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梭全集‧第5卷：致達朗貝爾的信 政治經濟學 山中來信及其他（簡體書）

該書包括《致達朗貝爾的信》、《政治經濟學》、《山中來信》及其他，盧梭寫道，“我的文章所談論的，不是什麼空洞的哲學理論，而是一件有關一個民族興衰的大事。” 盧梭的著作中，《致達朗貝爾的信》把他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觀與美學觀結合的最密切，用於最通俗，所舉例證最簡明和具體，容易為公眾所理解。

盧梭的著作傳入中國，始于戊戌變法的時候。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上海同文譯書局出版了他的《民約通義》(即后來的《民約論》，今譯《社會契約論》)。從1898年到現在的一百一十余年間，盧氏的幾部主要著作，如《懺悔錄》《論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礎》《政治經濟學》《新愛洛伊絲》《愛彌兒》《致達朗貝爾的信》和《山中來信》等，都相繼譯成了中文，一個外國著述家的著作在我國連續一百多年不斷有譯本問世，這種例子是不多的。
盧梭的著述事業發軔于1750年的一篇獲獎論文《論科學與藝術的復興是否有助于使風俗日趨純樸？》，其時盧氏已年近四旬，“在他人已輟筆不當作家的時候，”他才“剛剛開始寫作生涯。”對于盧梭的著述事業，筆者在拙作《主權在民Vs“朕即國家”——解讀盧梭<社會契約論>》中有一段敘述，現略加刪節和修改，摘錄如下：
中國的史家把著書立說比做“名山事業”，這項事業極其艱辛。大凡對當時和后世都能產生重大影響的著述，都是在悲憤和激情的雙重砥礪下完成的。以柏拉圖為例，這位古希臘哲學家就是一方面有感于雅典的國勢日微，另一方面又受到數學大踏步發展的鼓舞，遂奮而著《理想國》，為希臘人民指引前進的方向；又如霍布斯，也是由于他一方面對17世紀初的英國社會危機深感憂慮，另一方面又鑒于伽利略把力學的理論在天文學上運用得非常成功，因此潛心思考，著《利維坦》一書，為君主專制制度提供理論支持。
至于盧梭，他著書的目的尤為明確，他說他“永遠都是為了心中有思想要抒發才寫作。”他身處18世紀，一方面看到他所處的時代已日趨腐敗，荒謬的社會制度只有利于權貴和富人而不利于窮苦的人民；另一方面他心中也充滿了信心，深信人民最終能走上民主政治的正軌，建立良好的秩序，以法律來保障社會的成員人人都能享受平等和自由。這兩種情感是盧梭政治思想的主線，貫穿他的所有著作。
因此，他每作一書，都能切中時弊，表達人民的心聲，引起人們內心的共鳴。盧氏之書之能流傳久遠和具有現實意義，其原因就在于此。
盧梭誕生于1712年，今年(2012年)是他誕辰三百周年。為紀念這位畢生為啟迪民智和推動社會進步而寫作的思想先驅，從2006年開始，商務印書館即約筆者著手準備盧梭全集單行本的編譯工作，目前單行本陸續付梓，遂按計劃于今年將已先行出版的盧氏著作分類輯錄，匯為全集，以便于讀者閱讀和研究。全集共分為九卷，其中第一卷至第三卷是自傳類著作，第四卷、第五卷是政治經濟類著作，第六卷、第七卷是教育、哲學和倫理學著作，第八卷、第九卷是文學類著作。
盧梭全集的翻譯出版是一項浩大而艱巨的工作，余學力有限，更兼耄耋之年，身體多病，因此，此次輯錄，雖已將盧氏的重要著作均收入其中，并在此意義上謂之“全集”，但尚不能把盧梭的所有作品全部包括在內，疏漏不足之處敬希讀者不吝指正，俾筆者能繼續努力，陸續增補，使這部全集能逐步完備。
李平漚
2012年1月歲次壬辰孟春
于北京惠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