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手眼中的對手：曾國藩與洪秀全（簡體書）

《對手眼中的對手：曾國藩與洪秀全》的編輯，採取從各種文獻中博采材料，分類編排的方式。因為材料分散，有的主題又不是很鮮明，所以在材料的採收上，主編喻幾凡就力所能及的範圍進行了較為廣泛的搜索，在具體的編排上，則盡可能擇取其要。《對手眼中的對手：曾國藩與洪秀全》分為上下兩篇：上篇介紹對手眼中的曾國藩，選編太平天國一些將領對曾國藩的評價；下篇介紹對手眼中的洪秀全，選編當時的官僚集團、文人集團對洪秀全所作的評價，同時附編了一些史志中的相關記載，並從附錄的形式選編了洋人對曾國藩、洪秀全的評論。為了便於閱讀，我們在編輯中，對於每一個評論者，凡是有材料可尋的，都作了簡單的介紹，對於所收的每一條材料，除注明原出處外，都根據主要內容擬了標題，作了點評，對文中某些生僻的字詞，也作了一些簡注。．

曾國藩與洪秀全無疑都是中國近代史上具有特殊影響的人物，一個曾被時人譽為“中興第一名臣”，一個則被孫中山先生贊為“反清第一英雄”，他們及他們所代表的兩個陣容的殊死較量，無疑是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作為曾經風云一時的對手，兩大陣容各是如何看待對方的，自然不只是獵奇覓趣之資而已。尤其是在某些時候，由于種種原因，而導致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反而是那些旁觀者和對立面的觀察與判斷，因其立場的不同，視角的獨特，會別具一種參考意義。因此，喻幾凡主編了《對手眼中的對手(曾國藩與洪秀全)》一書。

曾國藩及其所領導的湘軍與洪秀全及其所領導的太平天國，在中國近代史上，無疑是一對典型的對手。以個人而言，二者都是中國近代史上備受人們關注的風云人物，而就所屬的集團而言，二者所代表的，又正是進行了十多年殊死拼殺的兩個對立陣容。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是在清朝政府統治腐朽、民不聊生之際揭竿而起的，其規模宏大，氣勢磅?，持續14年，縱橫18省，從根本上動搖了清王朝的統治，洪秀全也因此而被孫中山先生譽為“反清第一英雄”；而曾國藩及其領導的湘軍，在晚清王朝遭遇空前的內憂外患，風雨飄搖之時，平定了洪秀全發動的這場“叛亂”，再造了“中興”，作為主帥，他也就很自然地成為了所謂的“中興第一名臣”。
再就整個中國近代人物的研究而言，無論是研究之盛還是成果之豐，曾國藩和洪秀全也都是居于前列的。各種各樣的傳記、評論、小說，可謂琳瑯滿目。其中有不少引起了很大的反響，甚至成為了經典。而對二人評價的觀點之多，分歧之大，不僅在近代史上，甚至在整個中國歷史上，又都是很突出也很典型的。然而，縱觀近代以來對二者所進行的研究和評價，固然視角已經很多，涉及和討論的問題也已經很具體，但偏偏還有那么一個方_面，是人們一向很少注意的，那就是作為對手，他們及其所在陣容相互之間是怎么看的？另有游離于二者之間，時而旁觀，時而同情，時而支持，時而為敵的洋人，對他們又分別怎么看？我們認為，無論是出于好奇，還是作為一個研究的視角，對這種來自對手眼中的看法加以搜集和研究，都是不無參考意義的，這也正是我們編輯本書的目的。
本書的編輯，采取從各種文獻中博采材料，分類編排的方式。因為材料分散，有的主題又不是很鮮明，所以在材料的采收上，我們就力所能及的范圍進行了較為廣泛的搜索，在具體的編排上，則盡可能擇取其要。全書分為上下兩篇：上篇介紹對手眼中的曾國藩，選編太平天國一些將領對曾國藩的評價；下篇介紹對手眼中的洪秀全，選編當時的官僚集團、文人集團對洪秀全所作的評價，同時附編了一些史志中的相關記載，并從附錄的形式選編了洋人對曾國藩、洪秀全的評論。為了便于閱讀，我們在編輯中，對于每一個評論者，凡是有材料可尋的，都作了簡單的介紹，對于所收的每一條材料，除注明原出處外，都根據主要內容擬了標題，作了點評，對文中某些生僻的字詞，也作了一些簡注。
由于成于眾手而編者能力有限，所以在資料搜集的全面性、注釋的準確性、點評風格的一致性和觀點的創新性等方面，定然都存在很多的欠缺，因而希望能在為廣大學者和讀者提供一個新的視角的同時，得到各位的批評指正。

上篇　對手眼中的曾國藩一、洪秀全二、石達開三、李秀成四、陳玉成五、洪仁玕六、賴文光下篇　對手眼中的洪秀全一、曾國藩二、曾國荃三、彭玉麟四、左宗棠五、李鴻章六、駱秉章七、李星沅八、周天爵九、向榮、許乃釗十、賽尚阿十一、鄒鳴鶴十二、沈葆楨十三、李元度十四、莊受祺十五、張德堅十六、杜文瀾十七、張凱嵩十八、蘇鳳文十九、周爾墉二十、陳徽言二十一、張汝南二十二、沈懋良二十三、謝介鶴二十四、周邦福二十五、張曉秋二十六、曹大觀二十七、陳思伯二十八、夏燮二十九、王定安三十、汪望三十一、謝蘭生三十二、左智三十三、莊械三十四、趙烈文三十五、梁慕鄒三十六、李圭三十七、李濱三十八、容閎三十九、覃元蘇四十、半窩居士四十一、滌浮道人四十二、谷農退士四十三、明心道人四十四、古越隱名氏附：史志記載（一）《清史稿》（二）《潯州府志》（三）《平南縣誌》（四）《臨桂縣誌》附錄　洋人眼中的曾國藩與洪秀全一、洋人眼中的曾國藩（一）赫德（二）丁韙良（三）馬士（四）戴德生（五）鏤斐迪（六）西華二、洋人眼中的洪秀全（一）麥蓮（二）普魯斯（三）富禮賜（四）羅孝全（五）霍姆士（六）霍爾（七）慕維廉（八）霍布森後記．

一、洪夯全
洪秀全(1814～1864)，原名洪仁坤，小名火秀，漢族客家人，原籍廣東嘉應州，清嘉慶十八年(1813)十二月初十(1月1日)生于廣東花縣(今廣州花都區)福源水村一個農民家庭。少時就學于本村私塾，五、六歲時即已能背誦《四書》、《五經》，16歲輟學，17歲為私塾教師。約從道光八年(1828)起開始參加科舉考試，但屢試不中，頗受刺激。道光二十三年(1843)應試落第後，在無意中得到基督教徒梁發編寫的布道小冊子《勸世良言》，接受了書中說教，吸收基督教義的平等思想，創立拜上帝會。次年，和馮云山轉至廣西一帶進行傳教活動。不久，返回廣東，撰寫了《原道救世訓》、《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等著作，譴責當時社會現實，為後來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初步奠定了思想基礎。隨著拜上帝教的影響不斷擴大，逐漸形成了以他和馮云山、楊秀清、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為領導核心的組織集團，明確了推翻清朝統治者另建新朝的目標。道光三十年(1850)十二月初十日，率眾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發動了著名的金田起義，建號太平天國，自稱天王。同年九月，太平軍攻占永安，在此設立官制，并封楊秀清為東王、蕭朝貴為西王、馮云山為南王、韋昌輝為北王、石達開為翼王，初步奠定了太平天國的政治制度的雛形。咸豐二年(1852)，洪秀全率軍從永安突圍，北圍桂林，克全州，人湖南，進湖北，連克漢口、武昌，并順江而下取九江，下安慶，占蕪湖。咸豐三年(1853)三月攻克南京，改稱天京，定為首都。建都後不久，為鞏固和發展勝利果實，又分兵西征、北伐，并于冬季頒布了《天朝田畝制度》。咸豐六年(1856)，太平軍先後攻破了清王朝用以圍攻金陵的江北大營和江南大營，在軍事上達到全盛。然而，正當太平軍在西征戰場取得勝利之時，大權在握的東王楊秀清假借“天父下凡”，杖責洪秀全，并逼迫洪秀全封他為“萬歲”，于是就在咸豐八年(1858)九月發生內訌，釀成了導致太平天國運動重大轉折的“天京事變”。洪秀全密詔韋昌輝、石達開帶兵回京誅殺楊秀清，韋昌輝率兵殺死楊秀清及其家屬，并擴大事態，濫殺無辜。洪秀全迫于眾怨，殺韋昌輝，以翼王石達開主政。不久，洪秀全對石達開又有所猜忌，封自己的兄弟洪仁發、洪仁達為王進行牽制，引起石達開不滿。次年，石達開受猜忌負氣出走，太平天國瀕危。為挽救危局，洪秀全又重用陳玉成、李秀成等後起良將打破了清軍江南、江北大營的圍困，采取減賦和加強宗教宣傳等措施，重整朝綱。其堂弟洪仁殲抵達天京後，洪秀全封其為軍師、干王，旨準頒布了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資政新篇》。同治二年(1863)冬，天京為清軍圍困，糧盡援絕。他拒絕了忠王李秀成突圍的建議，固守天京。同治三年(1864)四月二十七日(6月1日)病逝，不久天京淪陷，太平天國覆亡。
關于洪秀全之死，曾國藩的奏章及其所刻的《李秀成自述》都說是“服毒自殺”，郭廷以、簡又文等認同這種說法，羅爾綱則提出質疑，現在學術界多承認病卒說。
何懼之有
朕奉上帝聖旨，天兄耶穌聖旨下凡，作天下萬國獨一真主，何懼之有！不用爾奏，政事不用爾理，爾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于爾。朕鐵桶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之天兵，多過于水，何懼曾妖乎一！爾怕死，便是會死。政事不與爾(相)干，王次兄勇王執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西王令者，合朝誅之！
——《李秀成自述》二
注釋：
[1]曾妖：指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及其領導的湘軍。太平天國根據上帝教的教義，泛指一切敵人為妖。包括人間的清朝皇帝、官吏、兵勇、差役、有功名的士紳，以及封建迷信中的神、佛、閻羅、東海龍王等。凡指地方的一切事物均加妖字。例如稱官紳為妖頭，稱官眷為妖婆，稱宣揚封建思想的書為妖書，稱宣揚封建意識的話為妖話。消滅敵人為誅妖、殺妖。此外還有幫妖、跟妖、通妖、變妖等說法。有時專指清朝的士兵、差役。佚名《金陵紀事》：“賊以官為妖頭，以兵、役為妖。”
[2]見羅爾綱《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華書局1982年7月版第307頁。
評析：
據《李秀成自述》原稿，洪秀全作此評論時為天京事變之後，天京再度被圍之時。當時曾國藩令其弟曾國荃深壕固壘，窮困天京，使得太平天國內無糧草，而外部援軍又無法里應外合，所以李秀成提出“讓城別走”的計劃。但是洪秀全不僅拒絕了李秀成的建議，而且勃然大怒，認為李秀成是貪生怕死，所以說“政事不用爾理”、“政事不與爾(相)干”，即不用李秀成，他照樣可以取得勝利。這些話一方面顯示了洪秀全的高度樂觀和極度自信，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他後期剛愎自用、聽不進勸諫。
就當時的實際情況來看，由于連年的戰火，天京附近一片蕭條，農桑已廢，民不聊生，天京城面對的是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危如累卵的困境，李秀成棄城別走的建議其實是正確的。一方面，且不論天京再度被圍，即使沒有強敵圍攻，就天京周邊的情勢而言，軍需供應本身就存在嚴重的問題。曾國藩在同治二年(1863)二月二十七日上報朝廷的《沿途察看軍情賊勢片》中說：“徽、池、寧國等屬，黃茅白骨，或競日不逢一人。”又說：“煙火斷絕，耕者無顆粒之收，相率廢業。賊行無民之境，猶魚行無水之地，賊居不耕之鄉，猶鳥居無木之山，實處必窮之道，豈能有久之理。”就形成了一種印證。另一方面，由曾國藩創建、曾國荃督率的湘軍，其實力也遠非之前由綠營兵組建的江北、江南大營的力量可比。李鴻章在《曾文正公神道碑》中描述曾國藩的湘軍時說：“是時公軍為天下勁旅，四方有警，爭乞公赴援。南則浙閩，西則蜀，北則淮甸，皆遙恃公軍為固，慮旌旗他指。天子亦累詔公規畫全勢，視緩急輕重去就之。”因此，洪秀全對太平天國所面臨的形勢的判斷是存在嚴重問題的，對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及其領導的湘軍的藐視實際上并不可取。後來天京的陷落、太平天國的覆亡，也恰恰證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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