專利，發明了冷藏車，但要為大規模創新融資也是不可能的事。沃克夫人和加勒特?摩根（Garrett Morgan）這樣的黑人創新者克服了巨大的社會不公。婦女們還必須克服社會的種種偏見：除了操持家務，還要上得廳堂、下得廚房。拉塞爾?西蒙斯（Russell Simmons）、王安（An Wang）、貝里?戈迪（Berry Gordy）和奧普拉?溫弗瑞（Oprah Winfrey）都曾引領更有前途的潮流。掌上電腦的先驅，唐娜?杜賓斯基（Donna Dubinksy）和惠普公司的革新者卡萊頓?菲奧莉娜（Carleton Fiorina）提出，把婦女們歸入只為其他婦女而去創新的人，這會是多么失敗。
發明家的傳記中總有很多的溢美之詞，但很少有人能從創新者的角度去審視，而且科學和技術已經被標準的歷史課本所忽略。［這個不足最終在2003年有所彌補，在參考書目中列出了上下冊教科書讀本《創造美國》（Inventing America）］。米切爾?威爾森（Mitchell Wilson）的圖解本《美國的科學與發明》（American Science and Invention）有趣地回顧了科學成就，但重點還不是寫創新，并且那已是50年前的讀本。在近些年，關于創新的著作有所增加。金融史學家羅伯特?索貝爾（Robert Sobel）寫了9個創業者的經歷，理查德?泰德洛（Richard Tedlow）寫了7個，作家戴維?布朗（David Brown）寫了當代35位創業者。據我所知，還沒有像《美國創新史》這樣的通俗讀本，探索兩個世紀歷史上的創新者，去深入研究個人的、技術的創新，了解一個人如何影響其他人和同時代的人，以及把這些個體與同時代的事物一起放到歷史背景中解讀。本書分為三篇。第一篇關注的是機械技術時代，介紹那些在從共和到南北戰爭早期美國的主要創新者。三項法律創新提供了一個富有建設性的法律架構：最高
法院頒布法令允許自由開展跨州商業活動，并頒布了聯邦專利法，確立了公司這一商業組織形式。這些法規減少了公司責任，為項目融資提供了便利。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在1791年11月提出了有先見之明的報告，表明美國的發展關鍵在于提高進口關稅來激勵國內制造業，“特別是與機器相關的新發明”。如他的傳記作家榮?切爾諾所寫，漢密爾頓是美國自由市場經濟革命的先知，他是“從我們現代去到那個時代的信使”。但是由農業利益集團主宰的國會沒有采納他的建議。這些突破惰性的創新者，都是自學成才、自我鞭策的人，他們準備在任何領域一展身手。那個時代的象征是美國領軍的鉛筆制造商亨利?戴維?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更多人記得他是因為他是哲學先驗論者，從哈佛大學畢業10年后，他選擇把自己稱作木匠、泥瓦匠、吹玻璃管的、粉刷匠、農民、測量員，以及作家和鉛筆制造商。作坊革命從未有政治革命那么引人注目，但是他們已經開始讓美國踏上了一條嶄新的道路。
第二篇開始于南北戰爭結束、第二次工業革命剛起步的時候，由機械時代過渡到了電氣時代。如丹尼爾?布爾斯廷（Daniel Boorstin）所說，這個國家從“民俗文化”過渡到“大眾化”。數百萬帶有變革本能的移民接踵而至，與此同時，美國的企業成長為國際商務的主宰。通常認為在這個時代，研究的主要推動力源自那些附屬于大公司、政府和大學院系的研發實驗室的專家之手，其實，個人創新者仍然為數眾多。他們大部分獨立地開展科學和理論知識研究工作，他們在復雜的組織中取得了長足進步（福特和IBM章節有所敘述）。
第三篇的主題是數字時代，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一直到現在，智能技術變得至高無上。帶著對20世紀60年代加州嬉皮士的輕蔑，戈登?摩爾（Gordon Moore）這位硅谷的創新者評價道：“我們才是真正的革命者。”他是對的。美國已經變成了彼得?德魯克（Peter Druuker）所說的一個浮現中的“創業型社會”，這是由摩爾和其他人創立起來的信息/服務經濟。商業結構趨于更扁平的網絡結構，而不是更深的層級結構。大規模生產正在進化成大規模定制，“生活品位”營銷正在替代基于市場細分的營銷，美國由此進入了一個良性循環的階段。垂直產業模式瓦解，互聯網正在為無數更小的企業和個人創新提供便利。在我的調查中錯過了一支創新力量：政府。在安?蘭德（Ayn Rand）著名的小說中，創業者的形象得到了世人的認可，他抓住了美國人的商業想象力。那些理想中有真理，但由政府直接或間接激發的創造力究竟有多大總是讓人看不清楚。政府贈地和政府貸款，對建設州際鐵路和高速公路必不可少。晶體管發明后，龐大的美國政府始終支持半導體產業的研究保持世界領先，而美國國防部首創了互聯網。把政府所完成的這類工作梳理出來，寫進這本書中，看看政府的創新形象，的確充滿誘惑，不過這是另一本書的事。這里記錄的男男女女都是在商場上冒險的創新者。盡管如此，所有我們這些人，成千上萬致力于創新或支持創新的美國人，都是開明、能動的公共領域的受益者。佛蒙特州參議員賈斯汀?史密斯?摩利爾（Justin Smith Morrill，1810~1898），15歲被迫輟學；他提出的兩項“贈地法案”分別于1862年和1880年通過，聯邦政府贈與各州數百萬英畝的土地，建立教授農業和工程等應用型知識的高等學校（這比歐洲大學承認工程學作為一門專業要早很多年）。美國退伍軍人協會的哈里?科爾默里（Harry Colmery）、密西西比州的國會議員約翰?蘭金（John Rankin）和馬薩諸塞州的國會議員伊迪斯?羅斯?羅杰斯（Edith Nourse Rodgers）一起提議的《退伍軍人法》，于1944年由羅斯福總統簽署執行。該法案所帶來的個人實現和美國的繁榮在湯姆?布羅考（Tom Brokaw）的著作《美國最偉大的一代》（The Greatest Generation）中受到極大贊美。肯?奧爾森是退伍軍人，還有道格拉斯?恩格爾巴特（Douglas Engelbart），他們是電腦鼠標和圖形界面軟件的先鋒。那時，有200萬退伍軍人轉業，很多人成了工程師、科學家和經理人，而高等教育在英國仍受到過度約束，仍在強調藝術。在那時，只有極少數人——約占人口的2%——能上大學，《時代》雜志報道說，社會各界開放大學校門的提議激怒了高等院校，“更多意味著更糟”成為精英們的戰斗口號。貴族觀念給英國的創新潛能帶來了極大的傷害。
機會均等形式下的民主更可行。當然，美國人民是不折不扣的創新者，他們的信仰反映在其所建立和維持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商業制度上。我這本分析型傳記中的創新者，是生生不息的革命舞臺上的演員。下一個舞臺要思索的主題可能是納米科技、生物科技、人工智能和廉價可再生能源，所有這些聽起來讓人振奮，然而創新的歷史教育我們，最偉大的創新是不可預見的。
卡內基基金會大名鼎鼎的總裁凱瑞爾?P?哈斯金斯（Caryl P.Haskins）想起1965年提交給總統的一份報告中提及：“直到1929年人們仍普遍認為銀河系就是宇宙的全部，而我們都了解到我們所在的星系實際上只是數百萬甚至數十億個這樣的星系中的一個，了解到宇宙在膨脹是最近10年的事情；1920年，甚至到了1950年，我們都對此知之甚少。”從這點上說，我們與那些在1607年第一次踏上詹姆斯敦海灘的男男女女身處同樣的境地。
眼下，美國人必須關注的是：要想通過創新維持自己的世界霸權，美國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在2004年5月，《紐約時報》頭版頭條發出警告，美國正在失去科學優勢。威廉?J?布羅德（William J.Broad）報道，美國的專利份額在過去10年跌至原來的52%，諾貝爾獎份額跌至原來的51%，美國的科學論文在學術刊物上不再占多數。美國青年對從事科學事業的興趣在減退，這讓美國科學促進會主席雪莉?安?杰克遜（Shirley Ann Jackson）感到痛惜，她問道：“這個千年誰來搞科研？”愛迪生和阿姆斯特朗，以及許多其他的發明家、創新者都曾提到，他們的想象力，是在讀法拉第和馬克尼等創新者的傳記時第一次被激發起來的。要是這本描述創造了美國的創新者們豐功偉績的歷史書，能激發年輕一代創造新美國的雄心，我們也就心滿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