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國際干預的理論與現實（簡體書）

“國際干預”是一個古已有之的概念與現象，當今時代的所謂西方新干預主義主要是指冷戰后以美歐為代表的西方國家以“人道主義”為由對主權國家的干涉。這種干涉現象在當今世界越來越多，越來越普遍，成為國際關系理論與實踐的一個重要研究課題。
《西方新國際干預的理論與現實》作者分別從國際干預理論、西方的國際干預政策、歷史與案例、中東局勢與西方干預等視角對西方新干預主義進行論述，集中代表了中國學者對當今世界和平與安全問題的看法和思考。

論人道主義干涉與其嚴格限制--兼武裝干涉利比亞批判時殷弘
一 人道主義干涉概念
二 當代此類干涉的多發：政治原因
三 當代此類干涉的多發：法理和倫理背景
四 嚴格限制的法理與利比亞干涉的現實
五 嚴格限制的倫理道德意義
六 為何有被北約利用和濫用的聯合國授權？

冷戰后歐洲人道主義干預：理論、政策與實踐趙懷普
一 冷戰后西方人道主義干預理論的新發展
二 歐洲人道主義干預的政策與實踐
三 歐洲對利比亞的干預及其影響
四 歐洲人道主義干預面臨的挑戰與困境
五 結論與思考

西方國際干預理論視角下的“失敗國家”問題韋宗友
一 西方國際干預理論在冷戰后的新發展
二 定位“失敗國家”:為進行干預立意
三 “拯救失敗國家”的處方：新托管與共享主權
四 對“失敗國家”的“拯救”與“保護”：話語與現實
五 結論與思考

冷戰后美國軍事干預的動因分析漆海霞
一 關于軍事干預原因的文獻回顧
二 冷戰后美國的軍事干預
三 美國軍事干預動因分析
四 冷戰后美國軍事干預的動因比較

國際法下的主權與人權沖突
--論《國際刑事法院規約》中的國際干預主義新趨勢李?
一 《羅馬規約》與西方新自由主義價值觀
二 國際刑事法院對蘇丹達爾富爾地區案件的審理及挑戰
三 美國對《羅馬規約》的立場與斗爭
四 結語

西方大國的國際干預：手段、結果和影響
--以中東為例王京烈
一 西方大國干預的主要手段
二 大國干預的結果和影響
三 結語

強制性外交與國際沖突管理
--基于伊朗核問題的案例分析周士新
一 強制性外交的理論透視
二 國際沖突管理中的強制性外交
三 伊朗核問題中的強制性外交
四 強制性外交管理沖突的前景

冷戰后聯合國在非洲危機和沖突處理中的作用袁武
一 冷戰后聯合國在非洲的強制和平行動
二 從強制和平向建設和平轉變
三 “保護的責任”的提出與“新干預主義”
四 結論

司法干預的演進與發展--基于國際法院司法實踐的考察宋杰
一 普遍性法律利益的概念及通過國際法院進行訴訟的本質
二 國際法院有關普遍性法律利益保護的相關實踐
三 通過國際法院進行司法干預：程序性和技術性規則
四 總結

美國對外干涉戰略的主要類型及影響因素張家棟
一 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發展演變
二 美國對外干涉戰略的主要類型
三 影響美國對外干涉戰略決策的主要因素
四 結語

論歐盟對外干預：以對利比亞干預為例白云真
一 國際干預規范：人道主義干預到保護責任
二 歐盟對外干預與保護責任規范
三 歐盟對利比亞干預的行動
四 結語
美國民主援助與國際干預劉國柱
一 美國民主援助的發展歷程
二 美國民主援助的模式與層次
三 民主援助與美國對外干預

來自西方的陰影？--國際非政府組織對發展中國家的人權干預李開盛
一 干預背后的西方社會因素
二 干預背后的西方政府因素
三 利比亞戰爭中的國際非政府組織：以大赦國際和
人權觀察為例
四 結論

利比亞戰爭與“利比亞模式”--西方新干預主義剖析王林聰
一 利比亞戰爭的前提及其根源
二 西方新干預主義與“利比亞模式”
三 新干預主義對國際治理的嚴峻挑戰

歐盟國家對利比亞的軍事干預吳弦
一 背景與動因
二 法、英聯手推動：原因與作用
三 干預機制的選擇及其深層原因
四 政治目標與超越安理會授權問題
巴爾干國際干預與治理：波黑案例分析孔田平
一 波黑國際干預與治理的背景
二 高級代表與波黑的國際治理
三 波黑國際治理的經驗

美國出兵干預阿富汗案例分析王鳳
一 美國為何出兵干預阿富汗
二 美國干預阿富汗的特征
三 美國干預阿富汗的成敗及其原因

外部宗教性干預:以科索沃沖突為例章遠
一 外部宗教性干預與宗教介入
二 外部宗教性干預的信仰動力源
三 外部宗教性干預影響力的實現

一 西方大國干預的主要手段
西方大國為了實現自身利益總是不擇手段地干預小國和弱國。大國的干預手段是多種多樣的，但概括起來主要可以分為五類：政治上擠壓、經濟制裁、軍事打擊、顛覆敵對政權、新媒體干預等。在上述幾種類型中有的是西方列強慣用的手段，有的則是近幾年才開始普遍使用的手段，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一）政治上擠壓西方大國在對中東敵對國家的政治擠壓方面采取了多種政策措施，主要有：丑化或妖魔化敵對國家；采取各種措施封殺敵對國家；以推進民主為由干預中東國家。攻訐、丑化或妖魔化敵對國家或政權是西方大國一貫的做法，即所謂“輿論先行”，指責中東敵對國家支持恐怖主義活動也是美國等西方大國慣用的做法。巴列維時期的伊朗曾是美國在中東地區的重要盟友，美國等西方國家還曾幫助伊朗建立了核反應堆。自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勝利以后，美伊交惡。1979年11月，美國凍結了伊朗在美國的全部資產；1980年，美國政府宣布同伊朗斷交，并對伊朗采取了一系列封殺措施。1984年美國指責伊朗是“世界恐怖主義活動和謀殺活動的最大支持者”，將其列入支持恐怖活動的國家名單。為了遏制伊朗伊斯蘭革命向外擴張，美國還在兩伊戰爭中支持伊拉克打擊伊朗；但同時又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后來這成為美國政治中繼“水門事件”之后的又一丑聞--“伊朗門事件”。其實質是為了削弱兩個與美國敵對的國家。20世紀90年代，美國就將伊朗、伊拉克、利比亞、蘇丹、敘利亞和阿富汗等國稱為“無賴國家”（RogueState）；2002年，美國又將伊拉克、伊朗和朝鮮等國家定義為“邪惡軸心”國家（AxisofEvil）。2005年，美國又將伊朗稱為“暴政據點”。美國和西方大國不斷制造輿論，指責“無賴國家”以各種形式支持恐怖主義，稱這些國家是恐怖主義的大本營，還指稱這些國家在研發、制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日后實施軍事打擊先行制造輿論。“9·11”事件之后，西方媒體更是將恐怖主義與某種宗教（伊斯蘭教）聯系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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