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先生建國宏規與實踐(POD)

孫中山與台灣及其歷史遺產
呂芳上

一、前言

金禧年前後，海峽兩岸的影劇界競相拍攝以革命偉人孫中山為題材的電視劇。中國大陸中央電視台、北大與香港基督教影音使團聯合製作了八集孫中山一生五十九年歷程的紀錄片；在台灣，公共電視的文學劇，以二十集的篇幅，描述孫中山自1895 年廣州首義到1925 年病逝北京，近三十年的革命生涯和戲劇化的一生。2010 年，為了慶祝中華民國建國百年，行政院文建會籌攝國父生平的紀錄片。這都顯示孫中山一直是國人不能或忘的政治家。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崇戴孫中山為「國父」，中國大陸推尊孫中山是「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的確是近代中國歷史巨人，又是受到海峽兩岸推崇最無爭議的政治人物。

2000 年，在台灣政治史上還發生了一個重大的變動：政黨輪替，靠選舉結果決定由誰來執政。2008 年，孫先生創建的國民黨再靠選舉贏回執政權。這種民主政治的實踐，又不能不使人想到孫中山，他以自由、平等、博愛，粉碎了帝制，改變天經地義的王朝歷史，開創新的政體，然後才有2000 年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平和的政權交替與發展。民進黨政府不能不承認孫中山是國家的創建者；而國民黨一度淪為在野黨時，不能不搬出永不灰心的孫中山作為中興的精神圖騰；親民黨、新黨也爭奪正統，都以孫中山的追隨者自居。也就是說孫中山雖然只短暫到過台灣三次，雖然已逝世八十多年，但顯然孫中山的歷史遺產（legacy）仍留台灣且發揚光大。

因此，要了解孫中山先生與台灣的關係，不妨從三方面入手：第一、孫中山三次赴台的史實及其革命活動給台灣帶來什麼衝擊？第二、1920 年代台灣人心目中的孫中山形象為何？第三、孫中山逝世後留給台灣的歷史遺產又是什麼？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貫串於其中的台灣民族運動與社會思潮的發展，正展現了孫中山的主張與其所主導的國民革命運動對近代台灣政治變動的複雜影響。

二、孫中山三次赴台灣的史實

從十九世紀末的百餘年來，台灣的命運有過兩次重大的轉折。1894 年中日第一次戰爭，清廷戰敗，台灣被迫割讓。當時丘逢甲描寫台灣情景的〈吊台灣〉七絕云：「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鴟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1是家喻戶曉的名句。同一時期，孫中山於1894 年11 月組成近代中國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正式啟動了革命運動機制。1945 年，中日第二次戰爭因中國抗日勝利而收回台灣，「六百萬民同快樂，壺漿簞食表歡迎」2，然而不旋踵，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政府即因國共分裂而移師台北，台灣與國民革命的歷史因緣，堪稱曲折。

陳少白是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唸書時的同學，1897 年冬，他到台灣，聯絡興中會同志楊心如，結識了吳文秀、趙滿朝、容祺年，也去了台南。接著便在日治下的台北大稻埕成立了興中會台灣分會，目的是「要把那裏的國人聯絡起來」。3人數少，但意義大。第二年他再到台灣，見了新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等於為日後孫中山來台籌畫惠州之役作了鋪路的工作。

甲午戰爭的失敗，台灣割給日本，暴露清廷的積弱，激起民族主義在台灣的狂潮，也對孫中山主導的革命勢力，起了催化的作用。通觀日本治台五十年間的抗日運動，約略可分為1917 年前的武裝抗日，和之後的政治對抗運動。中國大陸的政治情勢，直接間接的與台灣政局發生互動，又是顯而易見的事。依據可信資料，孫中山一生曾到過台灣至少三次。41900 年9 月，孫中山首次到台灣。這一年，中國發生庚子拳亂，引起八國聯軍之禍，孫中山利用情勢，一方面策劃惠州起義，一方面在香港總督卜力（Sir Henry Blake）支持下，透過劉學詢，謀促兩廣總督李鴻章宣佈獨立，但這一計畫到7 月以後便告失敗。5這時孫中山便航向台灣，以台灣作為策劃第二次起義的基地。就庚子年（1900）當時的情勢言，自然是對日人兒玉源太郎總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抱有獲得援助的希望。且台灣地近中國大陸，與廈門一水之隔，接濟和內渡均很方便。此外，興中會的革命組織，遠在辛酉年（1897）秋，就已由陳少白來台打下一個基礎，興中會的台灣志士及日本友人均願效力馳驅。6

1900 年9 月28 日，孫中山從神戶經馬關到基隆，旋進駐台北。因日友山田良政的聯絡，會晤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及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他們均允諾在革命軍起事後給予援助。

10 月8 日，鄭士良奉孫命起義於惠州三洲田，並以進取廈門為目標。10 月
中旬，從鎮隆到永湖、新安、大鵬，甚至控制了惠州、平海沿海地區，等待台灣的軍械支援，即可揮軍指向廈門。這時孫中山在台北，張羅因應起事事宜，要求兒玉履諾接濟，不獲回應，始悉日本殖民政府原擬利用中國拳亂時機，進占廈門，日本政府因怕俄國干預而作罷，加上日內閣改組，伊藤博文上台，不許兒玉接濟中國革命軍。7孫中山轉而想將援助菲律賓獨立軍的器械轉運惠州，不料又受日友誆騙，軍械接濟起義之事，終告落空，第二次起義宣告失敗。孫中山遂於11月10 日乘橫濱輪赴日。孫這次在台灣停留了四十二天，他的指揮部設在台北新起町（今長沙街），住在台北聞人李春生的小洋樓。8這次來台，停留時間最久，在晚清革命史上，極具意義。

孫中山第二次到台灣，是在1913 年「二次革命」失敗之後。1912 年2 月清帝退位後，孫辭讓大總統並舉袁世凱以自代，不意袁缺乏政治遠見，失信於民，刺殺國民黨代理事長宋教仁之後，又違法向五國銀行團借款，意圖破壞政黨政治。1913 年8 月，國民黨人忍無可忍發動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但因勢力懸殊，國民黨人在江西、南京、上海的主力先後失敗，孫中山只好偕同胡漢民等人離開上海，準備前往廣東繼續討袁行動。孫一行是在1913 年8 月2 日乘德輪約克號南下，次日到福州，日本領事館武官多賀宗之來見，說廣東陳炯明的討袁軍失利，陳已逃南洋，岑春煊也為港府所扣，如果孫逕自往港，十分不利。孫中山只好搭日輪信濃丸到台灣再轉赴日本。這次到台灣，下榻台北御成町的梅屋敷（今中山北路國父史蹟紀念館）。據梅屋敷主人宗弟藤井悟一郎的回憶，孫這次旅台，著黑色西服，不多言語，食量不多也不嗜酒，隨行除有日人保護外，台灣總督府也派有憲兵在門口警戒，似是禮貌接待，也不無監視意味。9儘管如此，孫還是見過了興中會老同志楊心如、當年割台時北部抗日軍首領之一的陳秋菊，還有同盟會員翁俊明和周赤牛等。10孫中山這次在台停留時間短暫，也沒有太多的活動，8 月9 日就到日本神戶。

1913 年到1916 年中，孫中山在海外奔走，目的是討伐袁世凱。1916 年6月袁世凱病死，軍閥割據又違法亂紀，迫使孫先生8 月南下進行護法事業。這時期儘管有許多革命黨人熱心支持，但卻頻遭地方軍閥的杯葛。1918 年4 月，桂系陸榮廷與政學會首領岑春煊等，改軍政府為總裁制，明白排斥孫中山的領導地位，孫乃辭護法軍政府大元帥職。5 月21 日發表辭職通電及留別粵中父老昆弟書後，偕胡漢民、戴季陶等，乘大阪商輪蘇州丸離粵，經汕頭、台北赴日。孫先生一行於1918 年6 月初到台北。這是孫中山第三次來台。孫此行雖屬順道，但也有意會見台灣同胞，宣揚主義，但日本台灣總督府多加阻隔，停宿台北一天之後，即搭信濃丸到日本。

關於孫中山1918 年赴台，唯一且也是最可靠的紀錄是隨行的戴季陶在1927年2 月，於廣州中山大學對台灣革命青年團的一次演講，這篇講詞全文登載於同年2 月23 日的廣州《民國日報》上。有關此行的重要內容可從這篇報告獲知一二：

第一的報告：一、民國7 年，我們的總理孫中山先生在廣東的時候，因為革命失敗不得已要離開廣東，第一步由廣東到汕頭，經過台灣去日本。那個時候，我們總理孫先生就有一個意思，就是等到台灣的時候，想與台灣的同胞見面，發表先生的意見、宣傳他的主義，喚起民眾的意識，鼓吹愛國的精神。

我們總理到台灣的時候，台灣的同胞實在很歡喜，心中表示十二分的熱誠，但日本政府台灣總督不准台灣民眾與總理會面，總理想到台北與我們親愛的同胞見面，宣傳總理的主義。可惜台灣總督不准總理在台北滯留，並用種種的方法，禁止台灣同胞與總理會面。

二、日本的人士有一個與台灣有關係者，叫板垣退助，在民國4、5年的時候，他發起一個會，叫做「台灣同化會」。這個會的宗旨，在我們民族觀點上，我們是不滿意的，但他的主張比較是平和的。他是主張民權的，他在日本的時候與很多的日本政治家討論，得了同意，他到台灣的時候，把他所主張的理論，向日本人發表他的意見，因為台灣的同胞被日本人慘殺者很多，蹂躪！壓迫！無所不至。他看了這個事實，就想由台灣中組織一個團體，能使台灣同胞獲得一點自由的機會。但台灣的日本政府不准他在台灣，干涉他在台灣與台灣同胞見面。由此觀之，可見不止中國國民黨的革命家不能與台灣同胞合作，而且對台灣有意的日人，亦不准與台灣同胞接觸。日本政府並要求這派的人們離開台灣民眾，這種政策不過是要使台灣民眾永遠不能遇著革命思想的刺激罷。11

在這篇簡短的講詞中，戴季陶指陳日本殖民政府阻隔台胞與孫中山的接觸，也害怕日本開化派有識之士對台灣人新思想的啟迪，也就是說日本政府害怕台灣與中國民眾的聯繫，會導致殖民統治的崩潰。用戴季陶的話說：「台灣的民眾則是我們中國的民眾，台灣民眾的團結就是我們民眾的力量。台灣民眾愛祖國的熱忱，則是我們民眾革命精神的發揮。」12

在同一篇演講中，戴季陶又特別提到孫中山病重逝世前二十日，在北京見到孫，在討論日本問題時：

總理對我說：「我們對日本問題，最少限度的主張有三個：一要日本廢除與中國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二要使台灣與高麗兩民族，在最少限度得能自治的實現；三要日本對俄國不可反對俄國政治政策，並不可阻俄國與台灣和高麗接洽，這就是我們要主張最少限度的事項。」……我們可以知道總理雖在病中，他亦愛顧台灣的同志，和注重台灣同胞革命的策略了！13

1925 年，孫中山正採取聯俄容共政策，致力於國民革命運動之際，把日治下的台灣與韓國（高麗）等同看待，要求日本最起碼要給予高度自治；孫中山把俄國勢力深入台、韓視為當然，是可以理解的想法。當時戴季陶甚至把台灣士紳自1921 年開始如火如荼展開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認定「這就是民族運動的第一步方法」，「這個議會運動即是援助中國的民族運動，這就是總理所講的，要台灣建設一個自治的政府一樣的。我們的總理二年前所講的話是很確實的！」14孫中山辭世前對台灣政治運動的看法，使人想起台胞遇見梁啟超和戴季陶的故事。1907 年林獻堂在東京拜見了梁啟超，梁氏指稱三十年內中國無力救援台民，因此台胞最好仿效愛爾蘭之抗英─取溫和民族運動路線。15 1913 年，台灣留學生甘得中在東京見到中國革命要人戴季陶，戴氏告以中國十年內無法幫助台人，不如結交日本中央權要，博取朝野同情，以抒解台灣總督府的壓力。16以當時中國情勢而言，對支援台民的反日本殖民運動，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孫中山主張台胞爭取台灣自治政府的策略，是當時中國有識之士共通的看法，他們的看法自也影響台民政治運動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