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分裂：冷戰的興起（簡體書）

在“睜眼看世界”的過程中，中國人逐漸認識世界，同時重新審視自己和自己的過去。我們有悠久的歷史，有不曾間斷的文明，很久以來即以天下之“中”自居；然而，此時發現我們的武器庫中兩樣家什至為罕見，甚至不曾擁有，那就是“科學”與“民主”。這是天大的發現，是經過劇烈的文化碰撞和苦難洗禮後迸發出的社會思潮，大概也是五四運動產生的歷史背景。依當下的看法，對西方的這種認識未必準確，對自己文化傳統的評判亦不無偏頗之處，但無論如何，比之前輩的認識水準無疑大大邁進了一步。這是真正歷史性的進步，面對“實惟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產生了數千年來未有之眼光。或者說，面對一個不同的文化參照體系，直面自身，重新評估了自己的形象。在這裡，我們發現瞭解外來文化的另一個重要價值：在比較中產生鑒別，更深刻地認識自己，從而試圖改善自己。
本書內容：羅馬教會大一統的神權統治，十六七世紀對基督教教義的改革，改革先鋒的心路歷程，“民族教會”“廉價教會”的建立。
《世界的分裂--冷戰的興起》由謝偉良所著，《世界的分裂--冷戰的興起》供讀者閱讀。

總序
寫在前面
第一章 兩大陣營問題的定位
屬性定位問題解讀上的歧義
評判規範問題的界定
兩大陣營問題闡釋上的相關學理考察
第二章 兩大陣營產生的本源
羅斯福的“大國合作”戰略本已排除美蘇對抗
邱吉爾和杜魯門祭起遏制大旗
意識形態滲入對外戰略及外交決策機制
兩大陣營建立的國際政治基礎
第三章 美蘇主導下的東西方關係
戰後東西方關係形成的背景與前提
美蘇關係惡化趨勢下的東西方關係定位
第四章 兩大聯盟形成的歷史軌跡
美國對蘇遏制戰略的形成與蘇聯的反制
西方陣營建構的歷史軌跡
東方陣營建構的歷史軌跡
第五章 兩大陣營對美蘇的從屬性
東西方關係的層次分解
制約戰後東西方關係的根本力量
第六章 兩大陣營的功能與作用分析
兩大陣營與雅爾達體制
兩大陣營與冷戰對峙
兩大陣營的護衛功能
第七章 兩大陣營瓦解的歷史後果
東方陣營的分崩離析
西方陣營的弱化與內部分化
廢墟上崛起的新國際戰略中心與多極化趨勢
第八章 從冷戰終結反觀兩大陣營問題
冷戰終結的表徵、性質與含義
從冷戰結束再看東西方兩大陣營的性質
後冷戰時代：淡化的意識形態對立
附錄
大事年表
參考文獻
寫在後面

兩大陣營問題是一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政治體系框架下的國家間關係問題，即是國際關係問題，今天來看就是一個有特定環境和時空條件下的歷史問題；它在戰後世界歷史中不應該是一個哲學問題，也不是一個直接的意識形態價值理論運用問題。既然必須定位在國際關係的層面上，那麼，對它的表述，對它的認識、分析和評判就應該使用一套相應的語彙和相應的學科理論與原理。迄今為止，無論在中國還是在西方國家的學術界，現狀則是意識形態語言體系與有關對外關係方面的學科語言體系混雜在一起，這往往難於經受邏輯梳理與學術性推敲。對於某些論者來說，“好處”是左右逢源，在需要進行充分邏輯論證的地方往往使用幾個意識形態術語就對付過去了，而對於讀者來說則意味著不得要領乃至被誤導。
或許有人會爭辯說，在經歷了冷戰時代之後的當今國際社會，意識形態因素已經明顯滲入並且寓於國際政治領域，故意識形態問題本身就是國際政治機體的組成部分了。這確實令我們感到頗為困擾與無奈。那麼我們是認可並且接納這種滲人呢，還是有必要加以正本清源地厘清而予以適當的阻隔呢？本書自然是選擇後者，但這將是一件艱難的事情，我們不敢奢望能達到這一目標，不過仍將表明我們的立場。
就東西方兩大陣營問題來說，不論在西方世界還是在社會主義國家之中對其定位上，都已經打上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的烙印，時至今日，這種思維定式仍然非常普遍，深入人心。問題尤其嚴重的是，許多人本來應該是作為觀察者而不是自覺或不自覺地把自己作為兩大陣營對抗的當事方，然後置身於其中去論是非。有某些近期的論著仍然認為意識形態支配著、制約著兩大陣營關係是理所當然的事，這是值得商榷的。本書認為，這種濃厚的色彩其實是由展開冷戰之需要所賦予的，歷史的真相被蒙蔽在先，再被曲解在後。這種意識形態色彩事實上只不過是兩股角力的國際政治力量的保護色而已。
儘管有學者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主要國際政治矛盾在冷戰期間曾發生過重大變化，即由意識形態對抗轉向美蘇爭霸，而不是在冷戰時代自始至終都是意識形態對抗。(閻學通：《冷戰後的繼續――冷戰後的主要國際政治矛盾》，載《戰略與管理》，2000年第3期。)在戰後歷史的演化過程中，是否存在這樣的轉變，以及這樣的立論與思維方式是否恰當，同樣值得商榷。但是，這種觀點還是認同了導致冷戰和在冷戰局面形成後一個時期內，以美蘇為首的東西方關係是建立在雙方的意識形態對抗之上。
本書在此進一步明確宣示，戰後東西方兩大陣營問題是國際關係框架之下，由美蘇兩大強權的外交戰略衝突而派生的國家利益主導下的國家集團化問題，美國和蘇聯分別作為主導型大國在外交層面上的對抗是構建兩大陣營的原發性因素，兩大陣營則是這種對抗的派生物，即美蘇在國家關係的層面上已經形成並且正在展開中的對抗是導致產生東西方兩大陣營的邏輯前提，其中的主次關係不容顛倒；它是國際政治學、國際戰略學、外交學中的國家聯盟體系問題，或稱為國家集團化問題。在排除意識形態含義的條件下，兩大陣營問題本質上類似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協約國與同盟國的框架，即在同一個國際體系之下構築的兩個次一級的對立聯盟體系，儘管它們在名稱、規模與波及面、或在結構與運作模式上有很大的不同。
或許人們會指出，戰後東西方兩大陣營存續時期的意識形態對立是如此顯而易見，怎能試圖排除它呢！沒錯，本書並不否認這種現象與基本事實的存在，但是卻認為它是淺表的、第二位的因素，是對抗雙方決策層刻意加以渲染出來的，由此影響並且引導著國際輿論和人們的思維，成為堂而皇之的保護色，這層保護色被賦予什麼功能呢？那就是為有史以來實力最雄厚的大國較量可能出現驚天動地的碰撞而預先搶佔道德制高點，在對外交往中粉飾其道德優越感與欺世的使命感。這種國家交往中的意識形態對抗，是外交領域中缺乏法理和學理支撐的戰線延伸，相對於實力政治的現實較量――例如軍備競賽或領土擴張而言，由於它表面上具有低資源投入和低消耗的低廉成本優勢以及本身甚低的戰爭風險(即使發生戰爭，本質上肯定不是由於意識形態對立引起的)，一旦對抗雙方擺開了架勢，就會很快發展為愈演愈烈而難於遏制的趨勢。但是鑒於在外交領域展開意識形態對抗，將嚴重惡化雙方在政治、經濟、文化的實質利益關係，所以，事實將最後證明國家問的意識形態對抗的總成本和代價是極為高昂的。
戰後幾十年來，外交領域的意識形態紛爭已經司空見慣，一些論者試圖論證和揭示其合理性及必然趨勢。但是我們強調，這不是外交較量的實質層面，尤其是把它擺放在特定的歷史環境這面“照妖鏡”之下去考察，人們就會看到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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