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折關頭：張聞天在1935-1943講述怎樣當上中共中央總書記崗位（簡體書）

程中原編著的《轉折關頭》記述了遵義會議後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張聞天，在歷史轉折的重大關頭所起的作用。實事求是地記述了張聞天與進入中共中央領導核心的毛澤東的關系，既突出了張聞天所擔負的領導責任，也講出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生死攸關的時刻所起的關鍵作用：既寫出了張聞天個人的思想轉變，也寫出了毛澤東對其轉變的推動；既突出寫了兩人緊密合作并最終結束了中國革命最為危急的狀態，也寫出了毛澤東、張聞天兩人不同的個性特點以及工作上的分歧。
《轉折關頭》中在回答“張聞天是怎樣當上總書記的”、“張聞天這一任總書記當得怎么樣”、“張聞天是怎樣離開總書記崗位的“這三大問題時，較為準確地把握了毛洛關系這條線索，不僅客觀地分析了歷史狀況，梳理了思想發展脈絡。也把這種關系的發展寫得有聲有色、疾徐有致、層次分明。書中還客觀記述了張聞天與博古的關系、與其他歷史人物的是非關系，以及一些黨史重大事件的來龍去脈。

程中原，男，1938年5月生。江蘇省無錫市人。漢族。中共黨員。1952年至1955年，在無錫市當小學教員。1955年至1959年就讀于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1959年至1976年在漣水師范、淮安師范等校任教，先後任教導處副主任、函授進修部主任。1977年至1983年在淮陰師范專科學校講授中國現代文學史、魯迅研究，任黨委委員、教務科長、學報主編。1983年評為副教授。為江蘇省六屆人大代表。1983年至1991年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工作，任《江海學刊》副主編、主編。1986年評為研究員。1990年獲得江蘇省“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號。1991年起調當代中國研究所工作。1992年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6年至2006年任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現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高校重點教材《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課題組首席專家。著有《張聞天傳》、《鄧小平在1975年》、《歷史轉折論》、《毛洛合作與長征勝利》、《與哈佛學者對話當代中國史》等，參與編輯出版張聞天著作、胡喬木著作和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著作多種。

“張聞天是怎樣當上總書記的？”“張聞天這一任總書記當得怎樣？”“張聞天是怎樣離開總書記崗位的？”——這三大問題，是中共黨史關注的熱門話題，也是廣大讀者要求索解的問題。程中原編著的《轉折關頭》力圖運用翔實的史料，進行具體的分析，作出比較全面的回答。

引言
上篇 歷史選擇了張聞天
一 同毛澤東王稼樣一起路上長征路
毛洛王組成中央隊三人團
“博洛矛盾”加深
“毛洛合作”發展
張聞天發表動員長征的“戰略社論”
二 長征路上的爭論
毛洛王征途上的交流
過了老山界以後
通道“轉兵”
黎平決策
洛王橘林談話
三 遵義會議
襲占遵義
遵義會議的準備和召開
博古作報告
張聞天作反報告
毛澤東的發言和會議的進展
遵義會議的勝利
中篇 挑起歷史的重擔
四 扎西會議
2月5日：博洛交接
2月5日：決定中央蘇區的戰略方針和組織問題
2月7日：作出“回兵黔北”決策
2月8日：通過《遵義會議決議》
2月9日：決定中央紅軍“縮編”
2月9日：決定紅二、六軍團的戰略方針和組織問題
2月10日：傳達遵義會議精神
加強對白區工作的領導。恢復與共產國際的聯系
五 張聞天支持確立毛澤東軍事領導地位
毛澤東重返軍事領導崗位
二渡赤水，再占遵義
張聞天請毛澤東擔任前敵總指揮
關于“打鼓新場戰斗”的爭論
張聞天贊成毛澤東參加新的軍事“三人團”
四渡赤水，跳出敵人包圍圈
走路與打仗的分歧
會理會議克服離心傾向
六 從會合到分離
強渡大渡河前後
懋功會師
兩河口會議
兩河口會議之後
沙窩會議前後
毛兒蓋會議前後
對張國燾的等待與爭取
危急關頭
脫離險區
俄界會議
七 爿陜北落
到達哈達鋪
張聞天寫讀報筆記
毛澤東賦長征詩
翻越六盤山。向陜北蘇區挺進
進駐吳起鎮
下寺灣決策
兵分兩路
八 拉開從內戰翻抗戰的序幕
提出新策略
“國際代表”到達瓦窯堡
張聞天毛澤東的配合合作
統一戰線策略的新內容
改變對富農的策略
九 主持瓦窯堡會議
瓦窯堡會議的召開
通過張聞天起草的《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
通過毛澤東起草的《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
瓦窯堡會議的傳達貫徹
十 打開新局面
東征山西
回師宣言與西征決策
接待美國記者斯諾
開展白區工作
聯合東北軍和西北軍
十一 實現三大主力會師
中央對張國燾的團結爭取和朱德等同張國燾的斗爭
張國燾另立“中央”
與張國燾反黨分裂活動的斗爭
張國燾被迫取消第二“中央”
二、六軍團與四方面軍甘孜會師
二、四方面軍的北上與一方面軍的策應
制止張國燾的再度動搖
三大主力大會師
十二 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
國共兩黨直接聯系的恢復
晉西會議調整對蔣策略
“五五通電”以後的曲折
應對“兩廣事變”
確定“逼蔣抗日”方針
提出“民主共和國”口號
十三 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前的形勢
張、楊發動西安事變
張聞天主持討論處理西安事變的方針
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決策的逐步形成
確定和平調停的策略方針
提出六項條件。確定“放蔣”方針
“放蔣”後的形勢與中共中央的方針
內戰危機迫在眉睫
總書記親赴西安
“二二事件”以後
十四 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
迎接全國抗戰新階段的到來
參與領導同國民黨、蔣介石的談判
國共第二次合作形成
十五 洛川會議前後
主持洛川會議前的政治會議
主持洛川會議
主持洛川會議後的統一戰線座談會
積極貫徹洛川會議的路線方針
十六 主管宣傳和干部教育
概況
創辦延安馬列學院
編著革命史教材和編譯出版馬列著作
論青年修養和黨的建設
宣傳鼓動提綱和文化工作政策
十七 從十二月會議到六屆六中全會
反對王明右傾投降主義
開展對張國燾錯誤的斗爭
在六屆六中全會上
下篇 完成歷史使命以後
十八 六屆六中全會後黨內職責的變動
主動移交總書記的工作
負責局部關注全局
十九 整風前後
整風運動的發動
提出“還賬”與“補課”
陜北、晉西北調查
出發歸來
二十 總結歷史經驗
研究黨史，寫《反省筆記》
參與起草《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二十一 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
後記

1932年秋冬，張聞天在上海接受“左”傾錯誤在實踐中不斷碰壁的教訓，就已開始了由執行“左”傾路線到反對“左”傾路線的轉變。到中央蘇區後，張聞天從思想認識到方針政策，直至策略路線，逐步掙脫“左”的桎梏。這一艱難的轉變過程，同時也是同犯“左”傾錯誤的中央主要領導人博古之間的分歧和矛盾產生、發展、加深的過程。所謂“博洛矛盾”，在重要的歷史轉變時期，產生過很大的影響。
1931年秋，王明赴莫斯科，博古接任中共臨時中央總負責人。在此期間，張聞天作為中央政治局常委，與博古共事，雖然工作作風不完全一樣，對若干具體問題難免有不同意見，但在政治上，革命目標一致，在推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方面，相當一段時間里，沒有什么原則分歧，兩人關系可以說是親密團結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張聞天在實踐中逐漸覺察到“左”的危險性，認識到“左”傾也會成為革命前進中的最大的障礙物，反對“左”傾的一面開始滋長。而博古卻沒有及時覺醒過來。
既然如此，兩位領導人之間就不可避免地會在政治上，在重要的方針、政策上，產生分歧和矛盾。
博洛之間政治上的分歧，首先產生在對于“共同抗日三條件”的理解上，也即關于統一戰線策略變化的認識上。
1933年1月17日，在日本帝國主義繼續擴大侵略，占領山海關，向華北進犯的形勢下，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名義發表宣言，提出：在立即停止進攻蘇區、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武裝民眾三個條件下，愿與任何部隊訂立共同作戰的協定。在國內、國際都引起廣泛的注意和強烈的反響。然而，博古卻從下層統一戰線和打擊中間力量的共產國際的“左”的固定公式出發來理解共同抗日三條件宣言，認為我們的宣言只是對群眾說的，只是對士兵說的，或者至多是對國民黨軍隊下級軍官說的。至于國民黨上級軍官，那決不會接受我們的條件，我們也不會去同他們談什么條件，同他們訂立什么共同作戰的戰斗協定。宣言上的提議只是個宣傳口號，是用來揭破國民黨的造謠污蔑的。張聞天則接受了淞滬抗戰事實的教育，對在日本侵略下國內階級關系的變動開始有所認識，糾正了“一·二八”事變後對國民黨十九路軍軍官的過“左”的策略思想，所以，他對在三條件下與任何武裝部隊訂立共同的對日作戰協定的理解同博古大為不同。他認為：“三條件是宣傳的，也是行動的號召”，不僅是對下層士兵與廣大工農群眾講的，“也是對上層軍官說的”。?圍繞著對“共同抗日三條件”應怎樣理解的問題，張聞天同博古進行了爭論。博古沒有采納張聞天的意見，所以，“宣言”發表以後，蘇維埃政府與紅軍沒有采取任何主動行動，“宣言”發表以後的八九個月里，也沒有同任何一支國民黨部隊訂立反日作戰協定。
第二，關于對資本主義經濟的認識與政策。
這是博洛之間的又一個分歧點。先是博古發表《論目前階段上蘇維埃政權的經濟政策》?，重復共產國際關于中國革命反帝、反封建與反對資產階級并列的特點。博古認為，目前的中國革命不但要“反對封建殘余，反對軍閥制度，反對帝國主義者，而且同時要進行反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無情的斗爭”，這是工農民主專政的特點之一。博古主張對資本主義政策的基點是“限制”，“在發展蘇維埃經濟中間、在相當的容忍資本主義發展中間來有系統的限制資本主義剝削”。張聞天在《論蘇維埃經濟發展的前途》、《五一節與（勞動法）執行的檢閱》、《蘇維埃政權下的階級斗爭》等文章中論述了“利用”私人資本發展蘇維埃經濟的主張，提出應該允許資本主義發展，采取利用、限制、競爭、斗爭的政策。顯然同將資本主義作為“反對”對象，采取“系統限制”政策大相徑庭。博古在隨後發表的《論目前階段上蘇維埃政權的經濟政策》的第三部分?中對張聞天的觀點進行了嚴厲批評。博古強調：“資產階級將成為我們當前的惟一的最主要的敵人，所以，與資產階級妥協的政策是不可允許的”。他認為，對于資本家，“不是‘妥協’政策，而是堅決的發展階級斗爭”；除了消滅他們的反抗，限制他們的剝削之外，應該是“強迫”他們為蘇維埃工作。博古不點名地指責張聞天主張的“讓步”、“妥協”政策是“機會主義”的政策，甚至認為這種“對資本家的投降情緒”，是目前蘇區職工運動中的“主要危險”，提出要以“堅決的無情的火力反對這種危險”。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