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柏林人（簡體書）

《都柏林人》是20世紀愛爾蘭著名作家、詩人詹姆斯·喬伊斯久負盛名的短篇小說集，1914年出版。作品置景於二三十年代的都柏林，截取中下層人民生活的橫斷面，一個片刻一群人，十五個故事彙集起來，宛若一幅印象主義的繪畫。筆觸簡練，錯落成篇，浮現出蒼涼世態，遙遠、清冷，然而精緻，是上上之品。·

絲山秋子，1966年東京生。早稻田大學畢業。進入企業工作，至福岡、名古屋、高崎、大宮等地擔任營業員。1998年由於躁鬱症病發，兩度停職。1999年入院治療，開始動筆寫小說。2001年正式離職，寫下“絲山秋子天才宣言”。她說因為沒有自己想讀的作品，所以就自己來寫。2003年5月以處女作《只是說說而已》奪得第96回文學界新人獎，併入圍第129屆芥川獎候補。同年再以《死胡同裡的男人》獲得第30屆川端康成文學獎。2004年以《海仙人》獲得藝術選獎文部科學大臣新人獎。2005年發表長篇小說《逃亡大胡鬧》。·

《都柏林人》是20世紀愛爾蘭著名作家、詩人詹姆斯·喬伊斯久負盛名的短篇小說集，1914年出版。作品置景于二三十年代的都柏林，截取中下層人民生活的橫斷面，一個片刻一群人，十五個故事匯集起來，宛若一幅印象主義的繪畫。筆觸簡練，錯落成篇，浮現出蒼涼世態，遙遠、清冷，然而精致，是上上之品。

詹姆斯·喬伊斯(James Augustine Aloysius Joyce，1882-1941)是愛爾蘭作家，現代主義文學大師，1882年2月2日生于都柏林郊區拉斯加爾，1941年1月13日在瑞士蘇黎世逝世。
喬伊斯一生坎坷多舛。他生長在一個天主教家庭，父親是收稅官，起初家境相當舒適，但由于父親熱衷于政治，退休后又染上酒癮，家境開始衰敗，喬伊斯不得不一度輟學，后來進入一所免費的耶穌會走讀學校。1898年，他進入都柏林大學學習，在那里他學習多種外語，以便閱讀歐洲大陸國家的文學作品。1902年大學畢業后，他結識了愛爾蘭文學復興運動的核心人物巴·葉芝、格雷戈里夫人、喬治·莫爾、約·米·辛格等人，但他與他們的關系并不融洽，觀點也不一致，后來甚至強烈地反對愛爾蘭文學復興運動，指責葉芝迎合低級趣味。此后他離開愛爾蘭到巴黎，以教英文謀生。不久，他母親病危，他又回到愛爾蘭。其間他愛上了愛爾蘭鄉村姑娘娜拉·約瑟夫·巴納克爾。1904年，他們在朋友的資助下私奔，去到巴黎，但一直到1931年才正式結婚。他們在歐洲大陸的生活十分艱辛，輾轉于法國和瑞士，沒有可靠的職業。1905年他們到意大利投奔在那里教書的弟弟，靠弟弟的幫助在那里安頓下來。但是，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1915年喬伊斯一家又被迫離開意大利，遷往瑞士的蘇黎世。由于生活的窘迫，喬伊斯經常醉飲，并且染上了濕熱病，視力也日漸衰退，但他一直堅持寫作。他一生寫出了四部現代主義的經典著作：《都柏林人》、《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以及驚世駭俗的巨著《尤利西斯》和《為芬尼根守靈》。
一般說，大部分短篇小說集都是選收多種題材的故事，但《都柏林人》與眾不同，從一開始它就被構想為一本有機的整體，其中的故事通過題材、風格、技巧和主題相互連接在一起。正如喬伊斯在1906年5月5日致格蘭特·理查茲的信中所說：“我的意圖是一章寫我國的道德歷史，我選擇了都柏林作為地點，因為這個城市處于麻木狀態的核心。我試圖從四個方面把它呈現給無動于衷的公眾：童年，青年，成年，以及公共生活。故事按照這個順序安排。大部分都采取審慎的平民詞語的風格……”
正是由于《都柏林人》的內容和特殊寫法，《都柏林人》的經歷十分坎坷，拖了好幾年才得以出版。大約1905年，倫敦出版商格蘭特·理查德先生接受了《都柏林人》，但他把書稿扣壓一年之后又退給了喬伊斯。后來書稿交給了都柏林的出版商毛瑟爾先生，他與喬伊斯簽訂合同，約定1910年9月之前出版該書。但出版時間一拖再拖。后來毛瑟爾先生要求喬伊斯修改矮員會辦公室里的常青節》中的一些段落。喬伊斯不情愿地進行了修改，然而仍然拖著沒有出版。那時喬伊斯住在意大利，他專程到都柏林與出版商協商該書的出版事宜。1912年，書稿的清樣印了出來。
據他的朋友帕德雷克·考勒姆說，當時他和喬伊斯去見毛瑟爾的經理，經理說：小說里公共的房子用了私人房屋主人的名字。喬伊斯提出和經理一起去問房主人是否反對在書里用他們的名字，但經理拒絕了，并說《委員會辦公室里的常青節》談到國王愛德華七世時所用的詞語冒犯了許多都柏林人，如果小說出版會引起他們的抗議行動——這是拖延出版的又一個原因。雖然喬伊斯提出作某些修改，但經理卻要求他完全刪除某些小說。最后竟宣稱他們不會出版《都柏林人》。
考勒姆去找一個律師，也是喬伊斯大學時的朋友，問他是否可以使出版商照合同辦事。律師說，在都柏林無法補救，喬伊斯也得不到任何賠償。法官會認為《都柏林人》是一本不道德的、犯眾怒的書，因而不會追究出版商的違約行為。于是喬伊斯給出版商寫了一封信，提出他們可以以任何他們滿意的形式出版該書，但他得到的回答是：他們已經拆了鉛版，毀了已經印出的清樣。喬伊斯別無選擇，只好帶著留下的唯一一本《都柏林人》的清樣，離開了都柏林。
究竟為什么出版商拒絕出版這本已經簽約出版的書呢？出版商為什么拆了鉛版、毀掉清樣？人們可以有各種猜測，例如喬伊斯可能有什么仇人暗中操縱；或者天主教的都柏林覺得書里描寫的事件和刻畫的人物觸犯了他們，使他們憤怒，因而迫使出版商放棄這本書；或者出版商覺得這本書有損他們的名聲，等等。無論如何，《都柏林人》最終未能在都柏林出版。大約兩年以后，曾經接受爾后退稿的倫敦出版商格蘭特·理查德先生才出版了這本書。
在《都柏林人》之前，喬伊斯出版了詩集《室內樂》，后來又先后出版了小說《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戲劇《流亡者》和劃時代的小說《尤利西斯》。研究者發現，《都柏林人》和所有這些作品都存在著聯系。《都柏林人》里的前三個故事顯然出于個人的記憶，它們可能是從《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初稿里剪取的事件；在《阿拉比》里，男孩走過燈光搖曳的街道，不時受到醉漢和討價還價女人的干擾，覺得自己仿佛拿著圣餐杯安全地穿過一群敵人——這個男孩肯定就是小說《畫像》里的斯蒂芬·第達勒斯。最后一個故事《死者》里的加布里埃爾·康洛伊，通過另一個男人對他妻子的影響提出問題，明顯與《流亡者》里的主人公相似。如果把這四個故事從《都柏林人》里抽出來，那么剩下的其他故事就都與《尤利西斯》相關，后者塑造的許多人物都曾在《都柏林人》里出現，例如卡寧漢、郝勒漢、萊恩漢姆和奧曼登·勃克先生等。這種聯系并不奇怪，因為按照喬伊斯的最初計劃，布魯姆的一天(《尤利西斯》的主題)也是《都柏林人》里的一篇故事。
年輕時的喬伊斯對都柏林人的兩個獨特的方面非常了解：一個方面是他們愛去酒吧；另一個方面是關于他們的政治。另外他也了解一個不太典型的方面，即都柏林的音樂。喬伊斯的父親在都柏林算是個著名的人物，他的社交活動使喬伊斯有機會接觸各種各樣的人。老喬伊斯先生在帕奈爾時期曾介入相關的改革；因此幼年的喬伊斯經常聽到憤怒和哀傷的聲音，因為帕奈爾去世了，許多追隨者背離了他。喬伊斯九歲的時候，寫了第一篇文章《還有你，希利！》，這是一篇政治譴責文章，矛頭直指當時一個著名的政客，他背叛了帕奈爾。他父親的一些老朋友認為，那篇文章是喬伊斯最好的文學作品，而對他后來的作品感到哀傷。
在《都柏林人》里，《委員會辦公室里的常青節》是一篇非常典型的故事。一些人多少有些隨意性地匯聚在一間凄涼的辦公室里；他們的行為顯得有點荒誕，其中一個應邀朗誦一首他幾年前寫的一首詩——《帕奈爾之死，1891年10月6日》。詩有些業余，修辭也都是常見的，然而令人驚訝的是，透過這首舊詩卻傳遞出真實的悲哀和真正的忠誠。詩念完之后，人們對作者作了幾句評論，然后故事就結束了。讀者可能覺得與他們完全無關，但同時也會覺得作者了解事件的所有含義，而且完全是為讀者寫的。他在寫這首詩之前仿佛進入了海恩斯的心里。
“你覺得這篇東西怎么樣，克羅夫頓？”亨奇先生叫道。“難道不好嗎？你說什么？”
克羅夫頓先生說這是一篇絕好的作品。
如果喬伊斯讓克羅夫頓先生自己說這些贊美的話，那么他就冤枉了這位紳士善良的沉默。因為克羅夫頓先生曾為保守派拉選票，他必然覺得詩里有某種叛逆的色彩。然而他是個普通的人，在那種場合里他只會寬容。“克羅夫頓先生說這是一篇絕好的作品。”這句話使人感覺到他超然的態度。這種超然的情調可以說是《都柏林人》的一個重要特點。
在《都柏林人》的大部分小說里，喬伊斯都使讀者通過他的目光來觀察事件而不作任何評論。因此讀者在這些故事里總感到一種疏離感，仿佛他要通過一系列的報道來說明都柏林的生活，就像一個注重科學性的歷史學家描繪事件那樣。
不過《死者》的寫法不同。開頭三篇(《姊妹們》、《一次遭遇》和《阿拉比》)根據記憶而寫，也沒有這種疏離感或冷漠。但大部分故事都有。其中有三篇以女人為主要人物，即《伊芙琳》、《泥土》和《母親》。《母親》的寫法與其他關于男人的故事相似，也有冷漠的色彩。但《伊芙琳》和《泥土》里卻充滿了感情，喬伊斯對伊芙琳的命運非常同情，對《泥土》里瑪利亞的性格也多有崇敬。兩個女人都是思想單純，恪守常規，待人誠懇。
《都柏林人》里的大部分人物都是孤獨寂寞、互不相關的人。他們大多生活在狹小的空間里，但又以某種文雅的態度面對世界。有些人物的故事令人難忘，因為他們看到了黑暗的深處。
死亡是《都柏林人》最重要的一個主題。最后一篇故事是《死者》，但死者也出現在第一篇故事里，《姊妹們》里的男孩遇到了他的鄰居老牧師的死亡：老人躺在那里，死了，對這個男孩而言變成了一個活的不可思議的人。《伊芙琳》里的伊芙琳不斷憶起她死去的母親。《泥土》里對瑪利亞隱蔽的預兆其實就是她死亡的預兆。在《痛苦的事件》里，杜菲先生拒絕接受的一個女人死亡的消息，不斷在腦海里浮現并使他孤獨的生活更加寂寞。《委員會辦公室里的常青節》通篇圍繞著死去的帕奈爾展開。而在《死者》里，一個不知道是誰的男人，通過一首歌對死者的回憶，使一個丈夫意識到他妻子生活中有一部分他不能參與。實際上，在《都柏林人》里，最令人難忘的是那些被死亡感動的人的故事。因此最后一個故事結尾的那段話，帶有一種安魂曲的音樂感：
幾聲輕輕拍打玻璃的聲音使他轉過身面向窗戶。又開始下雪了。他睡意蒙嚨地望著雪花，銀白和灰暗的雪花在燈光的襯托下斜斜地飄落。時間已到他出發西行的時候。是的，報紙是對的：整個愛爾蘭都在下雪。雪落在陰晦的中部平原的每一片土地上，落在沒有樹木的山丘上，輕輕地落在艾倫沼地上，再往西，輕輕地落進山農河面洶涌澎湃的黑浪之中。它也落在山丘上孤零零的教堂墓地的每一個角落，邁克爾·福瑞就埋葬在那里。它飄落下來，厚厚地堆積在歪斜的十字架和墓碑上，堆積在小門一根根柵欄的尖頂上，堆積在光禿禿的荊棘叢上。他聽著雪花隱隱約約地飄落，慢慢地睡著了，雪花穿過宇宙輕輕地落下，就像他們的結局似的，落到所有生者和死者的身上。
總起來看，《都柏林人》可以說是由十五個故事組成的一個整體，它反映了都柏林不同層面的生活，在寫作方法上具有以下幾個突出的特點：第一，它集中使用某些詞匯，例如“徒勞”、“無用”、“厭倦”、“絕望”等在多個故事里反復出現，其目的是使讀者不知不覺地感受到每一個故事是普通人的道德構成。第二，以“混亂”表示癱瘓，每當人物不得不面對選擇某種積極生活的關鍵時刻，他們就變得不知所措，像嚇壞的兔子一樣靜止不動。第三，以單色調的散文風格象征都柏林單調乏味的生活，產生出黑白照片的效果，但并不是一種單純懷舊的風格。第四，故事的情節都是瑣事，人物是一種導致癱瘓的體制的受害者，而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會以微妙地改變了的目光觀察細小的事件。第五，故意破壞讀者通常期望的“開始、中間和結束”的順序，但不是采取蒙太奇式的編織方式，而是依靠在讀者記憶中揮之不去的轉折點。
當然，與所有經典名著一樣，《都柏林人》為讀者提供了充分的解讀空間。上面的一些看法只是一己之見，唯一的希望是它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這次《都柏林人》的出版得到譯文出版社領導和馮濤編輯的大力支持，在此謹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翻譯永遠難以達到至善至美，總有需要改進甚或疏誤的地方，因此懇切希望讀者提出寶貴的批評和建議。
王逢振
2010年盛夏

姊妹們一次遭遇阿拉比伊芙琳賽車以後兩個浪漢公寓一小片陰雲何其相似泥土痛苦的事件委員會辦公室裡的常青節母親聖恩死者·

真正使我們了解荒涼西部的是喬·狄龍。他有個小小的圖書館，收藏了一些過期的舊雜志，有《英國國旗》、《勇氣》和《半便士奇聞》。每天下午放學以后，我們便聚在他家的后花園里，玩印第安人打仗的游戲。他和他那又胖又懶的弟弟利奧把守馬廄的草棚，我們猛攻盡力去占領；有時候我們也在草地上進行激烈的對搏。可是，不論我們戰得多勇，在圍攻和對搏中我們從未勝過，每次較量的結果都是喬·狄龍跳起勝利的戰舞。他的父母每天上午八點都到加迪納街去做彌撒，房子的大廳里充滿狄龍太太喜歡的靜謐的氣氛。然而對我們這些年齡更小、更膽怯的孩子來說，他玩得太狠了一些。他看上去真有些像個印第安人，他在花園里跳來跳去，頭上戴著一只舊茶壺套，一邊用拳頭擊打罐頭盒一邊喊叫：
“呀！呀咔，呀咔，呀咔！”
當大家聽說他要當牧師的時候，誰也不敢相信。然而，這一卻是真的。
我們當中擴散著一種頑皮不馴的精神，在它的影響之下，文化和體格上的種種差別都不起作用了。我們結成一伙，有勇敢的，有鬧著玩的，也有戰戰兢兢的。我屬于后一種，勉強裝扮成印第安人，唯恐顯出書呆子氣，缺少大丈夫的氣概。描寫“荒涼西部”的文學作品所敘述的冒險故事，雖然與我的天性相去甚遠，但它們至少打開了逃避的大門。我比較喜歡某些美國的偵探故事，其中常常有不修邊幅的暴躁而漂亮的女孩出現。這些故事里雖然并無什么錯的東西，雖然它們的意圖有時還是文學性的，但它們在學校里卻只能私下里流傳。一天，巴特勒神父聽學生背誦指定的四頁《羅馬史》時，發現傻乎乎的利奧·狄龍正在偷看一本《半便士奇聞》。
“這一頁還是這一頁？這一頁嗎？喂，狄龍，站起來！‘天剛剛’……下去！哪一天？‘天剛剛亮’……你學過沒有？你口袋里放的是什么？”
利奧·狄龍把那本雜志交上去時，大家的心撲通撲通地直跳，但臉上卻裝出一副天真的樣子。巴特勒神父翻著看了看，皺起了眉頭。
“這是什么破爛東西？”他說。“《阿巴奇酋長》！你不學《羅馬史》就是讀這種東西嗎？別讓我在這個學校里再發現這種骯臟的東西。寫這種東西的人想必是個卑鄙的家伙，他寫這些東西無非是為了賺杯酒錢。你們這些受過教育的孩子讀這樣的東西，真讓我感到吃驚。倘若你們是……‘公立學校’的學生，我倒也還能理解。喂，狄龍，我實實在在地告誡你，要認真地學習，不然的話……”
在課堂上頭腦清醒之際，這番訓斥使我覺得西部荒野的榮光大為遜色，利奧·狄龍惶惑的胖臉也喚醒了我的良知。可是放學后遠離學校的約束時，我又開始渴求狂野的感受，渴求只有那些雜亂的記事似乎才能提供的逃避。終于，每天傍晚模仿戰爭的游戲，也變得像每天上午上課一樣令人厭倦，因為我想親自經歷一番真正的冒險。然而，我想了想，一直呆在家里的人不可能有真正的冒險：要冒險非到外面去不可。
暑假即將來臨，我打定主意，至少花一天時間擺脫令人厭倦的學校生活。于是我與利奧·狄龍和另一個叫馬候尼的男孩，計劃到外面去瘋狂一次。我們每人都攢了六個便士。我們約好上午十點在運河的橋上會面。馬候尼準備讓他大姐寫張請假條，利奧·狄龍叫他哥哥去說他病了。我們說好沿著碼頭路一直走到船只停泊的地方，然后乘渡船過河，再走著去看鴿子房。利奧·狄龍擔心我們會碰到巴特勒神父，或者會碰到同校里的什么人；但馬候尼卻非常清醒地反問說，巴特勒神父到鴿子房那里去干什么呢？于是我們又都放下心來。接著我完成了計劃的第一步，向他們每人收了六個便士，同時把我自己的六個便士亮給他們看了看。在我們出發前夕做最后安排時，我們都模模糊糊地感到有些興奮。我們互相握手，哈哈大笑，然后馬候尼說：
“明天見，哥兒們！”
那天夜里我一直睡不安穩。第二天早上我第一個來到橋上，因為我的家離那兒最近。我把書藏在花園盡頭草灰坑旁邊茂盛的草里，那地方誰也不會去的。然后我便沿運河的河岸急急地走去。那是六月頭一個星期的一個早晨，天氣溫和，陽光明媚。我坐在橋欄上，欣賞著我腳上的輕便帆布鞋，頭天晚上我剛剛用白粉精心地把它們刷過，接著我又觀看馴順的馬拉著滿滿一車干活的人上山。路邊高大的樹上，樹枝都長出淡綠色的嫩葉，充滿了勃勃生機，陽光透過樹枝斜照在水面上。橋上的花崗石開始變熱，我和著腦海里想的一支曲子，用手在花崗石上打著節拍。我快活極了。
我在那里坐了五到十分鐘的樣子，便看見馬候尼的灰衣服朝這邊移了過來。他滿面笑容地走上斜坡，爬上橋欄坐在我身邊。我們等著的時候，他把從內衣口袋里鼓起的彈弓掏了出來，向我解釋他做過的一些改進。我問他為什么帶彈弓來，他說他要逗鳥兒玩玩。馬候尼善于使用俚語，他說到巴特勒神父時稱他是老崩塞。我們又等了一刻鐘，可是仍看不到利奧·狄龍的影子。最后，馬候尼從橋欄上跳下來說：
“走吧。我就知道小胖子不敢來。”
“他的六個便士呢……？”我說。
“沒收了，”馬候尼說。“這樣對我們更好—-我們有一先令六個便士，不止一個先令了。”
我們沿著北岸路走去，一直走到硫酸廠，然后向右拐，走上碼頭路。我們剛一走到人少的地方，馬候尼便扮起了印第安人。他追逐一群穿得破破爛爛的女孩子，揮舞著沒有裝彈子的彈弓；這時兩個衣服破爛的男孩子打抱不平，開始向我們投擲石子，于是他提出我們一起向他們沖過去。我沒有同意，因為那兩個孩子太小。這樣，我們又繼續向前走去，那群衣服破爛的孩子們在我們后面高聲尖叫：“新教鬼！新教鬼！”他們以為我們是新教徒，因為面孔黎黑的馬候尼帽子上戴著一枚板球棒似的銀質徽章。當我們走到滑鐵路口時，我們準備玩一場圍攻游戲；可是沒有玩成，因為一定要有三個人才行。于是我們拿利奧·狄龍出氣，罵他是個孬種，猜想下午三點他會從賴恩先生那里得到多少獎賞。P2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