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1928文武北洋：風流篇（簡體書）

《1912-1928:文武北洋?風流篇》以人物為經線，以時間為緯線，實地探訪歷史遺跡，爬梳史料，帶著溫情與敬意親近楊度、章士釗、李大釗、陳獨秀等北洋時期代表人物，追述他們在晚清民國大變革時代中的升降沉浮，以嶄新的視角，生動的筆觸，還原了北洋時代的風貌，顛覆了人們對北洋的既有認識，呈現出中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期間的政治生態、人物風采。

李潔，青島資深報人、著名人文學者，著有《百年獨語》《1912-1928：文武北洋》等。
其著作《1912-1928：文武北洋》通過對袁世凱、黎元洪、楊度、章士釗等北洋人物生平及故址的追尋，以人物為經線，以時間為緯線，生動地還原出整個北洋時代的面貌，顛覆了人們對北洋的既有認識，探究了共和發軔期的政壇風云，是近十年來有關北洋歷史不可多得的力作。

《1912-1928:文武北洋?風流篇》：新增15萬字+100幅圖片=暢銷八年重編版！民國以來最好看最生動的北洋軍政史！楊度、章士釗、李大釗、陳獨秀，他們的文韜武略，讓一個轉瞬即逝的時代沒有匆匆流逝。
北洋時代可能并不是一個顢頇武夫秉政、人文精神淪陷的時代。也許，它是古老中華步入選票時代的艱難肇始，是一些大人物意欲讓中國融入世界游戲規則的笨拙嘗試。
我們對所有試圖推進中國歷史進程的先人都懷有敬意。

敲完本書最末一行文字的時候，2003年的最後一陣秋風已經遠去。不知道我的這些文字是否也能搭上時令的班車，把一股稍帶肅殺之氣的“真”帶往遠方，讓喜歡歷史的讀者朋友們能臨風而抖擻一下。 我不喜歡溫吞而平庸的天氣。在因襲的云絮下活得太久，會不知道云外的陽光的真相是七彩的。所以，我幻想自己的這些文字能如冷空氣一樣，吹開凝固了很久的傳統的云團，讓人冷靜片刻，再回望一下斑斕的歷史。
五年前，我寫那本《百年獨語》時，也是這樣想的。
在那本“獨語”書中，我用自己的話，講述了晚清、民國、共和國的幾位歷史人物和事件。可能與人們聽慣的說法相迥，故有朋友笑言：你這是對百年歷史的“毒”語。我只笑笑，并不解釋，繼續于本職工作之余，尋百年來一些鉅子巨子的遺跡，并以他們的遺跡為平臺，“獨語”我對近代史的一己之見。
這本書里，我集中記錄了我對民國初期，亦即“北洋軍閥時代”的尋找與發現。站在袁世凱、黎元洪、段祺瑞、吳佩孚、張作霖五位武人和楊度、章士釗、李大釗、陳獨秀四位文人的故址上，我瞻前顧後了一番，忍不住又“獨語”起來。
鼓勵我用自己話表述歷史的，是本書主人公之一陳獨秀先生。他老人家至死不說假話。他說：“我不敢自吹我是敢于說老實話，我只自誓：寧可讓人們此時不相信我的說話，而不愿利用社會的弱點和迎合青年的心理，使他們到了醒覺之時，怨我說謊話欺騙了他們！……說老實話的人一天多似一天，說老實話的風氣一天盛似一天，科學才會發達，政治才會清明，社會才會有生氣……”
于是，我就想對大家說：北洋時代可能并非一個完全“反動”的無序的時代，也可能并非一個顢頇武夫秉政、人文思想淪陷的時代。也許，它是古老中華第一次走上選票時代的艱難肇始，是一些大人物意欲讓中國融入世界游戲規則中的笨拙嘗試。“武”只是那個時期的表象，而“文”才是那個時代的追求。所謂好人、壞人，所謂正確、謬誤，我沒顧上區分，所以只好請讀者自己評判吧。
應該告訴你的是：我對所有試圖推進中國歷史進程的先人都懷有敬意。
最後，我要感謝這些年來陪我慢慢走過歷史遺址的各位旅伴，當然，更要感謝在漫長人生旅途中對我援手施助過的所有人。
李潔
2003年初冬于青島浮山之麓山海樓

重編版序/1
開始是興致，後來是責任/3
—增訂版序
初版自序/5
第一章 市井有誰知國士/1
—滬上「遇」楊度
第二章 長青的孤桐/71
—章士釗京華故居行
第三章 失去的灰墻/143
—/李大釗殉難地尋覓記
第四章 蒙塵獨秀峰/261
—祭陳獨秀
參考文獻/353

國士，顧名思義，國家級士人。士，乃古時候對介于大夫和庶民之間的一個階層的稱謂，士往往是讀書人。辭書上的“國士”解釋是：古時指國中才能或勇力出眾的人，舉例為司馬遷說到淮陰侯時，即發過如許感慨：“諸將易得耳，至如信（韓信）者，國士無雙。”瞧，只有韓信那樣的人才稱得上是“國士”，而且，這樣的人是“無雙”的。可見，國士難求矣！
國士不是天生龍種的國君，更不是凡夫俗子，也不是隨便在某行當里留下點名聲的人。曾見過一套前幾年出版的《百年國士》叢書，章太炎、梁啟超、辜鴻銘、蔡元培、魯迅、齊如山、蘇曼殊、吳宓、葉聖陶、錢穆、馮友蘭、老舍、張大千、冰心、沈從文、巴金、季羨林等人都躋身卷中，把真國士如章太炎、梁啟超、蔡元培這幾位，與眾多的文藝名流混為一談，這實在是編著者對“國士”的誤解與濫用。
我理解的國士，當是一國之中通天接地的棟梁之材，而不是只在某一領域有所造詣的“專業技術人才”。國士乃見解超前、韜略過人的時代先驅，他首先是思想家和政治家，其次才是文學家或別的什么家。國士的“證書”是靠當時的輿論和歷史兩位“評委”共同頒發的，而不是由當朝的官場位置或後世的政治需要決定的。此“證”不能濫發，不能如現今這般高級技術職稱的帽子滿天飛。而且，國士也決非割一茬又生一茬的韭菜，國士往往不可再生。國士是只在國運式微或君主求助時應運而生的特殊人物，平和的歷史時期和過于剛愎強悍的君主都不需要國士。總之，國士是中國歷史森林中的巨大喬木，各時期的風景線因了他們的存在才顯得生動和多彩起來。
楊度自稱為國士，倒也不是他太不虛心使自己進步，因為早在清朝末年，名滿天下的梁啟超背地里就這樣贊譽他了。梁氏在給老師康有為的信中，推薦楊度“才似譚嗣同，當以國士待之”。喏，連才高氣傲的梁先生都這樣認為，可見，楊度的“國士”頭銜早已為國人所共認。
楊度確也不凡。他在那首名噪一時的《湖南少年歌》中，有幾段說的是自家的身世：
我家數世皆武夫，只知霸道不知儒。
家人仗劍東西去，或死或生無一居。
我年十八游京甸，上書請與倭奴戰。
歸來師事王先生，學劍學書相雜半。
清代以前的“少年”，指的不是今天的脖子上繞著紅領巾的小學生，而是現今的“青年”。古代經典里的“少年”，說的都是青年男子，如辛棄疾的“少年不識愁滋味”和岳飛的“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無不如是。民國初期王光祈、李大釗等人在北京成立的“少年中國學會”和趙世炎、陳延年、周恩來等人在巴黎郊外成立的“少年共產黨”，也都是指青年而非幼童。對了，清朝那會兒，“幼童”大約與現在的“少年”相對應。楊度用韻文昭告了他的家世與留學日本前的履歷。
楊氏先世自明洪武年間由金陵（今南京）遷湖南，世代務農，為鄉紳之家。至太平天國運動興起，楊度祖父楊禮堂入湘軍，從哨長做起，官至正四品的都司，戰死疆場。楊度伯父楊瑞生，十五歲即隨祖父征戰南北，官至正二品的總兵。父親楊懿生在曾國荃營中做過文案，即連隊文書。所以楊度說他家“數世皆武夫”。楊度年方九歲時，父親病故，楊度與妹妹楊莊被伯父楊瑞生帶到駐守地歸德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居住，數年後回籍，一家人的生活仍由伯父照料。正是在將軍府邸，他將名字改為了“楊度”。
楊氏兄妹時以“才男”、“才女”享譽鄉里，被本省碩儒王?運一并納入門下。
楊?子遇上王?運，可謂一生最重要的人際相逢。王夫子號湘綺，人稱“湘綺老人”，是公認的國學大師。他素抱帝王之學，據說曾策動曾國藩擁兵自立以替代清王朝而未遂。王先生收弟子，唯才是取，不問出身，與楊氏兄妹三人同窗的，有後來給袁世凱當過大秘書的夏壽田和鄉間木匠兼人像畫師齊璜（白石）等。本就自命不凡的楊度，遇上恃才傲物、灑脫無羈的老師，想不立大志都難。他以天下為己任，苦讀經、史、子、集，并深研帝王學，時刻準備著，為成為一代帝師而努力打基礎。
自有帝王始，便有帝王學，依附成帝成王者以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士人，古即有之。且不說戰國時期奔走于各地的那些憑三寸不爛之舌縱橫捭闔的“縱橫家”，只說晚清，即有多少智者仆仆于此途中？竭力輔佐光緒皇帝的康有為不就是這樣一個人嗎？康有為之後，最具“帝道”精神的，即數這位楊?子了。此後話也。
十八歲那年，楊度離湘赴京游學。他在詩中說的“京甸”，指京城附近地區。第二年，他參加了順天府鄉試，中舉人，很是少年得志。但兩年後的會試，他卻落第。彼時，甲午戰爭失敗的悲憤氛圍正籠罩著在京各地考生的心，他與湖南應試舉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請拒絕與敵國日本議和，此為他參與政治活動之始。
返湘後，他回到王夫子的衡山縣船山書院，又是數載寒窗。其間，維新派二號人物梁啟超應聘來長沙任“時務學堂”總教習。梁雖名滿天下，卻只比楊度大一歲。兩位年齡相仿、志趣相投、政見相同的“少年”，雖學問上各從師說且每有辯論，卻自此結為至交。轉年（戊戌年，即1898 年），梁氏被光緒帝賞六品銜，調往京城與維新領袖康有為主持變法大業，而二十三歲的楊度則二度赴京趕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