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城雜記（簡體書）

《燕城雜記》所收就有許多篇涉及此一範疇，並作了某些探索。題目都不大，但串起來讀就能看出一種特色。他在北京住了三十年，親眼看到了許多變化，這從訪書一事也是可以窺知一二的。從過去的書海巡遊到目前的沙灘上尋蚌殼，變化不可說不大。但他仍興致不衰，這是一種怎樣的境界呢？也許可以說是積習難忘或“不甘寂寞”吧。但我相信這並不是一種“寂寞的事業”。在小說這一文學樣式中，“鄉土文學”最近有了頗大的進展，那麼在散文裡不是也應該有更多實事求是、言之有物的作品出現麼？筆記這種形式，近來也確是相當寂寞了，掌故更被看做是茶餘飯後消閒的文字，難以進入文學的殿堂。其實這都是一種習慣的偏見。種種不同文學形式都有其不可代替之處，也就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

姜德明，京城最有名的藏書家之一。原人民日報出版社社長。曾任《人民日報》文藝部編輯，人民日報出版社社長，魯迅研究會理事，中國散文學會副會長。1948年開始發表作品。擅長撰寫散文。著有散文集《南亞風情》、《綠窗集》、《清泉集》、《尋找櫻花》、《雨聲集》、《流水集》、《與巴金聞談》、《薑德明書話》、《余時書話》，隨筆集《書葉集》、《書邊草》、《書夢錄》、《活的魯迅》、《書衣百影》、《書邊夢憶》等。《相思一片》獲1989年全國新時期優秀散文集獎。．

姜德明編著的《燕城雜記》所收就有許多篇涉及此一范疇，并作了某些探索。題目都不大，但串起來讀就能看出一種特色。他在北京住了三十年，親眼看到了許多變化，這從訪書一事也是可以窺知一二的。從過去的書海巡游到目前的沙灘上尋蚌殼，變化不可說不大。

中國有悠久的記錄地方風物、鄉土人情的優良傳統。著作留下來很不少，不過一向不被士大夫所重視，只被列入地理類的雜記中，其數量也從無祥密的統計，不知共有多少。話雖如此，人們到底還是喜歡這類著作的。就是大家名集中也往往有關于故鄉風土的一類竹枝詞。表現形式是詩，但重點卻在詩注。這就說明一種事實，無論怎樣道貌岸然的人物，對這些瑣細的記述也是很有興趣的。這類著作的著眼所在多是歲時令節，蔬果食物，土俗民風，往古遺跡，服飾器用，山水風光，娛樂游賞等等細瑣的“小事”，人人熟習卻不是人人都能系統地說出來的。一旦時移世異，就自然會成為懷念往昔的好材料，也是研究文化史的重要依據。
可以這樣說，這一切無一例外都是人類活動的記錄。事情極瑣碎，正規的歷史地理書中不可能大量吸收，但卻是最貼近人民的心的。瓜果蔬菜是人們種出來的，享用的也是普通的老百姓；點心、宴席也不兩樣，有宮廷御宴，也有里巷小吃。古跡是過去時代人們活動的遺跡，歲時令節也是大家一直都在過著的。如果沒有了人的因素，那么這一切就都無所附麗。推而廣之，一切行旅記錄，地理專書，也都離不開這一特點。凡是文字寫得好的，無論內容如何就都是好的文學作品，也可以同樣說是一種人的文學。不同時代不同作者的創作出發點不同，作品引起讀者的感興也就不同。“發思古之幽情”是人人都有的一種思想活動，并不只是文人雅士的特有本能。過去負有盛名的著作，如《洛陽伽藍記》、《武林舊事》、《東京夢華錄》、《夢粱錄》、《西湖夢尋》等無一不出于異代的遺民野老之手，懷念故國，回首盛時的感情是同一的，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種文學現象。說到現代的作品，老舍著名的話劇《茶館》，在我看來就很像鮑照的《蕪城賦》。老舍的思想境界自然不同于過去的作者，《茶館》概括性之強，表現的深刻也與散文作品所起的作用不同，但它們是屬于同一類性質的作品則無疑。至于出于恬淡安謐的心情，從容記述的作品，讀來雖然不如前者的感情激蕩，驚心動魄，卻更有一種充實之感。劉侗的《帝京景物略》，前序作于崇禎七年，原書雖寫成于明帝國處于風雨飄搖之際，但作者似乎還不曾失去從容抒寫的逸致，也少有感念疇其的感慨。因此在感情上給予讀者的自又不同。此外如顧祿的《清嘉錄》、《桐橋倚棹錄》之類，則是清代中葉相對安定繁榮社會的寫照，風調又自殊異了。
說到北京，自《帝京景物略》起，這一類作品也著實出現了不少。除了《日下舊聞考》一類考證性更強的地志專書外，出色的作品只有一些筆記雜書，如德明同志在跋中提到的《舊京遺事》就是這樣的作品。《天咫偶聞》近來已經重印，讀了也使人感到滿足和歡喜，遠勝于朱彝尊的煌煌巨著。豈不是由于它更注意于普通北京人日常生活的緣故么？
自清末直至抗戰，北京地區的社會文化生活是特別值得注意研究的。這是一個由舊中國向新中國蛻變的重要歷史時代，許多社會形態都處于方生未死的轉換期，其種種蛻嬗的痕跡較之全國其他城市都更有代表性。就普通市民與士大夫輩的情感生活來說，跡象尤為顯著。這許多都得從日常生活現象中找到痕跡與脈絡。從人們普遍欣賞的戲劇聲腔的變化，直到士大夫們精神寄托的文玩、詞聯……事事物物無不帶有時代的烙印。文學家史學家們如能眼光向下，更仔細地注意觀察細小、通常的日常現象，開闊眼界，必將有大收獲，在這基礎上是可以總結出一代社會文化變化的軌跡來的。
德明同志是能深知此意而又能孜孜不倦地搜集資料、努力耕耘的人。《燕城雜記》所收就有許多篇涉及此一范疇，并作了某些探索。題目都不大，但串起來讀就能看出一種特色。他在北京住了三十年，親眼看到了許多變化，這從訪書一事也是可以窺知一二的。從過去的書海巡游到目前的沙灘上尋蚌殼，變化不可說不大。但他仍興致不衰，這是一種怎樣的境界呢？也許可以說是積習難忘或“不甘寂寞”吧。但我相信這并不是一種“寂寞的事業”。在小說這一文學樣式中，“鄉土文學”最近有了頗大的進展，那么在散文里不是也應該有更多實事求是、言之有物的作品出現么？筆記這種形式，近來也確是相當寂寞了，掌故更被看做是茶余飯后消閑的文字，難以進入文學的殿堂。其實這都是一種習慣的偏見。種種不同文學形式都有其不可代替之處，也就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燕城雜記》的結榘問世，將證明這并非一種臆說。

魯迅與《草堂之靈》“平常的小夢”柳亞子與魯迅王森然筆下的魯迅《魯迅論美術》的版本魯迅收藏的陳師曾畫陶元慶之死陳望道陳望道的編輯藝術《文章病院》的弦外音葉聖陶與明社郭沫若、郁達夫的佚詩田漢的佚詩夏衍與《守望萊茵河》《麗白樓自選詩》許欽文的第一本小說集寫在《邊城》的書邊上馮沅君的舊體詩詞馮沅君的新詩《憶巴黎》《在重慶霧中》夏丐尊的性格．

印度歸來之徐梵澄先生，最近發表了一篇回憶魯迅先生的文章《星花舊影》，載于《魯迅研究資料》第十一期。徐先生當年與魯迅有交往，他寫的回憶文字正是人們所關心的。
文中講到一件事，魯迅以為處理古籍要有眼光，而且研究古書不應當自異于社會，成了舊日的士大夫階級。徐文說：“有一部舊書，名日《草堂之靈》，是我在湖南收到的，帶到上海給先生看。先生看了頗為欣賞，說其中講詩、文、書、畫有很多正常又是很好的見解，甚為高明。我以為然。但其中又有一些非常可怪之論，如談及神通鬼怪之事，是我所反對的。便說如將其翻印，便將那些皆芟掉。先生以為不可。說還是保存其原樣好，因為那會將其書的特色抹煞了。這書終于沒有翻印。”魯迅先生的見識當然是正確的；徐先生至今印象殊深，以為這些意見非常可貴。
徐文提供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即魯迅先生很欣賞《草堂之靈》這部書，但是，徐文并未講清這是怎樣的一部書，作者為誰，因此使人誤會《草堂之靈》是一部古籍。實際這是今人的一部筆記，作者是湘潭的楊鈞，一九二八年十二月長沙出版，似為自費印行。
楊鈞(重子)，是楊度(皙子)的弟弟，亦是日本留學生。在日本讀書時，先后與蔡松坡、陳師曾相居一室。楊氏兄弟都是湖南王□運門下的學生，故書中對湘綺先生多有記載。《草堂之靈》共四部十六卷，其中以談詩、書、畫、印、碑刻、玉石者為多，作者也精通書法繪事，所以常有一些獨得之見。至于《草堂之靈》的來歷，作者自述：“其人也，有時而歌，有時而哭，癡頑混沌，如飲狂藥。雖然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詭譎恢奇又不可一世，故謂之為人不可也；謂之為神不可也；謂之為鬼不可也。無以名之，名之日《草堂之靈》。”他的室名則叫“白心草堂”，作者又有《白心草堂詩集》一部行世。據俞劍華編《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介紹，楊鈞于抗戰期間逝世，生卒年月不詳。該辭典所據徐鑫齡《課堂談藝》稿，說楊鈞精詩、文、書、畫、金石，人稱“五絕先生”。但，他把楊鈞的號“白心老人”錯成“白必老人”了。
楊鈞論畫，屢見新解，例如他說石濤、石□、瞿山、八大的作品“別具神情，不徒險怪，稽之法度，未稍乖離，學其用心，自能名世”。然而，有人只學其皮毛或古怪，以為十分容易，其實，“縱能自掩，難以欺人，徒竊怪形，當然出丑也”。誠然，竊取古人一二不經意處即能成家的事確是從來沒有的。但是，他同時又提出：“然學古之法，又在取其一二，非師其全體也。余常謂書家秘法，于小品冷碑，人所不經意處得之。畫家亦復如此。廣求名作，細意探求，其獨到處又為人所未得者，取而擴之，練成一色，而家數出矣。”這些論述自然有實踐的經驗作依據，也充滿了藝術的辯證法，莫怪魯迅先生表示贊賞。而一部《草堂之靈》，很多這樣的見解，不是人云亦云的欺人之談。
作者終究是一位舊式文人，論書畫金石得心應手，光彩逼人，一接觸到新文化則滿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書中有《論新文化》一篇，語多謬誤，如說新文化運動提倡古典小說《水滸》：“其害正大，誨盜之罪，實不可辭。”而且還舉出乃兄楊度亦有這樣的主張。
書中第十一卷《記厄》一篇，雖然觀點不足取，但亦真實地記錄了大革命時代湖南農民運動的風貌，值得一談。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葉德輝喪命于長沙東門外；是否該殺，此處不論。楊以為葉“性至乖僻，不近人情，余早知其不免”。又說葉“門戶之見最深，不可與辯也”。當葉死之前夜，楊鈞亦被農民協會捕去。蓋楊氏住宅與左側粱氏宅相通，梁氏因辦煉礦公司而成巨富。當時粱家工人“不知機變，仍循習慣，將其主之書籍衣被等物，由后門運存余宅。駐梁家糾察隊見之，以為所運皆梁家物，群人余宅捕盜。余聞聲下樓欲證明事實，人數太多，不易申辯，遂與工人一并捕去”。這當然是一個誤會。農民協會還是講政策的，事后除了對他承認錯誤之外，并表示“負日后保護之責”。而且“農協總會以分會辱余，欲嚴加懲殺，余固止之”。他只被拘禁了半夜便釋放回家。
當時農民協會的委員長曾經問楊鈞：“汝與楊度有關系否？”楊答日：“楊度為我之兄，自不能全無關系。但彼談政治，我事文學，各不相謀，彼事我不負責。”旁邊站立的人說，此人之畫，每
張可值三千元。楊鈞笑答：“多謝尊言，果能如此，早成土豪，恐尊會不能如此待遇！”從《草堂之靈》里，競能看到湖南農協同開明士紳的一段交涉，楊鈞的幽默感和農協的大度在這段筆記里都生動地表現出來。
自然，這段糾葛，想來魯迅先生亦是讀到了的。總起來看，這部《草堂之靈》并無宣揚鬼怪神異之處，相反地倒是反對迷信的。但是，因為書前有些神乎其神的托詞，書中也有幾篇紀夢的文字，因此便給徐先生留下了這種印象。P2-P4