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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民國23年(1934)8月,清華大學教授朱自清(1898~1948)在游覽南京城後寫下了那篇著名的散文《南京》。當時在他的眼裏,南京城中的名勝古跡、秀麗景色以及作為新首都的蓬勃朝氣都是那麼可愛,因此他情不自禁地稱贊“南京是值得留連的地方”。然而時隔12年後,朱白清對南京有了另一種看法。此時身在北平的他正沉浸在好友聞一多蒙難的哀痛中,而對南京的國民黨政權,他也一改往日的平和,轉而憤怒地予以譴責。雖然朱自清最終沒有目睹到新舊政權的交替,但值得告慰的是,畢竟他眾多的好友、學生看到了這一幕。
是啊,一切都來得那麼快,僅僅22年的時間,中華民國的後半段就經歷了如此多的動蕩與磨難。放眼中國歷史,恐十白再也找不出有哪個時代充滿了如此多的戲劇性因素:革命、陣痛、抉擇……
想當初,為了掃除代表舊勢力的北洋軍閥政權,中華民國的創建者孫中山以廣州為基地開始了全新的革命。由於共產主義血液的注入,這次革命與孫先生以往任何一次革命都不同。令人欣喜的是,正是由於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結合,這次革命的開頭是那麼美妙。盡管孫先生壯志未酬在北京病逝,但他的繼承者曾經一度將這次革命帶入了快車道。然而好景不長,由於政治理念的巨大差異,革命陣營最終出現了“左”、“右”分裂。經過血腥的重新洗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政治勢力迅速崛起,並最終建立起了南京國民政府(1927年4月18日—1948年5月20日),中華民國由此進入了另一個時代。
遺憾的是,正如坊間所傳言的,南京作為六朝古都,固然龍蟠虎踞,卻註定無法給它的主人帶來長久的福祉,南京國民政府似乎也沒有逃脫這個神秘的歷史魔咒。曾幾何時,這個政權已開始了現代化努力,也一度出現了頗讓國民振奮的新氣象。然而狼子野心的日本侵略者打斷了這一進程,國民政府被迫遷都大西南的重慶。八年中,中華民族經歷了血與火的洗禮,盡管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同時也贏得了世界的尊重。另一方面幸運的是,正是由於帶領國民堅持了八年抗戰,當勝利來臨之時,蔣介石及國民黨政權的威望也達到了頂峰。但是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南京的主人再度令國民失望了。他們先是在戰後“接收”中形象一瀉千里,繼而將民生搞得一塌糊塗,最終在內戰中一敗塗地。試想,在中國歷史上,有哪個政權玩過如此令人心跳的政治“過山車”呢?從這個意義上講,當1949年10月國民黨殘餘黯然神傷地逃往臺灣時,著實應該集體反思:究竟是誰拋棄了誰?
如此看來,22年很短,22年也很長……
時隔多年,當我們結合當時的影像重溫這段風雲激蕩的歷史時,相信一定會有特別的感觸。由於客觀存在的原因,許多影像在歲月的流轉中已經變得模糊,不過對于歷史的脈絡,作為後人的我們卻應當一天比一天清楚。
感謝國家博物館提供部分歷史影像及文物圖片,尤其感謝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編輯顧申先生,正是在他的長期支持下,這項近代中國經典影像的系列研究才能最終完成。
楊紅林
辛卯年歲末於北京
目次
一、向左?向右?
二、從皇姑屯到南京
三、民國十八年的一場葬禮
四、蔣委員長的崛起
五、“黃金十年”書生造
第二章 敵乎?友乎?
一、搖擺不定的夥伴
二、窺伺中國的虎狼
三、德國將軍中國情
四、孤立與徘徊
五、有朋自遠方來
第三章 中國的抗爭
一、東方的“敦刻爾克”
二、昆明神話
三、燃燒的城市
四、血淚滇緬
五、憤怒的鏡頭
第四章 抉擇在十字路口
一、“四巨頭”的榮耀
二、失敗從勝利開始
三、“打虎”英雄也無奈
四、《時代》週刊的中國夢
五、誰拋棄了誰?
書摘/試閱
1927年4月1日,老牌“革命達人”汪精衛在結束了整整一年的海外遊歷之後重返國內,10天后由上海奔赴左派革命者的大本營武漢。而他此行的目的,則是引領民眾沿著孫中山先生的指引繼續向前,將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進行到底。當天,武漢各界十餘萬民眾為汪先生的歸來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式。在一片熱情洋溢的氣氛中,這位多年叱吒風雲的革命領袖不禁熱血沸騰,他對圍聚在身旁的新聞記者發表談話,表示要與共產黨為中國革命而共生死存亡,並且高呼:“革命的向前來,不革命的滾開去。”無獨有偶,就在汪先生歸國前兩個月,在南昌的一次民眾集會上,在革命陣營內與汪精衛並肩而立的蔣介石也曾大聲疾呼:“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礙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
是啊,提起20世紀20年代中間那幾年,真可稱得上是一個革命的年代,一個火紅的年代。當北洋軍閥的統治已風雨飄搖之際,在中國的南方,從廣州到長沙,從長沙到武漢,從武漢到南昌,從南昌到南京……幾乎所有城市的上空都飄揚著革命的旗幟,幾乎每一片土地都回蕩著革命的號角。然而有誰能想到,這樣一個激情燃燒的歲月很快就終結了。因為就在大革命趨向最高潮時,革命者內部卻發生了嚴重的分裂,懷揣著各自的政治理想,曾經的同志加兄弟展開了殊死的較量。一時之間,到底是向左還是向右成了擺在每一位革命者面前的生死難題。
討論這場生死抉擇,還要從孫中山先生的第二次創業開始說起。
自從民國肇基之後,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事業雖然成功了一半,但其結局卻大大出乎意料:腐敗的滿清封建王朝雖被推翻,但代之而起的中華民國卻徒有民主共和國的虛名,內部則是軍閥割據、政治動蕩、民貧國弱,至於曾經的革命黨,更早已四分五裂,真正是人心散了,隊伍不好帶了。因此在1912年4月被迫辭去臨時大總統職位後,孫中山幾乎就再也沒有享受過太平日子。十餘年間,他先後與袁世凱鬥過、與段祺瑞鬥過、也與黨內革命同志鬥爭過,但由於缺乏一個堅強的領導組織,更沒有一支靠得住的革命武裝,這些鬥爭均無一例外地遭到了失敗。眼看民國的現實與自己當初的理想越來越遠,孫中山曾痛心疾首地感嘆:“革命主義未行,革命目的未達,僅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尤其令孫中山失望的是,當他好不容易在廣州立足,成立革命政府後,1922年6月,自己所信賴的廣東軍閥陳炯明卻猝然發動叛亂,派兵炮擊總統府。在僥幸逃脫後,孫中山又遭到黨內同志李石曾、吳稚暉等人的反對。在嚴酷的事實面前,孫中山終於下定決心二次創業,一切從頭開始,探索一條全新的革命道路。盡管如此,推翻北洋軍閥統治、建立民主政治的崇高目標仍是他矢志不渝的奮鬥目標。不過要想做到這一點又談何容易?首先對革命組織的改造就難以入手。當時,舊國民黨內成員復雜,人心渙散。孫中山也清醒地意識到,大多數黨員之所以加入國民黨,無非是以此為“做官的終南捷徑”,而一旦達不到目的,便會反對本黨,轉而投奔敵黨。為改變這一局面,他決心對國民黨進行整體改造。但是接下來應該如何具體運作呢?這是個問題。正當孫中山苦悶彷徨之際,一股新生的政治力量進入了他的視野,這便是剛剛成立的中國共產黨。
當時,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雖然剛剛成立,1921年7月“一大”時全國的黨員不過50餘人。但就是這樣一個新生的組織,其激進的革命理念卻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並迅速掀起了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次高潮。1922~1923年間,中共先後領導發起了180多次罷工,其中香港海員大罷工和京漢鐵路大罷工更是進行得轟轟烈烈。不過由於自身實力的局限,雖然香港海員大罷工取得了勝利,但京漢鐵路大罷工卻遭到了直系軍閥吳佩孚的血腥鎮壓,造成了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事件平息之後,中共領導人意識到,要想取得革命的勝利,必須尋找一個強有力的同盟。而在當時的中國,顯然只有孫中山所領導的國民黨可能扮演這個角色。恰在此時,深受俄國革命影響的孫中山也對中共產生了興趣。於是在共產國際的促成下,國共兩黨歷史上的第一次合作開始了。
1922年,中共向孫中山提出了國共兩黨建立“民主的聯合戰線”的建議。1923年6月,中共“三大”決定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與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方針。面對中共的誠意,孫中山終於決心聯共,同意採取黨內合作這種特殊形式,接納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以便借助這支朝氣蓬勃的新生力量,從內部來對國民黨全體進行改造。隨後,他在上海召開國民黨改進黨務會議,指定包括陳獨秀在內的九人為中國國民黨章程起草委員,123年10月又正式委派廖仲愷、李大釗等五人為國民黨改組委員,負責國民黨本部改組事宜。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孫中山、廖仲愷等國民黨人和李大釗、陳獨秀等共產黨人的共同努力下,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孫中山在廣州主持召開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來自全國各地和海外的165名代表出席大會,其中有共產黨員20多名,李大釗被指定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大會經過認真討論與激烈爭論,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等重要議案,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從而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大會選舉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共產黨員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或候補執行委員,約占委員總數的四分之一。國民黨的“一大”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從而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奠定了基礎。
毫無疑問,如果深挖思想根源,當時國民黨與中共的政治信仰是大不相同的:前者信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而後者則信仰馬克思主義。事實上,孫中山曾經研究過馬克思主義,但他並不贊成馬克思主義。值得一提的是,孫中山認為,他的三民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正因如此,他贊成國共合作,希望將共產黨員引導到他的三民主義旗幟下。而當國民黨內的右派勢力對共產黨人進行攻擊時,孫中山態度堅決地表示:“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國共合作開始後,很快就結出了豐碩的成果,其主要體現便是黃埔軍校的建立和北伐的順利開展。P027-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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