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樹藤蘿花（簡體書）

《那一樹藤蘿花》以書為主線，鉤沉往事，記述了梁實秋、胡適、陸蠡、葉靈鳳、邵洵美、林語堂等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作家的逸聞趣事，以及與谷林、文潔若、姜德明、苗得雨、張煒、王稼句等師友的交往；錄及了現當代有品位的書人和當今中國有品位的書事。

讀書，須與現實社會相接；讀書，要讀出人情味來。以文會友，以書交友。
《那一樹藤蘿花》是“中國新實力作家精選”系列中的一冊，收錄了阿瀅創作的《此情可待成追憶——我與文潔若的書緣》、《訪姜德明先生》、《和弘征先生的一段書緣》、《幼苗得雨老亦壯》、《雜家陳子善》、《走近海迪》、《出賣文章為買書》、《品茗夜讀龔明德》、《“書愛家”龔明德》、《徐雁：構筑書香社會的倡導者》等作品。

四年前，接讀阿瀅散文集《尋找精神家園》之後，我曾寫過一篇《泰山阿瀅》。最後一段寫道：
泰山是中國古代傳說中的眾鬼歸宿（不是地獄，地獄是佛教帶來的）。早年讀李廣田的散文《山鬼》，在奇麗的野花閑草後面，隱藏著一個悲慘的人間故事。阿瀅有幸生活在泰山腳下，他的文章便有了野花的艷麗與人間的真情，再加上山鬼的凄艷，阿瀅有福了！
先闡釋幾句：中國的鬼都，最早在度朔山，執掌者是神荼、郁壘。《楚辭》稱為“幽都”，謂：“後土所治也。”但無地域方位。東漢起始，搬到了泰山。管事者是泰山府君，泰山令。唐宋時期，升格為東岳大帝。民間傳說甚至認為，泰山神是閻羅王的上司。西漢以來，佛教傳人中國，帶來了地獄與十殿閻王的傳說。後來者居上，漸漸頂替了泰山神。但中國的神只也未閑著，又將本土化鬼都搬到了四川豐都。
李廣田，山東籍作家，著名散文家。曾任云南大學校長。“文革”中遭迫害而死。出版過散文集《畫廊集》、《銀狐集》、《雀蓑集》、《灌木集》、《金壇子》、《西行記》、《日邊隨筆》及長篇小說《引力》等。《山鬼》’（誤。應為《山之子》）寫泰山故事：啞巴一家，以靠從懸崖上采摘野百合花賣給游客維持生活。他的爺爺、父親先後從懸崖上掉下摔死（傳說被山鬼捉了去），但啞巴仍“子承父業”，還得從這條死路上去謀生。
今年，一連得到阿瀅兩本新書：《九月書窗》（臺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秋緣齋書事》（三編）（中國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很快看完，有些不滿足，還想多讀幾本，想想有些好笑，阿瀅又不是印書機，怎么能夠一年出書數本？老母雞還要打抱呢。不料，阿瀅還真的不休息，連續作戰，又要出新書了。日前來電話，命我為其新著作序。驚喜之余，連忙答應，又連忙搜集材料，搜索枯腸，來寫這篇序。
阿瀅的勤奮有目共睹。下海，我不知道他是虧是盈。但回過頭來做書，日記中常常反映出來的窘困，看來并未發財。編刊物，一方面團結四方賓朋，弘揚一方鄉土文化；另一方面受盡主管部門的憋屈，還要千方百計拉贊助，不舒心，也不省心。此中滋味，我太有同感、苦感了。所差者，勿需找錢耳。但他仍然興致勃勃，一路高歌向前。寫了那么多散文、書話，還有天天上網的日記。這即是魯迅所說的“韌”。一點一滴，點點滴滴，做出成績，做出實績。讓嫉妒者、眼紅者自己去跳樓。
《那一樹藤蘿花》是一部記人散文集，記讀書人、寫書人故事。這就決定了它的特質：書香味。書如果讀癡了，是讀不出《聊齋》里的美女來的。讀書，須與現實社會相接；讀書，要讀出人情味來。以文會友，以書交友。阿瀅的兩部散文集《尋找精神家園》、《九月書窗》，體現出的正是這一種特質。《那一樹藤蘿花》中，當有更精彩演示。
阿瀅待友，有山東人的共性。如王國華所說：“他懷著一顆向善之心，與人為善，稱兄道弟，稱師道友，敬重著每—個與他打交道的人。”（《（秋緣齋書事）三編·序》）但這只是阿瀅性格的一個方面，如果只有這一個方面，梁山伯也就集結不起一百零八條好漢了。阿瀅還有剛決、剛硬的一面。他寫《小豆棚》作者曾衍東，我看正是他的夫子自道：
曾衍東……仕途坎坷，直至50歲遲暮之年由人舉薦，任湖北江夏縣令，後調任巴東縣令。曾衍東個性清高、倔強。他曾在《日長隨筆》中寫道：“人所不能做的，我偏要做去；人所不能減的，我偏要減去。”這種性格在中國官場的遭遇是可想而知的。63歲那年，因斷案而觸怒巡撫，而他堅持“此官可去案不移”，終被降罪罷官，流放溫州。
長江上游千峰萬嶺遭砍伐，云南今年大旱。自3月1日始，我即率工作組赴雙柏縣抗旱。無錢，惟“督查”而已。一查抗旱經費必須分分厘厘到位，二查不能渴死一人一畜。每日在哀牢山深處行走，讀人生這本大書，也讀尚存于深山密林中的“仁義禮智信”。山東聖人孔子日：“禮失，而求諸于野。”底層中人的仗義與自我犧牲精神，在在令我感動，時時讓我熱淚盈眶。故近來不讀書，讀人。心甘情愿大寫“歌德”詩，情不自禁高唱：“上帝在民間。上帝就是人民。”然而，這已是現實，不是書事了。
2010年5月11日于風嘯齋

序
第一輯 昨日星空
被誤解的梁實秋
說不盡的邵洵美
偶遇林琴南
林語堂與胡適
林語堂與葉靈鳳
《海星》和陸蠡
朱自清的第一本詩文集
郁達夫選編《散文二集》
由《羅亭》想起麗尼
劉大白與《舊詩新話》
蒲松齡的幸福生活
阿英與書
孫犁和他的《書衣文錄》

第二輯 書緣情緣
魚雁忘年交——我與谷林先生的情緣
此情可待成追憶——我與文潔若的書緣
訪姜德明先生
和弘征先生的一段書緣
幼苗得雨老亦壯
孫永猛：《藤蘿花》下的逝者
雜家陳子善
走近海迪
出賣文章為買書
品茗夜讀龔明德
“書愛家”龔明德
徐雁：構筑書香社會的倡導者
收藏張煒
感覺馬曠源
瞧，這個人！
書人蕭金鑒
江南才子王稼句
天津有個羅文華

第三輯 城市蠹魚
初識自牧
夜訪伍立楊
董寧文：營造書香社會的義工
燈下窗前長自足
小潛徐明祥
書香盈盈一水間
勵雙杰：尋自身快樂，光他姓門楣
于曉明：日記文學的倡導者
川上纖夫
布衣書人
劉蕕的家庭雜志
憶老單
異友
情重錦官城

第四輯 書林漫步
曾衍東與《小豆棚》
胡山源和《文壇管窺》
路大荒和《蒲松齡年譜》
呂劍自印《半分園吟草》
周海嬰的《鏡匣人間》
圓性法師的《風》和《鏡子》
藝術家吳藕汀的奇言異語
包立民巧匯《百美圖》
劉運峰和《書林獨語》
紐約書市一蠹魚
跨國書緣
後記

梁實秋一生創作了大量的膾炙人口的文學作品，獨自一人完成了翻譯《莎士比亞全集》的浩大工程。然而幾十年來，他卻一直是以反動文人的面孔出現在魯迅作品和《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直到80年代後期，大陸才解除出版梁實秋作品的禁令。梁實秋長期被人們所誤解，與30年代他與魯迅等人的兩次著名的論爭有關。
第一次是和魯迅關于文學的階級性的論爭。梁實秋指出魯迅在翻譯中“死譯”的毛病，并在《文學有階級性嗎？》一文中稱“資產是文明的基礎”，“擁護文明，便要擁護資產”，“一個無產者假若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誠誠實實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的資產。這才是正當的生活斗爭的手段。”這本是千真萬確的語言，卻被扣上了在竭力維護資產制度和資本家利益的帽子。馮乃超撰文罵梁實秋是資本家的走狗。梁實秋在《資本家的走狗》一文中說：“說我是資本家的走狗，是哪一家資本家，還是所有的資本家？還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誰。”本來是一場文學論爭，最後競成了對人格的攻擊，魯迅罵梁實秋是“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由于魯迅後來被人為地奉為了“神”，所以他的一句話就為梁實秋定了“成分”——反動文人。解放前夕，他到臺灣師范大學教書，他的作品在大陸遭到封殺，留在大陸的子女也受到株連，遭到迫害。
當時的左翼作家葉靈鳳在《現代小說》第三卷第三期發表了以《梁實秋》為題的小說，丑化梁實秋。并在《萌芽》雜志上發表文章說：“梁實秋說他是無產階級。這真有點使人擔心呢！不曾面聆梁教授的人，聽我隨便述點這位無產階級的起居罷，我只說一句話，請你們擬想這位人物罷：一部汽車——翠綠的，嶄新的，而且里面墊著為我們都不認識的上等的呢絨。這是梁教授每次來學校時坐的（不消說是他的了吧）。你們想這汽車里裝的是只什么怪物？——無產階級，哧哧！”其實這一切都是捏造的，梁實秋自己根本沒有汽車，每天都是自己乘車前往學校的。真不明白葉靈鳳這么仇視資產階級的人的余生是怎樣在奉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度過的。柏楊先生命名的“醬缸蛆”用在這些人身上，真是再合適不過，正是這些醬缸蛆任勞任怨不停地蠕動、鉆攪，使真的變成假的，假的變成真的，好的成了壞的，壞的成了好的。最後真假難辨，好壞不分，整個世界被攪得混沌一片，醬缸蛆就可以左右逢源了。
第二次論爭是在1938年9月，《中央日報》遷到重慶復刊，社長程滄波聘請梁實秋擔任《平明》副刊主編。梁實秋在發刊之日寫了一篇《編者的話》，文中說道：“現在抗戰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筆就忘不了抗戰。我的意見稍有不同。與抗戰有關的材料，我們最為歡迎，但是與抗戰無關的材料，只要真實流暢，也是好的，不必勉強把抗戰截搭上去。”《編者的話》刊出後，引起了軒然大波，《新蜀報》、《國民日報》、《大公報》和《抗戰文藝》等報刊，有十余人發表了三十多篇批判所謂文學“與抗戰無關”論的文章。可以說，當時的文壇掀起了一場批判和圍攻梁實秋的熱潮，給梁實秋造成了很大的壓力。1939年4月1日，梁實秋辭去了《平明》副刊主編職務，并發表了《梁實秋告辭》一文，說：“我以為我沒有說錯話”，“四個月的平明擺在這里，其中的文章十分之二是我以為‘也是好’的‘真實流暢’的‘與抗戰無關的材料’。”
50年代以來，《中國現代文學史》等著作都將梁實秋為鼓吹“與抗戰無關”論者來加以批判。1953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中有關梁實秋的注釋是這樣寫的：“梁實秋是反革命的國家社會黨黨員。他在長時期中宣傳美國反動資產階級文藝思想，堅持反革命，咒罵革命文藝。”因為《毛澤東選集》具有極大的權威性，因而它無疑為梁實秋的“反革命”身份下了歷史性結論。由此，梁實秋成了中周現代文學史上被完全否定的人物，他的作品成為禁止出版的反動作品。
1980年，林非出版了《現代六十家散文札記》一書，對60位現代作家作品的思想內容、藝術風格及其創作道路的發展，作了分析論述。但對兩位散文大家梁實秋和周作人卻只字未提。1980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散文》（上下冊）中收錄了周作人的作品，卻沒有梁實秋的作品。直到1986年10月13日，當時曾經歷此事的柯靈在《文匯報》上發表了《現代散文放談——借此評議梁實秋“與抗戰無關”論》一文，重新對此事加以審視，對當年指責梁實秋鼓吹文學“與抗戰無關”提出否定的意見，當年的這場筆墨官司才得到了澄清。柯靈精辟地分析說：“這一席話之所以爆發一場軒然大波，原因不難理解。梁實秋一直是左翼文壇的論敵，雖然到了應該一致對外的抗戰時期，看來彼此都沒有消除宿怨，說這番話的場合又是國民黨的《中央日報》。但如果撇開這些政治、歷史和心理因素，完整地理解前面引述的那段文字，卻無論怎么推敲，也不能說它有什么原則性的錯誤，把這段文字中的一句話孤立起來，演繹為‘抗戰無關論’或‘要求無關抗戰的文學’，要不是只眼看字，不免有曲解的嫌疑。”并說：“抗戰期間，一切服從抗戰需要是天經地義，但寫作只能全部與抗戰有關，而不容少許與抗戰無關，這樣死板的規定和強求，都只能把巨大復雜、生機活潑的文化功能縮小簡化為單一的宣傳鼓動。”這樣的看法，可謂言簡意賅，有理有力，令人信服。
柯靈的文章發表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得到了許多文學研究者的支持和贊同。柯靈的文章實際上起到了為梁實秋平反的作用。《毛澤東選集》中有關梁實秋的注釋也得以改寫。1986年《毛澤東著作選讀》出版時，有關梁實秋的注釋改為：“梁實秋，北京人，新月社主要成員，先後在復旦大學、北京大學等校任教。曾寫過一些文藝評論，長時期致力于文學翻譯工作和散文的寫作。魯迅對梁實秋的批評，見《三閑集-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務》、《二心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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