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與自由：胡適讀本（簡體書）

我的“胡適閱讀史”：被閹割的“五四火種”在臺灣
自從漸漸地不需要仰賴注音符號就可以讀書閱報以來，父親的書
架，便是我開始進行探險的天地。那正是一九七。年代初期臺灣離開
聯合國的時候，身為職業軍人的他，放在那里最多的，或是“國防部”編
印的《處變不驚莊敬自強史例》之類的書，都是白色封面的精裝本；或是
國民黨中央黨部編印的《中央月刊》，花花綠綠的封面，每個月各不相
同。這些書的基調，千篇一律，外加不認識的字實在太多了，讀沒多久，
就覺得乏味之至。意外的是，胡適的《四十自述》與馮愛群編的《胡適之
先生紀念集》，居然與國民黨黨國體制的那堆宣傳品夾雜在一起。前者
是臺南大東書局的版本（現在看來，當然是部盜版書），后者是臺北學生
書局出版的。兩部書的出版時間與父親題寫在內頁的收藏時間，都是
一九六二年三月，恰是胡適去世后的一個月，臺灣追悼胡適的情緒最為
熱烈的時候。顯然，一介軍人的父親，也受到這波熱烈的感染。這兩部
書的封面裝幀，絕不出色，本來難能吸引幼童的目光，它們是無可選擇
之后的最后選擇。不過，意外發現之后，它們成為《國語日報》與《王子
雜志》等兒童讀物之外，最能吸引自己的書本。
剛捧起《四十自述》的我，最初根本不知道胡適的本名“嗣糜”和他
的二哥“嗣柜”、三哥“嗣桎”究竟該怎么念。胡適注記了“糜字音門”
，
可是，“嗣”、“柜”與“棲”呢？非知道不可的沖動，讓我從摸索里學
會了
查《辭源》的本事。知道答案之后，自然越查越起勁，越讀越過癮。等到
被允許單獨出門去逛號稱“書街”的臺北重慶南路，在眾多書店里尋覓
胡適的書，是自己的“第一志愿”。那套得到胡適授權，由遠東圖書公司
出版的四大卷《胡適文存》，是在那家書店里發現的，已不復記得，卻永
遠忘不了，那是我第一次享受到找書覓書居然“美夢成真”的快樂滋味。
只是，快樂之后，馬上就是痛苦了。那不是家里買得起也愿意買給孩子
的書；眷村和小學里都沒有圖書館，這套書無從借起。可憐那時我也不
曉得有公立圖書館可以滿足自己的閱讀好奇；只好有空就去書店里“站
崗”，企圖畢其全功。然而，胡適的文字再怎么淺顯易懂，不可能是小學
生站在書店里看得完，而且全部都看得懂的。只有再三翻讀《四十自
述》這兩部書，聊以藉慰。小學畢業典禮上頒發的臺北市“市長獎”獎
品，會是一套《胡適文存》嗎？一直是我的幻想。當然，這兩樣我都沒拿
到。
初中時代，國文課本選錄了胡適的《我的母親》，出自我早已讀過的
《四十自述》。然而，那三年卻是絕對不容許人喘氣找胡適來看的時候。
等到一九八○年夏天高中聯考結束，開始暑期打工，拿到工錢的第一件
事，就是騎腳踏車去當時還位于臺北光華商場旁的水準書局，買了一套
與遠東版內容一模一樣卻未署出版者的《胡適文存》。同樣是遠東出版
的，《胡適文存》的售價為什么比梁實秋編的高中英漢辭典貴那么多，是
我那時最大的好奇之一；無可奈何之下，只好買盜版的本子。同一時
候，李敖突然“復出江湖”，他的《胡適研究》與《胡適評傳》由遠景出
版
公司新版上市，轟動一時。將《胡適文存》與這兩部書合并而觀，不僅引
起我探尋李敖其人其書的“前史”的興趣，他指責遠東版《胡適文存》的
錯誤和刪節部分，更指示提醒了我，在舊書攤尋覓《文星》和《自由中國
》
之外，也得留心有沒有“原版”的《胡適文存》。前面兩種雜志與《文星
叢刊》乃至于柏楊、錢穆、徐復觀與殷海光，都找到了不少，后者則從來
不見“廬山真面目”。沉迷于舊書攤（以及棒球場）的代價是沉重的，一
定得補考才能升級的命運，讓父親氣得說要把我辛苦找到的李敖和柏
楊的書，統統都燒掉。還好，參加全國作文比賽拿名得獎的成績和那堆
胡適的書，成了“擋箭牌”，他老人家終究沒有付諸行動，也逼得我把心
非放回準備大學聯考上不可。
始終掛念的“原版”《胡適文存》的本來內容，一直要到一九八六年
當遠流出版公司得到胡適紀念館的授權，推出壯觀的三十七冊的《胡適
作品集》之際，方始知曉。已經是大學生的我，讀過胡適秘書胡頌平先
生編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十大冊以及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張
忠棟先生的《胡適從“努力”到“新月”的政治言論》一文，早就知道了
《人權論集》的存在。所以，我更好奇的是，胡適在這部書里究竟是怎么
批判國民黨的？好不容易，輾轉從張忠棟先生那里得到《人權論集》的
影印本，總算滿足了我的好奇；它更一度是我揣摩再三學習撰寫政論文
字的藍本。
原來，李敖批判遠東版《胡適文存》刪節的，主要是胡適發表在《努
力周報》的政論文字的部分，其中頗多對孫中山的“不敬”之語，甚至于
對孫中山和陳炯明間的沖突糾紛，胡適更是站在肯定后者的立場上。
當臺灣對這段歷史的詮釋，以孫中山之“是”為“是”，以孫中山之“非
”
為“非”，稱之曰“陳炯明叛變”的時候，要在臺灣再度出版《胡適文存
》，
他當年的政論意見，絕對“不合時宜”，非刪不可。只是，誰都料想不到
，
動手“閹割”《胡適文存》的，居然是胡適本人。直到遠流版的《胡適作
品集》，終于才“還它一個本來面目”。然而，胡適在《人權論集》里對
國
民黨的批判，更為激烈，批判的矛頭，更直接指向蔣介石。所以，在臺灣
總統還姓蔣的時代，遠流即使可以“勇敢”地出版《胡適作品集》，卻絕
無
再版《人權論集》的“勇氣”。至于《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也只選
錄《人權論集》的《序》，卻未可錄其全文，自然都可以理解。我能讀到
《人權論集》的影印本，已經是樁“福氣”了。
大江總是向東奔流的。從一九八○年代末期起，臺灣政治上的一
切禁忌，被怒不可遏的社會力“沖決網羅”，認識胡適全貌的可能性，也
不例外。特別是，張忠棟先生在一九八七年將他的《胡適從“努力”到
“新月”的政治言論》及其他文章匯為《胡適五論》，以這部書的出版為
標志，胡適獨特的生命旅程，從此不再是重重謎霧籠罩的歷史命題。張
先生的這部《胡適五論》，以嚴謹的學術規范為基礎，秉史家如椽之筆，
直書無忌，盡可能精確地書寫過往歲月的紀錄，既揭穿黨國威權體制一
貫“英明偉大”的真相，也像是萬馬皆喑的時代里的正義之聲。可以說，
在“胡適研究”的“復興”浪潮里，張先生的研究成果，實位居新起浪頭
的
第一波。以胡適的生命史為對象，讓人能夠貪婪閱讀各種文獻，窺視其
間無限風彩，并且得到跳脫出政治神話囚籠的思想刺激的時代，終于降
臨。諸如《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的影印出版，以及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
三大冊的簡體字本的《胡適來往書信選》等相關文獻資料，在臺灣的大
量出土與流通，閱讀胡適，根本不再需要尋尋覓覓了。思想觀念的禁區
不復存在，研究胡適，可以自由自在地開展漫無邊際的“知識探險”活
動。當然，自由研究閱讀胡適，與發揚實踐胡適思想，是兩回事。像胡
適這樣的自由主義者翹望以待的理想生活世界，仍是征途漫漫。
胡適作為“五四”的領袖人物之一，他又歸骨埋骸于臺灣，在臺灣傳
遞“五四火種”的起跑者，他自是當之為愧。因此，胡適的各種著作，始
終在臺灣出版不輟，亦且盜版連連，正展現了胡適的吸引力。可是，現
實政治卻壓制了人們對于胡適的認識與理解，“五四火種”在臺灣的薪
傳空間，也逃脫不了黨國體制“魔掌”的控制。我的“胡適閱讀史”，從
盜
版書讀到影印本，再讀到經過授權的“合法版本”，而后又收集到來自大
陸的各種簡體字本，既展現了胡適在臺灣流傳軌跡的一個面向，多少也
是臺灣轉變的象征。
當下臺灣處境里的讀者，不必品嘗尋覓胡適的辛苦歷程。然而，人
們可能面對的問題，不是去那里才能讀到胡適，而是描說胡適愛情世界
的書更為流行的時候，除了“消遣”之外，為什么要讀胡適。舉例來說，
對“統獨”、“藍綠”等讓人好似困惑難決的問題，胡適那里自然找不到
直
截了當的答案。只是，在20世紀的華人歷史舞臺上，占據一個樞紐位
置并自稱為自由主義者的胡適，碰到的困難抉擇，絕對不比我們少。胡
適的抉擇，叫好拍掌的響應，固然聲振一時；批判詈罵的聲浪，也是響徹
云霄。胡適面對時代潮流與現實環境作出的選擇，為什么“有所為”，
“有所不為”，應該都有可供思考的借鑒意義；胡適作出抉擇后的復雜心
情及其歷史結果，還值得細細地品味反省。在“爆料文化”主宰臺灣的
公共論壇，以“名嘴”的是非為是非不容討論辯難的此際，胡適期望“我
們若想別人容忍諒解我們的見解，我們必須先養成能夠容忍諒解別人
的見解的度量”，胡適主張不要“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的態度，
應當猶具相當的啟發意義。
在臺灣已不再是被閹割的“五四火種”，還能傳薪不已嗎？重新閱
讀胡適，應該會是回答這個問題的一道路徑罷。
奉命負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的行政業務以
來，在前人打下的基礎上，如何將胡適的精神遺產，傳承轉化，成為我們
持續共享的財富；怎樣讓年輕朋友不必再走上一趟苦苦尋覓胡適的歷
程，讓閱讀胡適成為思想的享受，使胡適是思考現實的可能動力之一，
始終纏繞我心。以自己的閱讀經驗和體會為基礎，呈現一愚之見，纂輯
這部小書，是實現這份信念的初步嘗試。對胡適有興趣的青年朋友，如
果能夠以本書作為開始閱讀胡適的起點，進而得著些許益處，必將是個
人最大的榮幸。
編輯本書的原始構想和創意，得到了文化總會楊渡秘書長的熱心
指教和支持，終可落實，謹此特別表示謝意。胡適紀念館管理委員會的
諸位前輩：陳永發、謝國興、黃克武、楊翠華、翟志成與陳儀深等教授，
提
供館務運作的睿見，贊助本書的纂輯，亦應特致謝悃。鄭鳳凰、許惠文、
莊茹蘭、蘇育琇、李文仁及張家玲等胡適紀念館同仁，同心協力支持本
書的編輯工作，特別是鄭鳳凰女士總其煩瑣，均應銘志其勞，并表謝意。
本書正體字版的出版者：南方家園出版社的劉子華、洪于雯對本書的制
作完成，其功更不可忘。承北京法律出版社之盛意，推出本書簡體字
版，編者稍有增埔易改，基本樣態，則一仍其舊。一切謬失，自仍由編者
負責。
潘光哲謹志
二○○九年五月四日，初稿
二○一○年二月廿八日，再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